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什么

历史学是什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翻开一本历史书，看到某个历史事件的叙述，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明明是同一件事，不同的书讲得完全不一样。有的说张三是个英雄，有的说他是枭雄；有的强调经济因素决定了王朝兴衰，有的则把功劳或罪责都推到几个皇帝个人身上。

这时候你可能会冒出一个念头：历史到底是什么？那些写在书上的东西，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本身，还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关于过去的故事”？

这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其实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历史学的根基在哪里？它是一门像物理、化学那样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还是更像文学创作，充满了叙述者的主观选择？历史学家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凭什么说自己写的就是“历史”？

这些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它们直接决定了我们怎么读历史、怎么用历史、怎么理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来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历史学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追溯“历史”这个词的来历，看看它在中西方语言中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变的。词源考察不是掉书袋，而是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概念的原始含义，从而看清它后来走偏了没有。

一、从historia到“历史”：词语的旅行

现代汉语里，“历史”这个词我们天天用，几乎张口就来。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

先说西方。在古希腊语中，有一个词叫historia，意思是“调查”“探究”“通过调查获得的知识”。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被后世称为“历史学之父”，他写的那本书，希腊语原名就是Historiai，翻译成英文是The Histories，中文通常译为《历史》或《希波战争史》。

但这里有个关键点需要说清楚：希罗多德的“historia”并不等于我们今天说的“历史”。古希腊人用这个词，强调的是探究的过程——去调查、去询问、去查明真相。它更接近于“新闻调查”或“学术研究”，而不是最终写成的那本书或形成的定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用过这个词，都是在“通过探究获得知识”的意义上使用。一个医生研究疾病的成因，一个哲学家探讨美德是什么，他们做的事情都可以叫historia。

这种用法在拉丁语和欧洲各民族语言中延续了下来。拉丁语里historia直接来自希腊语，中古英语中historie/ storie既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指“对过去的叙述”。直到十七、十八世纪，随着现代历史学科的形成，historia的含义才逐渐固定下来，专指“对人类过去的系统研究和叙述”。

有意思的是，在德语中，历史学界区分了两个词：Historie和Geschichte。Historie指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编纂的史书，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历史；Geschichte则指实际发生过的过去本身，是独立于我们叙述而存在的历史进程。这两个词的区别，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我们写下来的“历史”，和真实发生过的“过去”，是同一回事吗？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再遇到。

现在来看汉语这边。“历史”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它是日语的舶来品——日本人用汉字“历史”去对译英文的history，然后这个词又随着西学东渐传回中国。在古代汉语中，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用得更多的是“史”“往事”“前代”“古代”等词。“史”本身的意思是“记事者”，也就是记录事情的人，引申为记录下来的文本。

古代中国人对“史”的理解很有意思。《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这个解释争议很大，有人说是手持简册，有人说是记录簿册，有人说是执笔记事。但无论如何，“史”强调的是记录这件事。

二十四史是干什么的？是把发生过的事情一条一条记下来。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他们的工作是“述往事，思来者”，把前人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

所以有趣的是：古希腊人强调historia的“探究”面向，而古中国人强调“史”的“记录”面向。一个重在“问”，一个重在“记”。这两种取向，在后来的历史学发展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当“历史”这个词在近代传入中国时，它实际上融合了中西两种传统。它既包含了historia中“探究求知”的意味，也包含了“史”中“记录往事”的意味。所以今天我们说“历史”时，其实同时在说两件事：一件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另一件是我们对那些事情的了解和叙述。这种含混不是失误，而是这个词本身就携带的丰富性。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会这么复杂——因为“历史”这个词本身就在指两件不同的事情，而我们常常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谈。

二、记录、解释、建构：历史学家到底在做什么

了解了“历史”这个词的来龙去脉，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更实在的问题：那些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他们日常到底在做什么？

你可能会想象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翻故纸堆，查档案，找资料，然后把它们整理成书。这种印象不能说错，但太简化了。历史学家的工作远不止于此。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双重的：他既是一个艺术家，又是一个思想家。”这句话点出了历史学最核心的特征——它同时需要想象力和分析力。

让我们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拆解成三个环节：记录、解释和建构。

记录：过去留下了什么

历史学家面对的第一件事，是过去留下的痕迹。考古遗址、档案文献、器物图像、口述记忆，这些都是过去的“遗存”。但这里马上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困难：过去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多到不可能全部留下记录。

史前时代没有文字，人类学家只能靠化石、遗迹、器物来推测当时的生活状况。即便有了文字以后，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做过的事都记下来。司马迁写《史记》，涉及的人物不过几千年历史中极少数有头有脸的人物——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侠客文士。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们说了什么、想什么、怎么过日子，几乎没有记录。

这就是历史学的第一个困境：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历史”，只是那些有幸留下痕迹的过去。那些没有被记录的，无论是消失的文明、沉默的群体，还是无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地隐形”了。

历史学家的工作，首先是去发现、收集、整理这些遗留的痕迹。这听起来像是图书馆或档案馆的工作，但其实非常专业。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需要懂得怎么鉴定文献真伪、怎么判断来源可靠、怎么在不同文献之间交叉印证。同一件事，甲文献这么说，乙文献那么说，信谁不信谁，需要扎实的考证功夫。

