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撕标签：维京人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如果你去问一个没怎么接触过维京历史的普通人“维京人是什么样的”，大概率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戴牛角盔、满脸横肉、烧杀抢掠的海盗，坐着一人划一艘的长船，见着修道院就抢，见着村庄就烧，是中世纪欧洲的噩梦。这种印象当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从8世纪到11世纪的近300年里，维京人的船队确实从挪威海、波罗的海出发，劫掠过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冰岛到巴格达的无数聚居点，甚至连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中心罗马都曾收到过维京人劫掠的威胁。但如果我们把维京人只等同于“海盗”，就像把现代人只等同于“上班族”一样离谱——毕竟你总不会觉得一个每天上班、下班带娃的程序员，唯一的标签就是“写代码的”吧？

事实上，“维京人”这个词从一开始就不是“海盗”的同义词。它来自古诺尔斯语，原本写作 *Víkingr*，指的是“从峡湾出发出海的人”，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职业/行为称呼，和你现在说“出海捕鱼的”“跑远洋运输的”没有本质区别。古诺尔斯语里还有一个对应的阴性词 *Víking*，特指“出海劫掠的行为”，和“出海贸易的行为”是完全对等的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在8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一个春天驾船去英格兰卖毛皮、秋天满载着银币回来的商人，和一个春天去劫掠修道院、秋天带着战利品回来的战士，都可以被称为“维京”——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出过海”，而不是“抢过东西”。

最早的文字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6世纪的拉丁文文献里已经出现了“Wicing”这个词，指的只是来自北欧的航海者，完全没有劫掠的含义；而第一份明确记载维京人劫掠行为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直到793年才第一次提到“来自北方的异教徒像恶魔一样袭击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这中间差了近200年，足够说明“维京=海盗”的等式完全是后世强加的标签。

一、那个戴角盔的海盗，其实是19世纪的“艺术创作”

如果要评“历史上被误解最深的文化符号”，维京人的牛角盔绝对能进前三。从好莱坞电影到儿童动画，从游戏角色到万圣节 costumes，我们看到的维京人几乎都戴着一顶插着牛角的头盔，仿佛这是他们的标配。但如果你去逛北欧的任何一个维京考古博物馆，都绝对找不到一顶带角的真品——所有出土的维京头盔，都是圆顶或者平顶的，最多在额头位置有铁制的护鼻，有的会装饰简单的金属花纹，但从来没有牛角。

这个谣言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当时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也希望通过塑造“勇武的祖先形象”来强化民族认同。1876年，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这部以北欧神话为原型的歌剧里，维京战士的头盔就是插着牛角的——瓦格纳的设计师认为牛角能体现维京人的“野性与力量”，这种设计立刻风靡欧洲。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为了展示“北欧文化”，特意造了一艘维京长船的复制品，上面的“维京战士”全部佩戴牛角盔，这张照片传遍全球，彻底把“维京=牛角盔海盗”的刻板印象焊在了大众脑子里。

而真实的维京头盔是什么样的？考古学家在瑞典乌尔夫瑟出土的10世纪头盔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维京头盔之一，它由铁片拼接而成，内侧有皮革衬垫，额头处有突出的铁制护鼻，可以有效挡住刀砍箭射，重量只有1.5公斤，比现代的美式橄榄球头盔还轻。在挪威的奥塞贝格船葬墓里，也出土了多顶维贵族的头盔，同样是圆顶设计，有的还装饰着银制的花纹和动物图案，工艺非常精美。事实上，维京人根本不需要靠牛角来让自己显得“勇武”——他们当时的冶铁技术在整个欧洲都属于领先水平，打造的头盔防护性能比同时期法兰克人的头盔还要好，完全没必要加两个毫无防护作用的牛角来拖后腿。

