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场域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场域

《呼啸山庄》于1847年年末问世时，英国文坛正处于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之中。维多利亚时代仅走过第一个十年，工业化进程已重塑了英国社会的物质面貌，而文学场域——布尔迪厄意义上的那个由生产者、消费者、出版商、批评家与文学惯例共同构成的社会空间——也正在经历相应的重组。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1847年的英国文学场域为艾米莉·勃朗特的创作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土壤？那些看似与《呼啸山庄》并无直接关联的社会结构、文化潮流与出版机制，如何在深层塑造了这部作品的诞生条件与接受命运？

理解这一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语境，更在于把握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场域的产物，而经典文本的特殊性往往在于它以某种方式回应、超越或颠覆了那个场域的既有规则。《呼啸山庄》的独特性，只有在其时代脉络中方能获得充分解释。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转型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已是一个深度工业化的国家。蒸汽动力驱动的工厂体系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铁路网络开始将分散的城镇连接为统一的市场，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呈指数级增长。这场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重组，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场域设定了基本参数。

工业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为具有文化诉求的新阶层。纺织厂主、铁路投机商、殖民地贸易商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声望与文化资本。阅读小说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文化实践：它既区别于工人阶级无暇顾及的精神生活，又不同于贵族阶层以庄园、马术与政治为中心的传统闲暇方式。中产阶级的阅读行为本身即是一种阶层区隔的策略，而这一阶层的扩大直接意味着文学市场的扩张。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识字率也在稳步提升。1836年至1847年间，议会先后通过《工厂法》与《矿工法》，逐步确立了对儿童教育的最低要求。激进的宪章运动虽然以政治诉求为主，但在其组织过程中也大量运用了印刷品与识字教育。底层民众的文化需求催生了廉价期刊、周报与连载小说的繁荣，形成了一个与中产阶级阅读市场并行的通俗文学场域。这两个场域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张力，共同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出版的社会土壤。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氛围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张力结构。一方面，工业社会的竞争焦虑与快速变革引发了对稳定秩序的普遍渴望，这体现在对家庭伦理的强调、对女性道德纯洁性的崇拜、以及对宗教信仰的社会性回归。另一方面，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思想、实证主义的兴起、以及宗教质疑论的暗流，又不断侵蚀着传统世界观的基础。这种矛盾在文学中表现为对“安全结尾”的执着追求——大多数维多利亚小说以婚姻或道德启示作为收束，以此回应读者对秩序重建的心理需求。

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哥特传统获得了复兴的社会土壤。哥特小说以其对超自然、混乱与越界欲望的探索，恰好为压抑的社会情绪提供了一个想象性的出口。当中产阶级的礼仪规范日益严格、私人生活的体面日益被强调时，对“他者”——无论是异域、古堡、疯子还是自然荒野——的文学想象便具有了心理宣泄的功能。

哥特传统的文学脉络

哥特小说诞生于18世纪中叶，其直接前身是霍勒斯·沃尔波尔于1764年出版的《奥特兰托城堡》。这部作品以中世纪意大利为背景，杂糅了骑士传奇、废墟意象与超自然恐怖，被视为“黑色小说”这一新文类的开山之作。沃尔波尔在小说副标题中自称“一部哥特故事”，首次将“哥特”这一原本用于描述建筑风格的术语引入文学领域，标志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学传统的确立。

早期哥特小说的发展沿着两条线索并行推进。其一是安·拉德克利夫的《意大利人》等作品，它们运用所谓“解释性超自然”手法——在故事进程中逐步为超自然现象提供理性说明——将哥特元素纳入理性主义的框架之内。其二是马修·刘易斯的《僧人》等作品，它们拒绝这种和解，坚持让真正的恶魔、堕落与恐怖贯穿始终。这两条线索的张力贯穿了整个哥特传统：一边是秩序对混乱的收编，一边是混乱对秩序的抵抗。

19世纪初期，哥特传统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将哥特元素与现代科学话语相结合，开启了“科学哥特”的先河；约翰·波里道利的《僧侣》延续了马修·刘易斯的激进路线；而查尔斯·马图林的《漫游者梅尔莫斯》则将哥特场景从阴暗的古堡转移到爱尔兰的荒原与修道院，引入了一种更为本真化的自然恐怖。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艾米莉·勃朗特创作《呼啸山庄》时可以直接援引的文学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在这一传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沃尔波尔本人是英国驻爱尔兰总督的私生子，在都柏林附近长大；《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是流亡英国的英国人；马图林是爱尔兰裔神父。将“荒野”与“哥特”联系在一起的，很大程度上是这片被英国主流文化视为边缘与异质的大地上的文学实践。约克郡的荒原——勃朗特姐妹成长的地方——与爱尔兰荒野在文化想象中具有某种同构性：它们都是文明边缘的“他者”，是未被驯化的自然与被压抑的激情的象征。

