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其人与《老残游记》

第一章：刘鹗其人与《老残游记》

刘鹗是晚清文学史上一位难以归类的作者。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文人，尽管他终生怀有科举功名的执念；他也不是纯粹的职业小说家，尽管他的《老残游记》被鲁迅列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列，与李伯元、吴趼人、刘鹗并称。这个人的身份介于官员与商人之间，介于学者与术士之间，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正是这种身份上的游移与困顿，构成了理解其人其书的关键入口。本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刘鹗是怎样一个人，《老残游记》在其生命与创作中占据何种位置，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生命关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传主放回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之中，以其生平行迹为经，以其著述文本为纬，编织出一张能够容纳其复杂性的认知网络。这张网络的结点有三：一是刘鹗生平中三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二是《老残游记》复杂的版本体系及其内部张力，三是刘鹗其他著述与这部代表作之间的互文关系。这三个结点相互缠绕，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晚清文人的边缘身份如何催生了他们独特的著述动机，而这种动机又如何塑造了中国小说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渡形态。

刘鹗生平三阶段：求举不第、贾游四方、赈灾获罪

刘鹗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一生横跨晚清道、咸、同、光、宣五朝。这五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后的持续衰落，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一系列剧变，内忧外患交织，传统秩序逐步瓦解。刘鹗的个人命运与这个大时代深刻纠缠，若将其生平按人生重心与际遇转折划分为三个阶段，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生命轨迹的内在逻辑。

第一阶段为求举不第，时间从1857年出生延续至1889年左右。 刘鹗原名孟鹏，字云抟，后改名鹗，字铁云，署名鸿都百炼生。他出身江苏丹徒（今镇江）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刘成忠官至河南知府，家中藏有不少书籍和金石拓本。优渥的家境本应为他铺就一条顺畅的科举之路，但刘鹗的早年却并不顺遂。他自幼聪颖，却对八股制艺缺乏兴趣，反倒热衷于天文、历算、医学、水利等实学。十六岁时赴江宁参加童试落第，此后多次应考均未能中式。这段经历在刘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既无法融入传统科举的轨道，又无法彻底与之决裂，这种尴尬处境贯穿其一生。

在这一阶段，对刘鹗影响最大的是他所受的多元教育。除了应付科举的经史文本外，他还随父亲学得了不少实用的知识与技艺。刘成忠收藏的金石拓片，使刘鹗从小便接触到古代文物与金石之学，这为他日后撰写《铁云藏龟》、整理甲骨文奠定了基础。他曾师从名医刘少坪学习医术，又向山东历城学者张庆醇学习河工技术，这些“杂学”在科举体制内毫无用处，却为他日后的谋生手段与著述兴趣埋下了伏笔。当1889年刘鹗再次应乡试不第后，他彻底放弃了科举之路，开始了一个与士大夫正道截然不同的人生。

第二阶段为贾游四方，大约从1890年延续至1900年庚子事变前后。 离开科举轨道的刘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谋生。他的选择颇具时代特色——投身商海，以贾代仕。他先后在扬州、南京、上海等地从事盐业、钱庄、纺织等商业活动，结识了包括盛宣怀、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官员，也与三教九流的商贾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这段“贾游”经历使刘鹗深入接触了晚清的商业社会与官商关系，他见识了官督商办体制的运作逻辑，也亲身体验了商场中的欺诈与风险。

1893年前后，刘鹗前往郑州，投效于晚清著名河臣吴大澂幕下，参与治理黄河。这是他早年所学的“杂学”首次派上正式用场。他在河工任上表现出色，据其自述，曾用从西方学来的水文学知识，提出过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然而，官场的倾轧与幕主的猜忌，使他的才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1895年，吴大澂因甲午战争兵败被革职，刘鹗失去靠山，被迫再次流落江湖。这段幕僚经历虽然短暂，却为刘鹗积累了宝贵的人脉资源，也使他对晚清官场的腐败与低效有了切身体察——这种体察后来大量涌入《老残游记》，成为小说批判现实的素材来源。

第三阶段为赈灾获罪与流放迪化，时间从1900年庚子事变延续至1909年客死新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华北地区陷入空前的战乱与灾荒之中。这时，刘鹗做出了一个改变其命运走向的关键抉择。他只身北上，在八国联军的封锁线之间往来穿梭，用历年经商的积蓄购买粮食，赈济北京城内无处可逃的难民。据刘鹗自述，他先后赈济的难民数以万计，耗资白银近万两。这场义举本应为他赢得声望与回报，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

