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目光

第 1 章 流亡者的目光

流亡者写不出冷静的历史。这是经验之谈，也是史学史的常识。乔治·古斯塔夫·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打破了这个常识。一个汉堡犹太家庭出身的少年，1938 年在纳粹阴影下被迫离开故土，辗转于美国多个城市，最后在布法罗大学执教数十年，他写出的却是二十世纪最具系统性的史学史著作——《德国的历史观》（*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1968）、《二十世纪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5）。这两本书冷静到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把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逐一拆解，却又始终保持着学者应有的克制与判断。这种冷静从何而来？流亡经验与史学史写作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转化机制？这是本章必须处理的核心问题。

理解伊格尔斯，就是理解这部书的"观看位置"。任何史学史都不是中立的，它取决于作者身处何种史学传统、又对其做出何种反思。伊格尔斯既在德语学术传统之内，又在其外；既在英美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之内，又保有欧洲人文的厚度。这种双重的边缘位置，恰恰赋予了他审视整个二十世纪史学的独特视角。

汉堡的童年与魏玛学术的余韵

1926 年，伊格尔斯出生于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 Sr.）是一位商人，但他并不只是商人。这个细节日后对理解伊格尔斯至关重要。1930 年代初期，老伊格尔斯已经在汉堡的小圈子里以"会写文章的人"闻名，他关心社会民主议题，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写过一些关于德国政治文化的评论性文章。伊格尔斯的母亲则来自一个更为典型的汉堡犹太商人家庭，重视教育，但并不特别学术化。这种混合的家庭氛围，为日后伊格尔斯那种既具有社会分析眼光、又保留人文修养的气质埋下了伏笔。

汉堡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并不是典型的德国学术中心。柏林、哥廷根、海德堡、慕尼黑这些名字往往占据德意志学术叙事的中心位置，但汉堡有其独特之处：作为港口与商业城市，它的文化带有强烈的市民气质与开放性。汉堡大学在魏玛时期已经聚集了一批重要的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学者，其中尤以民族学家与经济社会史学者为主。伊格尔斯童年时虽然还小，但父亲的朋友圈子里有不少这样的学者，他们有时在伊格尔斯家中谈话，这种"客厅式学术"对一个犹太家庭的少年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浸润。

更重要的是魏玛文化本身的余韵。1933 年纳粹上台时伊格尔斯才六岁，他所能记得的魏玛只是黄昏时分的一点余光——民主制度的崩溃、街头冲突的加剧、犹太教师与邻居的消失。但恰恰是这个黄昏，让他日后对"德意志学术"的理解带有一层无法抹去的悲剧色彩。当他在 1960 年代撰写《德国的历史观》时，他笔下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没有一个能逃过"魏玛崩溃后我们何以至此"的拷问。流亡者的史学史不可能是怀旧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何以至此"的追问。

汉堡还有一个具体的细节值得一提。1930 年代中期的汉堡犹太社区里，伊格尔斯一家并非严格的宗教犹太家庭，他们更接近于一种"启蒙之后"的犹太市民阶层——不严格守规，却清晰意识到自己与德意志文化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感，正是后来被纳粹粗暴撕毁的。当 1938 年的事件接踵而至时，伊格尔斯家庭被撕毁的不仅是一份护照与一处房产，更是一整代人关于"德意志—犹太人共生"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日后成为伊格尔斯史学史写作中一条隐蔽的副线：他从未公开地、大声地控诉，但他笔下的每一个德国历史学家都隐含着这种契约关系的影子。

1938 年的流亡：从汉堡到新奥尔良

1938 年是伊格尔斯一生命运的断裂点。具体的时间节点因家庭档案而略有差异，但有几个关键事件可以确认：奥地利的合并、慕尼黑协定、随后十一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汉堡距离这些事情的发生地并不遥远，犹太家庭几乎不可能不感受到压力。老伊格尔斯早已通过商业网络嗅到了危险，他在 1938 年下半年安排家人分批离开德国，这种分批撤离的方式在汉堡犹太家庭中相当常见，其目的是保留在欧洲的某些资产作为日后东山再起（虽然这最终没有实现）的余地。