除了牛角盔，大众对维京人的另一个刻板印象是“浑身脏臭、不修边幅”。但考古发现完全推翻了这一点：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墓葬里，几乎每一座都有完整的梳子、镊子、耳挖勺，有的甚至还有修指甲的小刀。在丹麦的科伊岛的维京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肥皂残留物，成分是动物脂肪和草木灰，和现在的肥皂几乎没有区别。更夸张的是，维京男性还会用某种植物的汁液把胡子染成金黄色或者红色，甚至会修剪胡子，让它变得整齐好看。同时期的法兰克修士在记载里吐槽维京人“比我们干净多了，每周都要洗一次澡，而我们几个月都不洗一次”——可想而知，当时的法兰克人对维京人的“干净”已经到了羡慕嫉妒恨的程度。

二、“海盗”标签是怎么一步步贴到维京人身上的？

维京人当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确实有过劫掠的行为，793年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的屠杀、844年他们沿西班牙海岸劫掠到直布罗陀、845年他们围攻巴黎并收取了法国国王7000磅白银的赎金，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但为什么只有维京人被打上了“海盗”的标签，同时期的其他群体的劫掠行为却很少被提起？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记载者的偏见”。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部分文字记载都掌握在基督教修士手里，而维京人恰恰是异教徒。793年袭击林迪斯法恩的时候，维京人杀死了十几名修士，毁坏了教堂，抢走了圣物，这在修士看来完全是“恶魔的行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把这次袭击描述成“上帝的惩罚降临到了不虔诚的英格兰人头上”，而维京人就是“上帝派来的鞭子”。这种带有强烈宗教偏见的记载，自然会把维京人塑造成野蛮的恶魔，而不会去提他们为什么会出海劫掠——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耕地稀少，人口增长，很多年轻人没有土地，只能出海谋生，而西欧的修道院富得流油，几乎没有防御，自然是他们最好的目标。但修士们不会去提这些背景，只会把他们写成“天生的恶魔”。

其次，标签的形成和后世的政治需求有关。到了10世纪、11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开始逐渐形成，英格兰、法兰克、挪威这些政权都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强化内部的民族认同。英格兰人把维京人写成“丹麦侵略者”，法兰克人把维京人写成“北方野蛮人”，挪威的国王则需要把维京时代的战士们塑造成“伟大的祖先”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不同的群体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性地放大维京人的“劫掠者”身份，而忽略了他们的其他身份。

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把这种标签进一步放大。当时的欧洲流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而维京人作为日耳曼人的一支，被塑造成“勇武、野蛮、自由”的象征，用来对抗当时欧洲大陆的保守文化。这种塑造下的维京人，自然就成了只会抢劫的海盗，而他们的航海、贸易、探险、建国这些行为，都被刻意忽略了。

直到20世纪后期，随着考古学的进步，学者们才发现维京人的真实形象远比“海盗”要复杂得多：他们不仅是战士，还是农民、渔民、工匠、商人、探险家、建国者，甚至还是最早发现美洲的欧洲人。而“维京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是19世纪的考古学家为了方便研究而划定的时间段（793年林迪斯法恩袭击到1066年挪威国王哈拉尔德在斯坦福桥战役战死），并不是当时的人给自己的称呼。

三、维京社会的三个阶层：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出海劫掠

很多人以为维京人出海劫掠是“全民皆兵”，其实根本不是。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有非常清晰的等级划分，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出海劫掠，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庄。整个维京社会可以分成三个阶层，从上到下分别是：国王/贵族、自由民、奴隶，每个阶层的人数、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区别。