解释：为什么会发生

光记录下来还不够。历史学家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秦朝会在统一六国之后短短十五年就灭亡了？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为什么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被刺杀会导致一场全球大战？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对于“秦朝为何速亡”，史学界就有无数种解释：暴政说、郡县制不适应说、农民起义说、内部权力斗争说、六国旧贵族反扑说……每一种解释都能找到支持它的证据，每一种解释也都有它的局限。

解释为什么发生，是历史学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它要求历史学家不仅掌握材料，还要有理论视野、有分析框架、有批判性思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在浩瀚的细节中找到线索、辨别因果、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陷阱：历史学家不是全知的。他们是在事后回看过去，带着自己时代的局限和偏见。没有人能在1914年之前预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战争结果和后续发展的影响。这不是说历史解释都是主观臆断，而是说历史理解本身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每一代人都用自己时代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过去。

建构：历史是如何被讲述的

第三个环节，也许是最有意思的：历史学家必须把研究结果讲述出来。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历史研究要求严谨、客观、尽可能逼近真实；但历史写作要求叙事、连贯、有吸引力，要让读者愿意读下去。这两者的张力是历史学无法回避的。

历史学家必须做出选择：讲什么？不讲什么？先讲什么？重点讲什么？怎么把这些事情串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这些选择看似技术性的，其实包含了深刻的价值判断。同样是讲鸦片战争，你可以把它写成英国的侵略史，也可以把它写成中国腐朽王朝的崩溃史，也可以写成中西贸易摩擦的制度分析，甚至可以把它写成林则徐一个人的悲剧传记。不同选择会导向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

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可以随意编造。事实仍然是事实——林则徐确实虎门销烟了，清朝确实战败了，《南京条约》确实签订了。这些基本事实无法篡改。但如何讲述这些事实，选择什么视角、突出什么因果、把什么放在聚光灯下、把什么留在阴影里，这些都掌握在历史学家手中。

历史学家因此既是研究者，也是叙事者。他必须忠实于史料，但又必须让这段历史对读者有意义；必须保持中立客观，但又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关怀和立场。这种双重身份，是历史学区别于很多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

用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历史学家有点像电影导演。导演不能凭空创造素材，他只能在已有的素材（事件、人物、档案、遗址）基础上工作。但素材怎么剪辑、光打在哪里、谁做主角、配角戏份多少、故事怎么收尾，这些都体现导演的意图和风格。两部讲同一段历史的“电影”，可能给观众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