从马图林到布拉姆·斯托克，哥特传统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斯托克1897年出版的《德古拉》将哥特空间从封建古堡转移到现代都市（伦敦），将古老的吸血鬼神话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焦虑、性压抑、以及对“他者”的恐惧联系起来。这种转型揭示了哥特传统的一个核心特质：它始终是当代焦虑的寓言式表达。每一代作家都在借用古老的恐怖意象，处理各自时代的精神困境。

艾米莉·勃朗特对哥特传统的继承是选择性的，也是颠覆性的。《呼啸山庄》保留了古堡、荒原、疯狂与越界激情等哥特元素，但拒绝了超自然的介入——希斯克利夫的幽灵从未被证实为客观存在，它始终停留在叙述的不确定性之中。更重要的是，艾米莉将哥特的空间从封闭的古堡转移到开阔的荒原，将“他者”从异域的贵族或恶魔转移到英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压迫与性别压抑。这种本土化转向赋予《呼啸山庄》独特的文学史位置：它是哥特传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次重要蜕变，既延续了传统又预示了现代心理小说的诞生。

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

如果说哥特传统为《呼啸山庄》提供了体裁框架与意象资源，那么浪漫主义诗歌则深刻塑造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情感世界与诗歌修养。艾米莉是三姐妹中最具诗人气质的一位，她在有生之年只发表了很少的诗作，但留下了大量未刊诗稿，这些诗作显示了她对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深入研读。

浪漫主义诗歌对艾米莉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自然的理解上。18世纪诗歌传统中的自然往往是人化的自然，是田园牧歌的点缀或道德训诫的载体。浪漫主义者打破了这种关系，他们将自然视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一种能够与人类主体形成对话甚至对抗的存在。威廉·华兹华斯的“时间成熟的自然之光”、约翰·济慈对“否定能力”的推崇、雪莱对普罗米修斯式反叛的赞美——这些观念在艾米莉的诗作中留下了清晰的印痕。

约克郡荒原在艾米莉笔下获得了不同于前辈诗人的书写。这里不是华兹华斯式的沉思之所，不是济慈式的感官盛宴，而是一片充满原始力量的异质空间。荒原是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童年漫游的场所，是他们建立秘密王国的领地，也是希斯克利夫回归后实施复仇的舞台。在艾米莉的想象中，荒原与人类激情构成了某种本真性的关联：荒原的野性呼唤着人性的野性，而人性的压抑最终要在荒原的狂暴中得到释放或转化。

浪漫主义诗歌还影响了艾米莉对情感的态度。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范强调情感的克制与得体，尤其对女性而言。勃朗特姐妹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经常突破这些规范，但她们在公开场合仍然小心翼翼地遵循着体面的准则。然而，艾米莉的诗作与小说叙事都显示了她对“强烈情感”的公开拥抱，这与浪漫主义对激情而非理智的推崇一脉相承。拜伦式的英雄——忧郁、傲慢、被社会排斥——在艾米莉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尽管她将这种形象从男性贵族转移到了出身卑微的弃儿身上。

艾米莉对济慈的接受尤为值得注意。济慈诗歌中的感官性、对美的短暂性的敏感、以及“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信条，在《呼啸山庄》中得到了独特的回应。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石南花的芬芳、荒原上暴风雨的声响、画眉田庄与呼啸山庄的对比——都指向一种对感官经验与审美瞬间的执着。而小说最终对和解与超越的暗示，也与济慈式的不朽艺术理想存在某种呼应。

艾米莉的诗歌创作采用了贡达尔诗社的伪装形式——她和姐妹们在贡达尔诗社中创造了各自的虚构诗人身份，以这些身份相互交流诗作。这种做法并非罕见，19世纪的女作家经常使用笔名或伪装来规避性别偏见。值得注意的是，艾米莉的“虚构诗人们”所创作的诗作往往充满了对战争、荣耀、失败的英雄等主题的处理，这些主题与她后来在《呼啸山庄》中处理的激情与毁灭主题存在明显的连续性。

