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多布里昂的时代

第 1 章：夏多布里昂的时代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布列塔尼半岛时，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正站在圣马洛港口的海风中。这个名叫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贵族子弟，或许正在盘算着自己的前途——像他的父辈那样在军队服役，或者在教会谋一份闲职，安稳地度过一生。他不会想到，几年之后，自己将成为一个流亡者，在异国的森林和废墟中寻找活下去的意义；更不会想到，当他拿起笔记录自己的颠沛流离时，他将开创一种全新的文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动。

理解一个作家，从来不是从他的第一本书开始，而是从他的时代开始。这不是一句空话。没有巴士底狱的枪声，夏多布里昂可能只是法国外省一个无足轻重的贵族；没有拿破仑帝国的铁与火，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流亡者用笔尖诉说乡愁与失落。我们今天读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读《阿拉贡娜》、读《勒内》，如果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的时代发生了什么，我们读到的只是文字的碎片，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历史风暴中的挣扎与呐喊。

这一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时间倒拨回去两百年，让夏多布里昂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告诉你他是谁，他的时代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这两者加在一起，会产生那样独特而持久的文学。

法国大革命：旧世界的崩塌

要理解夏多布里昂，我们必须先理解他口中的“那场革命”。1789年的法国，正站在一个巨大裂缝的边缘。

当时的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王国之一，但这个王国的根基已经腐朽。路易十六坐在凡尔赛宫的宝座上，却控制不住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贵族们享有免税的特权，教会的地产比国王的国库还富有，而农民和城市贫民却要为日益加重的税负疲于奔命。简单来说，这个国家的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却承担着整个社会的重负。

启蒙思想家们——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已经在思想上点燃了火焰。他们的著作在沙龙里传阅，在咖啡馆里辩论，动摇了人们对旧秩序的信仰。“人生而自由”“主权在民”这些观念像野草一样蔓延，终于在1789年找到了爆发的契机。

那一年三级会议的召开、网球厅宣誓、巴士底狱的陷落——这些我们从历史书上读到的片段，构成了一幅天翻地覆的画面。旧制度在短短几年内被彻底摧毁。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的庄园被没收，教会的财产被国有化。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军的红旗，以及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但革命的进程远比口号复杂。1793年雅各宾派执政时期的恐怖统治、1794年热月政变后的政局动荡、1799年拿破仑雾月政变夺权——革命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可能就成为阶下囚，今天被欢呼为英雄的人明天可能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像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剑，让整个法国社会笼罩在一种近乎偏执的焦虑之中。

夏多布里昂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出生在旧制度最繁盛的时期，却在它最悲惨的境况中成长。”这句话不是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经验。他的家族是布列塔尼的老贵族，享有各种封建特权——这些特权在革命面前土崩瓦解。他的父亲为了逃避革命党的追捕四处躲藏，他的亲哥哥在革命军中服役却死于一场无人知晓的战斗。当巴士底狱的枪声响起时站在圣马洛港口的那个少年，在短短几年内就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子弟变成了一个失去家园、失去财产、失去兄长的流亡者。

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于政治体制的改变。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对自我、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旧秩序的崩塌让人们意识到，一切看起来坚不可摧的东西——王权、神权、传统——其实都是可以质疑、可以推翻的。这种觉醒是痛苦的，因为它打破了旧日的确定性；但它也是解放的，因为它为新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正是在这种痛苦与解放的交织中，浪漫主义文学悄然萌生。

布列塔尼贵族少年：一个灵魂的诞生

1768年9月4日，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出生在布列塔尼半岛的圣马洛城。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祖上曾有人在十字军东征中立下战功，也有人在法国宫廷担任过要职。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这个贵族世家已经有些没落——不是穷到揭不开锅，但也不再是呼风唤雨的显赫门第。

夏多布里昂的父亲是个精明但有些阴沉的人，他把家族的复兴希望寄托在几个儿子身上。在父亲的安排下，夏多布里昂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历史等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在布格河畔的科伊埃利埃公学度过了少年时代，那里的教育强调古典文学和宗教教义，但少年夏多布里昂的心思显然不在这些功课上。

