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与历史学的反思

第 1 章 伊格尔斯与历史学的反思

如何进入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内部？这本书的中译本长期以来被作为史学史教科书使用，但它的方法论立场并不容易把握：它不是按国别排列的编年史，也不是按学科分支展开的综述，而是带着特定的问题意识去追踪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的结构性变迁。要真正读懂这本书，需要回到伊格尔斯本人的学术经验，把握他的流亡背景与跨文化视野，再回到这本书的叙事结构本身，辨认出那些被中文翻译掩盖或改写的术语细微差异，最后将它与柯林武德、巴勒克拉夫等同代史学史家并置，才能确立它在整个二十世纪史学反思中的坐标。

一、流亡、跨文化视野与方法论立场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的学术轨迹本身，就是理解其方法论的关键钥匙。他出生于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期在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度过，这座城市的文化环境浸润了他早期的人文教育。1938年，为躲避纳粹迫害，十四岁的伊格尔斯随家人流亡美国，先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和纽约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这一段经历并非只是个人生活的偶然插曲，它在两个层面上塑造了伊格尔斯日后的史学工作：其一，他亲身经历了德语世界与英语世界之间的断裂，使他后来能够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审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其二，流亡经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位置事件，让他对历史写作背后的社会条件格外敏感。

1951年，伊格尔斯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的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n Huizinga）的学生。赫伊津哈本人既是荷兰历史学家，又在美国学界占据重要位置，其学术路径本身就具有跨大西洋特征。博士论文《德国的历史观念》（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ine Kritik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n der Spätaufklärung bis zum Positivismus）于1968年由慕尼黑奥尔登堡出版社出版德文版，199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扩充的英文版（*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伊格尔斯方法论的三个支柱：第一，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内在分析，不是从哲学抽象出发，而是从历史学家群体的实践、机构、读者群出发；第二，借助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框架，把史学看作受社会位置制约的意识形态生产；第三，跨文化比较视野，将德国史学的发展置于法国、英国、美国等不同传统的映照之下。

伊格尔斯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UNY Buffalo），这所大学并非美国顶尖研究型学府，但正是在这种相对边缘的位置上，他发展出一种与主流学术生产保持必要距离的批判视角。1980年代起，他与同事合作主编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挑战》（*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德文版先在斯图加特出版，后扩展为多卷本国际手册，1990年代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所据底本为较早的英文版本。这一出版史本身值得玩味：一本由德裔美国学者撰写、以英语世界为主要读者、却以德国历史学传统为隐性参照系的史学史著作，在中文世界被翻译出版，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方法论立场上，伊格尔斯可以定位为"反思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取向的史学史家"。他不满足于描述史学发展的事实过程，而是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使某种史学范式成为可能？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利益支撑着特定的历史叙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他又不是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他坚持历史学具有可检验的经验内容，反对把历史等同于纯粹的文学修辞。这使得他的位置位于实证主义传统与后现代主义挑战之间的中间地带，一种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拒绝教条化、带有社会学关怀但保留认识论底线的立场。

二、比较史学方法的形成与翻译的损耗

理解伊格尔斯，不能只看他的德文著作，也不能只看英文著作，必须同时看到两者所指向的不同读者群体与不同的自我定位。德文版的《德国的历史观念》面向的是已经熟悉德国史学史、但需要批判性距离的德国读者，英文版则面向的是对欧洲历史主义传统所知甚少但迫切需要理解这一传统的英语读者。同样，《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英文版和德文版虽然在主体内容上多有重合，但章节安排、案例选择、问题切入都有差异。中译本的主体依据是英文版本，但译者何兆武先生在序言中提示读者注意"德文版第一部分"的内容，这暗示着中文读者面对的是一个混合文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译本在术语处理上做了大量"归化"工作，许多德文概念通过意译被改写为中文学界熟悉的范畴。德文原版中的 *Wirkungsgeschichte*（效果历史）通常会直译，但中译本往往简化为"史学的影响史"或"史学传统的发展"；*Historismus*（历史主义）一词在中译本中保持基本一致，但具体语境中可能指兰克传统的"古典历史主义"或更宽泛的"历史意识的历史化"，这层区分在翻译过程中被部分磨平。又如 *Verstehen*（理解）一词，中译本有时译为"理解"，有时译为"移情"，反映了不同译者对狄尔泰传统的把握程度。对中文读者而言，这种术语转换既是必要的桥梁，也构成了阅读时必须警惕的"翻译损耗"。

