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呼啸山庄

第1章：走进呼啸山庄

当1850年夏洛蒂·勃朗特为妹妹艾米莉的遗作《呼啸山庄》撰写新版序言时，她面对的是一个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向公众解释一部几乎被误解和诋毁包围的小说。夏洛蒂在序言中写道，艾米莉从不做第二遍修改，她写作时仿佛在倾听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这句话透露了理解《呼啸山庄》的关键线索——这部作品与同时代任何小说都不同，它的诞生似乎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场域的规则，而它的经典地位，正是在与这些规则的碰撞中逐渐确立的。

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部在出版时遭受几乎一致负面评价的小说，最终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里程碑？要理解这个悖论，需要将《呼啸山庄》放回它诞生的历史语境，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场域的结构性特征，追踪这部小说从被冷遇到被重新发现、最终被确立为经典的完整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章将以小说开篇场景为具体切入点，初步展示艾米莉·勃朗特的叙事策略，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搭建框架。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场域与《呼啸山庄》的出版语境

理解《呼啸山庄》的独特性，首先需要把握它诞生的历史时刻。184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英国正经历着工业革命深化带来的社会剧变，中产阶级迅速扩张，阅读人口急剧增长，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年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第十年，“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概念所蕴含的道德规范、社会期待和审美趣味正在被系统性地建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小说呈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以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1847年10月出版）和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年7月至1848年7月连载完毕）为代表的主流作品，往往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写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关注女性的社会处境和道德成长，叙事风格倾向于克制、优雅，强调社会讽刺或情感共鸣的道德功能。简·爱的故事发生在真实的英国社会场景中，她的愤怒和激情被框定在可被读者理解的心理发展逻辑之内，最终的幸福结局也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对道德秩序的想象。

《简·爱》的出版为艾米莉的作品设下了一个隐蔽的参照系。两部小说同年问世，署名同为“贝尔”（Bell），甚至在出版商那里经历了类似的编辑流程。然而，它们的命运截然不同。《简·爱》问世数周内便获得广泛好评，夏洛蒂的真实身份很快被识破，公众对这位女作家报以热情的关注；《呼啸山庄》则在出版后遭遇了几乎一致的冷漠甚至敌意，首版印数1500册中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售出，评论界的反应可以用“困惑”来形容。

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要理解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场域对《呼啸山庄》的排斥，需要引入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布迪厄指出，文学场域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其中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作家、出版商、评论家、读者）围绕“合法性”的定义展开持续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倾向于将特定的文学形式和审美标准自然化，将它们呈现为无需论证的普遍价值，从而维护自身的文化资本。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场域的主导逻辑是什么？从当时的评论话语中可以看出几个核心标准：第一是“道德教化功能”，小说被期待能够提供明确的价值判断，帮助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第二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呈现”，这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和对人物心理的“可理解”分析；第三是“艺术形式的完善”，包括语言的优雅、结构的平衡、风格的统一。

《呼啸山庄》在所有这些维度上都显得格格不入。评论家们抱怨小说的“混乱”和“粗野”：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的激情听起来不像是人类情感，更像是某种原始的自然力；小说跨越数十年的复仇故事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因果连贯性；约克郡荒原上的风暴与人物内心的狂暴搅在一起，模糊了现实与超自然、理智与疯狂的边界。这些特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家看来不是优点，而是缺陷——它们意味着艾米莉无法控制她的材料，意味着作品在道德上令人不安，意味着它不具备文学应当具备的“完善”形式。

然而，正是这些被当时批评界否定的特质，构成了《呼啸山庄》的核心价值。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暂时悬置现代读者的审美预设，回到1847年的文学场域内部，感受一部“不合时宜”的作品可能引发的困惑与不安。艾米莉·勃朗特没有遵循任何既定的文学规则，她的小说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一种近乎狂暴的想象力的投射；它不是道德教化的工具，而是对激情本质的近乎残酷的探索；它的语言不追求优雅，而是追求与荒原上的风声、人物胸中的风暴相呼应的力量感。这些特征使得《呼啸山庄》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场域中的一个真正的“异数”。

从冷遇到经典：《呼啸山庄》的接受史与经典化机制

文学经典的形成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涉及历史语境变迁、批评话语重塑、阅读社群更替的复杂机制。《呼啸山庄》的经典化之路尤为典型，它清晰地展示了文学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和历史性。

《呼啸山庄》1847年12月出版时的初始接受状况，可以从当时的评论话语中得到印证。《阿森德杂志》（Athenaeum）的评论最具代表性，批评小说的“笨拙”和“令人不快的原始性”；《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的评论则直接质疑作品是否符合“健康的道德感”；《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的评论虽然相对温和，但也对艾米莉的“缺乏经验”和“判断力不足”表示遗憾。唯一给予正面评价的评论来自《普鲁登斯杂志》（Britannia），但这家杂志的影响力有限。