庚子事变后，庆亲王奕劻与李莲英向刘鹗索要其在赈灾时购买的、处理无主财物的权力，遭到刘鹗拒绝。这一拒绝得罪了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成为他日后获罪的直接导火线。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的罪名将刘鹗流放新疆。1909年，刘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病逝，终年五十三岁。这位一辈子在科举与商海之间浮沉的文人，最终以罪人的身份客死边陲，留下的只有一部未完成的《老残游记》和若干无人问津的学术著作。

这三个阶段的生命轨迹，构成了理解刘鹗其人的基本框架。他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既无法在科举体制内安身立命，又无法在商业社会中如鱼得水，最终连赈灾救民的义举也招来杀身之祸。正是这种多重失败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晚清社会的批判具有了一种切肤之痛的真切感，也为《老残游记》中那些看似旁观实则浸透个人体验的描写，提供了最深层的生命底色。

《老残游记》版本体系：初编、二编与外编

《老残游记》是刘鹗在流放新疆前夕匆匆写就的小说，也是他唯一一部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然而，这部作品的文本状态远比一般读者想象的更为复杂。从1903年最初在上海《绣像小说》半月刊连载，到刘鹗去世后仍不断有佚稿被发现，《老残游记》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成书与版本流变过程。要准确把握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质，首先必须厘清其版本体系的基本格局。

《老残游记》初编二十回是这部作品的正身，也是刘鹗生前唯一正式刊行的部分。 1903年，刘鹗将已经完成的初编前十六回送交上海《绣像小说》半月刊，从该刊第九期开始连载。连载过程中，刘鹗又陆续写出第十七至二十回，于1905年至1906年间全部载完。全书二十回，约十七万字，是一部中等篇幅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绣像小说》刊载的版本并非定本，其中存在大量因连载需要而产生的仓促痕迹，如部分情节衔接不够紧密、人物出场交代不清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单行本中有所改善，但并未完全消除。

1906年，《老残游记》单行本由上海神州日报馆首次排印出版，这就是后来的“初编原刊本”。这个版本经过刘鹗本人的修订，文字上比连载本更为精炼，但仍有若干脱漏与错乱之处。此后，坊间又出现过多种翻印本与校点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4年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该本以原刊本为底本，附有钱玄同的校记与序言，是现代通行的权威版本之一。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翔鹤校注的《老残游记》校注本，以初编原刊本为底本，参照《绣像小说》连载本和其他版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成为当前最通行的校点本。

《老残游记》二编九回（或作十四回）的性质与定位，在版本学界至今仍有争议。 1907年，即刘鹗被流放的前一年，他在新疆迪化写成了《老残游记》二编的若干回，后经其友人蒯若木整理，陆续发表于《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这些篇章后来与初编合刊，形成了《老残游记》二编十四回的基本格局。然而，学术界普遍认为，现存的二编文本可能并非完帙，其中部分回目的真实性存疑。

与初编侧重社会批判不同，二编的内容更加偏向于梦境描写与佛道宗教体验。初编中那个针砭时弊、揭露“清官”酷吏的老残，在二编中变成了一个游历冥界、参悟佛理的寓言人物。全书借老残梦入阴曹地府的经历，批判了佛教内部的派系纷争与道统之争，其中“大刀鬼”与“鱼肉鬼”的寓言故事，更是直指当时佛教界门户之见的弊端。这一转变使二编的艺术价值与思想倾向都与初编存在显著差异。许多研究者认为，二编是刘鹗在流放边陲、心境抑郁的情境下写就的，其中浸透了作者对自身遭际的感慨与对世事的幻灭情绪，因此具有更浓厚的自传色彩。

《老残游记》外编残稿的发现，是20世纪刘鹗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 1935年，学者赵苕狂在上海《图书馆学季刊》上首次披露了《老残游记》外编的存在，称其友人曾寓目外编五回。此后，刘鹗的孙子刘厚滋、学者魏隐儒等又陆续发现并整理了部分外编残稿。目前学界能够确认的外编残稿，包括《泰山观日出》《和声记》《大明湖》等若干片段，总字数约数千字，远非完帙。

这些残稿的内容多为刘鹗早年游历山东、山西等地的见闻记述，其中保留了不少珍贵的晚清社会史料。例如，《大明湖》一段描写了济南大明湖畔的风物景致，与初编第一回中老残游览济南的情节形成呼应，暗示刘鹗确实曾有将个人游历经历系统化地纳入小说创作的构想。然而，由于残稿过于零散且真伪难辨，目前尚无法据此重构外编的全貌，更无法判断刘鹗是否有撰写完整外编的计划。这些残稿的价值，主要在于为理解刘鹗的创作意图与《老残游记》的未完成状态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线索。

