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被遗忘的乌托邦

引言：被遗忘的乌托邦

翻开任何一部标准的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读者很快就会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空白。施特劳斯与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让霍布斯领衔十七世纪上半叶，洛克接管下半叶，菲尔麦与西德尼分列两侧，弥尔顿以《论出版自由》占据一角，而詹姆斯·哈林顿——那个写出《大洋国》的人——通常只在一两段脚注里出现，随即被翻页声带走。牛津、剑桥、耶鲁、哈佛的课堂可以围绕《利维坦》和《政府论》开上一整个学期的课，《大洋国》却很难撑过两次导修。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某种深层结构在起作用：英美政治理论的现代谱系是由自由主义书写的，而哈林顿恰好站在这条主线的外面。他既不像霍布斯那样以自然权利重构主权，也不像洛克那样为抵抗权和宗教宽容奠基；他写的是另一套语言，另一组制度，另一条被现代世界抛在身后的政治想象路径。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大洋国》在思想史的星空中逐渐黯淡，而我们今天又为什么必须重新打开它？

一、失踪的哈林顿：被遮蔽的共和主义

要理解哈林顿为何"失踪"，先要明白他身处的那个十七世纪中叶的英格兰，是怎样一个思想的战场。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残余议会并出任护国公，整个国家在共和与王权之间剧烈摇摆。正是在这个没有定型的时刻，1656年冬天，《大洋国》在伦敦匿名出版，副标题声称是由"忠实的仆人"献给"奥林匹亚·莫里娜"（Olimpia Morlana）阁下的作品。"莫里娜"对应 Mori-ana，意为"莫兰（Moor Lane）之花"，莫兰巷是当时伦敦书商聚集的街道——这是书商献给书商的戏谑；而书内的人物名，如"奥弗斯·梅加勒托"（Olphaus Megaletor），每个音节都藏着克伦威尔的影子。哈林顿用古希腊式的密码谈论当下的英国，他相信读者能听懂，并相信这部作品能进入真正的政治讨论。

然而哈林顿赌输了。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他本人以"叛国嫌疑人"之名遭拘押，幸而查理二世念及他曾服侍过王室的旧谊，将他软禁在伦敦塔附近的宅邸，1677年在那里郁郁而终。复辟之后的政治气候对哈林顿极为不利：他的共和主义主张、他对克伦威尔的同情、他与议会派的渊源，使他成为"那个危险年代"的代表人物。一个被胜利者遮蔽的名字，在主流史观里很难获得喘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洛克的《政府论》于1689年出版，自然权利与契约论的语言迅速成为新政治秩序的官方哲学，霍布斯则因为其无神论嫌疑和极端主权论，被人悄悄放在书架的最远处。洛克不是孤身一人登场的，他背后有一整套围绕"同意"、"财产权"、"宗教宽容"展开的话语联盟，而哈林顿不属于这个联盟。洛克关心的是个体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如何让渡给国家，哈林顿关心的是国家内部权力如何分配才不会腐败；洛克追问的是统治的合法性，哈林顿追问的是统治的平衡。两者谈的其实是不同的政治难题，但后来书写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人，往往只记得前者。

这种遮蔽还体现在具体的学术史细节中。十九世纪末德国国家学传统复兴时，伯伦知理（Bluntschli）等人的英美政治思想史写本里还有哈林顿一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想主义哲学的双重挤压，乌托邦文学和制度设计的作品被一同归入"非主流"。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在1962年出版《占有式个人主义》（*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时，把霍布斯与洛克并置分析，对哈林顿一笔带过；达尔（Robert Dahl）在《民主理论的前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1956）里讨论"多头政体"时，追溯到麦迪逊，几乎不涉及哈林顿对平等共和国（equal commonwealth）的构想。换言之，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标准叙事里，哈林顿如果不是缺席，就是以霍布斯或洛克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从未获得过独立的位置。

二、二十世纪的回归：从波考克到尼尔

学术史的反转发生在1975年。这一年，约翰·波考克（J.G.A. Pocock）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基雅维利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一部以共和主义为线索重写英美政治思想史的巨著。波考克指出，从佛罗伦萨的布鲁尼、马基雅维利，到英格兰的哈林顿、弥尔顿、西德尼，再到美国革命的潘恩、亚当斯、麦迪逊，存在一个与自由主义并行的"公民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主张是：共和国的存续依赖于公民德性与制度平衡，而不是主权者的意志，也不是抽象的权利清单。哈林顿被波考克从阴影里拖出来，重新放置在十七世纪英美共和主义的关键节点上。这是一次范式级的修正，它影响的不仅是少数历史学家，而是整个英语世界理解自己政治传统的方式。

