一封四百年前的信

一封四百年前的信

1593年春天，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悄悄出现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几家书摊上。封面印着一个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的年轻人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亚。这本书不是剧本，是一首一千多行的情诗，标题叫《维纳斯与阿多尼》。它讲的是希腊罗马神话里的爱神爱上了一个拒绝爱情的人间少年，最后少年被一只野猪撕碎。

从这一天起，伦敦读书界开始流传一个名字，二十九年过去，整个英语世界将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但问题在于：一个写戏的人，第一本印出来的不是戏，是诗。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理解。在十六世纪的伦敦，剧本是给戏班子用的，诗集是给贵族书房用的。一个剧作家公开出版一首情诗，相当于今天一个写网文的人突然宣布要出精装本诗集——跨行业的难度几乎相当于从零开始。

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一、被瘟疫击中的城市

1592年的伦敦，是一座正在发烧的城市。

这一年的夏天，一种可怕的疾病开始在伦敦蔓延。它来得无声无息，先是某个水手或商人的妻子开始发烧，然后是腹股沟和腋下鼓起肿块，肿块慢慢胀大、发黑、破裂，最后病人要么死去，要么带着满身的疤痕侥幸活下来。十六世纪的人不懂细菌学，把这种病笼统称为"瘟疫"——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腺鼠疫，由跳蚤和老鼠传播。

市政府的应对是笨拙但有效的：关剧院，关酒馆，关一切人群聚集的地方。这不是矫情，是经验之谈。1578年伦敦已经暴发过一次瘟疫，当时留下的记录显示，剧院和斗熊场是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几百号人挤在闷热的木结构屋顶下，呼吸同一片空气，是瘟疫最好的温床。1592年6月，市议会再次贴出告示，命令市内一切演出停摆。

这一停，就是将近两年。

对靠写戏吃饭的人来说，停演等于失业。莎士比亚此时大约二十八岁，从斯特拉福德小镇来到伦敦已经六年左右。他做过马夫，做过剧团里的临时演员，最终找到了剧本当行——给宫廷剧团写剧本，按出戏拿报酬。剧院关门，他的收入归零。

那段日子他住在哪里，没有确切记载。但从种种间接证据判断，他大概率还在伦敦，更具体地说，还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萨瑟克区。这一带当时是伦敦的"南郊"，还没被城市完全吞并，挤满了水手、小贩、逃犯和找不到工作的手艺人。再过几年，环球剧院会在这片区域拔地而起。再过几十年，本·琼森会在这里的酒馆里和一伙自称为"赫拉克勒斯之子"的文人喝到天亮。但在1592年，这里只是一片灰色的棚户区。

莎士比亚不是贵族，不是商人，甚至不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绅士。他是一个"绅士阶层以下、流浪汉以上"的小文人。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社会阶层大致是这样划分的：最顶层是世袭贵族，然后是骑士和缙绅，再往下是受过教育的教士和大学毕业生，再往下是富商，再往下是手艺人，最底层是流浪汉。莎士比亚大约处于"小文人"和"手艺人"的交界处。他没有土地，没有爵位，没有可靠的雇主。一旦剧团停转，他连下个月房租从哪来都不知道。

但他也没有回斯特拉福德。原因不复杂：伦敦是当时整个英格兰的文化首都，所有能改变命运的机会都集中在这方圆几里之内。印刷商在这里，书商在这里，宫廷在这里，贵族赞助人在这里。离开伦敦，就是离开可能性。

1593年，瘟疫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城市。死亡数字从高峰回落，但剧院仍然关闭。这一年莎士比亚究竟写了什么，已经无法精确考证。我们只知道，就在这一年的四月，一本署名"威廉·莎士比亚"的小册子出现在了伦敦书商的柜台上。

这是一场赌博，押注的人不只是莎士比亚一个人。

二、印刷商理查德·菲尔德的赌注

《维纳斯与阿多尼》能在1593年问世，离不开一个人——理查德·菲尔德。

菲尔德比莎士比亚小一岁，也是沃里克郡人，出生在斯特拉福德镇北边不远处的小村庄里。两个人很早就相识，可能是少年时期的朋友。菲尔德学的不是写作，是印刷，这是当时一项相当专业的技艺，需要在印刷所里当学徒至少七年。他1580年代来到伦敦，进入了当时最有名的印刷所之一——托马斯·奥威金的作坊。奥威金的印刷所后来交给了托马斯·亚当斯经营。菲尔德在1588年取得了"自由民"资格——也就是获得了独立开业的资质。