版本体系的复杂性，折射出的是刘鹗创作状态的困顿与文本生成过程的曲折。这位作者终其一生都未能将这部作品打磨成一部结构完整的艺术整体，初编本身已存在不少仓促成书的痕迹，二编与外编更是长期处于散佚与残缺的状态。这种“未完成性”，既与刘鹗个人际遇的颠沛流离有关，也与晚清文人小说创作的普遍生态密切相关——彼时的章回体小说大多是为报刊连载或书坊牟利而写，缺乏从容构思与反复修改的条件。《老残游记》正是在这种创作情境下诞生的，它的文本缺陷与艺术成就一样，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生产方式的产物。

刘鹗其他著述与《老残游记》的互文关系

《老残游记》并非刘鹗唯一的文字遗产。在这部小说之外，他还留下了涉及金石学、医学、河工、算学等多个领域的著述。这些著述与《老残游记》之间存在复杂的互文关系——它们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来源，或与小说共享相近的思想关切，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刘鹗的认知框架与精神世界。要深入理解《老残游记》，必须将其放回刘鹗著述体系中进行考察。

《铁云藏龟》是刘鹗在金石学领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1903年至1904年间，刘鹗将其历年搜集的甲骨龟片整理出版，共收录甲骨一千余片，按内容分为四卷。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甲骨文从金石学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专门学问。刘鹗在书中首次确认了甲骨文为殷商遗物，并对其契刻辞例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释读。这一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拓展了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晚清的金石学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铁云藏龟》与《老残游记》的关联，首先体现在二者共享的“金石”情怀上。刘鹗自幼便对金石文字怀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既是他科举失意后的精神寄托，也是他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在《老残游记》中，刘鹗借老残之口多次表达了对金石碑刻的鉴赏趣味，如第十五回中老残评论济南各处的碑刻题额，即明显带有作者本人的金石学修养。其次，《铁云藏龟》的编纂过程本身，也折射出刘鹗作为边缘知识人的生存策略——他需要通过学术著述来获得士林认可，却因缺乏正式功名而难以进入主流学术圈。《老残游记》第十七回中玉贤、刚弼两位“清官”的形象塑造，很可能融入了刘鹗在金石学圈中与主流学者竞争受挫的隐痛体验。

《老残游记》与刘鹗的其他笔记杂著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内容关联。 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刘鹗曾以日记形式记录下赈灾始末与北京城内的见闻，后人整理为《老残日记》（亦称《赴都日记》）。这部日记详细记载了刘鹗在京城的赈灾活动、八国联军的暴行以及清廷官员的腐败无能，与《老残游记》初编中关于庚子事变的描写形成对照。研究者发现，《老残游记》第十七回中有关老残在齐河县听到的“白朵儿庄”惨案描写，与《老残日记》中的记载高度吻合，表明刘鹗在撰写小说时大量征引了日记中的第一手材料。

此外，刘鹗还著有《铁云甲虫》《要药分类》《弧角三术》等多种作品，涵盖了动物学、药物学、数学等领域。这些著述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学界认为价值有限，如《铁云甲虫》对某些昆虫的分类命名存在明显错误。然而，这些作品的存在本身，揭示了刘鹗知识结构的另一侧面：一个终生在科举体制外游荡的人，如何通过广泛的阅读与自学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这种体系虽然在系统性与深度上无法与正统学术相提并论，却为《老残游记》中那些涉及天文、地理、医药、水利等多学科知识的描写提供了素材来源。

互文关系的考察，使我们得以超越“作者生平”与“文本内容”的简单对应，转而关注刘鹗作为一个知识人的整体性认知结构。《老残游记》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所呈现的社会批判内容，更在于它所依托的那个知识背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实学与辞章之间漂泊无依的晚清边缘知识人的精神世界。

晚清文人的边缘身份与著述动机

将刘鹗置于晚清文人群体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人其书的典型意义。晚清是一个“千年大变局”的时代，传统科举制度日趋僵化，新式学堂与留学教育逐渐兴起，士大夫的知识权威与社会功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大量无法适应新形势或在旧体制中遭受挫折的文人，被抛入了社会结构的边缘地带。刘鹗正是这批边缘文人中的典型代表。

边缘身份的获得，首先源于科举失意这道最基本的分界线。 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功名是划分士与民的标志，也是进入权力结构的基本门槛。没有功名或功名低微的文人，无论其实际才学如何，都难以获得社会的正式认可。刘鹗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举人以上功名，这一事实决定了他在士大夫阶层中的边缘位置。他可以与官员交往，可以参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却始终无法跨越那道无形的身份鸿沟。这使他的社会交往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既被接纳又未被真正承认，既参与其中又置身其外。