正是在这种跨语际实践的基础上，伊格尔斯形成了他的比较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拒绝以单一国别为分析单元的传统史学史写法，而是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乃至苏联、中国、日本的史学发展并置对照，在比较中揭示共有的结构变迁与各自的地方变奏。第二，不把史学发展看作观念史的内在展开，而是把它锚定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如大学制度、出版市场、读者群体、政治变迁，以理解特定范式兴起与衰落的条件。第三，强调史学方法论背后的"沉默的预设"，即历史学家很少自觉讨论的那些关于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如何运作、历史写作的目标是什么的基本设定。

伊格尔斯与他的合作者 J.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Jr.）在1970年代合作出版了《史学史的国际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ciences*），某种意义上为比较史学方法提供了操作模板。但伊格尔斯本人的方法论始终不是编纂式的，他没有停留在罗列各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而是试图从中提取结构性的判断。在他看来，二十世纪史学的核心变迁不是某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线性进步，而是科学化取向与社会史取向的双重扩张，以及二者在后现代挑战下共同遭遇的认识论危机。

三、"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挑战"的叙事弧与内在张力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最显眼的叙事框架是它的副标题："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挑战"。这条线索从兰克所代表的十九世纪历史主义开始，经由孔德式的实证主义、涂尔干社会学化的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与年鉴学派，一直追踪到二十世纪末语言学转向对历史学的冲击。叙事弧的起点是"科学客观性"的兴起，终点是"后现代挑战"对这种客观性信念的根本质疑。

但这条叙事弧在内部存在明显的张力，需要读者仔细辨识。伊格尔斯并不把"科学客观性"看作单纯的科学进步，而把它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建制，以德国大学历史系为典型、以"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为口号、以原始档案研究为方法核心的专业化学科体制。这种建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确立，并在二十世纪初达到成熟，但它的内部始终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张力：一种是朝向更严格的科学化，例如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在《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1898）中明确主张历史学应仿照自然科学方法；另一种是朝向更复杂的历史理解传统，例如狄尔泰从精神科学立场出发论证历史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认识论地位。

伊格尔斯对这两种方向的把握并不总是均匀的。他对德国传统中科学化倾向的批判借用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将之解读为特定阶级（自由派新教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建构；对狄尔泰传统则更多给予方法论上的同情，但同时指出狄尔泰的"理解"概念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并未真正取代档案考据传统。这构成了理解伊格尔斯叙事弧的内在张力之一：在"科学客观性"内部，方法论辩论从未真正解决。

张力之二涉及年鉴学派的位置。布洛赫和费弗尔开创的年鉴学派通常被视为对兰克传统的一次革命，但伊格尔斯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长时段结构的科学化史学。它继承了科学化取向对规律和结构的兴趣，但抛弃了政治史和个体行动者的中心地位。费弗尔在1940年代提出的"问题史学"（histoire-problème）实际上与社会科学化取向紧密相连，而不是与后现代视角直接关联。然而，伊格尔斯在该书的叙事弧中却将年鉴学派放在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挑战的中间位置上，这一安排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年鉴学派已经蕴含了后现代要素。这层处理上的暧昧，是该书在史学史定位中长期被争议的焦点之一。

张力之三最为根本，涉及后现代挑战本身的性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Metahistory*, 1973）将历史叙事看作本质上由诗性结构（情节编排、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所构成的文学性写作，这一立场构成了对历史学科学地位的激进质疑。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确实讨论了怀特的论点，但他对怀特的接受是有保留的：他承认历史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修辞维度，但拒绝把历史等同于文学，认为历史学还具有可被经验证据约束的认识维度。这一立场在某种意义上预演了后来二十多年间历史学界关于"语言学转向"的辩论走向：伊格尔斯代表的是"温和反思派"，既不回到朴素的实证主义，也不接受激进的文本主义。

四、与柯林武德、巴勒克拉夫的方法论并置

将伊格尔斯放入二十世纪史学反思的坐标中，不能不与两位同代学者进行对照：英国的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和同样来自英国、但研究取向更具社会科学色彩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92）。