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忧郁倾向。他喜欢独自漫步在海边，看潮起潮落，想象着远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种对远方和未知的渴望，这种在孤独中咀嚼自己内心感受的习惯，后来成为他笔下人物的鲜明特征。我们在《勒内》中看到的那个厌世青年，在《阿达拉》中看到的那种激情与克制之间的撕扯，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少年夏多布里昂在布列塔尼海边的那些独处时刻。

1786年，十八岁的夏多布里昂被送往巴黎学习法律。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在司法领域谋得一官半职，光耀门楣。但巴黎的生活没有让夏多布里昂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法律从业者，反而让他接触到了启蒙思想的最新潮流。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作品在他心中种下了种子，让他知道文学可以成为一种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古典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对理性与秩序的膜拜。

1788年，夏多布里昂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按照家族的安排，他本应接受圣职成为教士，但就在即将领受剪发礼的前夜，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家震惊的决定：放弃教会的前程。他后来写道，在那个决定性夜晚，他在教堂门口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转身离去。这个选择让他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未来，但也让他保住了成为作家的可能性。一个献身于上帝的人不会写出《勒内》中那种充满激情的独白，也不会在墓畔回忆录中那样坦诚地面对自己的野心与软弱。

放弃圣职的夏多布里昂转向了军队。他加入了孔代亲王指挥的军队，准备投身于欧洲各国对法国革命的联合干预。1791年，他随军远征比利时，那是他第一次踏上战场。战争的残酷让他震惊，但他也从中获得了某种奇特的力量感。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描述过第一次看见尸体的场景：“我以为自己会害怕，但我发现自己只是盯着那具尸体，心中涌起一种奇怪的平静。”这种面对死亡时的超然态度，这种在绝望中发现美的能力，成为他日后写作的重要素材。

1792年，法国革命军击败了入侵的外国军队，孔代亲王的军队被迫解散。夏多布里昂从一个准军官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流亡者。他的流亡生涯从此开始，断断续续长达二十余年。他去过比利时、去过荷兰、在莱茵兰的森林里躲避法国军队的搜捕，最后辗转来到英格兰。在英格兰的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囊中羞涩、语言不通、远离亲人，随时可能听到法国传来的噩耗。

正是在流亡的岁月里，夏多布里昂开始认真考虑写作这件事。人在异乡，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回忆。他开始把自己的经历、感想、对故乡的思念写下来，最初只是作为消遣，后来逐渐产生了发表的念头。1797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论古今革命》，这是一本政论性著作，讨论的仍然是法国大革命的问题，文笔还相当粗糙。但这本书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夏多布里昂从战场和官场转向了文学。

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1801年出版的《阿达拉》。这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北美森林中的爱情悲剧：一个法国青年在荒野中遇到一位印第安少女，两人相爱，但少女因为宗教信仰的束缚无法与异教徒结合，最终选择服毒自尽。小说发表后立即在巴黎引起轰动，人们纷纷打听这个笔法新颖、情感浓烈的作者是谁。《阿达拉》让夏多布里昂一夜之间成为文坛新星，也奠定了他作为浪漫主义先驱的地位。

理解《阿达拉》的关键，不在于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在于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被讲出来。夏多布里昂在流亡生涯中见过太多死亡——战场上的死亡、断头台上的死亡、异乡孤独中的死亡。《阿达拉》中的女主角选择用死亡来维护自己的信仰，这种极端的选择方式反映了夏多布里昂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对激情的肯定，对死亡的坦然，对一种超越世俗秩序之力量的追求。他笔下的荒野不是风景画中的背景，而是灵魂挣扎的舞台；爱情不是田园诗中的牧歌，而是与命运搏斗的战场。

拿破仑帝国：铁与火中的文学转型

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波拿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就在同一年，已经回到法国的夏多布里昂以一篇《论波拿巴与波旁王朝》引起了这位新皇帝的关注。文章的语气暧昧不明，既没有对拿破仑表示效忠，也没有明确反对帝制。夏多布里昂的立场向来如此：他在政治上是个失意者，在文学上却野心勃勃，他需要皇帝的庇护来重建自己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但内心深处对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保持着贵族式的警惕。

拿破仑时代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今天谈到浪漫主义，往往会追溯到1820年代法国浪漫派戏剧的胜利——维克多·雨果1830年的《爱尔那尼》演出被视为浪漫派击败古典主义的关键战役。但浪漫主义的精神胚胎，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经在流亡者、失败者、失意者的心中孕育。