波考克的工作并非孤立。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框架下，对哈林顿做了更细密的文本分析，1978年出版《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下卷中专门讨论共和主义传统时，用了相当篇幅处理哈林顿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关系；1984年他为《大洋国》撰写了企鹅经典版的导言，是英语世界这一代读者重新认识哈林顿的入门读物。1991年，布莱尔·沃登（Blair Worden）发表关于弥尔顿与共和主义的研究，将哈林顿放入英格兰内战时期的思想语境，揭示他与弥尔顿在阿里乌斯派（Arianism）、公民宗教和古典共和之间的复杂呼应。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则在1990年代编辑并注释了《大洋国》的现代学术版，把这部作品的版本史、传播史和接受史梳理得一清二楚，确立了它作为政治哲学经典的文本地位。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共和主义的复兴并未停歇，反而呈现出新的方向。埃里克·尼尔（Eric Nelson）在2010年发表了颇有争议的工作，他主张哈林顿的设计深受了希伯来先知与《圣经》传统的影响，"平等共和国"的模型部分地借自古代以色列的士师时期与王政之前的政治想象。这一论点在《希伯来共和国》（*The Hebrew Republic*, 2010）里被系统展开，立即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讨论：传统的"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谱系是否还能完整地解释哈林顿？他的宗教维度是否被前几代学者低估了？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学者、环境思想史家和数字人文的文本分析团队，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切入《大洋国》：有人讨论其中的性别盲点，有人挖掘哈林顿的农耕乌托邦对后世生态政治的影响，有人用统计方法处理《大洋国》的引文网络，量化其与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塔西佗的亲疏关系。这些工作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不再把哈林顿当作霍布斯或洛克的"对照物"，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复杂的、值得花十年去读的思想家。