1593年4月18日，菲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在伦敦印刷行会登记了《维纳斯与阿多尼》的书名。这是行会的规矩——任何一本书在印刷之前，必须先在行会登记，登记日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版权日"。登记之后，没有人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合法翻印同一本书。

菲尔德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印刷业在当时是门重资产生意。一本书从拿到手稿到上架销售，要经过登记、付印、校对、装订、运输一系列工序，每一步都要花钱。1593年瘟疫未消，伦敦人口锐减，购买力暴跌，出版任何东西都有卖不出去砸在手里的风险。更何况，《维纳斯与阿多尼》不是剧本，而是一首叙事长诗——剧本有剧团兜底，长诗只能面向零散的读者。

但菲尔德有自己的判断。第一，叙事诗在伊丽莎白时代是贵族青年的标配读物，比剧本"高级"。一本写得好、印刷精良的长诗，能吸引愿意出高价的上层读者。第二，莎士比亚虽然年轻，但在剧团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他的《亨利六世》等剧本已经在伦敦的几个剧团之间流传，大家都听说了那个能写的年轻人。菲尔德相信莎士比亚的笔能撑起一本值得买的书。

更深一层看，菲尔德和莎士比亚是同乡。这种关系在十六世纪的英国非常重要。同乡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基础，特别是在远离家乡的伦敦。同乡做生意的规矩是：先做熟人的生意，再做生人的生意。菲尔德赌的不是莎士比亚一定能写出什么杰作，他赌的是这个同乡的年轻人至少能交出一本过得去的东西，能让印刷机开动起来。

《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初版本留传下来的极少，现存仅有一本孤本，保存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从这个孤本可以推断出初版的基本形制：一本对开本尺寸的薄册子，大约四十页左右，标题页上印着作者的全名"William Shakespeare"和一行拉丁文副标题。这行拉丁文大意为："维纳斯对阿多尼的爱情悲剧，附其他诗作若干"。

后来的事实证明，菲尔德这次赌对了。《维纳斯与阿多尼》在1593年到1600年之间至少重印了七次——对于一本诗集，这是非常漂亮的销售业绩。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几乎成了伦敦年轻贵族书桌上的"标配礼品"。

三、写给少年伯爵的信

《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开头，没有立刻进入维纳斯和阿多尼的森林故事。莎士比亚用了一整页的篇幅，写了一段后来成为文学史上经典文本的献词。

这段献词的收信人是亨利·里奥斯利，南安普敦伯爵三世。1593年夏天，这个年轻人刚满十九岁，是英国最富有、最英俊的贵族子弟之一。

这里需要说几句关于伯爵本人的事。亨利·里奥斯利出生于1573年，是南安普敦伯爵二世的长子。母亲在他八岁时也去世了，所以他从小就失去了双亲，由一对富有的监护人带大。他从童年起就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十三岁入剑桥大学，十六岁进入宫廷的社交圈，是当时贵族青年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593年的亨利·里奥斯利处在人生的微妙时刻。他刚刚从剑桥归来，准备进入宫廷和贵族政治的核心圈。他还没有结婚，没有承担家族的政治责任，但他已经拥有了财富、英俊的脸和古典修养这三样东西。一个想要进入宫廷的年轻剧作家，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自己的赞助人，是非常精准的选择。

回到献词本身。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 "Venus and Adonis being the first heir of my invention, this gentleman was the first patron that dignified my muse."

直译大意是：《维纳斯与阿多尼》是我创作生涯里的第一个孩子，而这位绅士（南安普敦伯爵）是第一个抬举我诗才的赞助人。

两个词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孩子"，第二个是"赞助人"。莎士比亚把自己写的诗比作"孩子"，把自己和伯爵的关系比作"孩子"与"赞助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姿态。在伊丽莎白时代，一个出身平平的剧作家对一位年轻贵族说话，必须同时做到两件事——谦卑和亲昵。太谦卑，对方懒得看；太亲昵，对方会怀疑你的居心。

莎士比亚的献词在两者之间走了一条很巧妙的线。他称呼伯爵的全套头衔："the right honourable Henry Wriothesley, Earl of Southampton, and Baron of Titchfield"。一个头衔都不少，显示他懂规矩，懂身份。同时他又写道，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某种保证"，让伯爵在他未来"更成熟的作品"里继续受惠。这里的话外音是：这一本只是开胃菜。

后世读者反复引用献词里那句最有名的承诺：

> "I will never leave endeavouring to grace your honoured name and to immortalize it."