这些负面评价并非全无根据。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语境中，“健康”“道德”“完善”等概念并非空洞的修辞，而是被认真对待的文学标准。批评家们阅读《呼啸山庄》时，发现作品不符合这些标准，于是自然地做出了负面判断。这里需要避免一种后见之明的傲慢：当时的批评家并不愚蠢，他们的判断反映的是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场域逻辑。

关键的变化发生在1850年。夏洛蒂在艾米莉去世两年后，主导了《呼啸山庄》第二版的出版，并亲自撰写了一篇长序。在这篇序言中，夏洛蒂做出了一个策略性的选择：她没有试图让小说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而是坦诚地承认妹妹是一个“异常”的存在。夏洛蒂写道，艾米莉不属于任何已知的作家类型，她的才能“像铁一样生硬，像火一样炽烈”。这篇序言在承认小说的“不合常规”的同时，巧妙地将这种不合常规重新定义为一种原创性的标志，而非缺陷。

夏洛蒂的序言是《呼啸山庄》经典化过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它将批评的焦点从“作品是否符合既定标准”转移到“艾米莉·勃朗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这个问题上，从而为后来的重新评价打开了空间。然而，这个转变并没有立即改变小说的命运。在维多利亚时代剩余的几十年里，《呼啸山庄》仍然处于文学史的边缘，读者有限，评论稀少。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初。随着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标准遭到质疑，批评家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曾被低估或误解的作品。1910年，英国批评家西里尔·休斯（Cyril Huitson）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声称《呼啸山庄》是“英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924年，美国批评家罗伯特·麦考利·蔡尔兹（Robert McKay Chezum）完成了第一部关于这部小说的学术专著。这些声音标志着《呼啸山庄》开始进入经典化进程的核心阶段。

以下时间轴梳理了《呼啸山庄》从出版到经典确立的关键节点：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呼啸山庄》经典化时间轴 1847年12月 : 小说首次出版，署名艾利斯·贝尔 : 评论界反应冷淡甚至敌意 1850年 : 夏洛蒂·勃朗特撰写新版序言 : 为妹妹的创作进行辩护 1880年代 : 小说通过廉价版本获得更广泛读者 1900年代 : 现代主义兴起带来批评标准转变 : 学者开始重新评价小说价值 1920-1930年代 : 学术专著相继出版 : 经典地位开始确立 1948年 : F.R.利维斯将《呼啸山庄》纳入正典 : 标志经典地位最终确立 当代 : 广泛进入各国大学文学课程 ```

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在1948年出版的《小说辨证》（The Great Tradition）中，将《呼啸山庄》与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并置，宣称它们代表了“英国小说传统中道德想象力最为深刻和原创的时刻”。利维斯的权威性为这部小说的经典地位提供了制度性的认可。从此，《呼啸山庄》成为英语文学系必读作品，进入了全球文学教育体系。

《呼啸山庄》的经典化过程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社会学原理：文学经典并非天生存在，而是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话语实践被建构出来的。经典化是一个权力关系介入的过程，涉及哪些声音被倾听、哪些价值被认可、谁的阅读方式被确立为“正确”的。这个过程并非完全任意，但它也不是纯粹审美判断的自然累积。《呼啸山庄》的命运转变，与20世纪对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批判性反思、与现代主义对形式实验的重新评价、与女性写作研究的兴起都密切相关。

艾米莉·勃朗特：唯一一部杰作的诞生语境

讨论艾米莉·勃朗特时，必须直面一个令研究者困惑不已的事实：这位女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只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却凭借这部作品进入了世界文学不朽者的行列。她于1848年12月19日去世，年仅30岁，《呼啸山庄》是她生前唯一出版的长篇作品。这意味着理解这部小说，不能依赖对作家创作生涯的整体把握，而必须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部独立的、几乎是孤注一掷的创作行为上。

艾米莉·勃朗特1820年7月30日出生于约克郡的桑顿镇，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来自爱尔兰的圣公会牧师，母亲玛丽亚·布兰威尔同样出身于爱尔兰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1832年，全家迁至霍沃思村，居住在一所靠近教堂墓地的牧师住宅里。这所房子及其周围的荒野景观，在艾米莉的成长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霍沃思地处约克郡的荒原边缘，冬天凛冽的寒风从荒原上呼啸而过，这种自然环境与《呼啸山庄》中反复出现的“呼啸”意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艾米莉是勃朗特姐妹中最为沉默寡言的一个。夏洛蒂在回忆录中描述妹妹有着“比男人更勇敢，比孩子更单纯”的性格，她不善交际，几乎没有离开过约克郡，却在幻想中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勃朗特家的孩子从小就热衷于想象游戏，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名为“安格利亚”（Angria）的虚构王国，用简陋的纸张和墨水书写这个国家的编年史。这些早期的写作实践为艾米莉提供了叙事技巧的训练，但《呼啸山庄》的精神气质与“安格利亚”故事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充满了冒险与浪漫，而前者则是纯粹的黑暗与激情。