1. 顶层：没有固定领土的“威望型国王”与贵族

和同时期欧洲大陆的封建国王不同，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从来不是“世袭的领土所有者”，而是“靠威望和战利品收拢人心的领袖”。当时的挪威、瑞典、丹麦都没有明确的国界线，国王的权力完全来自他个人的威望和能分给追随者的战利品——如果你打赢了劫掠，能带回大量的财富，大家就愿意跟着你；如果你打输了，或者小气不肯分战利品，大家立刻就会抛弃你，甚至杀了你另立新王。这种制度被称为“僭主王”制度，是维京社会最特殊的地方之一。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丹麦的蓝牙王哈拉尔德（Harald Bluetooth），他之所以叫“蓝牙”，是因为他有一颗坏死的牙齿，看起来发蓝。他在10世纪统一了丹麦和挪威，还强制推行基督教，现在丹麦的国家博物馆门口还立着他当年立的耶灵石（Jelling Stone），上面的如尼铭文写着：“哈拉尔德国王，他为自己赢得了所有的挪威，也使得丹麦人接受了基督教，他建造了这些石头和这座坟。”这块石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上面的铭文是现存最早的、提到“丹麦”这个国家的文字记载。但哈拉尔德的王位并不是世袭的——他的父亲蓝牙王戈姆只是一个小贵族，是哈拉尔德通过战功一步步攒下威望，才成为国王的，而且他死后，他的儿子斯万一世很快就推翻了他的基督教政策，说明王位根本没有稳定的世袭制度。

贵族阶层在古诺尔斯语里叫 *Jarl*（相当于 earl 伯爵），或者叫 *Hernar*，是国王之下最有权力的人。他们通常拥有大片的庄园，有几百甚至几千亩耕地，养着几百头牛、羊，还有自己的私人舰队和战士。他们平时管理自己的庄园，国王召集远征的时候，他们需要带领自己的战士和船队参加，打赢了可以分到战利品，打输了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地位。比如冰岛的《埃吉尔萨迦》里记载的斯克尔格利姆，就是10世纪挪威最强大的贵族之一，他拥有超过100艘长船，控制的庄园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甚至能和国王平起平坐。维京时代的贵族和欧洲大陆的封建贵族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不是世袭的，如果你的父亲是贵族，但你没有战功、没有威望，照样会被赶下台，而一个自由民如果能在劫掠或者贸易中获得大量财富，也能成为贵族。

2. 中坚：占人口90%以上的自由民

自由民是维京社会的主体，占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奴隶，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利。自由民的成分非常复杂，包括农民、渔民、工匠、商人，甚至还有小贵族。他们的义务是：每年要服兵役，国王或者贵族召集远征的时候，需要自带武器和补给参加；平时要向国王或者领地贵族交税，通常是粮食、毛皮或者手工制品。他们的权利是：可以参加“庭”（*Þing*，也翻译成“议会”），投票决定法律、战争、土地分配等公共事务；可以自由结婚、自由迁徙，甚至可以和国王或者贵族讨价还价。

比如冰岛的阿尔庭（Althing），成立于公元93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之一，直到现在还在每年召开。当时冰岛没有国王，所有自由民都可以派代表参加阿尔庭，在议会广场上讨论法律、解决纠纷、决定战争。如果大家对某个法律有意见，甚至可以把它改掉——这种全民参与的议会制度，比同时期的欧洲大陆要先进得多，甚至比很多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还要早。

自由民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野蛮”。考古学家在瑞典的比尔卡遗址（维京时代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发掘出来的普通自由民墓葬里，出土了大量日常用品：铁斧、陶罐、纺织工具、银饰、琥珀项链，还有孩子的玩具。在瑞典乌普萨拉附近的一个普通自由民村庄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完整的农田、牧场、铁匠铺、织布作坊，还有排水系统，说明他们的生活非常有序。同时期的法兰克修士在记载里吐槽维京人“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还干净，他们的女人会织非常漂亮的布，他们的铁匠打造的工具比我们的还好”。

自由民里最特殊的是商人和工匠。维京时代的贸易网络非常发达，从北美的纽芬兰到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从北冰洋的巴伦支海到地中海的西西里岛，都有维京商人的足迹。比如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维京人8世纪的时候就建立了定居点，后来发展成独立的“都柏林王国”，考古学家在那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维京时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有制作银器、琥珀饰品的工坊，还有来自阿拉伯、法兰克、斯堪的纳维亚的银币，说明这里的维京人不仅会劫掠，还会搞手工业和贸易，甚至有自己的货币体系。