关于具体的流亡路线，伊格尔斯的传记资料指向美国南部。他在进入大学之前在新奥尔良地区度过了关键的青少年岁月。这个细节对理解伊格尔斯非常重要。新奥尔良不是芝加哥，不是波士顿，不是纽约，它是美国南方的一座特殊城市——法国与西班牙文化遗存、加勒比海与非洲文化的交汇处，也是美国种族问题最尖锐的城市之一。一个来自汉堡犹太家庭的少年，骤然被抛入这样一个环境，他的"边缘位置意识"几乎是被迫形成的。

这种边缘位置意识在两个层面塑造了伊格尔斯。其一，他作为一个德语母语者进入英语世界，对语言的转换有切肤之感；其二，他作为一个在欧洲长大、又被迫在美国南方度过后少年时代的少年，对"主流"始终保持着距离感。这两点后来在他成为史学史家时都清晰可见：他对德语学术文献的掌握远胜美国同行，但他对美国社会科学的接受又使他能够从外部反思德语传统。

1940 年代中期，伊格尔斯进入大学读书。他的本科教育在维吉尼亚的一所小型学院完成（具体校名因资料不全此处不拟展开），但真正塑造他的是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这是一段关键时期。1940 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社会科学的重镇，聚集了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一批学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社会学家贝克尔、历史学家赫尔曼（H. Stuart Hughes，1916—1999）、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1912—1992）等等。伊格尔斯在芝加哥的具体导师因史料细节不宜在此过度展开，但芝加哥的整体学术氛围——那种强调经验研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论、强调跨学科视野的氛围——对他的史学史训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卡尔·多伊奇尤其值得一提。多伊奇是捷克裔政治学家，以"政治沟通理论"与"民族主义研究"闻名，1950 年代曾在 MIT 担任教席，但他与芝加哥学派保持着长期的思想联系。伊格尔斯在芝加哥研究生时期与多伊奇有过直接交往，这种交往在他后来的史学史写作中留下了痕迹。多伊奇的研究方法——把政治现象视为可分析的、可比较的、可操作化的社会过程——与伊格尔斯后来处理史学史的方式惊人相似。多伊奇曾以"政治共同体中的安全共同体"这一概念闻名，他的核心思想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能否在和平中维系，取决于其成员之间的沟通密度与相互预期。这种把复杂现象转化为可分析变量的思路，正是伊格尔斯日后处理史学流派的方法：他不只是描述年鉴学派说了什么，他分析年鉴学派为什么在 1929 年的法国出现，为什么与某种社会结构有关。

1951 年，伊格尔斯在芝加哥完成博士论文，论文主题是法国史学——具体而言是 1870 年以后法国历史学的演变。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题。一个德语传统的犹太学者，到美国后选择研究法语史学的演变，这本身就是流亡经验的产物：他需要一个"既不是德国、也不是美国"的史学传统作为自己的对象，而法语史学恰恰是欧洲历史学传统中与美国、德国都保持距离的一支。法国年鉴学派的若干先驱——米什莱（Michelet）、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拉维斯（Lavisse）——正是他博士论文涉及的人物。十余年后，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展为对整个欧洲史学史的系统研究。

德意志历史学的双重遗产：兰克的考据与布克哈特的文化

理解伊格尔斯史学史写作的关键，是理解他对德意志历史学传统的双重继承。这重继承不是简单的师承，而是流亡者对母语传统的反思性挪用。

第一重遗产来自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兰克的史学原则——"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对原始档案的严格考据、对史料批判的强调——是整个德语历史学传统的根基。伊格尔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在汉堡的家庭、在芝加哥的训练都让他明白德语历史学的力量所在。但作为一个流亡者，他对兰克传统保持警惕。这种警惕并非简单的拒斥，而是某种清醒的评估：兰克的考据精神固然严谨，但它同时预设了一种"价值中立"的姿态，这种姿态在 1933 年之后证明是虚幻的——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在自己的政治时代之外写作。

