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与《战国策》的成书

我们在阅读《战国策》时，常常忽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手中的文本并非战国时代的原始面貌，而是经过西汉学者刘向系统编订的“刘向编订本”。这个看似简单的认识，实则牵涉到文本生成史、学术编纂理念与历史叙事建构的深层问题。《战国策》的成书过程，既是文献整理的技术操作，也是文化认同与学术理念的具象化呈现。

要真正理解《战国策》，必须首先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刘向面对的原始材料是什么？他依据什么原则进行筛选、编排和重构？这些编辑决策如何影响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战国叙事？只有澄清这些文献学基础问题，才能建立起“阅读刘向编订本”的方法论自觉，避免将后世的文本形态误认为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刘向校书的历史背景

理解《战国策》的成书，必须将其置于西汉中后期文献整理运动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一运动的兴起，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所处的时代，是西汉经学复古思潮鼎盛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五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章句训诂之学日益繁复。与此同时，儒家学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献焦虑——担心先秦典籍在秦火与楚汉战乱中散佚失真或被篡改。这种焦虑催生了持续数十年的文献整理运动，其目标是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命主持大规模校书工程。《汉书·艺文志》记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的任务是校经传诸子诗赋，这是整个工程中范围最广、难度最大的部分。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校书生涯中，刘向为《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楚辞》等多部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其中《战国策》的编订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向校书的方法论基础是“雠校”制度。颜师古注《汉书》引如淳曰：“《别录》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这种方法要求两个人对照不同版本，逐字逐句比对，发现异同，判定正误。刘向的校书实践不仅确立了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编辑理念，直接影响了《战国策》的文本形态。

刘向在编订《战国策》时，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文本系统。西汉时期，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言论和事迹以多种形态流传，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不同名称和版本的文献。这些材料来源多元，编次混乱，内容多有重复。刘向的贡献在于，他通过系统的整理、分类和编辑工作，将这些散乱的材料重新组织成一部结构清晰、内容完整的著作。

刘向的编辑原则体现了他对文献的系统性思考。他将这些材料统一命名为“战国策”，并划分为十二国，每国若干篇，创造了“国别体”的编辑体例。在编辑过程中，他删除了重复的内容，统一了文章的体例格式，并重新确定了各篇的标题。这些编辑决策不仅使文本更加规范，也为后来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刘向编订《战国策》的成果，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三十三篇的基本规模。这一编订工作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战国史料，而且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形态——以纵横家言论和谋略为核心，而非以历史编年为主线。这种文本形态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战国时期的认知方式。

二、《战国策》原始材料的多元来源

《战国策》的原始材料并非刘向凭空创造，而是源自战国至西汉时期长期流传的多种文献。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时可能存在《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类型的文本。

刘向本人在《战国策书录》中提到了这些材料的来源：“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这段话透露了极其重要的文献学信息：其一，当时存在多种战国时期的文献，名称各异，编次混乱，内容重复；其二，刘向的工作并非简单汇编，而是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分类、编排和删重。

“错乱相糅莒”描述的是当时文本的混乱状态。刘向所见的中书（宫中藏书）余卷，各篇内容相互混杂，编排顺序混乱。“又有国别者八篇”说明已经存在按国别分类的文献，但数量不足以覆盖所有内容。刘向的处理方法是：以现有的国别本为基础，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将那些没有明确编序的内容补入相应的国别之下，最后删除重复的内容，得三十三篇。

原始材料的命名方式也值得注意。“国策”“短长”“事语”等名称可能暗示了不同的文献类型和来源。“国策”可能指按国别编排的策士言论汇编；“短长”可能指专门收录纵横家言论的作品，其名称可能源于纵横家“可长可短”的游说策略；“事语”可能指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主、兼载言论的文献。这些不同的命名方式反映了原始材料来源的多元性。

这些材料的形成过程也相当复杂。从战国到西汉，经历了口耳相传与书面记录的交织、秦火焚书与汉初搜集的波折、宫廷藏书与民间传本的并行。战国时期的策士游说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言论记录，这些记录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整理、改编和增删。不同的整理者和传播者留下了不同版本的文本，导致了原始材料的多样性。

理解原始材料的多元来源，对于把握《战国策》的文本性质至关重要。《战国策》不是某一单一来源的文献，而是多种来源、多种形态的文本经过整合后的产物。这种整合既保存了珍贵的史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不同来源的文本在风格、观点、叙事角度上可能存在差异甚至矛盾；刘向的编辑工作虽然使文本更加规范，但也可能改变了原始材料的面貌；后世的传抄和刊刻又进一步增加了文本的不确定性。

