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

第 1 章 高老头：父爱的悲剧

伏盖公寓：一间屋子的社会学

读《高老头》的人，往往急着等情节发生，却不知道小说真正的第一主人公是那座公寓。《高老头》的开头有整整十几页没有一个像样的事件，全部笔墨用来搭一座房子：圣日内维新街上那座暗黄的、潮湿的、离拉丁区不远也不近的伏盖公寓。门脸寒酸，院子里一股阴凉，花坛里的泥土板结，墙上泛着霉绿色，客厅里的家具有油垢，地毯的绒毛磨秃了，用餐时每人一份的小碟子边缘磕出豁口。空气里终年浮着一种被巴尔扎克专门命名的气味，即所谓公寓味道，住客的衣裳、饭菜、咳嗽、叹息全都掺在里面，傅雷的译文把这股气味处理得极有耐心，让读者先在鼻子里住下来，再去认识人。巴尔扎克在开篇还特意叮嘱读者，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心里、在自己家里认出这些成分。这不是慢，这是方法。小说还没让人出场，先让人相信容器。巴尔扎克要读者明白，人是由屋子造出来的，性格是环境的分泌物。半个多世纪后泰纳把这条原理总结成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写成《英国文学史》里那部著名的方法论导言，追根溯源，他的环境论正是从《人间喜剧》这样的页面上生长出来的。理论家不过是替一个已经存在的小说实践补写了说明书，而《高老头》的开头是这份说明书最早的演示现场。

公寓里有七位常住房客，这个阵容本身就是一份浓缩的社会抽样。退休的面条商高里奥，身无长物又爱打听的老姑娘米旭诺，懦弱得像影子的小职员波阿雷，被富人父亲剥夺了继承权、由库蒂尔太太监护寄住的维多莉，来历不明、肩宽背厚、玩笑开得吓人的伏脱冷，从南方昂古兰末乡下来巴黎读法律的青年拉斯蒂涅，以及整夜在医院解剖尸体回来、眼睛熬得通红的医科学生毕安训。楼下掌柜是伏盖太太，一个把寡妇身份当招牌、把算盘当良心的女人，她给房客分等级的目光，比户籍制度还精确。这群人凑在一起，巴黎的下中层社会就算到齐了：吃年金者、小职员、老姑娘、穷学生、被怀疑的罪犯，加上一个身份可疑的中产遗老。小说随后带着拉斯蒂涅走出公寓，走进圣日耳曼区的鲍赛昂府邸，走进雷斯托伯爵家的客厅，走进纽沁根银行家的公馆，每换一处，灯光的亮度、家具的成色、仆人的做派、谈话的题目就整套更换，唯一不变的是核算的冷眼。巴尔扎克的叙事眼睛是一双会计的眼睛，他看任何房间都在估价，看任何衣着都在折旧，看任何寒暄都在记账。恩格斯晚年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经济细节，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指的就是这种把社会当作账目逐笔核对的天赋。公寓与府邸的往返之间，巴尔扎克完成了对一整个社会的普查。

而公寓社会学最锋利的一具标本，正是高里奥的居住史。他初搬进来时住二楼最好的房间，付最高的膳宿费，衣着体面，银餐具考究，鼻烟匣讲究，伏盖太太一眼看出这块肥肉，一度认真动过再嫁的念头，连备嫁的绸衫都悄悄备下了。随着他一次次替女儿填窟窿，钱袋瘪下去，房间从二楼搬到三楼，再搬到四楼最差的房间，膳宿费一减再减，银器换了镀金的，镀金的换成白铁的，人也就从高先生退化成高老头，成为全公寓取笑的对象。房客们编派他养着情妇，伏盖太太因为求婚无望由爱转怨，领着大家嘲弄他。唯独没人猜到真相：他的钱不是被情妇们分掉的，是被两个女婿的门面和两个女儿的虚荣心吸干的。巴尔扎克用一个人在七八年里的迁居路线，画出了一条不可逆的坡度，每个读者都能在这条坡道上读出自己的恐惧。这条坡度比任何控诉都清楚，它说明在这个社会里没有财产就没有人格，父亲的身份一旦离开金钱的支撑，连人形都保不住。同期英国小说家喜欢写穷青年的奋斗，巴尔扎克写的却是老年人的降级，这是他独有的题材，老年是财富的镜子，照出一个人一生中每一次情感的支出。