这种反思直接体现在《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中。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学传统，表面上以"科学"自居，实际上却深度卷入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兰克及其后学（普鲁士学派、海因策学派、兰普雷希特之争）在写作德国史时，并不是在做纯粹的科学工作，而是在塑造一个特定的"德意志"叙事。伊格尔斯指出，这种历史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从来不是分离的——它们在同一文本、同一档案、同一引证方式中交织。这是流亡者的洞见。一个身处德意志传统之内的人，很难看清这个谱系；一个身处德意志传统之外的人，又很难具备这个谱系的细节知识。伊格尔斯恰好处于那种既内且外的位置上。

第二重遗产来自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布克哈特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德意志历史学家——他在巴塞尔工作，与普鲁士学派保持距离，他的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开创了一种"文化史"路径，关注艺术、文学、宗教、节庆、日常生活，把历史视为文化的整体而非政治的演进。伊格尔斯对布克哈特的兴趣是真实的，他晚年多次回到布克哈特的文本，认为布克哈特代表了一种被低估的史学可能性——既不完全是兰克式的档案学，也不是社会科学化的史学，而是一种"通过文化理解时代精神"的路径。

这种对布克哈特的偏好，并非政治流亡者对"非政治"史学的逃避，而是对德意志史学自身的另一种重估。布克哈特代表了德语历史学传统中一种与兰克传统不同的可能性，他更接近于一种"解释学"传统——理解历史不是再现事实，而是揭示时代的精神结构。伊格尔斯对布克哈特的接受，实际上为他后来能够与法国年鉴学派、与英美文化史传统保持对话，奠定了一个隐秘的基础。

双重遗产之间存在张力。兰克传统强调考据、客观、档案；布克哈特传统强调解释、文化、整体。伊格尔斯在这两者之间的工作，是一种"调和性的超越"——他不简单否认兰克的考据精神，但他把考据还原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他采纳布克哈特的文化视角，但他不放弃社会科学化的分析框架。这种调和，正是他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能够同时处理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的关键。流亡者身上往往沉积着多重传统——德语的、英语的、犹太的、欧洲的——这些沉积会在某些时刻汇聚成一种独特的洞察。

以社会史的眼光审视思想史：伊格尔斯的方法论自觉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伊格尔斯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开始系统建构自己的学术项目。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布法罗不是哈佛，不是耶鲁，也不是普林斯顿——它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远未进入核心地带。但这种"边缘位置"对伊格尔斯而言是某种优势：他没有必须捍卫的学派立场，也没有必须服从的学术谱系，他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上——史学史与比较史学。

布法罗时期的伊格尔斯确立了一个核心方法论原则：以社会史的眼光审视思想史。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做起来不易。它的具体含义是：任何关于"史学流派"的论述，都不能停留在文本层面，必须追问这个流派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兴起、在什么样的学术体制中运作、为谁写作、又为谁阅读。这意味着，像年鉴学派这样的对象，必须被放置在 1929 年法国学术体制、第三共和国政治文化、年鉴杂志的读者群这一系列社会背景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这个方法论原则的灵感来自多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是一个源头——伊格尔斯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他在《德国的历史观》中明确表示，对德意志历史学的意识形态分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但他没有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工具性"的资源使用。英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则是另一个源头——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对伊格尔斯的影响是实在的，他曾多次在自己的著作里向曼海姆致敬。

但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流亡经验。一个流亡者反思德意志史学，他不可能不意识到：那些看似"客观"的史学家（兰克学派、普鲁士学派、乃至梅涅克），他们的"客观性"是某种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伊格尔斯不是要否定这些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他是要把他们的成就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体制、出版、读者群体联系起来理解。这种联系起来的理解，正是"以社会史眼光审视思想史"的具体实践。

