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菲尔德的剑桥语境

巴特菲尔德的剑桥语境

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31年出版的《辉格解释的历史》至今仍被视作历史编纂学的经典文本，然而这本书长期被简化为几条关于“辉格史观”的教条化概括。学者们记住了“辉格解释”这个标签，却往往遗忘了它的提出者是一位在剑桥大学成长起来的英国史家——他的问题意识、他的批判锋芒、甚至他使用“辉格”（Whig）一词的特定语境，都深深扎根于二十世纪初剑桥大学的学术土壤之中。要真正理解巴特菲尔德对辉格史观的批判何以产生、指向何方，必须首先回答一个看似基础却常被忽视的问题：他的思想与剑桥大学历史学派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渊源关系？

本章将追溯这一知识谱系。论证将从巴特菲尔德的学术养成经历入手，考察他与剑桥大学历史学系早期发展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将依次分析阿克顿勋爵主持的《剑桥现代史》编纂计划所体现的编史学理念、亨利·拉斯基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路径，以及这些学术实践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深层联系。通过揭示二十世纪初英国史学界的知识氛围如何塑造了巴特菲尔德对“客观性”与“进步”的理解，本章将为后续各章的文本分析奠定必要的历史语境。

一、巴特菲尔德的学术养成与剑桥历史学派的形成

巴特菲尔德1900年出生于约克郡一个非国教派家庭，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彼得学院学习，192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直至1979年去世。他在剑桥度过了将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学生成长为讲师、再到教授和副校长，对这所大学的史学传统有着切身的体认与反思。然而“剑桥历史学派”这一表述本身需要谨慎使用——二十世纪初的剑桥大学并不存在一个有着统一纲领或明确传承关系的史学流派，更准确的说法是，多种不同的史学实践和史学理念在此交汇竞争，形成了某种松散而复杂的知识生态。

理解这一生态的关键人物是阿克顿勋爵。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Dalberg-Acton, 1834-1902）于1895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这是当时英语世界最负声望的历史学教席。阿克顿的任命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他是天主教徒，信仰上持守自由主义立场，知识上浸淫于德国兰克史学的传统之中，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都有深入研究。他接受教席时提出的条件是剑桥必须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授历史，而不被任何既定的课程框架所束缚。

阿克顿对剑桥史学最持久的贡献并非他的个人研究，而是他发起的《剑桥现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编纂计划。这套共十四卷的巨著于1902年至1912年间陆续出版，标志着英语世界第一次大规模协作编纂历史百科全书的尝试。然而阿特菲尔德本人并非这一计划的直接参与者——他进入剑桥时，阿克顿已经去世多年，《剑桥现代史》也已完成出版。真正塑造巴特菲尔德学术视野的，是阿克顿所代表的那种史学理想在剑桥的延续与流变。

与阿克顿同时代或稍后的剑桥历史学家们构成了巴特菲尔德学术养成时期最重要的知识环境。威廉·艾尔文（William Alison Phillips）讲授英国宪政史，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非断裂；赫伯特·福克斯（Herbert Fox）专注于英国议会制度史，方法上偏向档案考据；阿瑟·沃德（Arthur Ward）研究德国统一问题，关注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逻辑。这些学者大多接受过良好的古典学训练，在方法论上不同程度的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英国本土经验主义传统的制约——他们既追求客观呈现过去的实际面貌，又难以完全摆脱对英国式自由与宪政的认同。

巴特菲尔德的学术履历显示出他对这种知识环境的既融入又疏离。1922年留校后，他在剑桥担任了多年的“大学导师”（college lecturer），为本科生讲授英国史和政治思想史。他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史，1925年出版《英国近代早期的外交与国内政治》，1930年出版《乔治三世与英国宪法》，这些作品显示了他在档案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底。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巴特菲尔德开始对当时英国史学界的主流取向产生深刻疑虑——这种疑虑最终凝结为1931年的《辉格解释的历史》。

理解巴特菲尔德与剑桥史学传统的关系，需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将他描绘为这一传统的叛逆者或异类，二是将他完全等同于剑桥的主流取向。真实的情况更为复杂：他是这一传统的产儿，对其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共情；然而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理解，使他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问题所在。这种“内部批判”的姿态，正是理解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的关键。