这个下坡路还有更冷的一层含义。公寓众人对高老头的态度随着他的房钱同步变化，起初容忍他的怪癖，继而嘲笑他的寒酸，最后连他偷看女儿马车路过都要被当作笑柄。巴尔扎克在这里写出了势利的自动性：不需要任何人做决定，整个小社会会依据经济信号自动调节它的敬意配额。伏盖太太是这台机器的传感器，她对高里奥的每一次态度微调都精确对应着对方的支付能力。后来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写《金钱》的左拉，都从这种传感器上接过技术。而巴尔扎克自己并不停留于讽刺，他让拉斯蒂涅在观察中产生疑问：一个人的价值难道真的等于他的进项？小说没有回答，只是让拉斯蒂涅下楼去当了怀表。

三位教师：鲍赛昂夫人、伏脱冷与高老头

《高老头》表面上写父爱，骨架却是一部教育小说。拉斯蒂涅从外省来，口袋里有母亲和妹妹们变卖首饰凑出的一千二百法郎，心里有一套从乡下带来的天主教与君主制的旧道德，小说的全部情节就是让他先后听三个人上课，然后毕业。第一位教师是鲍赛昂子爵夫人，圣日耳曼区最显赫的贵妇，拉斯蒂涅的远房表姐。她正被情夫阿瞿达侯爵抛弃，因为侯爵要娶一个有四百万陪嫁的资产阶级小姐，在这场体面的溃败里，她把上流社会的机密像遗产一样交给表弟。她对拉斯蒂涅的那番私房话，傅雷译得冷到骨头里，大意是：您越没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您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您；只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您就能爬到欲望的顶峰。她还说，您在这儿没有一万法郎的进项，就什么也不是；要没有野心，巴黎便是一座沙漠。请注意，这番话不是反派说的，是全书最高贵的灵魂在败退时刻说的。巴尔扎克的深刻在此：他不把社会的真理交给恶人独占，善人临走时也得吐出来。鲍赛昂夫人的告别舞会是小说下半部的大场面，贵族社会倾巢出动，来向一个被资产阶级小姐打败的女人告别，场面越华丽，判决越清楚。舞会散后她退隐乡下，圣日耳曼区从此少了一面旗帜，而拉斯蒂涅的社会学第一课宣告结业。

第二位教师是伏脱冷。这个染着鬓角、肩宽背厚的房客在饭桌上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政治经济学，把社会的全部修辞当场拆穿。他替拉斯蒂涅算账：你要靠三年级的法学文凭熬出头，先得当五年候补文书，一个月挣一千来法郎，刨去衣着、马匹、交际，一辈子攒不下一个子儿；而巴黎的年轻人要有马车、手套、订阅剧院包厢，缺一样就进不了上流社会的门。他给出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发奋发财，要么接受他的安排，娶维多莉，因为她的哥哥随时可能在一场安排好的决斗里死掉，她就会继承她父亲泰伊番的几百万家私。那句关于厨房的判词几乎是全书的总纲，傅雷译文流传最广：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想捞油水就别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么一点。他还说，在巴黎要发财，要么是天才，要么会腐败，清白老实一无用处。伏脱冷后来被米旭诺为三千法郎出卖，作为越狱的苦役犯被捕，临走还当众宣告自己是公寓里唯一诚实的人，因为只有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什么。这个人物值得单独一章去谈，这里只需指出：他给拉斯蒂涅的教诲与鲍赛昂夫人的教诲实质是同一门课，一个用贵族的疲惫来讲，一个用苦役犯的兴头来讲，教材没有区别，学费却都是灵魂。

伏脱冷的算术里还有一个活人做筹码。维多莉是富商泰伊番的弃女，哥哥独占了全部家产，她在公寓里做着嫁不出去的好姑娘。伏脱冷替拉斯蒂涅设计的捷径，就是让她的哥哥在决斗中死掉，好叫她带着几百万陪嫁改嫁他人。最毒的地方在于，伏脱冷说到将来可能流的眼泪时语气平静得像谈天气，而这场决斗后来真的发生了，人真的死了，钱真的来了。拉斯蒂涅没有娶维多莉，可他也没有报警。青年的良心就是这样一点点折旧的，先是不作为，然后是不介意，最后是熟练。

第三位教师是高老头本人。他教的是反面的一课。这个被父爱烧昏了头的老人，用一生的破产演示了感情在金钱社会里的兑换率。拉斯蒂涅亲眼看着他把银餐具捶扁了去卖，把终身年金预支出来，把最后一枚埃居塞给女儿去还情夫的赌债，然后在阁楼的破床上咽气。三位教师的课加在一起，就是《人间喜剧》的入门课程表：贵族教你冷，罪犯教你狠，父亲教你付出一切然后被一切抛弃。拉斯蒂涅全听懂了，所以他最后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高处，对着脚下万家灯火的巴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傅雷译作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张冠尧的译本措辞不同而锋利相当。一个青年从此向社会宣战，用的武器恰恰是社会亲自教给他的。巴尔扎克没有写他堕落，只写他毕业，这个分寸是全书最高明的地方。