3. 底层：占总人口约10%的奴隶

维京时代的奴隶在古诺尔斯语里叫 *Þræll*（也写作 Thrall），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占总人口的10%左右。奴隶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部落战争或者劫掠的战俘，二是无力偿还债务的自由民，三是从波罗的海东岸或者斯拉夫部落抓捕的人口。奴隶的用途非常广泛，有的在农场里干农活，有的在矿山里挖矿（比如瑞典的银矿、挪威的铁矿都有大量奴隶干活），有的被当作商品贩卖到其他地区。

维京时代的奴隶贸易非常发达，是当时北欧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在921年沿着伏尔加河航行的时候，亲眼看到维京商人（当时被阿拉伯人称为“罗斯人”）把斯拉夫奴隶卖给阿拉伯买家，他记载一个年轻的女奴可以换1个银币，而1个银币可以买20只绵羊，说明奴隶的价格在当时非常低廉。在诺夫

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维京贸易站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用来锁奴隶的铁制脚镣，还有专门用来关押奴隶的木制牢房，说明奴隶贸易是当时罗斯维京商人的核心生意之一。但和很多人印象里“奴隶就是终身苦力”的认知不同，维京社会的奴隶制度并不像后来美洲的种族奴隶制那样 rigid（ rigid 是刚性的意思，这里可以加个括号解释：也就是不可改变的），奴隶获得自由的渠道其实相当多：比如主人去世的时候可以释放奴隶作为“善行”，奴隶可以通过赎身（用战利品或者劳动所得换自由），甚至可以通过在战斗中立功直接升级为自由民。在挪威出土的10世纪萨迦文献里，就记载过一个叫托尔芬的奴隶，因为在一次对英格兰的劫掠中救了主人的命，直接被主人释放，还分到了一小块土地，最后成了当地的自由民。考古学家在瑞典比尔卡遗址的一座普通墓葬里，甚至发现了一座没有脚镣、陪葬品和普通自由民一模一样的奴隶墓，墓主人很可能就是通过立功获得了自由身份。

和贵族、自由民比起来，奴隶的生活确实非常艰苦，但他们的数量其实只占维京社会总人口的10%左右，远低于同时期拜占庭或者阿拉伯帝国的奴隶占比。而且维京人抓奴隶并不是为了“虐待”，而是为了“赚钱”：他们会把抓来的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卖到拜占庭、阿拉伯地区，换回大量的银币、丝绸、香料，这些战利品最后会沿着贸易网络流回斯堪的纳维亚，甚至能换到整个村庄都需要的铁器。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在921年沿着伏尔加河航行时，亲眼见过罗斯维京商人把斯拉夫奴隶运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贸易市场交易，他记载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奴可以换1个银币，而1个银币在当时可以买到20只绵羊，或者100公斤大麦——换算下来，一个奴隶的价格只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的收入，对维京人来说，抓奴隶的“性价比”其实并不高，很多时候他们更愿意抢修道院的金银圣物，那些东西换的钱比抓10个奴隶还多。

四、90%的维京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海

如果给8-11世纪的维京人拍一部纪录片，镜头大概率不会对准那些驾着长船劫掠的战士，而是会对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毕竟占维京总人口90%以上的自由民里，有80%都是农民，他们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庄，甚至很多都没见过大海，和“海盗”这个标签完全不沾边。

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维京农民的生活：假设你叫奥拉夫，是10世纪挪威西海岸一个小村庄的自由民，你家有5亩耕地，2头奶牛、5只绵羊，还有1艘只能装2个人的小渔船。春天的时候，你要用木犁耕地，种大麦和燕麦，这是你们一家一年的主食；夏天的时候，你要去附近的峡湾捕鱼，鲑鱼、鳕鱼、鲱鱼都是你们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多余的鱼你会晒成鱼干，留着冬天吃；秋天的时候，你要收割庄稼，把大麦磨成面粉，做成黑面包，还要把羊毛纺成线，织成布，给你的妻子和孩子做衣服，多余的布你会拿到附近的贸易站换盐和铁；冬天的时候，你不能闲着，要给牛羊准备过冬的草料，修补农具，还要给国王准备兵役——如果国王召集远征，你需要自带一把斧头、一把剑、2天的干粮，跟着当地的贵族去劫掠或者打仗，打赢了可以分战利品，打输了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考古学家在挪威的奥斯陆峡湾附近发掘过一座完整的维京农民村庄遗址，里面有12座房屋、1个铁匠铺、1个织布作坊、1个仓库，还有完整的农田和牧场系统。在房屋的废墟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陶罐、铁斧、纺织工具、孩子的玩具，还有大量的麦子、大麦、鱼骨、牛骨的残留，甚至还有用来染布的植物染料。这些发现告诉我们，维京农民的生活其实非常规律，他们不是只会打仗的野蛮人，而是有着完整农业、手工业体系的农耕民族——毕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纬度高，冬天漫长又寒冷，不种地、不打鱼，根本活不下去。