从文献谱系学的角度看，《战国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层累的过程。战国时期是材料的生成期，西汉初期是材料的搜集期，刘向时代是材料的整理期，两汉以后是文本的传播期。每一层的累积都为《战国策》增添了新的元素，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理解这种层累性，有助于我们保持对文本的批判性认识。

三、刘向的编辑原则

刘向在编订《战国策》时遵循了一套系统的编辑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编辑操作中，也反映在他留下的《战国策书录》中。通过分析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战国策》作为刘向编订本的独特面貌。

刘向的第一项编辑原则是重编，即重新编排篇章结构。刘向所见的中书本“错乱相糅莒”，说明原始材料的编次混乱。刘向的处理方法是“以国别者八篇为基础，略以时次之”，即以现有的国别本为基础，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各篇的先后。这种编排方式确立了《战国策》作为“国别体”史书的基本框架：全书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分国编排，每国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

这种重编工作的意义深远。从积极方面看，它使原本混乱的文本变得有序，便于阅读和检索；它确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影响了后来的《十六史》中“外国传”的写法。从消极方面看，重编过程必然涉及对原始材料时间顺序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可能并不完全准确；某些篇目的编排顺序可能反映了刘向本人对战国历史的理解，而非原始材料的本来面貌。

第二项编辑原则是重题，即重新确定各篇的标题。刘向所见的中书本各篇标题可能不一致或不清晰。刘向在编订时为各篇确定了新的标题，使之更加规范和明确。例如，现存《战国策》的篇目标题如“秦策一”“齐策一”等，显然是刘向编订后确定的格式，而各篇内部的小标题则可能保留了原始材料的某些痕迹。

重题工作也涉及对篇章内容的概括和定性。刘向在确定标题时，必然要对各篇的核心内容进行判断和提炼。这种判断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行为，它反映了刘向对战国历史的理解和对各篇文献性质的认定。后世读者在阅读《战国策》时，往往会不自觉地以刘向确定的标题为依据来理解篇章内容，这就容易忽略标题本身的局限性。

第三项编辑原则是去重复，即删除不同版本之间的重复内容。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明确提到“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说明他删除了大量的重复内容。这些重复可能存在于不同版本的同一篇文本之间，也可能存在于不同篇章之间。刘向删除重复的原则可能是：保留内容较为完整的版本，删除内容较为简略的版本；保留叙事较为清晰的版本，删除叙事较为模糊的版本；保留语言较为通顺的版本，删除语言较为晦涩的版本。

去重复工作带来的问题是：被删除的重复内容是否完全无价值？保留的版本是否真的优于被删除的版本？刘向的选择标准是否完全合理？这些问题在今天已经难以完全回答，但保持这种警觉意识是必要的。某些被刘向删除的内容可能保存在其他文献的引文中，《太平御览》等类书引用的《战国策》文字中就有一些不见于今本的内容，提示我们注意今本《战国策》的局限性。

第四项编辑原则是统一体例，即使全书的格式和风格趋于一致。刘向所见的中书本可能来自不同的来源，各篇在格式、语言、叙事风格上可能存在差异。刘向在编订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统一处理：统一各篇的起止格式，统一各篇内部的段落划分，统一全书的用词风格。这种统一工作使《战国策》成为一部体例一贯的著作，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始材料的多样性。

以体例统一为例，《战国策》各篇的叙事模式大体一致：先交代事件背景，再展示策士的言论交锋，最后交代事件结果或影响。这种叙事模式可能是刘向编订时确立的，而非原始材料本来具有的。某些篇章的独特性可能被统一的体例所掩盖，某些原始材料的独特叙事方式可能被改编以符合统一的体例。

刘向的编辑原则体现了西汉时期文献整理的标准范式：以保存文献为宗旨，以方便阅读为目标，以通行的学术标准为依据，以删重、统一、编次为主要手段。这种编辑范式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影响了后世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然而，这种范式也带有时代局限性：编辑者往往以恢复“原貌”为目标，却可能因为判断失误或标准不当而改变文献的本来面貌；编辑者的诠释意图可能影响编辑决策，进而影响后世的理解。

