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西厢

千古西厢

当我们打开一部七百年前写成的剧本，发现它讲的故事至今仍让人心驰神往，讲述爱情的方式仍让人拍案叫绝，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这部作品究竟施了什么魔法，能够跨越如此漫长的岁月，依然保持这般鲜活的生命力？

这正是第一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我们将从最基础的地方起步，先弄清楚《西厢记》究竟讲述了怎样一段故事，然后追溯这个故事如何从历史的尘埃中一步步走来，最终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做完这些准备之后，你将带着自己的理解，正式踏入崔莺莺与张生的世界。

一部写情的经典：崔张故事的基本面貌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署名元代戏曲家王实甫撰。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唐代的故事：书生张珙（字君瑞）前往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途经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在普救寺偶遇已故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倾心。

这个“偶遇”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张生原本只是路过此地，顺便游览当地名胜古刹普救寺。崔莺莺则在丧父之后，随母亲郑氏扶柩回乡，暂居寺中，等候合适时机将父亲灵柩送往老家安葬。两个本不该相遇的人，因为一座寺庙产生了交集。

寺中有一座声名远播的花园，唤作“西厢”。莺莺与侍女红娘每日前往花园焚香礼佛。这一日，张生恰好在寺中闲游，隔着花墙窥见了莺莺的身影。用剧本中的话说，是“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那一刻，张生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张生随即作出一个大胆决定：放弃赶考，在寺中租下一间僧房住下。理由冠冕堂皇，说是要温习功课，实际上不过是想接近莺莺。此时剧情出现第一个转折。恰在此时，河桥守将孙飞虎听闻莺莺貌美，率兵围困普救寺，限崔老夫人三日之内交出莺莺，否则便要放火烧寺。危急关头，崔老夫人当众许诺：“能退贼兵者，便将小姐许配与他。”张生挺身而出，修书一封请来故交白马将军杜确，最终解了围困。

按常理，张生既退了贼兵，崔家理当兑现承诺。然而崔老夫人临时变卦，只许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并无婚配之意。这里埋下了全剧最核心的冲突——礼教与真情之间的对抗。

张生并未放弃。在红娘的帮助下，张生与莺莺通过吟诗作对、传书递简等方式暗中往来，终于在一个月夜，莺莺主动前往张生书房，两人私定终身。事情败露后，崔老夫人怒不可遏，却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但随即提出新的条件：要张生即刻进京赶考，待取得功名后方可议婚。

张生被迫与莺莺分离。临别之夜，两人依依不舍，莺莺嘱咐张生此去务必高中，“文章有成，婚姻有份”。张生进京应试，果然一举夺魁。然而就在此时，剧情再生波折。崔老夫人的侄儿郑恒从中作梗，声称张生早已另娶名门之女，企图骗娶莺莺。幸得白马将军杜确出面作证，真相大白，郑恒羞惭触树而亡，张生终与莺莺成婚。

五本二十一折的篇幅，完整呈现了从相遇、相爱、分离到团圆的全过程。这便是《西厢记》的基本骨架。

值得注意的是，《西厢记》的故事并非王实甫凭空创造。在它之前，这个故事已经以不同面貌流传了数百年。王实甫的创作是在继承中实现突破的。要真正理解《西厢记》的价值，我们需要追溯它的源头。

从史传到戏曲：崔张故事的演变历程

崔张故事最早以文言小说形式出现，即唐代元稹所撰《莺莺传》。这部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小说，约三千余字，是整个崔张故事链条的起点。

元稹笔下的莺莺是一个真实可考的历史人物——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元稹的表妹。元稹后来另娶高门女子韦丛，莺莺则嫁与他人，两人再无往来。小说以元稹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写到与莺莺私会之后“文调及期，又西之长安”便戛然而止，留下一段无果而终的旧情。小说末尾附有一段“后记”，元稹自述与莺莺往来始末，并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辩护，认为莺莺是“尤物”而非“妖孽”，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能忍痛割舍。