翻译过来是：我会一直努力为阁下增光，并使阁下的名字永垂不朽。

一个二十九岁的穷剧作家，对一个十九岁的公爵之子说"我要让你的名字永垂不朽"。这种口气在今天看来近乎冒犯，但在伊丽莎白时代是贵族赞助文化里标准的措辞。它把贵族放在了"赞助者"的高位，把作者放在了"献身者"的低位，但又同时承诺了一件贵族自己做不到的事——不朽。贵族有钱有势，但钱买不到名声；写得好诗的人能把名声卖给贵族。这是当时文艺赞助的核心交易。

但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略。献词的第二段结尾，莎士比亚加了一句话，原文直译大意是："如果阁下认为这本书值得您的青睐，我愿意倾注毕生之力，献给阁下。"

这里的"毕生之力"在十年后兑现了。1609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出版时，扉页上印着一句神秘的题献："献给这些十四行诗唯一的促成者，W.H.先生"。两个世纪后，多数学者认定这个神秘的"W.H."就是南安普敦伯爵——也就是1593年才十九岁的那个少年。也就是说，莎士比亚在1593年写下那封献词的时候，他已经在为十年后的另一本诗集埋下了种子。这是深谋远虑，还是少年意气？今天已经分不清楚了。

四、为什么是情诗，不是剧本？

这是这一章的核心问题。

一个写剧本的人，第一本印出来的不是剧本而是一首诗。这件事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有四层清晰的理由。

第一层是声望等级。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社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文学高于戏剧，戏剧高于杂耍。剧本是给下层市民看的，叙事诗是给贵族书房读的。一个作家如果能让自己的作品在贵族的书桌上出现，就等于完成了"身份升级"。写剧本的莎士比亚是"剧作家"（playwright），写诗的莎士比亚就是"诗人"（poet）。这两个称呼在十六世纪的英语里，地位差距比今天大得多。剧作家有时会和演员混为一谈，被认为是"卖艺的人"；诗人在古典传统里则和维吉尔、奥维德这样的古典大家接续，地位要高得多。

第二层是经济收益。剧本是卖给剧团的，剧团拿剧本赚钱，作者拿的是固定的稿酬。一部好剧本最多给作者几十镑酬劳，外加宫廷演出时的一点额外奖金。但叙事诗是卖给读者的，每个读者都要掏钱买一本。一本薄薄的诗集卖六便士或八便士，印一千本就回本，印三千本就翻倍。如果诗写得足够好，被贵族收藏、被大学图书馆采购，印量甚至可以破万。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改变阶层的入场券。

第三层是时机。1593年的伦敦剧院歇业，写了剧本也没地方演。写诗可以避开剧院的限制——诗集是卖给读者的，读者在家就能读，不受瘟疫管控。一首能在卧室里读、能在书房里朗读、能在贵族沙龙里讨论的诗，恰好是那个被封闭的城市的文化刚需。瘟疫反而创造了机会。

第四层是赌注大小的考量。写剧本的安全度高，但收益上限低；写诗集的风险度高，但收益上限没有顶。一本卖得好的诗集可以让他直接跨过"剧团临时工"的阶层，进入"贵族赞助人"的圈子。莎士比亚在1593年做的，是选择押一注收益上限更高的赌局。

把这四层加起来看，《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出版不是一时冲动，是一个年轻作家对现实的精确计算。他要用一首诗，跨过剧本无法跨越的那道门槛——从"戏子"到"文人"，从"伦敦南岸的临时工"到"贵族书房里的常客"。