理解刘向的编辑原则，是把握《战国策》文本形态的关键。只有认识到《战国策》是刘向编辑工作的产物，而非战国时期的原始记录，我们才能在阅读时保持必要的方法论自觉。

四、《战国策》与《史记》的互文关系

《战国策》与《史记》之间的关系，是理解战国史料流传与演变的重要切入点。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与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生活的时代相近，但司马迁主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刘向则主要生活于汉元帝、成帝时期。从时间上看，司马迁可能未能见到刘向编订的《战国策》，但两人都接触了战国时期的原始材料，形成了各自的历史叙事。

《史记》中大量引用了战国时期的人物和事件，这些记载与《战国策》有密切的互文关系。以苏秦为例，《史记·苏秦列传》详细记载了苏秦的生平事迹和游说言论，其中许多内容与《战国策·秦策》的记载相同或相似。然而，两书的记载也存在差异，有时甚至是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为我们理解《战国策》的文本特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比较《史记》与《战国策》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可以发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文字高度一致，说明司马迁和刘向使用了相同或相近的原始材料。第二种情况是文字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同，说明两者可能使用了同一来源的不同版本，或者在传抄过程中产生了差异。第三种情况是内容有重大差异，包括事实描述的不同、观点立场的不同、甚至叙事逻辑的不同，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原始材料本身的多样性，也可能反映了编纂者对材料的不同处理。

以“苏秦始将连横”为例，《史记·苏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都有记载，但细节有所不同。《史记》记载苏秦最初游说秦王失败，困窘而归，发愤读书，而后东山再起，说服六国合纵抗秦。《战国策》的记载则更为复杂，涉及更多的策士言论和谋略分析。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看，《战国策》的记载可能更接近原始材料的形态，而《史记》的记载则经过了司马迁的改编和整合。

《战国策》与《史记》的互文关系还体现在编纂理念的差异上。《史记》是司马迁独立创作的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中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战国策》则是刘向编订的纵横家言论汇编，以游说活动为中心，以保存文献、方便阅读为目标。两书的编纂目的、叙事方式、关注重点都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深刻影响了文本的面貌。

理解《战国策》与《史记》的互文关系，对于文献学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当我们对《战国策》的某段文字产生疑问时，可以参考《史记》的相关记载，看是否存在互校互证的可能。其次，当我们需要判断某段文字的时代归属时，可以比较《战国策》与《史记》的记载，看哪种更接近原始材料的形态。最后，理解两书的互文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战国史料的整体面貌，避免将任何单一文本视为完整的“历史真相”。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战国策》与《史记》的关系也影响了后世对战国历史的认知。由于《史记》的巨大影响力，后世往往以《史记》的记载为标准来理解战国历史，而忽略了《战国策》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和特点。实际上，《战国策》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史记》的珍贵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理解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状况具有独特价值。

五、版本流传：从姚宏续注到鲍彪注、吴师道补注

《战国策》的版本流传史，是理解这部文献复杂性的重要环节。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在后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抄、翻刻和注解，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现存的版本以宋代刊本为最早，其中姚宏续注本、鲍彪注本和吴师道补注本是三个最重要的系统。

姚宏续注本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版本，简称“姚本”。姚宏（生卒年不详），南宋绍兴年间人，曾任大理司直。他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对《战国策》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和注释，保留了大量的前人成果。姚本的特点是保存旧注较为完整，校勘较为审慎，对前人的错误有所纠正但不轻易改动原文。这使得姚本成为研究《战国策》最可信赖的版本。

姚本之所以被公认为最好版本，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姚本保存了未经后人重大改动的刘向编订本原貌。鲍彪在注《战国策》时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删改，而后世通行的注本多以鲍彪本为底本，只有姚本保留了鲍彪删改前的文本形态。其二，姚本的校勘工作较为审慎，对版本异同的处理较为合理。姚宏广搜众本，择善而从，有根据地纠正了某些明显的错误，但不改有争议的内容。其三，姚本的注释保存了大量前人的成果，包括东汉高诱的注释，为研究《战国策》的学术史提供了珍贵材料。

鲍彪注本，简称“鲍本”，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与姚宏续注本几乎同时。鲍彪的注释工作较为系统，对各篇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和分析。然而，鲍彪本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他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删改，有时甚至改变了原文的意旨。鲍彪删改原文的理由往往是认为原文有误或不善，但他的判断标准未必正确，删改行为也缺乏充分依据。

