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制度的历史转型：从坊市制到街市制的制度逻辑

唐代长安城兴化坊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队员在夯土层中清理出一段残高1.2米的坊墙基址，墙基外侧留有清晰的坊门门轴凹槽，距离坊墙东北角约300米处，另一处发掘点露出了唐代市署的排水暗渠——这段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报告，恰好是理解唐宋城市制度转型最直观的切入点：作为中国古代坊市制最成熟的形态，唐代城市将居住区与商业区以坊墙、市墙严格区隔，交易活动被严格限制在“日中为市、日入而散”的时间框架内，这种制度设计既是农业社会秩序需求的产物，也在唐宋之际的商品经济冲击下面临着根本性的重构。

一、唐代坊市制的运行逻辑与内在局限

（一）坊市制的制度架构：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管控

坊市制的核心是将城市的居住功能与商业功能严格分离，通过空间区隔和时间限制实现对城市秩序的管控。以唐长安城为例，城内共划分108坊，每个坊四周筑有夯土坊墙，坊墙四面开设坊门，坊门定时启闭：日常启闭时间为“昏明而闭”，即日落时关闭，日出时开启，遇有官方活动或特殊事件才会临时开启<史料>《唐六典》卷二十《市署》</史料>。每个坊内设有坊正、里正等基层管理人员，负责坊内治安、户籍、差役等事务，相当于城市的最小治理单元。 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东西两市范围内：东市面积约0.92平方公里，西市面积与东市相当，两市四周同样筑有市墙，开设市门，市门启闭时间与坊门不同：每日正午击鼓三百声后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声后闭市，交易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小时<史料>《唐六典》卷二十《市署》：“凡市，日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史料>。市内的店铺按行业排列，称为“行”，同类店铺集中在同一区域，便于市署管理。交易的商品分为“禁榷品”和“常税品”，盐、铁、酒等大宗商品由政府垄断经营，其他商品交易需要缴纳“牙税”“市税”，交易过程需要牙人担保，防止欺诈。 这种制度设计的本质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在城市空间的投射：通过将商人、商业活动限制在特定区域和时间内，既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又避免了商业活动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同时便于政府征收商税、管控物价、维持城市秩序。从制度效果来看，坊市制在唐代前期确实维持了城市的稳定：唐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城市布局规整，秩序井然，成为周边国家效仿的城市治理样本【纸书页码：13】。

（二）坊市制的内在局限：经济扩张与制度约束的冲突

坊市制的运行逻辑建立在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商品经济规模有限的基础上，随着唐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首先是空间限制无法满足商业扩张的需求。唐代中后期，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制瓷、纺织、造船等行业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工匠，生产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地，还远销周边地区甚至海外。以陶瓷为例，唐代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已经形成了跨区域的生产网络，需要通过固定的商业渠道进行销售，而东西两市的面积有限，店铺数量被严格限制，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商户。与此同时，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居民对日用品、娱乐消费的需求持续上升，商业活动的范围逐渐突破两市的范围，向周边的里坊渗透。晚唐诗人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记载：“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说明扬州作为唐代的 commercial 中心，夜市已经突破了坊市制的时间限制，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时间限制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坊市制规定的交易时间仅6个小时，远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晚唐时期，草市、夜市已经大量出现：江淮地区的草市“或五鼓即兴，或通夜不绝”，打破了坊市制的时间限制；蜀地的夜市“每至三更，犹有买卖”，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夜间交易服务的“鬼市”。这些新兴的商业形态完全突破了坊市制的时间管控，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唐国史补》卷下：“江淮草市，近置官镇，既当官路，递相恐吓，商旅尽矣。”</史料>。 最后是管理制度无法应对城市规模的扩张。唐代中后期，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大量的农民、手工业者进入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原有的里正、坊正等基层管理人员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需求。同时，商业活动的扩张带来了治安、交通、消防等问题，坊市制下“市署只管市内事务”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城市形态。 从唐代后期开始，坊市制的松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城的“东市西市之外，居民开店，渐已侵街”，政府多次下令禁止，但根本无法遏制；唐文宗开成年间，政府甚至允许“诸坊市邸店，并听自便”，实际上承认了坊市制崩溃的现实。这些变化说明，坊市制的崩溃不是宋代统治者的主动选择，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二、宋代坊市制崩溃的动因：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多重驱动