二、阿克顿-拉斯基传统与历史客观性的悖论

巴特菲尔德批判辉格解释时反复强调的核心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这一议题在剑桥大学的语境中有着特殊的理论来源，最直接地可以追溯到阿克顿勋爵对“历史客观性”的经典表述与亨利·拉斯基对这一问题的批判性回应。

阿克顿的客观性观念深植于十九世纪德国史学的兰克传统。他本人曾师从兰克的学生，并在与马克斯·西蒙斯的通信中系统阐述过自己的史学理念。阿克顿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对待过去”（impartiality towards the past），这意味着克制当下的偏见与立场干扰，努力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他的一句常被引用的格言是“历史是自由的曙光”（The history of liberty is the guarantee of history），这句话常被误解为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颂扬，实际上它表达的是一种方法论信念：只有当历史学家悬置自己的价值判断，才能真正把握过去时代人们追求自由的各种具体形态。

阿克顿的客观性理想在剑桥催生了一种特定的编史实践。《剑桥现代史》的编纂就是这种实践的典型体现。计划的设计者明确提出，这套著作应当“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呈现历史”——不追求戏剧性的叙事，不迎合当下的政治需要，而是让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以平等的方式依次展开。编委会由来自各国的学者组成，试图以跨国协作的方式保证立场的多元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客观性。每一卷的写作都要求尽可能利用原始档案，并附有详尽的参考文献和原始资料目录，以便读者自行核查。

然而《剑桥现代史》的编纂实践很快暴露出客观性理想的内在张力。这套著作的编纂者虽然意图避免单一国家的偏见，却难以摆脱“现代史”写作中隐含的进步主义预设。所谓“现代”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历史分期——它暗示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演进，而这种演进通常被理解为理性进步、宪政发展、民族觉醒的过程。结果是《剑桥现代史》虽然力求客观呈现，却在整体结构上预设了一种辉格式的历史目的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当下的世界是历史演进的合理结果。

亨利·拉斯基（Henry Laski, 1893-1949）的出现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拉斯基1916年起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院任教，1920年转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但他与剑桥的学术圈有着密切的交往，对巴特菲尔德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拉斯基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权力原理》（A Grammar of Politics, 1925）系统阐述了政治多元主义思想，对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史学方法论上，拉斯基对阿克顿式的客观性理想持一种深刻的怀疑态度。他明确指出，历史学家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因为历史书写本身就涉及对材料的选择、解释框架的建立、以及叙述结构的安排——这些环节无不渗透着历史学家当下的关切与立场。更重要的是，拉斯基认为，试图悬置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它预设了某种特定的关于“客观”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本身是历史性的、可以讨论的。

拉斯基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实践体现了这一方法论立场。他的《政治思想史：从马基雅维利到边沁》（The Rise of Liberalism: The Philosophy of a Civilisation, 1926）虽然以“自由主义的兴起”为题，却并不将自由主义的历史理解为直线进步的过程。他关注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具体形态——它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在十七世纪英国的宗教冲突中又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将一切都归并为一个向着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演进的大叙事。

巴特菲尔德对拉斯基的史学方法论有着深入的理解。他在剑桥讲授政治思想史期间，拉斯基的著作是重要的参考读物。然而巴特菲尔德对拉斯基的批判性继承需要仔细辨析：他接受了拉斯基对机械客观性的质疑，承认历史书写无法摆脱当下的关切；但他并没有走向相对主义，声称所有的历史解释都是同等有效的。他的批判指向的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偏见形式——那种自认为中立客观、实则预设了进步目的论的历史解释。

这种批判立场在巴特菲尔德1931年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他指出，辉格解释的症结不在于它明确地宣扬某种政治立场，而在于它以“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自居，却在材料选择和解释框架上系统性地偏向那些最终导向当下社会制度的历史进程。换言之，辉格史观的危害恰恰在于它伪装成客观的样子出现，使读者在不加警惕的情况下接受了它的价值预设。

三、《剑桥现代史》编纂计划与编史学理念的内在张力

《剑桥现代史》的编纂计划是理解二十世纪初英国史学界知识氛围的关键文本。这项计划的理念设计、工程组织、以及最终呈现的面貌，都折射出当时英语世界历史学科在方法论上的抱负与困境。追踪这一编纂实践的具体展开，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巴特菲尔德批判辉格解释的具体针对性。