拿破仑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用武力统一了欧洲大陆，结束了革命时期的混乱，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他颁布的《民法典》至今仍是许多国家民法的基础。但他的统治也充满了暴力与压迫，数百万人在他的战争中丧生，对外扩张耗尽了法国的元气。一个如此强势的统治者，自然会在文学中留下印记。

在拿破仑的铁腕下，许多有才华的人被迫沉默。那些同情旧制度的人被流放，那些坚持共和理想的人被边缘化，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表面服从实则压抑的气氛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于是把情感转向了内心世界——转向爱情、自然、死亡、回忆、梦境。浪漫主义文学那种对个人情感的强调，那种对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压抑环境的产物。

夏多布里昂与拿破仑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曾短暂地依附于这个新政权，获得过外交官的职位，出使过巴伐利亚和罗马。但他对皇帝的忠诚从来不是彻底的。1814年，当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败局已定，他公开站出来支持波旁王朝复辟，成为“归顺”的保皇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拿破仑对这个背叛者心存芥蒂，在滑铁卢战役前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夏多布里昂只是在用笔战斗。”

拿破仑倒台后，夏多布里昂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复辟的波旁王朝给了他各种荣誉和职位——贵族院议员、大使馆秘书、外交部长。他本可以安心做一个朝廷命官，安享荣华富贵。但他骨子里的贵族精神不允许他这样做。面对查理十世日益专制的统治，他又一次站到了反对派一边，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人物。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又目睹了奥尔良王朝的建立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可以说，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法国政坛的几乎每一次动荡，而他的政治立场始终摇摆不定——不是因为他没有原则，而是因为他太过清醒，看得到每一种政治选择背后的代价。

政治上的摇摆无损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在时代风暴中不断寻找方向、不断调整姿态的经历，让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他在《墓畔回忆录》中写尽了半个世纪的法国社会变迁，写尽了权力的更迭与理想的幻灭，写尽了一个敏感灵魂在乱世中的挣扎与困惑。这部巨著直到他死后才全部出版，但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国文学的骨髓里。普鲁斯特在写作《追忆似水年华》时反复参考《墓畔回忆录》，福楼拜说自己读夏多布里昂的书读了几十遍，托尔斯泰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也曾研究过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战争的描写。这些后来者或许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场，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拿破仑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开始。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彻底失败后，法国进入了所谓的“复辟时期”。波旁王朝回来了，但他们带回的旧制度已经无法完全恢复。革命带来的平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贵族的特权再也站不住脚跟。在政治上，复辟王朝最终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终结；在文学上，浪漫主义则在那之前就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地震

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变，我想最恰当的可能是：从一座精心修剪的花园，变成一片原始的荒野。

古典主义文学是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它的规则是清晰的：理性至上，秩序为王，文学应当模仿古希腊罗马的典范，戏剧要遵守“三一律”的束缚，语言的运用要追求典雅与规范。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这些名字构成了古典主义文学的星空，他们留下的作品至今仍被视为法国文学的经典。但到了十八世纪末，这些规则的根基已经开始松动。

启蒙运动带来了对理性的重新审视。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质疑文明的进步意义，在《忏悔录》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自我审视方式——不是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我，而是用情感的目光。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刻画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揭示了人性中理性无法解释的黑暗面。这些声音汇成一股潮流，动摇了古典主义的根基。

但真正给古典主义致命一击的，是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暴力让人们看到，理性并不能保证人类的幸福，专制可以用理性的名义犯下最不理性的罪行。在革命后的反思中，许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情感、直觉、本能——转向那些理性之外的“真实”。浪漫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它要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让文学重新与人的内心世界建立联系。

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坛的爆发大约在1820年代。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司汤达在1823年发表了《拉辛与莎士比亚》，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1827年，维克多·雨果的《克伦威尔》及其长篇序言问世，明确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纲领；1830年，雨果的戏剧《爱尔那尼》首演，古典主义在剧场中最终败北。这一年常被视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高潮之年，而夏多布里昂在此之前十年就已经为这场运动奠定了基础。