宋代的坊市制崩溃是在晚唐五代坊市制松动的基础上，结合宋代的社会经济特征逐步完成的。从制度演变的逻辑来看，这一过程是经济基础变化、社会结构转型、政治策略调整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基础：商品经济规模的突破性扩张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超唐代，为坊市制的崩溃提供了根本性的经济动力。首先是农业剩余的大幅增加：宋代推广了占城稻、曲辕犁等农业生产技术，粮食产量较唐代增长了近50%，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服务业、商业活动，城市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北宋都城开封的人口，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户口之盛，几倍汉唐”，现代学者根据考古和史料估计，北宋开封的人口峰值达到150万至2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比唐代长安的人口多30%左右；南宋临安的人口也超过100万，成为当时南方的经济中心。 其次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宋代的制瓷、造船、纺织、印刷等行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景德镇的青白瓷、明州的福船、汴京的印刷品远销海内外，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商业网络。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业扩张：宋代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海外贸易收入从北宋初年的每年不足10万贯，增长到南宋中期的每年200万贯以上，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10%。这种规模的商品经济已经完全突破了坊市制的空间和时间限制，要求城市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社会结构：市民阶层的兴起与消费需求的变化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这一阶层的兴起成为坊市制崩溃的社会动力。市民阶层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小贩、艺人、佣工等城市平民，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农民和士人，以城市为主要生活空间，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化、娱乐化的特征。 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城市商业的扩张：他们不仅需要日用品、食品等生存型消费，还需要娱乐、旅游、社交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为满足这些需求，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酒楼、茶坊、瓦舍勾栏、娱乐场所，这些场所需要分布在居民集中的区域，而不是被限制在特定的“市”内。与此同时，宋代的重文抑武政策使得大量士人、官员聚居在城市，他们的高消费能力进一步拉动了商业的发展，也对商业的空间分布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政治策略：财政需求与治理逻辑的转变

宋代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导致财政危机持续加剧，政府迫切需要开拓新的财源，而商业税是比农业税更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宋代统治者主动调整了重农抑商的政策，放松了对商业的管制，为坊市制的崩溃提供了政策支持。 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太祖下诏“京城夜行不禁”，打破了唐代以来夜间禁止外出的宵禁制度，这是宋代城市制度调整的第一个重要信号<史料>《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太祖乾德五年，诏京城夜行不禁，其犯夜者，依律科罪。”</史料>。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太宗下诏“开封府诸坊巷，并听民开设店肆，不得复有侵掘街衢，拘占要会之处”，正式允许百姓在坊巷中开设店铺，打破了坊市分离的制度限制【纸书页码：14】。此后，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商业的管制，甚至对“侵街”的店铺征收“侵街税”，变相承认了店铺向街道延伸的现实。 除了财政需求外，宋代的城市治理逻辑也发生了转变：唐代的城市治理以管控为核心，通过坊市制将居民和商人严格限制在特定区域内，便于治安管理；而宋代的城市治理以服务为核心，通过放松管制吸引商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建立新的治理体系（如街道司、潜火兵、商税院等）维持城市秩序。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为坊市制的崩溃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制度演变的时序来看，坊市制的崩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北宋初年，开封的坊墙仍然存在，只是允许在坊巷中开设店铺；到北宋中期，坊墙基本被拆除，坊市制彻底崩溃，街市制完全确立；南宋时期，临安的街市制度进一步完善，夜市、瓦舍勾栏等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过程持续了近200年，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而是逐步演变的“转型”。

三、街市制的运行机制：城市空间与商业秩序的重塑

坊市制崩溃后，宋代城市形成了全新的街市制度，这一制度在空间布局、商业活动、城市秩序三个层面都实现了对坊市制的突破，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一）空间重塑：从“市”到“街”的商业空间扩张

街市制最核心的变化是打破了坊市分离的空间限制，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市”扩展到了全城的开放街巷。以北宋开封为例，原有的108坊全部拆除坊墙，变成了开放的街巷，店铺可以开设在任何街道的两侧，甚至延伸到御街、皇城周边。《东京梦华录》记载：“御街两旁，市井喧嚣，店铺林立，酒肆、茶坊、脚店、正店，昼夜不绝”，说明即使是象征皇权的御街，也已经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区域。 这种空间变化带来了城市功能的转变：唐代的城市是政治中心，商业活动只是城市的附属功能；而宋代的城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商业功能与政治功能并重。考古发现的北宋东京城遗址中，没有发现坊墙、市墙

的基址，反而在州桥至朱雀门段的御街遗址中，清理出宽达200米的街面遗存，街面两侧分布着排列整齐的商铺地基，部分地基还保留着酒瓮、铜钱、青白瓷器的埋藏坑，与《东京梦华录》中“御街有井，百姓取水者皆由此，其下皆石砌，两旁有沟，通于河”的记载完全吻合【纸书页码：15】。这种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的互证，恰恰说明街市制已经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空间区隔，将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市”扩展到了整个城市的开放街巷。