面粉商的发家史：革命年月里的生意经

要理解高老头，得先算清他的钱从哪里来。巴尔扎克在小说里塞进了一份小传，这份小传常被读者跳过，其实它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高里奥在大革命前是个面条作坊的伙计，手艺好，会算，东家赏识他，把女儿嫁给他，又给了他本钱。大革命年代粮价飞涨，他趁缺粮的年月囤积面粉，垄断市场，做投机生意，买卖做得又狠又顺，等别人饿着肚子排队买面包的时候，他的钱袋已经满了。拿破仑的战争接着又给了粮食生意二十年的好运。革命的风暴吹倒了贵族，吹跑了教会，独独把面粉商吹成了富翁。巴尔扎克写这一段毫无掩饰的意思：高里奥的第一桶金沾着饥荒的油水。这个细节让后来的研究者格外兴奋，因为它精确对应着一七八九年以后法国财产的大洗牌，教产被拍卖，流亡贵族的地产被充公再出售，胆大心黑的商人用真金白银的零头买下了旧世界的骨头。恩格斯一八八八年致哈克奈斯的信里专门提到，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包括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高里奥的账本就是最生动的教材。一个靠饥荒起家的商人的养老钱，最终被两个攀附贵族与金融界的女儿吸干，这条资金链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法国社会史。

发家之后的高里奥本来可以继续做买卖，但他在生意最顺的年头急流勇退，原因很简单，他的妻子死了，他把全部感情转移给两个女儿。他给她们请伴读、请教师，让她们学骑马、学绘画，置办不输贵族小姐的行头。大女儿娜齐被培养出贵族趣味，嫁了雷斯托伯爵，挤进了旧贵族的门第；小女儿但斐纳羡慕金融界的阔气，嫁了德国血统的银行家纽沁根。两个女儿出嫁，每人带走几十万法郎的陪嫁，几乎刮空了父亲的家底，只给他留下一小笔年金和一颗随时可以被提取的心。从此高老头的全部生活只剩一件事，等女儿上门。女儿们起初还带着笑脸来要钱，后来连笑脸也省了，派仆人来，或者干脆在需要现钱时才把他从记忆里搬出来晒一晒。老人对此不仅不怨，反而体谅她们身不由己，替她们的冷漠编好理由。公寓里的人猜他是色鬼，读者知道他是父亲，而真相比两者都难堪：他是一座私人银行的自动柜员机，密码是女儿的名字。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里说过，高老头是父爱的基督。这句话常被引用，也常被误解。它不是在颂扬高老头的美德，而是在说明一种激情的结构：基督为人类上十字架，高老头为女儿们上十字架，这种倾其所有的爱本身带有殉道的疯狂。在巴尔扎克的体系里，激情是高于道德范畴的力量，吝啬是葛朗台的激情，野心是拉斯蒂涅的激情，嫉妒是贝姨的激情，父爱就是高里奥的激情。激情不问值不值，只问烧得旺不旺。所以高老头的悲剧不该被读成善良被辜负的通俗剧，它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病例：一种官能的过度发育，导致整个机体坏死。巴尔扎克自命为社会的研究者，他在总序里自认只做法国社会的秘书，在小说里则更像解剖病理的医生。毕安训守在高老头床边那几页，与其说是写一个学生的仁慈，不如说是替作者在病床边做临床记录，连谵妄的症状都写得像病历。

父爱激情的解剖

小说中最让细读者不适的，是高老头对女儿的感情里有股说不清的腻味。他听说但斐纳在街上望了他一眼，能激动得整晚合不上眼；他躲在女儿马车经过的路口，只为多看一眼车里的背影；他把但斐纳与拉斯蒂涅的相识当作自己的幸福，主动搬到他们的住处附近，好天天接收一点余温。这种父爱已经越过了伦理的边界，成为一种单恋式的自耗。巴尔扎克敢把这层写透，是他的大胆之处。傅雷的译文在这里分寸极好，既不遮掩原文里那种近乎痴恋的语调，又不让它滑向廉价的猎奇。细读高老头的语言会发现，他谈女儿时用的词汇惊人地接近一个情人：声音发抖，眼睛放光，为一次目光的施舍感激涕零，为一次约会的践约热泪盈眶。这不是修辞上的巧合，是病理上的实相。父爱在这种社会里已经无处安放，女儿出嫁等于进入另一个所有权系统，父亲的身份被婚姻法与财产法联手架空，于是感情只好变形，变形为恋爱式的苦恋。有的批评家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去解释这两段父女关系，说得过头了，但至少点出了一个事实：巴尔扎克比精神分析早半个多世纪，已经直觉到家庭情感里的暗流。