夏多布里昂的贡献在于，他最早把一种全新的感受方式带入法国文学。他在《阿达拉》《勒内》等作品中展现的那种对自然荒野的迷恋，对内心激情的描写，对死亡和孤独的沉思，对异域情调的追求——这些元素后来都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标配。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古典主义那种理性健全的英雄，而是一个充满内心矛盾、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者。勒内在故事开头就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命运把我与我的同类分开”，这句话几乎是所有浪漫主义主人公的自画像。

《勒内》这部作品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讲述了一个出身贵族的青年厌倦了社交生活，独自游历美洲，在那里遇到一位传教士，最终皈依天主教的故事。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浪子回头的宗教故事；但实际上，它的核心是勒内的内心世界——那种无法解释的忧郁，那种对某种遥不可及之物的渴望，那种在人群中感到的深刻孤独。夏多布里昂在描写勒内的状态时写道：“这种忧郁如同一种倦怠，我把它带到一切地方；我在欢乐中厌倦，我在平静中焦躁。”这几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后来人们所说的“世纪病”的症状——这种病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中反复出现，从拜伦的曼弗雷德到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从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到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都可以看到勒内的影子。

浪漫主义之所以能在法国迅速传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留下的创伤需要被言说，而浪漫主义提供了一种言说创伤的方式。它不要求人们解释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它只要求人们正视内心的感受——痛苦是真实的，绝望是真实的，渴望是真实的。这种对主观体验的肯定，在那个客观秩序崩溃的年代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夏多布里昂的写作方式也预示了后来文学的发展方向。他把自传、虚构、历史、哲学熔于一炉，打破了古典主义关于文类区别的严格规定。《墓畔回忆录》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既是夏多布里昂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也是对法国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更是他对文学、艺术、宗教、政治的思考。这种“跨文类”的写法，后来被普鲁斯特、萨特、加缪等作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

浪漫主义运动最终改变了文学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理解文学的方式。在此之前，文学的主流观念是模仿——模仿自然，模仿古典，模仿某种外在的标准；在此之后，文学的核心变成了表达——表达内心，表达时代，表达那些无法用理性语言说清楚的东西。这种转变的种子，是夏多布里昂在布列塔尼的海风中种下的，是他在流亡的森林里浇灌的。

本章小结

我们在这章中追踪了夏多布里昂的生命轨迹，同时浏览了那个塑造他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终结了旧秩序，带来了空前的混乱与希望；拿破仑帝国用铁与火统一了大陆，也压制了人们表达异议的空间；复辟王朝试图恢复往昔的荣光，却不得不面对革命留下的遗产。在这几十年间，法国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震荡之一，而夏多布里昂正好站在这场震荡的中心。

他是一个见证者。革命、流亡、帝国、复辟——这些大词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而夏多布里昂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那些命运。他是一个幸存者。比他的兄长更有才华、更有野心的人大有人在，但他们或死于战场，或死于贫困，或被时代彻底遗忘，只有他活了下来，并且活到了八十多岁。他的长寿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墓畔回忆录》，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他更是一个开创者。他最早把一种全新的文学带给了法国读者——《阿达拉》中的异域风情与宗教激情，《勒内》中的内心忧郁与孤独渴望，《墓畔回忆录》中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反思——这些作品不仅为浪漫主义运动提供了范本，更为后来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了解夏多布里昂的时代背景对理解他的作品至关重要？

答案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夏多布里昂的每一个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没有大革命的冲击，他不会成为流亡者；没有流亡岁月的孤独与思考，他不会发现自己的写作才华；没有拿破仑帝国的压抑与复辟时期的松动，浪漫主义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这种影响力，他的那种写法、那种风格、那种对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就不会被同时代的人接受和效仿。他的作品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时代造就作家”可以概括的，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相互塑造——时代给了他素材和灵感，他则用文字让那个时代在后来者的心中复活。

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夏多布里昂的具体作品，从《阿达拉》到《勒内》，从《墓畔回忆录》到他未完成的史诗。我们会看到他如何处理爱情与信仰的主题，如何描绘美洲荒野与欧洲废墟的对照，如何在个人叙事与历史书写之间游刃有余。这些讨论将建立在前文已经打下的基础之上——当你知道了他是谁、他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再去看他的具体作品，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