布法罗时期的伊格尔斯还主持了一系列史学史相关的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同事合作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1972）。这本合著的英文学界影响甚大，它第一次系统地把欧洲史学从国别叙述中抽离出来，作为一种"可比较的"对象进行处理。年鉴学派、德国社会史、马克思主义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等等，被放在同一个比较框架中讨论。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伊格尔斯方法论的成熟：他不再仅仅做德意志史学的内部研究，而是把整个欧洲史学作为研究对象，而处理方式是社会史式的。

1960 年代后期的德国学界对《德国的历史观》的反应是复杂的。一些德国历史学家拒绝接受伊格尔斯的论点，认为他是一个"外部者"对德国史学传统的误读；另一些学者则把伊格尔斯视为难得的反观，因为他能用外部视角看到德国学者自身看不到的结构性问题。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弟子、一些年轻一代的德国社会史学家，对伊格尔斯的工作表示了真诚的欢迎。这种分裂性的反应，恰好证明了伊格尔斯位置的独特：他既在德国传统之内，又在其外。

史学史写作的"观看位置"问题，是伊格尔斯晚年反复强调的方法论自觉。他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导言中明确指出：任何关于"历史学如何写作"的论述，本身就是一种立场，没有中立的史学史。这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历史哲学》中的某些论断有共鸣，但伊格尔斯的论证更为系统。他把这种自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反思兰克、梅涅克的立场，他也反思自己写作史学史的立场。

```mermaid flowchart LR A[1926 Hamburg] --> B[1938 Exile to USA] B --> C[1940s Southern US education] C --> D[1947 Chicago grad school] D --> E[1951 PhD French historiography] E --> F[1957 SUNY Buffalo] F --> G[1968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G --> H[1972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H --> I[1984 Revised edition] I --> J[1990s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project] J --> K[2005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K --> L[2006 Later reflections on global historiography] ```

伊格尔斯晚年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球史学史"（global historiography）。这一转向是 1990 年代以后的事，与冷战后世界史学的整体转向同步。伊格尔斯不再满足于欧洲内部的史学比较，他开始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史学传统——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非洲。这一转向并未否定他早期的工作，而是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层次：如果说《德国的历史观》是"一个流亡者反思德意志传统"的产物，那么晚年的全球史学史则是"一个流亡者的后裔尝试超越欧洲中心"的工作。这种转向的意义也部分——亦只有像伊格尔斯这样既深度卷入欧洲传统、又因流亡而无法完全认同欧洲中心叙事的人，才能做出这种转向。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疑问：流亡者何以能写出最冷静的史学史？这个答案不能从单一维度给出。

第一，流亡者被迫获得一种反思的距离。伊格尔斯身处德意志传统之内又被其排斥，这种"既内且外"的位置赋予他检视这一传统的能力。兰克的考据、梅涅克的反思史学，乃至整个德意志历史学的科学性叙事，在流亡者的眼中都难以维持它们在德意志内部曾经享有的自明性。

第二，流亡者在英语世界与德语世界的双重学术训练中沉积了多重方法论资源。芝加哥的社会科学传统、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英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法国的年鉴学派、德国的兰克与布克哈特传统——这些资源在伊格尔斯身上汇聚成一种独特的洞察工具，使他能够把史学史作为可分析的对象处理。

第三，也是最深的一点：流亡者身上保留着一种史学史作者应当具备的清醒。任何关于"史学如何写作"的论述，本身就是一种写作；任何关于"历史如何理解"的论述，本身也是一种理解。伊格尔斯从不掩饰这种自觉，他在自己著作的导言与结论中反复提醒读者：他所给出的史学史，是从某个特定位置看到的史学史，不是唯一的史学史。这种自觉，是他在史学史领域能够长期保持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理解伊格尔斯，就是理解这部书的"观看位置"。下一章我们将进入伊格尔斯史学史写作的真正起点——十九世纪德意志史学的形成期。从兰克的"如实直书"开始，到德罗伊森的"历史学理论"，到文化史与政治史的分化，再到世纪末对历史学科学性的反思——伊格尔斯把目光投向这座丰碑时，他看到的是整个现代历史学的奠基过程，也是他流亡经验中所沉积的那个"德意志"形象的最后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