下表用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哈林顿在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被"重新发现"的学术谱系，以及他与同时代及后世人物的关系：

```mermaid flowchart LR H[Harrington<br/>1611-1677] --> Sid[Algernon Sidney<br/>1680s] H --> Mil[Milton<br/>1649] H --> Hob[Hobbes<br/>1651] H --> Loc[Locke<br/>1689] H --> Mad[Madison<br/>& Hamilton<br/>1787-88] H --> Toc[Tocqueville<br/>1830s]

Pocock[Pocock<br/>1975] --> H Skinner[Skinner<br/>1978] --> H Worden[Worden<br/>1991] --> H Wootton[Wootton<br/>1992] --> H Nelson[Nelson<br/>2010] --> H Hammersley[Hammersley<br/>2012] --> H Scott[Scott<br/>2019] --> H

Pocock --> Rep[English Republicanism<br/>Reconsidered] Skinner --> Rep Worden --> Rep Wootton --> Rep Nelson --> Heb[Hebrew Republic<br/>Thesis] Hammersley --> Phi[Philosophy &<br/>Political Form] Scott --> Bio[Intellectual<br/>Biography] ```

需要立刻指出的是，这张图不是一张"影响网络"，而是一张"再发现网络"。线条连接的不只是思想上的师承，更是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学者们重新打开《大洋国》时所做的不同切口。波考克从大西洋世界的共和主义入手，伍顿从版本史与传播史入手，尼尔从宗教经典与圣经共和主义入手，斯金纳从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方法入手——每一条线都通向哈林顿作品的某个侧面，但没有任何一条线能独自穷尽他。这也正是本书要进入的现场：在这一张已经画得相当复杂的网络里，《大洋国》仍然保有尚未被照亮的位置。

三、乌托邦的双重身份：莫尔、培根与哈林顿

《大洋国》的麻烦还在于它不肯乖乖地待在任何一个文类里。它既不是普通的政论文，也不是标准的乌托邦小说。要理解这种双重身份，必须把它放进十六到十七世纪乌托邦写作的系谱里比较。

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De optimo rei publicae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这部作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拉斐尔·希斯拉德（ Raphael Hythloday）讲述自己在虚构岛屿"乌托邦"的见闻，第二部分是希斯拉德与莫尔的对话，谈及欧洲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莫尔的乌托邦叙事是严格的"别处"叙事：乌托邦在某片未知的海域被发现，希斯拉德曾随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航行至此，他带回了关于乌托邦的全部描述。这种结构带来一个显著的效果——乌托邦是与英国现实完全无涉的外部参照系，它可以批评现实，却不必直接干预现实。莫尔的写作是文学性的讽刺，借助"别处"反观"此处"，其方法是文学的、修辞的，而非立法的、制度的。

1627年弗朗西斯·培根去世后出版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走的是另一条路。这部未完成的著作描述了一群航海者漂流到"贝萨莱姆"（Bensalem）的故事，发现那里有一所叫做"所罗门之宫"（Salomon's House）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是一部科学乌托邦，主人公是"自然的光辉"（the Light of Nature），制度的核心不是政治平衡，而是知识生产与实验研究。培根的乌托邦指向未来：他感兴趣的"别处"是一个能够孕育新科学的地方，制度的目的是保护求知者的自由。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乌托邦，与莫尔的政治讽刺拉开了距离。

《大洋国》与这两部作品都有亲缘，却都不相同。它像莫尔一样有叙事框架——开篇是编者写给"奥林匹亚·莫里娜"阁下的献辞，然后是叙述者讲述他在大洋国的旅行与对话；但与莫尔不同的是，《大洋国》的"别处"几乎就是"此处"的镜像。"大洋国"就是英格兰，"奥弗斯·梅加勒托"就是克伦威尔，"雷奥迪那"（Raedia）是克伦威尔的妻子，大洋国的内战就是英国革命，那段被精心编造的宪政史就是英国近百年史的变体。哈林顿所做的不是莫尔式的"别处"讽刺，而是一种奇特的政治镜像术：他让英格兰在"大洋国"的名称下被重新照见，让读者在承认这是虚构的同时又被提醒，这就是他们所在的国家。

《大洋国》也像培根一样关心制度设计，但它的制度不是科学研究，而是政治平衡。哈林顿详细规定了大洋国的议会结构：参议院（议员为元老）、民众院（议员为骑士）、官员的产生方式（轮换、秘密投票、抽签）、权力的互相制衡，以及最核心的"土地均分法"（the Agrarian Law）——禁止任何人拥有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超出部分由国家回购分配。这种制度设计不是抽象的伦理提议，而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宪法草案。哈林顿甚至附上了大洋国首都的地图，标注了议事厅、市集、街道的位置，仿佛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直接被议会拿去使用。

把这种叙事-制度双轨结构讲清楚，是理解《大洋国》的关键。它既是一部有故事、有对话、有场景的乌托邦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包含完整制度方案的宪法草案。这种双重身份让哈林顿在乌托邦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既不像莫尔那样把制度藏在描述里，让读者自己体会；也不像后来的洛克那样把制度主张写成抽象原则，让具体的辩论消失于哲学语言。《大洋国》让读者既能在阅读时经历一个故事，又能在合上书后拿出一份可讨论的宪政方案。这种混合写法使它在文类上无法被归类，也使它在前几个世纪的归类实践中不断被忽略——编文学史的人嫌它太政治，编政治思想史的人嫌它太文学。

四、细读作为方法：把叙事当作政治文本读