三、历史的三个维度：一张流程图

上面说的三个环节——记录、解释、建构——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而是相互交织的三种活动。为了帮助理解，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历史学的三个基本维度。

```mermaid flowchart LR A["记录<br/>过去发生了什么？"] B["解释<br/>为什么会发生？"] C["建构<br/>如何讲述这段历史？"]

A --> B B --> C C -.->|"反馈 loop"| A ```

这张流程图展示的是：历史学家首先面对的是记录的问题——过去留下了什么痕迹，哪些材料可信，如何整理和呈现这些材料。然后是解释的问题——这些记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展，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最后是建构的问题——如何把解释串联成一个有意义的叙事，这个叙事要回答什么核心问题，服务于什么目的。

但更重要的是那个虚线箭头：建构完成之后，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停手。新的叙事会激发出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会引导他去寻找新的材料，新的材料又会修正他的解释，新的解释又会改变他的叙事。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历史理解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开放的、动态的、永远在路上的。

四、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历史学的学科气质

前面描述了历史学家的工作，接下来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历史学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科？

有人说历史学是科学。理由是：历史学家追求真相，使用证据，遵循方法，讲究论证的严密性，和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一样都要接受事实的检验。一本写得不好的历史书，历史学家同行会指出它的错误，就像物理学家会纠正同行计算中的失误一样。

也有人说历史学是艺术。理由是：历史写作需要文采，需要叙事技巧，需要对人性有洞察力。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它的文学价值不输任何一部古典散文。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这点和艺术创作很相似。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也都不完整。历史学确实有科学的面向——它要求严谨、实证、批判性思维；历史学也确实有艺术的面向——它需要叙事能力、文学修养、对人类命运的共情理解。

与其争论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不如直接承认它的双重属性。这不是和稀泥，而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所固有的特征。

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不带感情，不做选择，原子不会因为物理学家的叙述方式不同而改变行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活动，人有能动性、有意图、会说谎、会美化自己，而且人会对自己的历史记录产生影响——谁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谁就能影响后人对过去的记忆。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学不可能完全复制自然科学的方法。

另一方面，历史学又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小说家可以完全依靠想象，历史学家不行。他必须接受证据的约束，必须解释“为什么”而不是只描述“是什么”，必须对同行和读者负责。一个虚构的历史场景写得再精彩，在历史学论文里也是不合格的。

这种双重性在历史学界内部造成了长期的张力。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兰克被认为是“科学史学”的奠基人，他主张历史学应当“如实地呈现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追求客观、实证、不带偏见。这种理想影响了整个西方史学一百多年。但20世纪以后，怀疑论思潮兴起。克罗齐、科林伍德等哲学家指出，完全客观的历史叙述是不可能的，每一代人都会用自己时代的眼光重写历史。法国年鉴学派则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不仅研究政治事件，还要研究经济、社会、文化、心态等“长时段”的结构，把历史学变成一种“人类科学”。

这些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也不会有定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作为一个初学者，你不需要在“科学派”和“艺术派”之间站队。重要的是理解这两种取向各自的合理性，以及它们各自可能带来的盲点。

科学派的好处是严谨、扎实、对材料的尊重；风险是过度拘泥于细枝末节，忘记了历史研究最终要回答的是关于人的大问题。艺术派的好处是视野开阔、洞察深刻、能够触及历史中的人性层面；风险是滑向主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失去历史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可信度。

最好的历史学家往往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像科学家一样对待证据，像艺术家一样思考叙事。他们对细节一丝不苟，又始终记得自己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

五、案例拆解：一次历史研究的完整过程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让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看看，历史学家的工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案例：“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

“丝绸之路”这个词你一定不陌生。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成了热门词汇。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1877年才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发明的。

李希霍芬在七次中国考察的基础上，写成了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用德语造出了"Seidenstraße"（Silk Road，丝绸之路）这个词，用来指称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中亚的这条贸易路线。

注意一个关键点：丝绸之路在李希霍芬命名之前就存在了两千年，但没有人用“丝绸之路”这个词去称呼它。李希霍芬根据自己考察的路线，画出了一条从中国长安出发、经过中亚到达地中海的贸易通道，然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条“路”真的存在吗？考古发现确实证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玉石、青铜器、玻璃珠等物品的交流。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所暗示的——有一条固定的、主要的、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主干线——是不是一种过度简化？

实际上，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存在的时代，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网络远比“一条路”要复杂得多。货物、人群、宗教、文化不是沿着一条固定线路单向流动，而是在一个多中心的、网状的系统内互相流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会不会遮蔽了更复杂的历史真相？

而且，李希霍芬1887年来中国考察的时候，背后有德国工业界的支持，他考察的重点不是考古而是煤矿、铁矿等资源。他对丝绸之路的命名，是不是也带有当时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地理学家探索“东方资源”的背景？

这些问题不是要推翻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而是要说明：即便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历史概念，也包含了当初命名者的选择、局限和意图。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其实也在继承一套特定的叙事框架。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工作的三个维度是如何具体展开的：

第一步是记录——李希霍芬考察了中国，收集了大量地理和资源数据，整理了古代文献中关于东西方交流的记载。

第二步是解释——他解释了这些材料的意义，提出存在一条连接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商路，并给它命名。

第三步是建构——他建构了一个关于东西方关系的叙事框架，这个框架被后来的学者、媒体、政治家不断引用和强化，最终成为大众常识。

而当代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增加新的考古证据、修正过度简化的叙事、反思概念背后的权力关系。

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不要只看结论，还要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谁在讲述这个故事，用的是什么样的概念框架。当你知道“丝绸之路”这个词是1877年才发明的，你就不会天真地以为它反映的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实体。

六、伊格尔斯与这本书的对话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想介绍一个人——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

伊格尔斯是一位德裔美国历史学家，1926年出生于汉堡，后来移居美国，在布法罗大学任教。他一辈子主要研究的是现代历史思想的演变，特别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传统的变化。他写了好几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两本是《历史科学的观念》和《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这本书是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回顾了整个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这本书的特点是：它不仅仅介绍20世纪出了哪些重要的历史学家、写了哪些重要的书，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伊格尔斯指出，20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三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从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也就是“历史的民主化”——不再只写帝王将相，也开始写普通人。第二次是从“历史主义”转向“历史学的批判性反思”——不再天真地以为历史学能够完全客观地再现过去，而是开始反思历史写作本身的局限性。第三次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质疑语言、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提出更激进的挑战。

伊格尔斯本人是一个持批判立场的现代主义者。他既肯定现代历史学在方法论上的进步——比如史料批判、跨学科方法、社会科学化——又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极端主张保持警惕。他相信历史学有追求客观真实的可能，但这种客观性不是绝对的、而是不断接近的；不是一次性获得的，而是需要持续的批判性检验。

伊格尔斯的研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历史学既是知识的追求，也是文化的表达。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历史学传统，折射出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资源。德国史学和美国史学为什么不同？年鉴学派和兰克学派有哪些分歧？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在伊格尔斯的书中都有深入分析。

为什么我要在第一章就介绍伊格尔斯？

因为本书接下来的十五章，虽然讲的是不同的历史学主题，但实际上都在和伊格尔斯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对话。我们会探讨历史叙事和客观事实的关系，会分析历史学如何借鉴社会科学，会考察不同史学流派的特点，也会反思当代历史写作面临的挑战。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就是伊格尔斯帮助我们建立的那个基本框架：历史学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在往哪里去。

作为读者，你需要知道的是：你手里的这本书不是一部标准的史学概论。史学概论教材通常会按专题罗列——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每个时期讲政治经济文化。这是很有用的知识体系，但容易把历史学变成一堆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