两个女儿同样是解剖的对象，而且是更冷的一刀。娜齐嫁入贵族，要维持伯爵夫人的排场，被情人马克西姆一次次拖进赌债的泥潭，最后沦落到伪造票据、变卖家传钻石的地步；但斐纳嫁了银行家，丈夫把她的陪嫁攥在手里放高利贷，她在金碧辉煌的公馆里过着精神上的守寡生活，只好到父亲和情人身上找一点温度。她们并非天生的蛇蝎，巴尔扎克写她们时甚至带着体谅：她们是被各自的环境教养成这样的。上流社会的要求是无限的，马车、舞会、珠宝、歌剧院的包厢、情人的开销，每一样都有确切的价码，而所有价码最终都汇到父亲的钱袋里。但斐纳要一笔钱替情人还债，父亲卖掉银器替她办成，她还嫌来得不够体面；娜齐要用钻石首饰抵债，丈夫逼她，情人催她，她冲到父亲床前如同冲到当铺柜台。小说里最惊人的段落之一，是高老头咽气前自己也算清了这笔账，他喊出那句话，傅雷的译文只有九个字：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一个把一生献给爱的人，临死前发现了爱的汇率。这不是控诉女儿，这是控诉一种把一切感情都换算成金钱的文明。

但巴尔扎克的高明在于拒绝把责任推给抽象的社会了事。小说中有一处常被忽视的细节：两个女儿年轻时每一次伸手，父亲都给得心甘情愿，甚至以被榨取为荣。高老头亲手训练了女儿们的肌肉记忆，让她们确信父亲的钱袋取之不竭、父亲的忍耐没有下限。悲剧里没有无辜者，也没有纯粹的恶人，只有一套互相咬合的机制：父亲用金钱购买女儿在场的时间，女儿用到场的时间换取父亲的金钱，双方都用感情的名义为这笔交易记账。这正是后来现实主义的信条：性格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又是由无数性格的欲望堆成的。拉斯蒂涅站在这个机制的旁边看了整整一本书，他看到的不是善恶的搏斗，而是齿轮的运转，连齿轮的呻吟都是按节拍进行的。

临终的呼喊与两辆空车

高老头的死是十九世纪小说里写得最狠的死亡之一，狠在全部过程都按账目进行。老人病倒之后，第一件事是清点自己还能变卖什么；女儿们知道父亲将死，各自忙着舞会和债务，打发仆人来探问的仍然只有钱。咽气之前的漫长一夜，只有拉斯蒂涅和毕安训两个外人在场，一个出力，一个出诊，两个穷青年分头去张罗药品、柴火和被褥，把口袋翻个底朝天。高老头在谵妄中时而咒骂女儿，时而为女儿辩护，时而不甘心，嘶喊着要见女儿一面，喊到嗓子里只剩下气音。他一度愤怒得像个先知，质问国家对被踩在脚下的父亲不管不问，说女儿的罪名就是做父亲的失职，这种怒火是全书唯一一次有人向整个制度叫板，而叫板的人已经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傅雷译这一段用的都是短句，节奏跟喘息一样，读者的呼吸会被译文带着走。最后一刻，老人摸索着把两个女儿的小名连在一起喊，在两声昵称之间断了气。巴尔扎克不留任何缓冲，紧接着就是葬礼的算术。

葬礼的账算得刻毒。丧葬费不够，拉斯蒂涅当掉了怀表，毕安训也垫上了自己最后的几个法郎。下葬那天，雷斯托家和纽沁根家各自派来一辆漆着爵徽的马车，跟在灵柩后面，车厢里空无一人。娜齐在舞会尽兴之后赶来，迟了一步，跪在坟前哭了一场；但斐纳称病未至，派了车。神父念的经文按最低规格收费，掘墓人讨酒钱，教堂执事讨小费，一切都在结账。读到空车那两行，多数人会停下来重读一遍，因为象征在这里压倒了写实：两具空车厢就是两个女儿的全部哀悼，爵徽还在，人没了。巴尔扎克写物从来不只是物，物是人心的收据。这一笔后来被无数小说家模仿，很少有人模仿得这样经济，因为原版的效力来自前文几十处账目的铺垫，空车不过是总决算的最后一栏。