勃朗特姐妹的比较文学视野

将艾米莉·勃朗特置于其家庭文学实践的脉络中理解，是把握其创作独特性的关键路径。勃朗特姐妹——夏洛蒂、艾米莉、安妮——同时在1847年出版了自己的小说，这一文学史上的佳话往往遮蔽了她们各自创作路径的深刻差异。

夏洛蒂的《简·爱》与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在同年问世，但两部作品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文学抱负与性别策略。夏洛蒂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女仆家庭教师的视角展开故事，这一视角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惯例的约束——女主人公的低微出身使她的强烈情感与独立意志获得了社会允许的空间。简·爱的反叛最终以婚姻为归宿，这一“安全结尾”在当时为小说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认可，但也成为后世批评家诟病的焦点。

相比之下，艾米莉采用了更为激进的叙事策略。《呼啸山庄》使用了嵌套结构——一个外来者（洛克伍德）聆听女管家耐莉的故事——这使小说得以在两个时间层次上展开，将现在的故事与二十年前的往事交织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拒绝为越界的激情提供救赎性的和解。希斯克利夫的复仇是残酷的、彻底的，而最终的“和解”——如果可以称之为和解的话——发生在死亡之后，发生在鬼魂漫游荒原的不可证实的神秘之中。

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尼斯·格雷》与《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采取了更为内敛的路线。《艾格尼斯·格雷》是一部自传性质较强的小说，讲述一位家庭教师的生活经历，其中对雇主阶层的虚伪与压迫有细致的观察，但整体基调较为温和。《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涉及一桩婚姻阴谋与一位被囚禁的女性的故事，其情节设置更接近当时流行的“家庭小说”模式。安妮的小说在文学史上获得的关注远不如两位姐姐，但她的写作实践显示了另一种可能的女性写作路径——不是以激进的越界挑战既有秩序，而是在既有框架内寻求有限度的表达空间。

三姐妹的创作路径差异，部分源于她们不同的生活经验与性格气质。夏洛蒂外向、善于社交，她的创作过程更加依赖外部世界的刺激与反馈。艾米莉内向、孤僻，她在荒原漫步中找到了与自然的独处方式，这种独处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呈现在《呼啸山庄》之中。安妮则似乎是三姐妹中最顺从社会规范的一位，她的小说虽然触及了女性困境，但较少展现姐姐们作品中的那种越界激情。

然而，将三姐妹简单对立为“激进”与“保守”的两极是误导性的。夏洛蒂在《谢利》中展现了比《简·爱》更为激进的社会关怀与对女性创造力的想象；艾米莉虽然在《呼啸山庄》中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规范，但她同样深受这一时代的影响，她对荒原与激情的书写本身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维多利亚式的浪漫化自然崇拜。理解勃朗特姐妹的创作，需要避免本质主义的性别决定论，同时保持对她们各自文学选择的敏感。

三姐妹之间的文学互动是理解她们各自创作的重要资源。夏洛蒂曾为艾米莉的诗稿写过充满敬意的评论，而艾米莉对夏洛蒂早期作品的批评也以直接著称。她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在勃朗特牧师住宅的小房间里各自写作、在荒原上一起漫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既为她们提供了创作的激励，也带来了相互的竞争与影响。

1847年的出版界与读者期待

理解《呼啸山庄》的创作条件，还需要将目光投向1847年英国出版界的实际状况。这一年的出版市场呈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它们共同塑造了艾米莉创作与发表作品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三卷本”模式的支配地位。19世纪初确立的这一出版惯例要求小说以三卷本的形式发行，每卷约150至200页，总定价约为31先令6便士（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周左右的工资）。这种定价策略将长篇小说定位为一种中产阶级以上阶层才能负担的文化消费品。尽管存在通过流通图书馆借阅的方式使更多读者能够接触到这些书籍，但三卷本模式仍然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设置了明确的经济门槛。

出版周期也呈现独特的特点。一部小说的出版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作者完成手稿、代理人审阅、出版商评估、编辑校对、排版印刷——整个过程可能历时一年甚至更久。在此期间，作者通常处于经济压力之下，尤其是那些没有独立收入或家庭支持的作者。勃朗特姐妹在出版《呼啸山庄》之前，已经经历了多次投稿被拒的挫折。艾米莉的诗作曾被罗伯特·骚塞审阅并遭否定性评价，这一事件在她们姐妹心中留下了长久的印记。