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1946）是一部哲学化的史学反思著作，核心论点是历史学不是关于过去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历史学家在当下对过去思想的重演（re-enactment）。柯林武德把历史认识看作一个内在的、主体间的过程，每一代历史学家都在自己的时代语境中重写历史。柯林武德的方法论是认识论与哲学的：他关注的是历史学何以可能、历史知识何以区别于自然知识、历史思维本身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结构。

伊格尔斯与柯林武德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柯林武德从哲学的高度切入，关心的是历史思维的概念结构；伊格尔斯则从史学实践的历史出发，关心的是实际的历史写作如何在社会条件中形成、维系、变化。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虽然承认历史学家立场的影响，但并未把这种立场还原为社会位置；伊格尔斯则明确把历史学家的视角与他的社会出身、利益关联、机构位置联系起来。这种差异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柯林武德延续了英国观念论哲学的传统，黑格尔到布拉德雷再到柯林武德这一脉络强调精神的内在性；伊格尔斯则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强调思想的社会决定性。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伊格尔斯对狄尔泰的同情反映了他对单纯社会决定论的拒绝，这与柯林武德的精神重演概念有某种共振。

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55；中译本亦称《当代历史学主要趋势》）是另一种史学史范式。该书把二十世纪史学的核心变迁概括为"全球史的兴起"、"社会科学的入侵"、"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几个主题，强调跨学科研究和宏观视野。巴勒克拉夫与伊格尔斯在表面上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对以国别为中心的传统史学不满，都主张比较和跨学科视角，都关心史学在二十世纪的结构性变迁，但底层方法论有重要区别。

巴勒克拉夫基本上是一位现代主义者，相信社会科学方法可以解决历史学的方法论困境，对后现代挑战几乎没有给予认真对待；伊格尔斯则意识到社会科学方法的局限，对后现代挑战持开放但保留的态度。巴勒克拉夫的史学史写作更接近"学科诊断"，他像一个学科评估委员会主席，衡量各分支的成熟度和前景；伊格尔斯则更接近"批判史家"，他对每一阶段的史学实践都保持必要的距离，不轻易承认任何范式的绝对优越性。

这两组对照构成了进入《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三角坐标。从柯林武德那里，我们可以辨认出伊格尔斯所拒斥的纯哲学路径；从巴勒克拉夫那里，我们可以辨认出伊格尔斯所警惕的现代主义乐观；从伊格尔斯本身的位置，我们看到一个跨大西洋流亡学者如何在哲学反思与社会科学分析之间找到一种具有张力的中间路线。

五、案例对勘：伊格尔斯与梅尼克、海登·怀特

要把伊格尔斯的方法论落到具体层面，必须做两个对勘。

第一个对勘是伊格尔斯与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1936）是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经典之作，它把历史主义追溯到十八世纪后期的德语世界，论证历史意识的觉醒是现代性最深刻的成就之一。梅尼克是从内部、从同情理解的角度为历史主义辩护的。他把历史主义看作一种对个体性、对发展、对精神性的珍视，认为这是对启蒙时代抽象理性主义的重要补充。

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诊断路径与梅尼克完全不同。在《德国的历史观念》中，伊格尔斯把同一对象处理为知识社会学的案例：德国历史主义的兴起与普鲁士国家崛起、新教知识精英的形成、大学制度的扩张紧密相连；"如实直书"的口号在表面上是对客观性的承诺，实际上是一种特定民族叙事的载体；历史主义对个体性的强调，在政治实践中往往服务于保守的、目的论的国家神话。这种解读方式与梅尼克形成了鲜明对照：梅尼克把历史主义看作一个思想的内在展开，伊格尔斯把它看作一个社会建制；梅尼克的结论是肯定和传承，伊格尔斯的结论是批判和分解。

这个对勘揭示了伊格尔斯方法的关键特征。他具有"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能力，不只读出文本说了什么，更读出文本为何必须这样说。他自觉地把史学史写作本身视为一种知识实践，受特定的位置、立场、读者群制约。他对德国历史主义的态度不是简单的拒斥，而是带有清醒的距离感，既不为其辩护，也不简单地嘲笑其天真。