（二）商业规则的重构：从“管控”到“疏导”的交易秩序

街市制对商业活动的重塑不仅体现在空间层面，更体现在交易规则的根本性调整。唐代坊市制下的商业规则以“管控”为核心，通过“行”的空间垄断、市署的直接管理、时间的严格限制实现对商业的全面控制；而宋代街市制下的商业规则以“疏导”为核心，通过行业组织的自治、商税的间接管理、时间的全面放开激发商业活力，这种规则变化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核心制度保障。 首先是“行”的功能从“空间管控单元”转向“行业自治组织”。唐代东西两市中的“行”是政府指定的商业空间单元，同类店铺必须集中在同一“行”内经营，行首由政府任命，负责代收市税、监督交易、管理行内商户，本质是市署的延伸管控机构。而宋代的“行”不再有空间限制，同类店铺可以分散在全城各处经营，“行”仅作为同行业商户的自治组织，负责协调行内事务、代表商户与政府协商税率、处理行业纠纷。以北宋开封的“彩帛行”为例，《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其“散居诸坊，无定所”，仅在每月初一、十五到大相国寺参加万姓交易时才集中出现，行首由商户推选产生，而非政府任命。这种变化大大降低了商业的准入门槛，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中期开封的商户数量超过3万户，是唐代长安商户数量的5倍以上，其中近80%的商户并非“行”内的固定成员，而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小商贩。 其次是交易时间从“限定时段”转向“昼夜无休”。宋代取消宵禁后，夜市从晚唐的特殊形态变成了城市商业的常态。《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开封不同区域的夜市特色：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主要经营服饰、杂物；潘家楼附近的“鬼市子”“每日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主要面向低消费群体；州桥附近的夜市则以饮食、娱乐为主，“夜市除南门关外，其余三面皆有夜市，直至三更尽，卖异乡花布、海味、果子、药饵，不绝”。考古发现的北宋开封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灯盏、夜市专用的薄片铜钱（小额交易使用），以及大量带有“夜市”戳记的瓷器，进一步印证了夜市的繁荣程度。南宋临安的夜市规模甚至超过开封，《梦粱录》记载其“夜市自三更至五更，卖早粥点心、烧饼、油炸物，直至天明不绝”，部分区域的夜市甚至“通宵达旦，人声鼎沸”。 最后是交易规则从“政府直接监管”转向“商税间接管理”。唐代市署不仅负责征收商税，还直接管理商品价格、交易秩序、商户准入，甚至规定不同商品的交易地点；而宋代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商业经营，仅通过商税院征收商税，商税分为“住税”（商户在本地销售商品征收的税，税率约2%）和“过税”（行商经过本地征收的税，税率约3%），只要依法纳税，商户可以自由经营任何合法的商品。这种规则变化极大地激发了商业活力，北宋商税收入从太祖开宝三年（970年）的每年400万贯，增长到仁宗庆历年间的每年2200万贯，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40%左右；南宋宁宗时期，商税收入更是达到每年60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60%以上【纸书页码：16】。商业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推动了政府进一步放松管制，形成了“放松管制—商业繁荣—税收增加—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正向循环。 这种规则变化还催生了金融创新：由于街市交易频繁、小额交易多，金属货币携带不便，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北京（大名府）设立“交子务”，正式发行官方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其出现的直接动因就是街市交易的支付需求。交子的发行、流通、兑换都有明确的规定，进一步降低了交易的成