《剑桥现代史》的策划始于1896年，正式启动于1898年，至1912年全书十四卷出齐，历时十余年。计划的发起者是阿克顿勋爵，他本人担任主编直到1902年去世，此后由斯坦利·波斯特盖特（Stanley Postgate）等人接续。编委会的组成体现了国际化视野：不仅有英国学者，还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的学者参与各卷的撰写。这种安排明确表达了编纂者的意图——通过多元视角的交汇来克服单一国家视角的局限。

然而国际化的编纂班子并不能自动保证客观性。《剑桥现代史》在卷册分配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英国历史占据了数卷的篇幅，而其他地区的论述相对简略。这种不均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当时英语世界史学界的知识地图：关于英国的研究最为成熟、材料最为丰富、学者也最为集中。结果是，这套以客观呈现“现代史”为目标的著作，仍然不自觉地将英国经验置于比较的中心位置。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编纂者对“现代”这一概念的处理。《剑桥现代史》的叙事从十五世纪末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延伸到十九世纪末。这种时段划分本身就预设了一种特定的文明史观：文艺复兴代表现代文明的曙光，宗教改革开启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批判的精神，法国大革命将自由与平等的理念转化为政治实践，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和社会的根本转型——所有这些发展共同构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宏大叙事。

这种叙事框架在《剑桥现代史》的各卷中反复出现。以第二卷《宗教改革》（1904年出版）为例，编纂者虽然力求呈现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改革家的不同神学立场，却在整体叙述结构上预设了一条从“原始基督教精神”到“宗教改革解放”的演进路线。第三卷《宗教战争》（1908年出版）则将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的宗教冲突解释为走向宗教宽容的必经阶段，同样暗含了进步主义的价值判断。

波斯特盖特在主编工作继承阿克顿的理念后，试图通过更严格的文献引用和资料考证来确保著作的学术可靠性。然而技术层面的严谨并不能解决编史学理念上的困境。每一卷都附有详尽的原始文献目录、参考书目、索引，但这些技术手段服务于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理解框架，却从未得到系统的反思。

巴特菲尔德对这种编史实践的批评，可以追溯到他在剑桥讲授英国史时的观察与困惑。他注意到，当代学者在撰写“现代史”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采用一种回顾性的视角——从当下往回看，将历史进程中那些最终“成功”的因素凸显出来，而将那些被历史淘汰的选择和可能性淡化处理。这种写法在表面上呈现为“客观”的历史叙事，实际上却包含着对成功者的偏爱和对失败者的不公。

更重要的是，这种回顾性的叙事框架容易模糊历史行动者在当时面临的真实选择。巴特菲尔德反复强调，历史学的价值恰恰在于重建过去的复杂性——让读者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人们面临着真实的歧路与不确定性，而非只有一条笔直的进步之路等待他们走上。当历史学家以结果为导向来选择和组织材料时，他们实际上剥夺了读者理解历史真实的机会。

这种批判立场在巴特菲尔德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人是他自己的历史》（Man on His Past, 1955）中专门讨论了历史编纂与当代关切的复杂关系，指出每一代历史学家都会带着自己的问题和关切去回溯过去，但这种“当下”对“过去”的介入必须保持反思性，而非无意识地以当下的标准来评判过去。

四、自由主义史学与辉格党的知识亲缘性

巴特菲尔德对辉格解释的批判，最终指向的是英国自由主义史学传统内部的一种深层亲缘性：十九世纪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将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描绘为一部逐步实现自由与宪政的历史，而这种叙事方式与辉格党的自我叙事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要理解巴特菲尔德的批判为何如此具有穿透力，必须追溯这一知识亲缘性的形成过程。

英国自由主义与辉格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时代，辉格党已经是议会改革和宪政自由的代言者；经过十九世纪的政治演变，辉格党逐步演变为自由党，其知识领袖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进一步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系统化。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党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自身历史身份的叙事：他们将自己视为英国宪政传统和公民自由的真正继承者，将保守党（及其前身托利党）描绘为专制和特权的维护者。

这种自我叙事直接渗透进了十九世纪英国的历史写作。阿克顿勋爵虽然本人是自由派天主教徒，对辉格党的政治立场持保留态度，但他的史学理想本身——追求客观、科学、中立的历史研究——在实践中往往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相契合。自由派历史学家相信，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他们能够证明自由主义价值的历史根基，从而为当代的政治斗争提供知识上的合法性。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史学界弥漫着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信念。这种信念不仅体现在对英国宪政史的辉格式诠释中，也体现在对欧洲文明整体史的叙事中。英国历史学家如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虽然以文学化的写作风格著称，却坚信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方向性——从蒙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自由。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更以《英格兰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系列著称，强调英格兰历史的连续性和独特性，暗含着对英国式自由的骄傲。