艾米莉的教育背景同样值得注意。她曾在科恩桥学校短暂就读（这段经历是夏洛蒂《简·爱》中洛伍德学校的原型），但她的主要知识来源是家庭的藏书和自我教育。勃朗特家的藏书包括弥尔顿、骚塞、拜伦、司各特等作家的作品，艾米莉尤其痴迷于拜伦的诗歌。拜伦笔下孤独的英雄、被命运诅咒的灵魂、毁灭性的激情——这些主题都隐约回响在《呼啸山庄》中。然而，艾米莉并没有简单地模仿拜伦，而是将这些元素融入到一个完全原创的英国北部乡村世界中，使它们获得了新的质地和强度。

艾米莉创作《呼啸山庄》的具体过程至今仍有争议。1845年秋天，她将手稿交给夏洛蒂过目，据夏洛蒂回忆，她的直接反应是“困惑和震惊”。夏洛蒂试图让艾米莉修改一些“过于激烈”的段落，艾米莉拒绝了。她坚持保留原稿的原貌，这是她与姐姐之间罕见的分歧。最终，1847年10月，夏洛蒂和安妮的小说先于《呼啸山庄》出版；12月，《呼啸山庄》终于问世，但艾米莉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急剧恶化。

关于艾米莉是否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证据显示，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的状态异常平静甚至满足，仿佛已经完成了自己存在的使命。无论如何，《呼啸山庄》对于艾米莉而言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一种存在方式的表达。她在写作中找到了表达内心深处那些无法用日常语言传达的经验的途径。荒原上的风暴、激情与仇恨的毁灭性力量、人与自然之间模糊的边界——这些不是装饰性的意象，而是艾米莉真实经验的投射。

理解艾米莉的创作语境，还需要注意到勃朗特姐妹独特的出版策略。她们三人共同使用男性化的笔名——夏洛蒂变为柯勒·贝尔（Currer Bell），艾米莉变为艾利斯·贝尔（Ellis Bell），安妮变为阿克顿·贝尔（Acton Bell）。这一策略反映了一个现实：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作家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男性笔名为作品提供了更公平的阅读机会。然而，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展现出的想象力和勇气，实际上超越了大多数同时代男性作家的创作。她不需要隐身在笔名后面——她的作品本身就是力量。

开篇场景与嵌套叙事：艾米莉的叙事策略

《呼啸山庄》的开篇场景设计体现了艾米莉·勃朗特对小说形式的精妙把握。小说以一个圈外人的视角开始：他名叫洛克伍德（Lockwood），是一个来自伦敦的年轻人，刚刚租下了画眉田庄作为度假住所。为了拜访他的房东希斯克利夫，他第一次来到呼啸山庄，这一次拜访充满了不安和困惑，最终以一场噩梦告终。这场噩梦构成了小说核心故事框架的触发点：洛克伍德在梦中回到呼啸山庄附近的墓地，听见一个声音反复呼喊“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抓挠窗户的底部。

这个开篇场景的功能是多重的。首先，它建立了叙事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而不是直接呈现的事件。洛克伍德只是听故事的人，主要的叙述任务由管家耐莉·迪恩承担。这种“嵌套叙事”（frame narrative）结构并非艾米莉的发明，在《一千零一夜》《坎特伯雷故事集》等经典作品中都能找到类似的结构。然而，艾米莉对这一结构的运用有其独特之处：洛克伍德的伦敦背景和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身份，使得他天然地与约克郡荒原上的野性世界形成对比，他的不适和困惑成为引导读者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桥梁。

其次，开篇场景确立了小说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画眉田庄与呼啸山庄。画眉田庄象征着秩序、文明、舒适和道德约束；呼啸山庄则象征着混乱、自然、粗野和激情。这个对立贯穿全书，并随着情节发展不断被质疑和颠覆。洛克伍德作为画眉田庄的临时居住者，自然地倾向于画眉田庄的价值观，但艾米莉并没有让他成为可靠的道德评判者——他只是一个困惑的旁观者，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既无法理解也无权评判。