本，推动了跨区域贸易的发展。

（三）城市秩序的重构：从“管控型”到“服务型”的治理体系

坊市制崩溃后，城市空间的开放、交易时间的延长、商业活动的扩张，带来了治安、交通、消防等新的治理问题，宋代政府由此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城市治理体系，其核心是从唐代的“管控型”治理转向“服务型”治理，既维持城市秩序，又为商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首先是基层治理单元的转变：唐代的“坊”是居住隔离单元，坊门定时启闭，坊正负责坊内治安、户籍管理；而宋代的“坊”仅是行政统计单元，不再有坊墙和坊门的限制，基层治理以“厢”为核心。北宋开封将全城划分为四厢，每厢设厢官1员，负责辖区内治安、商税征收、纠纷调解、公共事务管理等，厢下设“巡铺”，每铺配备巡铺兵5-10人，负责夜间巡逻、防火防盗。南宋临安将全城划分为九厢，厢下设“隅”，隅下设“坊”，形成了“厢—隅—坊”三级治理体系，厢官的权力远大于唐代的坊正，除了治安管理外，还要负责街道维修、水利疏通、灾荒救济等公共服务。 其次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针对街市道路拥挤的问题，宋代设立了“街道司”，专门负责街道的维修、拓宽、洒水、清理，对占用道路的店铺收取“侵街税”，而非直接拆除，既规范了街道秩序，又增加了财政收入。针对街市木质建筑密集、火灾频发的问题，宋代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消防队伍“潜火兵”，每厢配备潜火兵20-30人，配备水桶、火钩、麻搭等消防工具，一旦发生火灾立即扑救，《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坊巷各有潜火兵，遇有火发，即奔走救扑，毋使延蔓”。针对城市垃圾清理的问题，宋代设立了“渠运司”，负责城市排水系统的疏通和垃圾的清运，《梦粱录》记载：“临安府每日有军兵数百人，专一打除街道，清除沟渠，运送垃圾”，这种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在唐代是完全不存在的。 最后是治安管理的调整：唐代的治安管理以“坊”为单位，夜间禁止外出，遇到盗贼只能等到天亮才能报案；而宋代取消宵禁后，夜间人员流动大，政府建立了“巡铺制度”，每坊巷都设有巡铺，夜间由巡铺兵巡逻，遇到盗贼、斗殴可以立即处理。同时，宋代还允许商户自备“巡兵”，保护店铺安全，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正店”都配备有“防送兵”，负责店铺的夜间安保，这种政府与民间结合的治安管理模式，适应了街市制下城市商业发展的需要。 这种治理体系的转变，本质是城市治理逻辑从“管控居民”转向“服务商业”：唐代政府担心商业活动扰乱秩序，所以通过坊市制把商人限制在特定区域；宋代政府意识到商业发展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所以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体系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是宋代城市制度转型的核心内涵。

四、“宋代城市革命论”的得失：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唐宋城市制度转型的性质，学界长期存在“渐变论”与“革命论”的争论，其中以日本学者加藤繁、中国学者傅筑夫、漆侠为代表的“宋代城市革命论”影响最大，该理论认为宋代坊市制的崩溃、街市制的建立，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城市从“政治型”向“商业型”的转变，甚至是中国城市“前近代化”的起点。对“宋代城市革命论”进行批判性反思，是准确理解宋代城市制度转型的关键。

（一）“宋代城市革命论”的核心主张与史料支撑

“宋代城市革命论”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宋代坊市制的崩溃是城市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打破了延续千年的坊市分离传统，是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一次“革命”；第二，宋代城市的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唐代的“政治中心”变成了“经济中心”，商业活动成为城市的核心功能；第三，宋代城市的“近代性”特征明显，市民阶层的兴起、城市文化的繁荣、商业规则的完善，都说明宋代城市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城市从“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变的起点。 该理论有充分的史料和考古支撑：从空间来看，宋代城市确实没有发现坊墙、市墙，商业活动遍布全城，与唐代坊市分离的布局完全不同；从时间来看，宋代确实取消了宵禁，夜市成为常态，与唐代“日中为市、日入而散”的时间限制完全不同；从社会结构来看，宋代确实出现了市民阶层，瓦舍勾栏、夜市、酒楼等市民娱乐场所大量出现，与唐代以士人、官员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完全不同。这些证据都说明，宋代城市与唐代城市确实存在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量变，而是质变。

（二）“宋代城市革命论”的理论局限

尽管“宋代城市革命论”指出了宋代城市与唐代的本质差异，但其理论本身存在三个根本性的局限： 第一，它忽略了唐宋城市转型的渐进性，将200余年的演变过程简化为宋代的“突变”。坊市制的松动并非始于宋代，而是始于晚唐：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城“东市西市之外，居民开店，渐已侵街”，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却无法遏制；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政府下诏“诸坊市邸店，并听自便”，正式承认了坊市制崩溃的现实；唐末扬州、成都、广州等城市的夜市已经非常繁荣，王建《夜看扬州市》、张籍《送闽中客游扬州》等诗作都记载了这些城市的夜市景象。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下诏“诏开封府诸坊巷，并听民开设店肆，不得复有侵掘街衢”，已经明确允许百姓在坊巷中开设店铺，比宋太宗淳化二年的诏令早了36年。可见，宋代街市制的建立只是对晚唐五代以来坊市制松动的制度确认，而非“革命性”的创造，将这一渐进过程概括为“革命”，本质上是一种“时代倒置”的错误。 第二，它过度简化了坊市制的历史功能，将其定性为“封闭、落后”的制度，忽略了其历史合理性。坊市制是适应农业社会经济条件的城市治理制度，在唐代前期，它通过空间区隔和时间管控，既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又避免了商业活动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同时便于政府征收商税、维持城市秩序，支撑了唐代前期的繁荣稳定。而且，宋代也并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