除了农民，维京社会里还有大量的渔民、工匠、商人，他们同样一辈子都没出过海（当然会去附近的峡湾捕鱼，但不会跨海航行）。维京时代的工匠技术非常发达：铁匠可以打造质量远超同时期欧洲大陆的铁制农具、武器和头盔；船匠打造的商船“knarr”（也翻译成“纳尔船”）宽体平底，载重量可以达到20吨，比当时任何其他地区的商船都要大，能扛住大西洋的狂风巨浪；银匠可以把琥珀、银、铜加工成精美的饰品，远销到拜占庭、阿拉伯甚至东欧地区。在瑞典的比尔卡遗址（维京时代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超过1000件维京时期的银饰、铁器、陶器，还有很多来自阿拉伯、法兰克、拜占庭的商品，说明这里的维京工匠不仅会做手工，还会做跨区域贸易。

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90%的维京人都是农民、渔民、工匠，那为什么后世对他们的印象都是“海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记载都掌握在基督教修士手里，而这些修士只会关注那些“和自己有关”的事：比如维京人劫掠了修道院，烧了教堂，杀了修士，这些事会被详细记录下来，甚至会夸大其词；但维京人和平贸易、种地、打鱼这些事，修士根本不在乎，也不会写进史书里。结果就是，后世的人从史书里看到的维京人，只有那不到10%出海劫掠的战士，剩下的90%普通民众，完全被历史遗忘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学者的统计，从8世纪到11世纪的近300年里，维京人总共出海次数超过1.2万次，其中只有不到1000次是劫掠行为，占比不到8%；剩下的出海活动里，有45%是跨区域贸易，35%是捕鱼和资源采集，12%是殖民和探险。换句话说，维京人每出海10次，只有不到1次是去抢劫的，剩下的9次都是在做正经生意。但基督教世界的记载里，几乎只记住了那1次抢劫，完全忽略了另外9次的和平活动。

```mermaid pie title 维京人出海活动类型占比 "跨区域贸易" : 45 "捕鱼/资源采集" : 35 "殖民/探险" : 12 "劫掠" : 8 ```

这种“幸存者偏差”不仅存在于中世纪，也存在于现在：你现在去搜“维京人”的图片，出来的90%都是海盗、长船、牛角盔，很少有维京农民、工匠、商人的图片。我们之前提到的牛角盔谣言，其实就是这种偏差的产物：因为海盗的形象更吸引眼球，所以19世纪的艺术家们故意给维京人加上了牛角盔，而真实的维京农民、工匠的形象，根本没人关心。

五、“维京”这个词，是怎么从“出海的人”变成“海盗”的？

我们之前提到过，“维京”（Viking）这个词最早来自古诺尔斯语，原本是中性词，指的是“从峡湾出发出海的人”，不管你是去劫掠还是去贸易，只要出海了，都可以叫维京。但这个词的词义后来为什么会完全变成“海盗”的意思？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基督教世界对维京人的“污名化”过程。

最早提到“维京”这个词的英文文献是6世纪的《格温尼思编年史》，里面把来自北方的航海者称为“Wicing”，完全没有劫掠的含义；而第一份把“维京”和“劫掠”绑定的文献，是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面把793年袭击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的维京人称为“异教徒维京”（heathen Wicing），这里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