第三，噩梦场景暗示了小说最核心的主题之一：生者与死者之间模糊的边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中，幽灵故事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通俗形式，但艾米莉使用噩梦的方式与此不同。洛克伍德的梦不是简单的超自然恐怖，而是对小说整体氛围的预告：在这个世界里，死者似乎并未真正离去，他们的声音穿透坟墓，搅扰生者的世界。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跨越生死的联结，正是《呼啸山庄》最令人不安也最令人难忘的意象。

从叙事技术的角度看，开篇场景还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它推迟了主要故事的呈现，让读者在进入核心叙事之前，先通过洛克伍德的困惑获得一种预期的感觉。这种预期的感觉是理解《呼啸山庄》的关键——艾米莉不希望读者以一种轻松的、预设的框架来接近故事，而是让他们首先体验到荒原世界的陌生和不安。当耐莉·迪恩的故事在后续章节中展开时，读者已经被置于正确的情感位置上。

艾米莉选择耐莉·迪恩作为主要叙述者，这一决定同样具有深刻的叙事功能。耐莉是呼啸山庄的女仆，后来成为画眉田庄的管家，她既处于故事的中心位置，又保持着某种边缘性——她不是主人，而是服务者；她不是年轻浪漫的恋人们的一员，而是冷静的观察者。这种位置使她能够同时了解两个家庭的所有秘密，同时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叙述姿态。然而，耐莉的可靠性一直是批评家争论的话题。她承认自己隐瞒了一些事情，有时会“插入评论”，她的叙述显然经过选择和编排。艾米莉对耐莉的不可靠性的处理，实际上是对叙事本身性质的一种反思：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故事，都经过了某个叙述者的过滤和重构。

这种叙事结构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读者对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理解，始终是通过中介获得的。我们从未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被呈现为耐莉（和洛克伍德）所观察和叙述的对象。这创造了一种持续的距离感，使得这些人物既极端真实（他们的激情似乎要冲破纸面），又具有某种神秘的不可企及性。批评家通常将这种效果归因于艾米莉对叙事视角的精妙控制：她知道什么时候让叙述者介入，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什么时候用旁观者的描述来代替直接的人物描写。

理解开篇场景的叙事功能，有助于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展现的叙事技术，远非同时代大多数小说可比肩。她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对节奏的控制、对悬念的构建，都表明她对小说形式的理解远超她作为“业余作者”的身份所暗示的水平。这些技术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服务于作品的整体意图——艾米莉想要创造的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而是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一种迫使读者以非常规方式参与的情感旅程。

荒原之声：《呼啸山庄》经典地位的确立与意义

经过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场域结构、《呼啸山庄》的接受史与经典化机制、艾米莉·勃朗特的创作语境——现在可以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核心问题：这部小说如何在文学场域中确立了它独特的经典地位？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整合多个层面的考察。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看，《呼啸山庄》的经典地位部分依赖于20世纪文学价值观的转变。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主义批评标准持续主导文坛，这部小说可能至今仍处于边缘位置。这是文学经典形成机制中的一个基本事实：经典的边界是历史性的，会随着批评话语的变迁而移动。然而，这种解释还不够充分——它可能暗示《呼啸山庄》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后世的重评，从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内在品质。

从作品内在品质的角度看，《呼啸山庄》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对人类情感领域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强度。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的爱不是温柔的情感，而是一种吞噬一切的力量；它摧毁了它的对象，也摧毁了它的拥有者。这种激情的描写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道德框架，但同时也触及了人类经验中某些普遍性的东西——那种在爱与恨、生与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撕扯感。艾米莉用约克郡荒原作为这种内在张力的象征和催化剂，她的自然描写不是背景板，而是与人物心理融为一体的力量。

从叙事技术的角度看，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展现的创新精神，使这部作品成为现代小说形式的先驱之一。她对叙事视角的复杂处理、对时间结构的非线性安排、对不可靠叙述者的运用，都预示了20世纪小说的某些发展方向。F.R.利维斯之所以将《呼啸山庄》纳入正典，部分原因正是他识别出了艾米莉的叙事才能——她能够将粗犷的原始力量与精湛的艺术控制结合在一起。

《呼啸山庄》的经典地位还与它作为女性写作典范的意义密切相关。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被期待创作符合“女性气质”的作品——温婉、道德、有教化功能。《呼啸山庄》公然违背了这些期待，它证明了女性写作可以触及黑暗的、狂暴的、危险的领域。夏洛蒂在1850年序言中对妹妹“异常”的强调，在后来被重新解读为一种肯定：艾米莉不遵循规则，恰恰证明了规则的狭隘。这个重新解读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呼啸山庄》可以被理解为对父权制压抑机制的批判性表达。

然而，对《呼啸山庄》的理解不应该被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所限定。这部小说的力量部分来自它的多义性和不可还原性：它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