这种边缘身份深刻影响了刘鹗的自我认知与著述动机。他既无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以“阐道翼教”为己任，在儒学框架内安身立命；也无法像职业文人那样，以文为市，将著述视为纯粹的谋生手段。他的写作处于一种尴尬的中间状态——既带有自我表达的强烈冲动，又无法完全摆脱对主流社会认可的渴望。《老残游记》的创作，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的。

《老残游记》的写作时间，恰在刘鹗赈灾获罪与流放前夕，是他生命中最困顿也最需要自我表达的时期。 据学者考证，刘鹗大约在1905年前后开始撰写《老残游记》，至1906年完成初编二十回。当时他正处于人生的谷底——商海沉浮多年却未积累下可观的财富，在官场的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庚子赈灾的义举不仅没有为他赢得声誉，反而招来了日后的祸患。在这种处境下，写小说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言说方式——它既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是社会批判的武器，更是向潜在读者（或许包括那些可能为他平反的权贵）传达自我形象的工具。

这种复杂的著述动机，使《老残游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本张力。一方面，小说中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尤其是对所谓“清官”酷吏的揭露，达到了同时期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深度。刘鹗借老残之口，系统批判了“清官”与“酷吏”的危害，指出那些自以为廉洁奉公、严刑峻法的官员，其危害往往甚于贪墨之徒。这一论断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它不仅基于刘鹗的个人观察，也融入了对晚清政治生态的深刻洞察。另一方面，小说中又渗透着强烈的个人情绪，老残这个人物的塑造明显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怀才不遇”感叹，以及对世无知音的悲慨，都是刘鹗边缘处境的直接投射。

边缘身份还决定了刘鹗观察社会的特殊视角。 由于他既非庙堂之上的当权派，又非底层民众的一分子，他的观察位置恰好处于社会各阶层的缝隙之中。这使他能够看到庙堂中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清官”治理下的真实民间状态；也使他能够感知底层百姓难以表达的东西——如制度性腐败的运作逻辑。这种“间性”视角，是《老残游记》获得独特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一步分析，晚清边缘文人的著述动机普遍存在一个内在矛盾：他们既希望通过著述来获得社会认可，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边缘身份无法支撑起传统士大夫式的“载道”姿态。这种矛盾催生了两种不同的著述策略：一是以李伯元、吴趼人为代表，选择“游戏笔墨”的写作姿态，刻意降低著述的严肃性，将小说定位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二是以刘鹗为代表，采取一种更为隐晦的表达策略——在看似客观的叙事中注入大量的个人情感与价值判断，使小说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成为自我辩白的工具。后一种策略的风险在于，如果作者的不幸遭遇能够激起读者的同情，那么这种同情就会转化为对小说批判内容的认同；但如果作者的社会形象过于边缘化，那么这种边缘化本身就会削弱小说的说服力。刘鹗在创作《老残游记》时，显然无法预料身后的声名沉浮——他既没有看到小说为他赢得的文学史地位，也没有等到日后为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本章小结

本章从人物生平、版本体系和互文关系三个维度，初步回答了“刘鹗是怎样的人，《老残游记》在其生命中占据何种位置”这一核心问题。刘鹗是一个被时代边缘化的人——他既无法在科举体制内安身立命，又无法在商业社会中如鱼得水，最终连赈灾救民的义举也招来流放新疆的厄运。这种多重失败的人生经历，构成了理解其人其书的最基本语境。

《老残游记》不是一部消遣之作，而是刘鹗将个人遭际、社会观察与文化理想熔于一炉的集成之作。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既在于它对晚清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尤其是对“清官”酷吏的揭露达到了同时期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深度，也在于它所承载的那个边缘知识人的精神世界——一个在科举与商业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漂泊无依的灵魂的自我言说。

版本体系的复杂性折射出刘鹗创作状态的困顿：他终其一生都未能将这部作品打磨成一部结构完整的艺术整体，初编、二编与外编之间的断裂，既是文本层面的缺憾，也是其人生破碎的一个缩影。而《铁云藏龟》《老残日记》等其他著述与《老残游记》之间的互文关系，则揭示了刘鹗作为边缘知识人的整体性认知结构——他的金石学修养、他的赈灾经历、他的多学科涉猎，都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融入了这部代表作。

下一章将进入《老残游记》文本本身的细读，从“玉贤”“刚弼”两位“清官”的形象分析入手，探讨刘鹗对晚清政治生态的批判性观察，以及这种批判背后所隐含的吏治理想与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