流通图书馆在当时的文学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穆迪图书馆、查普曼与霍尔图书馆等大型流通图书馆向订阅会员提供书籍借阅服务，其订阅费用远低于购买新书的花费。图书馆的采购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作品能够获得广泛的读者群，而图书馆管理者与批评家的偏好往往倾向于“安全”、符合道德规范的作品。《简·爱》与《呼啸山庄》在出版后的不同命运——前者迅速获得关注，后者遭受猛烈批评——与它们在流通图书馆中的推广策略存在关联。

1847年还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份。宪章运动在这一年达到了新的高潮，伦敦工人协会向议会提交了第三份请愿书，要求实行男性普选权。围绕《谷物法》的争论日益激烈，自由贸易运动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对峙日益尖锐。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这些社会矛盾，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紧张的精神氛围。

读者期待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特定的模式。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对小说话语中“真实”与“得体”有着严格的要求。所谓“真实”，是指小说应当如实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实践；所谓“得体”，是指小说应当避免对越界情感、不道德行为或低俗趣味的描写。《简·爱》之所以获得相对正面的评价，部分原因在于它虽然涉及激情与反叛，但最终回归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框架。《呼啸山庄》则因对复仇、乱伦冲动与越界情感的正面书写而激怒了许多批评家，他们指责这部小说“粗俗”、“不自然”、“令人厌恶”。

出版商对女性写作的态度也值得审视。尽管19世纪已有一批女性作家活跃于文坛，但女性写作仍然被普遍视为一种需要被宽恕的缺陷，而非值得赞扬的成就。女作家的作品往往被冠以“女性小说”的标签，在书评中获得专门的“女性文学”栏目讨论，其评价标准也往往与男性作家的作品有所区别。勃朗特姐妹使用“柯勒·贝尔”与“艾利斯·贝尔”等男性化笔名发表作品，这一策略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对当时文坛性别偏见的清醒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1847年年末《呼啸山庄》的匿名出版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小说以“艾利斯·贝尔”的名义发行，没有作者序言，没有任何关于作者身份的提示。艾米莉拒绝像夏洛蒂那样在再版时添加序言来解释或辩护文本，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宣示——她要求读者在没有任何性别预设的情况下面对文本本身。

```mermaid timeline title 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中的《呼啸山庄》

1764 : 霍勒斯·沃尔波尔《奥特兰托城堡》 : 哥特小说诞生

1796 : 安·拉德克利夫《意大利人》 : “解释性超自然”哥特高峰

1818 :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 : 浪漫主义与哥特融合

1847 :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 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高峰 1847 :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 哥特传统本土化转向 1847 : 安妮·勃朗特《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 : 女性家庭小说

1897 : 布拉姆·斯托克《德古拉》 : 哥特传统现代转型 ```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1847年《呼啸山庄》诞生时的历史坐标系。通过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氛围、哥特传统的文学脉络、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勃朗特姐妹的比较文学视野、以及当时出版界的状况与读者期待，我们得以理解这部作品在何种历史土壤中生长。

几个关键发现值得在此总结。第一，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结构重组——尤其是中产阶级阅读市场的扩大与工人阶级文化需求的兴起——为长篇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哥特传统在19世纪的本土化转向，将“荒野”从异域古堡带回英国本土的约克郡，为《呼啸山庄》的空间意象奠定了体裁基础。第三，浪漫主义诗歌对自然的重新理解——将自然视为独立于人类主体的力量——深刻影响了艾米莉对荒原的书写方式。第四，勃朗特姐妹虽然同年出版作品，但她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文学路径：《简·爱》的安全结尾与《呼啸山庄》的激进越界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的两种可能。第五，1847年的出版界虽然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仍然充满了隐形的门槛与偏见，这促使艾米莉选择匿名出版并拒绝为文本辩护。

这些历史因素共同构成了理解《呼啸山庄》的必要背景。然而，历史背景本身并不能解释作品的美学成就与独特性。在获得对创作语境的充分理解之后，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文本本身——转向艾米莉·勃朗特如何在既有传统与个人天才的交汇处，创造出一部至今仍令读者与批评家感到困惑与震撼的作品。下一章将分析《呼啸山庄》的叙事结构与文本复杂性，揭示这部小说如何在形式层面实现了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惯例的挑战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