巴特菲尔德对这种史学传统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他的核心论点是：即使历史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趋向，这种趋向的实现也是通过无数偶然性、无数岔路、无数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来完成的。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去“发现”这种趋向，然后用后见之明将一切材料组织成一部“通往胜利的胜利史”，而是尽可能地重建历史行动者面临的具体情境，理解他们在当时条件下所作的选择和权衡。

巴特菲尔德在《辉格解释的历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辉格史观的核心错误在于“以当下作为评判过去的标准”。这一论断常被误解为一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仿佛巴特菲尔德在否定任何评判过去的可能性。实际上，巴特菲尔德要表达的是另一种更为具体的关切：当下的标准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它本身也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批判。如果历史学家不加反思地以当下的标准来评判过去，他们实际上是在将当代的偏见植入对过去的解释之中，同时阻止读者反思当下本身的偶然性和可争议性。

这种批判立场使巴特菲尔德与当时英国史学界的主流保持了某种距离。他并不反对自由主义价值，甚至在政治倾向上可以被称为温和的自由派；他的批判针对的是自由主义史学中那种自我庆贺式的叙事模式——它将历史描绘成一部走向自由主义的胜利史，仿佛自由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合理的，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等待这一胜利的到来。

理解巴特菲尔德批判的内在逻辑，还需要注意他对“辉格”一词的特定使用方式。在1931年的著作中，“辉格解释”并非仅仅指辉格党的政治叙事，而是指一种更为普遍的历史思维模式——用结果来解释过程，以成功者为中心来组织历史叙事，将历史中的一切都归并为一个通往当下世界的宏大叙事。这一概念概括的批判力在于：它揭示了这种叙事模式在英国史学传统中的根深蒂固，即使在那些自认为客观、科学、不带政治偏见的历史学家那里，这种模式仍然在发挥着隐秘的影响。

五、剑桥语境中的批判意识：知识氛围与问题意识

在前几节论述的基础上，本节将综合分析巴特菲尔德批判意识形成的知识氛围。二十世纪初的剑桥大学为这种批判意识提供了什么样的特殊条件？为什么巴特菲尔德的批判产生于剑桥而非别处？

首先，剑桥大学在二十世纪初的学术环境中保持着一种独特的知识多元性。与牛津相比，剑桥的史学传统较少受到国教会的直接束缚，这使得它在思想氛围上相对开放。剑桥的“非国教”（Nonconformist）知识分子群体——如巴特菲尔德本人出身的背景——与国教派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持续的思想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多元性为批判性反思提供了空间：不同的史学传统和思想立场在此竞争，使得任何单一的解释框架都难以完全垄断学术话语。

其次，剑桥大学的制度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学科的对话。历史学在剑桥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而是与哲学、政治经济学、古典学等人文学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巴特菲尔德本人在彼得学院任教期间，与哲学学者和政治理论家有着频繁的交流。这种跨学科的环境使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不仅仅将历史视为档案材料的整理和编排。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剑桥大学在二十世纪初处于一种对自身史学传统进行反思的特殊时刻。《剑桥现代史》的出版刚刚完成，编纂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尚未被系统总结；阿克顿勋爵的史学遗产虽然在名义上受到尊崇，但他的客观性理想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已经开始显现。正是在这一时刻，一个敏锐的年轻学者有机会观察到剑桥史学传统的成就与局限，并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批判立场。

巴特菲尔德的批判意识还与他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兴趣有关。他在剑桥讲授科学史多年，对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有着深入的研究。在科学革命的历史中，巴特菲尔德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辉格叙事的模式：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工作并非简单的“走向现代科学的进步”，而是充满了中断、迂回、失败的尝试，是一次真正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方式的智力革命。更重要的是，科学革命的历史揭示了“进步”概念的复杂性——科学的进步并非直线累积，而是包含着范式转换和革命性重构。

这种对科学史的理解深刻影响了巴特菲尔德的历史观。他拒绝那种简单的、单线性的进步观念，主张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断裂和转折，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目的论框架来加以概括。同时，他也没有走向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解释——那种认为科学史就是一部走向现代科学胜利的历史的叙事。科学史的复杂性为他的史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巴特菲尔德批判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对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