葬礼之后是全书最后的镜头。拉斯蒂涅从拉雪兹神甫公墓下来，在暮色里寻了一处高的坟头站住，看塞纳河两岸渐次亮起的巴黎，从圣堂到杜伊勒里公园，从老人街的灯到旺多姆广场的铜柱，再看荣军院那座他日后将与之周旋的穹顶。他凝视片刻，说了那句向巴黎发出的挑战，然后抹去眼角湿的东西，叙述者说那是他青年时代最后的眼泪。他掩埋了最后一滴少年的眼泪，下山径直去纽沁根太太家吃饭，把这顿晚饭当作踏入社会的第一件事。小说在这里结束，人物却没有结束，拉斯蒂涅还要在《人间喜剧》的其余几十部作品里继续上升，一路做到贵族院议员、内阁大臣。这个开放式结尾是巴尔扎克的天才手笔：他把一部悲剧改造成一个长序列的第一格，从此《人间喜剧》有了发动机。

圣日耳曼区的告别舞会

小说下半部有一场戏，历来被当作《人间喜剧》的枢纽场面，即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告别舞会。这位贵妇被情夫抛弃的消息传遍巴黎，全城的上流社会反而蜂拥到她的府上，人人都要来观赏这场体面的死亡。巴尔扎克写舞会的笔法是全景式的，他数得出宾客的姓氏与门第，报得出首饰与制服的来历，认得出每一对舞伴背后的家族联姻。华丽到极点的地方，他放进一句话：这些人不是来送别的，是来检验贵族血统还能撑多久门面的。子爵夫人盛装出席自己的葬礼，把最后的仪态留给圣日耳曼区，然后退往诺曼底的乡下，从此在《人间喜剧》的角落里偶尔被提起，像一件被收进博物馆的旧礼服。这场舞会是巴尔扎克对复辟王朝贵族的总体诊断：门第还在，钱包空了，血统的骄傲不得不向陪嫁的数字低头。阿瞿达侯爵之所以毁约另娶，不是因为不再爱她，是因为葡萄牙的家族需要一桩带着几百万法郎的婚姻。感情再一次输给了资产负债表，而且输得极其文雅。

对拉斯蒂涅来说，舞会是他第一课的期末考试。他挽着但斐纳出场，高老头的这个小女儿终于挤进了鲍赛昂府的门厅，她一生的虚荣在那一晚得到偿付，而偿付的货币是她父亲的死亡。舞会前夜，高老头已经病倒，正是为了给女儿置办舞会的裙衫、借债垫付开销，老人掏空了最后的进项。巴尔扎克把享乐与垂死剪在同一场戏里交替放映，这是他最擅长的蒙太奇：大厅里乐队奏着四对舞，阁楼里病人抓着被单喊女儿的名字。有人说这种并置太戏剧化，可十九世纪的巴黎本来就按这种剪辑律生活，穷人的死亡为富人的夜晚伴奏。恩格斯后来说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把他心爱的贵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场舞会就是最好的证据，因为再没有比这更文雅也更深情的送葬词了。

一八三四年秋的锻造与中文里的高老头

《高老头》的写作速度本身就是个故事。一八三四年秋天，巴尔扎克把自己关在巴黎的寓所里，用一个多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写完这部近三十万字的小说，白天睡觉，午夜起身，靠浓咖啡把神经吊在天花板上。手稿交给印刷所之后还有第二轮创造，校样回来，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修补，而是整页整页重写，页边、行间、背面写满增补，排版工人常常宁可将版拆掉重排。印刷所流传的话说，他不是在校正，是重做。这四十几天的燃烧决定了此后整部《人间喜剧》的走向，因为正是在这部小说里，巴尔扎克第一次系统地让旧人物重新出场：《驴皮记》里的拉斯蒂涅走到台前成为主角之一，医科学生毕安训从别的中篇搬进伏盖公寓，纽沁根、马克西姆这些名字在别的稿纸上已经用过。读者起初抱怨这是偷懒，巴尔扎克后来在总序里把它论证成方法：人物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处境里反复出现，才配得上真实这个判词，因为人不是在一本书里活完的。一个社会要被描写，就得允许它的人口流动。

这部小说发表之初，批评界骂声不少，有人说它伤风败俗，有人嫌它把父亲写得太脏。将近两百年过去，是非已经颠倒：伏脱冷对社会的分析被社会学家当资料引用，鲍赛昂夫人的舞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复辟王朝的讣告，伏盖公寓成了文学地理的著名景点。连保险精算师都该感谢高老头，他示范了年金在情感压力下的提取速度。真正经得起重读的，还是那些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