本书将采取的方法，是细读（close reading）。这一方法继承自英美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文学解读传统，又经过剑桥学派语境主义和思想史方法的改造，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本内部研究，而是把文本放回它诞生的语境中逐句拆解，对每一个名词、每一个比喻、每一次沉默都不轻易放过。

细读《大洋国》意味着三件事。

第一，注意名字。哈林顿给每个人物、每个机构、每座城市起的名字都不是随意的。"奥弗斯·梅加勒托"是"领导人民的人"（ol-为全，phau-为领导者，megalo-为大，tor-为看），合起来是"伟大的领导者"——克伦威尔的画像已经跃然纸上。"雷奥迪那"对应克伦威尔的妻子伊丽莎白·鲍彻（Elizabeth Bourchier），姓氏则借自另一位内战时期的将军达德利·雷（Dudley Raleigh）。"台摩克里西"（Demoaeres）意为"民众"，"台摩克里西"之首则是"人民的首领"，"塞纳妥"（Senatus）即参议院，"特拉塞拉"（Thersitocracy）则是"粗人之政"——这是哈林顿最鄙视的政体，对应历史上某些时刻英国出现的混乱无序。读者一旦掌握了这些名字的密码，整部作品的现实指向就豁然开朗。细读意味着把这些密码一个一个解出来，使作品从密码文学变成可被翻译的政治文本。

第二，注意叙事节奏。《大洋国》的前半部分看起来像历史叙事（哈林顿自己称之为"大洋国的内战与和平史"），后半部分则切换为制度辩论。哈林顿用一种奇特的修辞承担起这种切换：他让叙述者在大洋国的参政议会中担任解说员，把"梅加勒托"（克伦威尔）请来的几位立法者（其实是哈林顿的政治偶像，包括亨利·凡爵士、威廉·罗素、阿格农·贝拉等）的对话一一记录。这种结构让制度设计不是作为抽象方案出现，而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对话出现；它把辩论还原为事件，使每一项制度选择都显得有理由、有对手、有妥协。细读意味着看到这种节奏：什么时候哈林顿让叙事快进，什么时候他让议程停顿下来让立法者辩论；什么时候他借古喻今，什么时候他直接提及十七世纪英国的政争。每一个节奏变化背后都是政治判断。

第三，注意寓言与"补充"。哈林顿在主要叙事之外，插入了若干独立的"补充"（Insertions），包括一篇关于"宗教"的论文、若干寓言和一段关于"古犹太共和国"的考察。这些补充并非装饰，它们是哈林顿论证链条的关键环节。例如他借"法翁与狄安娜"（Faunus and Diana）的寓言论证"土地均分法"的必要，借"马尔克西之蜂巢"（Machyly's Beehive）的寓言讽刺共和国的腐败与德性衰退，借"金羊毛"的考据追溯议会神圣性的古典源头。这些寓言同时是文学批评、政治哲学和宗教论辩的演习场。要理解哈林顿，必须把这些寓言一条一条拆开，看到它们各自承担什么论证任务，又如何彼此呼应。

细读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因为《大洋国》这部作品的厚度恰恰就在这些细节里。如果只读它的"骨架"——土地均分法、轮换制、秘密投票——它会变成一份普通共和主义小册子，与同时代的阿尔杰农·西德尼或罗伯特·菲尔麦的文本差异不大。但如果认真读它的"血肉"——名字、节奏、寓言、对话——它就会展现出一种与西德尼、菲尔麦完全不同的修辞学和政治想象力。哈林顿不是要写一份竞选纲领，他是要写一部可以上演的政治剧场。本书将逐章证明这一点。

五、为何是此刻：当代共和主义的回归

即使抛开学术史的偶然，重新阅读哈林顿也并非出于纯粹的历史癖好。它回答的是当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宪法想象的匮乏。二十一世纪初的英美政治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合法性危机：2010年代的民粹主义浪潮、2020年代的宪政争论、围绕选举人团、参议院、最高法院等未改革机构的持续辩论，让"制宪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这个词汇一再回到公共讨论的中心。但当代讨论宪法的人，能征用的语言只有两种：自由主义的权利语言和保守的原旨主义语言。前者倾向于把宪法变成权利清单的护栏，后者倾向于把宪法变成一尊不可触碰的塑像。两种语言都缺乏制度设计的想象力。它们不擅长回答的是：如何在一个大国里设计轮换、抽签、地方代表？如何让权力的分配不依赖个人品格，而依赖结构？如何让德性可以被制度"托住"，即使公民德性滑坡？《大洋国》正是这种制度想象的渊薮。哈林顿提供了三种关键工具：基于财产（土地）的政治平等观、秘密投票与轮换的程序设计、对"平衡"而非"同意"的宪法理解。这些工具在十八世纪曾经流入美国革命的辩论，间接塑造了麦迪逊与汉密尔顿的设计；在二十一世纪，它们仍然有潜力被重新激活。

第二个问题是大西洋两岸对"共和"与"民主"的混淆。二十一世纪初的英语政治话语里，"republic"几乎等同于"民主"，但哈林顿意义上的"共和国"是更窄、更古典的概念：它是与君主制相对立、要求政治权力不依赖于个人血统或神授的政体形式；它的内部仍有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哈林顿也批评纯粹民主的"粗人之政"）。把"共和"等同于"民主"，其实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对共和传统的又一次吸收与稀释。今天若想恢复共和国这个词的强度，必须回到哈林顿、回到西德尼、回到十八世纪美国制宪者对"republic"的严格用法。本书将通过细读《大洋国》，把这种严格用法重新激活。

第三个问题更学术，但也同样迫切：英美政治思想史的写作是否还能只靠自由主义一条主轴？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工作已经表明，自由主义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大西洋世界的政治经验，无论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英格兰共和国的实验，都有自由主义之外的资源。哈林顿只是其中之一。本书不是要推翻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要补充一个被遮蔽的传统，让思想史的图像重新变得立体。

本章小结

本章给出了一个阅读坐标：哈林顿不是一个"被霍布斯和洛克遮蔽的边缘人物"，而是英美共和主义传统中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人物。他的《大洋国》既是一部乌托邦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具体到可以拿到议会讨论的宪法草案，这种叙事-制度双轨结构使它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学术再发现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波考克、斯金纳、沃登、伍顿、尼尔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把它重新打开，本书则将以细读的方式进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