这种自我开脱的说辞在后世引来大量批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元稹此文“文辞华美，然示微之于始，既乱之于终”，实为“轻薄”之作。但《莺莺传》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确立了崔莺莺与张生（实为元稹化身）这对人物原型，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基本素材。

宋代，崔张故事进入民间视野，开始以各种形式流传。今知最早的莺莺诗见于宋代文献，说明北宋时期这个故事已脱离单纯的小说文本，成为文人酬唱的对象。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开始酝酿。这是崔张故事向戏曲过渡的关键一步。

真正完成这一过渡的是金代董解元。董解元生平不详，只知其生活于金章宗时期（约当南宋末年）。“解元”并非其名，而是对读书人的尊称，意为“解头”——地方科举选拔的第一名。董解元创作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改编崔张故事的大型说唱文学作品。

所谓“诸宫调”，是一种盛行于宋金时期的民间说唱艺术。它以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成一套，再用不同宫调的若干套曲组成长篇，辅以说白，交替演唱。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篇幅宏大，现存作品约有近二百套曲牌，充分展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

董解元对故事的改动是根本性的。首先，他彻底改变了悲剧结局，让张生与莺莺最终团圆，不再重蹈元稹始乱终弃的覆辙。其次，他重新塑造了崔老夫人的形象，将她从“礼教庇护者”变为“真情阻挠者”。更重要的是，他虚构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的情节，强化了外部冲突；增添了法聪和尚、惠明和尚等喜剧角色，调节了全书的情感节奏。

然而董解元的改编仍有局限。他的作品仍是说唱文学而非纯然戏剧，作品中的张生形象有时显得轻浮可笑，红娘的性格也不够鲜明。更关键的是，《董西厢》的语言仍偏文人化，未能完全摆脱文言的窠臼。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崔张故事文本演变时间轴 段唐贞元年间 : 元稹撰写《莺莺传》 : 崔张原型确立 : 悲剧结局（元稹自述） 节金章宗时期 : 董解元创作《西厢记诸宫调》 : 从文言小说到说唱文学 : 增添情节、改变结局 : 语言仍偏文人化 段元代中后期 : 王实甫创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 从说唱到纯然戏剧 : 塑造立体人物群像 : 语言典雅与本色并存 ```

王实甫的《西厢记》正是在这一脉络中诞生的。王实甫生平同样不详，只知其与关汉卿大约同时而稍后，大约活跃于13世纪中后期。他以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为蓝本，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再创作。

王实甫的突破体现在多个层面。在体制上，他将作品从说唱文学改造为纯正戏剧，每本四折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段落，五本则构成完整的戏剧结构。这种五本二十一折的体制在元杂剧中极为罕见，显示了王实甫的宏大野心。

在人物塑造上，王实甫的贡献尤为卓著。张生在董解元笔下仍带有说唱艺人调侃的痕迹，而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则是痴情与才华兼具的文人典型。莺莺的性格也更为复杂：她既受礼教约束，又怀有真情渴望；既有少女的矜持，又有冲破藩篱的勇气。红娘更是被王实甫点石成金。在《莺莺传》中，红娘仅是传话婢女；在《董西厢》中，红娘开始展现机智；但直到王实甫笔下，红娘才真正成为有血有肉、伶牙俐齿的市井少女形象——她敢于调侃张生的自作多情，敢于当面揭穿老夫人的虚伪，更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在语言上，王实甫做到了典雅与本色的平衡。他大量化用唐诗宋词的意象与句法，使得唱词优美蕴藉；同时又让说白贴近人物身份，张生之文绉绉、红娘之俏皮、莺莺之含蓄、老夫人之威严，无不跃然纸上。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再到《王西厢》，崔张故事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蜕变。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改写，而是一次次文学观念的更新：从小说的自我辩解到说唱的民间叙事，再到戏曲的戏剧呈现，崔张故事逐步走出文人的私心与偏见，走向更广大读者的情感世界。