第二个对勘是伊格尔斯与海登·怀特。这一对勘在今天的史学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怀特在《元历史》和后续著作中提出，历史叙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学建构，其结构由情节编排、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三个层面的诗性选择决定；历史学家面对同样的事实材料，可以写成悲剧、喜剧、讽刺剧或浪漫剧，这些不同的情节化策略不是"发现"而是"赋予"。这一立场对传统史学形成了根本性的冲击，因为它意味着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是一个幻觉。

伊格尔斯对怀特的回应是审慎的。他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承认历史写作具有修辞维度，但坚持几个底线：历史叙事虽然具有文学性，但受经验证据约束，不能随意编造；历史学家虽然选择情节化策略，但选择本身应受证据和语境限制；后现代挑战暴露了传统史学的某些盲点，但不应导向相对主义。他没有全盘接受怀特的立场，但也没有回避怀特提出的问题，这是伊格尔斯作为"温和反思派"的典型姿态。

在某种意义上，伊格尔斯的立场预示了今天英语世界史学方法论辩论的基本格局：一方是继续坚持实证主义立场、但承认史学具有修辞维度的"修正派"；另一方是接受历史学的语言学建构、但仍坚持某种非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反思派"。伊格尔斯处于后者的早期形态之中，他的工作为后续辩论提供了重要参照。

六、导读策略：文本细读与语境重构的双重路径

进入《二十世纪的历史学》需要一种双重的阅读策略。既要做文本细读，把握该书的概念框架和论证逻辑；也要做语境重构，把该书放回它产生的具体学术语境之中，辨认出它的作者位置、读者预设、写作目的所留下的痕迹。

文本细读层面，第一步是把握全书章节的内在结构。该书基本按照时间与主题的双轴展开：时间轴从十八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末，主题轴从史学方法论到史学社会史、再到后现代挑战。每一章都同时是时间阶段的处理和某一主题的展开。第二步是关注核心术语在不同语境中的细微意义变化。"客观性"、"科学"、"结构"、"叙事"这些词在该书中并非固定含义，而是随着讨论对象的不同发生意义漂移。第三步是关注该书的"沉默之处"，它没有讨论或者只是一笔带过的部分，往往正是该书方法论立场的隐含预设。

语境重构层面，第一步是回到伊格尔斯本人的学术传记，理解他作为德裔美国学者、流亡知识分子的具体位置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第二步是回到该书的英文版、德文版、中译本的复杂文本关系，辨认出不同版本之间的术语、章节、案例差异。第三步是把该书与同时期的史学史著作并置，如柯林武德、巴勒克拉夫、伯瑞、克罗齐的相关著作，形成一种互文性的解读。

下面这张流程图概括了该书的总体框架，便于读者把握其内在结构：

```mermaid flowchart TD A[史学传统分析] --> B[十九世纪历史主义: 兰克传统与专业建制] A --> C[科学化取向: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化] A --> D[社会史与年鉴学派: 长时段结构研究] E[批判反思] --> F[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化] E --> G[计量化与社会科学转向] E --> H[后现代挑战: 语言学转向与叙事问题] B --> E C --> E D --> E ```

这张图显示，伊格尔斯的工作实际上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从史学传统内部梳理其方法论演变的"史学传统分析"线索，另一条是对各种史学实践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认识论反思的"批判反思"线索。两条线索在每一阶段相互交织，构成该书特有的方法论张力。

本章小结

进入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该书表面上是史学史教科书，实质上是一部带有特定方法论立场的问题史著作。本章从三个层面为后续讨论铺设了基础：首先，通过伊格尔斯本人的学术传记，定位了他作为德裔美国流亡学者的特殊位置，以及在跨文化视野下形成的比较史学方法论；其次，通过"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挑战"的叙事弧分析，揭示了该书内部的三重张力，包括科学化方向内部的辩论、年鉴学派位置的暧昧、后现代挑战的性质之争；最后，通过与柯林武德、巴勒克拉夫的方法论对照，以及与梅尼克、海登·怀特的具体案例对勘，确立了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史学反思中的坐标。

把握住这些背景之后，才能真正进入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内部，理解二十世纪史学的方法论起点究竟在何处被确立、被延续、被挑战。下一章将进入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剖析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兰克学派之后的史学方法论演变：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反思，到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价值关联理论，再到韦伯（Max Weber）的理解社会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