鲍彪删改原文的方式主要有几种：删除他认为冗余或错误的内容；改动他认为不当的用词和表述；调整他认为顺序颠倒的段落；合并他认为重复的篇章。这些删改使鲍本与刘向编订本的原始面貌产生了较大距离。后世以鲍本为底本的注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些删改，只有姚本能让我们看到鲍彪删改前的文本状态。

吴师道补注本是在鲍彪注本基础上的补正之作。吴师道（1283—1344），元代兰溪人，曾师从金履祥学习经史。吴师道在阅读鲍彪注本时，发现其中存在大量的错误和问题，于是撰写了《战国策校注》，对鲍彪的错误进行纠正，对鲍彪未及的内容进行补充。吴师道的校注工作以《史记》《资治通鉴》等文献为参照，对《战国策》的文字、事实、典故进行了详细的考辨。

吴师道补注的价值在于：他纠正了鲍彪的许多错误，为阅读鲍本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他补充了大量的背景知识和文献依据，有助于深入理解《战国策》的内容；他提出的一些校勘意见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然而，吴师道补注也有局限性：它以鲍本为底本，无法纠正鲍彪删改原文带来的根本问题；某些校勘意见过于自信，未必尽善尽美；元代刊本与宋代刊本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考察。

版本选择对阅读和研究《战国策》至关重要。姚本、鲍本、吴本三者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姚本是未经鲍彪删改的刘向编订本，鲍本是经鲍彪删改的刘向编订本，吴本是对鲍本的补正。理想的阅读和研究应以姚本为主，以鲍本和吴本为参考。姚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刘向编订本的原始面貌，鲍本和吴本则反映了后世的诠释和理解。

以具体案例说明版本选择的重要性。“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一段，姚本作：“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鲍本删去了“苏秦始将连横”五字，理由是这五个字可能是后人所加。吴师道在补注中肯定了鲍彪的判断，但没有指出这种删改带来的问题。实际上，“苏秦始将连横”五字是理解全文的关键，它点明了苏秦此行的目的和策略，删去后对原文的理解会产生影响。

版本问题的实际影响还体现在对战国历史认知的层面。不同的版本系统可能包含不同的文字和内容，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对战国时期事实和思想的理解。因此，进行《战国策》的研究必须重视版本问题，使用正确的版本系统，以姚本为基础，以其他版本为参照。

六、文献谱系与文本复杂性的来源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战国策》的成书过程与版本流变，下面用流程图展示其文献谱系。

```mermaid flowchart TD A[原始策士记录<br/>战国时期] --> B[多种版本流传<br/>秦汉之际] B --> C1[国策] B --> C2[短长] B --> C3[事语] B --> C4[长书] B --> C5[修书] C1 --> D[中书余卷<br/>西汉宫廷] C2 --> D C3 --> D C4 --> D C5 --> D D --> E[刘向编订<br/>约公元前26年-前6年] E --> F[刘向编订本<br/>33篇] F --> G1[姚宏续注本<br/>南宋绍兴年间] F --> G2[鲍彪注本<br/>南宋绍兴年间] G2 --> G3[吴师道补注本<br/>元代] G1 --> H[现存各版本分支] G3 --> H

style A fill:#f9f,color:#000 style E fill:#ff9,color:#000 style F fill:#9f9,color:#000 style H fill:#9ff,color:#000 ```

这张文献谱系图清晰地展示了《战国策》成书与流传的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战国策》的文本复杂性来源于三个层面：原始材料来源的多元性、编辑过程的主观性、版本流传的多样性。

原始材料来源的多元性是第一层复杂性。战国时期的策士言论和事迹以多种形态流传，形成了“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名称和形态的文献。这些文献的编纂者、编纂时间、编纂目的都可能不同，它们的内容、风格、观点也存在差异。刘向面对的不是单一来源的文本，而是需要整合多种来源的复杂文本系统。

编辑过程的主观性是第二层复杂性。刘向在编订《战国策》时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决策，包括重编（重新编排篇章）、重题（重新确定标题）、去重复（删除重复内容）、统一体例（使全书的格式和风格一致）。这些编辑决策反映了刘向本人的学术判断和诠释意图，可能与原始材料的面貌存在差异。后世读者阅读《战国策》时，实际上是在阅读刘向编辑过的文本，而非战国时期的原始记录。

版本流传的多样性是第三层复杂性。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在后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抄和刊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宋代以后，姚本和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