里程碑的意义：《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当我们说《西厢记》是“经典”时，这个判断需要放在具体的文学史脉络中加以说明。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开创性？它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西厢记》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 元杂剧作为成熟的戏剧形式，兴起于13世纪，而《西厢记》正是这一艺术形式达到巅峰的代表作。全剧五本二十一折的规模，远超一般元杂剧的四折一楔子体例，显示出王实甫对戏剧长篇叙事能力的自觉追求。更重要的是，《西厢记》在结构上展现出高度的完整性：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张生对莺莺的追求），一个核心冲突贯穿始终（真情与礼教的对抗），每一个情节转折都有内在的戏剧逻辑支撑。

与王实甫同时代的戏曲家关汉卿以本色见长，语言质朴刚健；王实甫则以文采见长，语言绮丽秀美。后人用“本色”与“文采”来概括元杂剧的两大流派，而《西厢记》正是“文采派”的最高典范。明代以后戏曲理论家对《西厢记》的格律、用韵、关目设置进行大量研究，说明它已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范本。

其次，《西厢记》深刻影响了后世小说戏曲的创作。 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其人物设定与莺莺有明显的承继关系——都是深闺少女，都因春情萌动而与梦中情人神交，都是在压抑的礼教环境中追求真情。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明确表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种情的哲学与《西厢记》一脉相承。

清代《红楼梦》的写作更是直接受到《西厢记》的影响。曹雪芹让贾宝玉和林黛玉共读《西厢记》，让两人以剧中人自比，显然是将崔张爱情作为宝黛爱情的文学原型。更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对《西厢记》的接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一部写情的经典如何进入贵族家庭的生活世界，又如何被新一代读者重新诠释。

再次，《西厢记》在文学接受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明清两代，《西厢记》被广泛改编、评点、刻印、传播。仅明代刊本就有数十种之多，评点本、注释本、绣像本、批点本不一而足。清代金圣叹将《西厢记》列为“第六才子书”，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并列，认为它“字字当情，声声见意”，是“千古第一文章”。

历代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各有侧重，可以勾勒出一条接受史的轨迹。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王实甫“如花间美人”，铺陈锦绣而不失婉约，是对其语言风格的精准概括。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及戏曲结构，强调“立主脑、减头绪、密关节”，并举《西厢记》为例，说明其结构之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从美学角度评价《西厢记》，认为它“能写人情之真切”，达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艺术境界。

这些评价当然不能涵盖《西厢记》的全部价值，但它们共同指向一点：这部作品之所以历经七百年仍被阅读、研究、搬演，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及了人类情感世界最核心的东西——对真情的追求与对礼教的反叛。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解。有人认为《西厢记》只是写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这种看法低估了这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在王实甫生活的时代，理学盛行，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西厢记》公然为私定终身辩护，公然让一个相国小姐与陌生书生私合，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创作选择。崔莺莺在剧中有一句著名的唱词：“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出现在第一本第四折的结尾，是莺莺焚香时的祝祷，更是整部作品的主题宣言。七百年前写下的这句话，至今仍在人们的口头流传，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生命力。

走近文本：进入《西厢记》世界的准备

在正式进入文本细读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将帮助你在阅读时更容易进入剧情，理解人物，并体会语言的妙处。

第一，了解元杂剧的基本常识。 元杂剧是一种成熟的戏剧形式，有它独特的游戏规则。元杂剧通常每本四折，每折由一套曲牌组成，一人主唱到底。以《西厢记》为例，五本二十一折中，张生、莺莺、红娘、老夫人各有主唱的段落，形成一种多声部的交响。了解这一体制，有助于你在阅读时识别“谁在说话”“谁在唱”，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物关系。