五、回到那个被封闭的城市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看1592年到1594年这两年，莎士比亚人生的关键事件顺序：

```mermaid flowchart LR A[1592年6月<br/>伦敦剧院首次关闭] --> B[1592年下半年<br/>莎士比亚失业流离] B --> C[1593年1月<br/>瘟疫持续<br/>剧院仍停业] C --> D[1593年4月<br/>菲尔德登记<br/>《维纳斯与阿多尼》] D --> E[1593年6月<br/>献词写给<br/>19岁的南安普敦伯爵] E --> F[1593年夏天<br/>诗集上市<br/>首印售罄] F --> G[1593年底至1594年初<br/>多次重印<br/>累计至少7版] G --> H[1594年春天<br/>剧院重新开放<br/>莎士比亚加入<br/>宫内大臣剧团] ```

这条时间线上的每一步都不是偶然。

瘟疫把他逼出了舒适区——他本来是写剧本的人，剧院关门让他无事可做。菲尔德的印刷所给了他一条新的出路——不需要剧团，只需要纸张和墨水。献词里的南安普敦伯爵给了他一个跳板——如果能讨得这位年轻贵族的欢心，他就获得了通往更高级别文化圈的通行证。一本印得好、卖得动的诗集给了他经济基础——他从此不再只靠剧团发工资，他有了自己的"产品"。

最终，1594年春天，伦敦剧院重新开放，莎士比亚加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剧团之一——"宫内大臣剧团"。他的合作者包括了理查德·伯比奇、约翰·赫明斯、亨利·康德尔等日后会陪伴他多年的伙伴。从此他才真正踏上了那条通向"莎士比亚"这条名字的轨道。

但所有这些后来发生的事，都建立在1593年春天那本薄薄的诗集之上。如果没有那次冒险，没有菲尔德那台印刷机的"咔嚓"声，没有那篇写给南安普敦伯爵的献词，"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很可能就只是伦敦南岸一个普通剧团里的匿名写手。

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在被瘟疫围困的城市里，靠一本情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但它确实发生过。

六、给读者的一份小小练习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想自己动手做一件事——把莎士比亚一生中的关键创作节点画出来。这一章只是他的起点，从1593年到1613年他去世，整整二十年间他写了将近四十部剧本和两部长诗。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有不同的契机。

下面是一份简单的"莎士比亚创作年表"框架，读者可以尝试补充完整：

• 1585年前后：从斯特拉福德来到伦敦，开始戏剧工作
• 1589—1591年：早期历史剧，如《亨利六世》（部分）
• 1592年：剧团停止运营，失业
• 1593年：出版《维纳斯与阿多尼》
• 1594年：出版《鲁克丽丝受辱记》
• 1594年：加入宫内大臣剧团
• 1595—1596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
• 1599年：参与建造环球剧院
• 1601年：《哈姆雷特》上演
• 1605年：《李尔王》《麦克白》
• 1609年：《十四行诗》出版
• 1613年：环球剧院在演出《亨利八世》时失火

读者可以在这份框架里继续添加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标注写作年代，看看一个伟大作家的创作曲线是什么形状的。提醒一句：这份年表里的很多年代都有争议，今天的学者还在持续争论和修订。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莎士比亚不是天生的"伟人"。他从斯特拉福德的中学课堂走出来，在伦敦南岸的棚户区里一间间剧场写戏，被瘟疫赶出舒适区，靠一本情诗和一位年轻贵族的支持，才一步步走向后来的《哈姆雷特》。

一切伟大的开始，都是一个无名青年在困境中做出的选择。

本章小结

1593年那个被瘟疫封锁的伦敦，是莎士比亚命运的转折点。剧院关门，剧本无处上演，他没有选择回斯特拉福德当一个平庸的商人，也没有选择随波逐流地等待。他做了一个看起来冒险的决定：把一首情诗交给印刷商，让它以书的形式进入伦敦读者的视野。

这个决定背后藏着三重智慧。第一，他理解伊丽莎白时代社会的等级结构，知道诗比剧本更能带来声望；第二，他抓住了瘟疫封锁带来的文化真空，把剧本无法销售的不利转化成了诗集可以热销的有利；第三，他通过那封写给南安普敦伯爵的献词，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位年轻贵族绑定起来，为未来十年埋下了一根看不见的线。

《维纳斯与阿多尼》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写自己最擅长的体裁。他可能先写一个不那么"他"的体裁，跨过一道门槛，然后才回过头来写剧本，写出《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起点从来不决定终点。

下一章，我们将走进《维纳斯与阿多尼》的清晨猎场。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拒绝爱情的少年阿多尼，究竟是谁？那个缠着他的维纳斯，又像不像他自己？让我们从一首诗里，读出一个二十九岁年轻人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