另外，元杂剧的“科”“白”“唱”也需要区分。“科”是舞台动作指示，如“[末抱惊喜科]”表示张生做出惊喜的动作。“白”是说白，即台词中的对话部分。“唱”是唱词，即曲牌连缀的韵文。在阅读时，这三者交替出现，形成一种独特的节奏感。

第二，准备一个可信赖的注本。 《西厢记》版本众多，文字异同复杂。初学者最好选择一个有注释、有评点的整理本。通行较好的版本有王季思校注的《西厢记》、张燕瑾弥封校注的《西厢记》等。这些注本对典故出处、历史背景、难解词句都有详尽注解，可以帮助你扫清阅读障碍。

第三，尝试用自己的话复述第一本的故事。 这是检验你是否进入文本的有效方法。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写张生初遇莺莺、决定留下、巧遇法聪、借宿西厢的基本情节，篇幅不长，但信息量集中。你可以试着不看书，将这一本的情节复述给朋友听，或者写一段三百字左右的故事梗概。如果能够完成这一步，说明你已经跨过了阅读的第一道门槛。

第四，带着问题进入阅读。 在翻开第一页之前，你可以先在心里记下这几个问题：崔莺莺在见到张生之前，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是什么态度？红娘从一开始就愿意帮助张生吗？老夫人在兵围普救寺时许下的承诺，她后来为什么要反悔？带着这些问题去读，文本会在你不经意间给出答案，而那种恍然大悟的阅读快感，正是文学欣赏的乐趣所在。

这些准备工作并不复杂，但它们能帮助你更快地进入《西厢记》的世界。文学阅读从来不是被动的接收，而是一种积极的参与。你带着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问题去读，文本才会向你敞开它的丰富性。

本章小结

本章作为全书的开篇，回答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西厢记》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它为何能成为经典？

关于“《西厢记》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我们给出了基本的事实判断：它是一部元代戏曲，署名王实甫，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讲述书生张珙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在普救寺相遇、相爱、经历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全剧五本二十一折，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巅峰之作。

关于“它为何能成为经典”，我们从三个维度做出了解释。第一，从文本演变的角度看，《西厢记》是崔张故事数百年演变积累的结晶，它继承了《莺莺传》的原型素材和《董西厢》的说唱基础，并完成了从说唱到戏剧的根本性跃迁。第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西厢记》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深刻影响了后世小说戏曲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接受现象。第三，从思想内涵的角度看，《西厢记》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主题，表达了真情对礼教的反叛，这一主题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

在完成本章阅读后，你应该能够用自己的话简要复述《西厢记》的故事梗概，能够说出崔张故事从唐代到金代再到元代的发展脉络，也应该对《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初步了解。

但这些只是理解《西厢记》的起点。要真正读懂这部作品，我们需要回到它诞生的时代——那是怎样一个时代？人们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看待婚姻与爱情？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下一章的主题：在我们进入文本细读之前，需要先了解元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氛围。

唯有将文本放回它的历史语境，我们才能理解王实甫为何如此写作，也才能理解《西厢记》为何在七百年前能够引起那样强烈的共鸣，又为何在七百年后依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 1 章《千古西厢》（续）

在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对《西厢记》的故事、源流与文学史地位有了初步了解。然而仅仅知道这些外部信息还远远不够。要真正理解一部经典的价值，必须回到它的文本本身，感受它如何讲述故事，如何塑造人物，如何通过语言的力量穿越时空抵达读者的内心。

语言之美：《西厢记》的艺术魅力

当我们翻开《西厢记》，最先扑面而来的是它的语言。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初始感受：熟悉古典文学的人会立刻辨认出那些化用自唐诗宋词的意象与句法；而对于文学积累尚浅的读者而言，最直接的冲击可能来自它独特的节奏感和画面感。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西厢记》的语言都具有一种让人一读难忘的魔力。

试看第一本第一折中张生初见莺莺后的一段唱词：

> 恰便是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这六句曲词，每一句都在写莺莺的身姿，却又每一句都不同：第一句写声音，以莺声比美人；第二句写步态，“可人怜”三字写出张生的主观感受；第三句忽然转到腰肢，一个“解”字写出她的轻盈；第四、五句以垂柳作比，写尽她的柔美；第六句再以晚风收束，暗示她即将离去、不可挽留的宿命。短短四十二个字，层层推进，浓淡相宜，将一见倾心的心理活动完全融化在客观描写之中。

再看第二本第一折中崔莺莺月夜焚香时的唱段：

> 人静无人春夜永，小桃红玉阶亭。烧香毕，待归时，画堂双燕栖。谁想道到如今，抛人在半途。

这一段写的是莺莺独处的寂寞。“人静无人”四字，叠用“静”“无人”，强调的是绝对的孤独；“春夜永”点出时间之长、等待之苦。接着写她日常起居的细节——小桃红、画堂、燕栖——这些寻常景象映衬的是内心的不寻常。“谁想道到如今，抛人在半途”则陡然一转，由景入情，道出了她对父亲早逝、孤苦无依的感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抛人”二字，既可理解为莺莺自怜被命运抛弃，也可理解为她在思念一个尚未出现的人。这种朦胧的双关，恰恰契合了少女情思的幽微曲折。

这两段唱词的共同特点是：写景时不忘写情，写情时不忘写人，人与景、情与境交融无间。王实甫的语言既有诗词的典雅凝练，又有戏曲的灵动流转，这正是《西厢记》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

当然，《西厢记》的语言并非只有典雅一面。红娘的说白就是另一副笔墨，质朴泼辣，充满了市井气息。第五本第三折中，红娘嘲笑张生的话堪称妙语连珠：

> 你原来“作梦”！你道为甚么请我替你做媒？我经了些明风吹，暗祝的灭，可道的也波。我不图你是贼，只图你是贼赃的脚后跟。你这里黑喽喽的弄一个谎，你敢哄骗谁？你哄的是谁？你自哄你自己！我把你个不当耍的傻书生，你倒会弄精神！

这一段话把红娘的机灵、泼辣、口无遮拦写得活灵活现。“明风吹，暗祝的灭”暗讽张生与莺莺的私情不能见光；“你原来作梦”直接打破张生的幻想；“你哄的是谁？你自哄你自己”层层递进，将张生的小心思揭穿得一丝不剩。这种俚俗而不失风趣的语言，与唱词的典雅形成鲜明对照，恰恰体现了元杂剧“本色”与“文采”并行的艺术追求。

理解了《西厢记》的语言风格，我们才能在阅读时真正进入它的世界——既欣赏唱词的诗意之美，又体会说白的生动之趣，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构成完整的戏剧体验。

为何今天还要读《西厢记》

在前文中，我们从文学史角度论述了《西厢记》的经典地位。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经典”有时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词，仿佛一旦冠以此名，就只能供在书架上顶礼膜拜，而不能真正走进阅读者的生活。这里我想换一个角度，直接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人而言，阅读《西厢记》究竟有什么意义？

首先，阅读《西厢记》是一次与中国古典文学深度对话的机会。这部作品是元杂剧的巅峰之作，语言精美、结构严谨、人物鲜明，是了解中国古典戏曲的最佳入口之一。读懂了《西厢记》，再去看《窦娥冤》《单刀会》《倩女离魂》，就会有举一反三之效。更进一步说，《西厢记》深刻影响了《红楼梦》《牡丹亭》等后世经典，了解崔张故事的前因后果，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作品的人物设定与情节逻辑。

其次，阅读《西厢记》是一次关于“爱情是什么”的思考之旅。故事的核心是张生与莺莺的结合。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种结合几乎是不可能的——礼教的限制、家庭的阻挠、社会舆论的压力，任何一条都足以将萌芽中的感情扼杀。但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