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导论：人文学科的数字化转型 /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ities

第1章 数字人文导论：人文学科的数字化转型

1.1 引言：一个跨学科时代的学术图景

当我们审视当代学术研究的版图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正在重塑知识生产的基本格局：技术与人文的交汇地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形成一个充满活力与争议的交叉学科领域——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简称DH）。这一领域既不是简单地将传统人文研究“数字化”，也不是纯粹的技术应用，而是代表着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转型，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革。从1949年Roberto Busa神父与IBM合作编制《圣托马斯·阿奎那作品索引》算起，数字人文已经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少数先驱者的孤独探索，逐步演变为今日全球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然而，对于许多刚刚踏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数字人文仍然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它熟悉，是因为“数字”与“人文”这两个词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每个人都能就这个话题发表一些见解；说它陌生，是因为当人们试图深入探究数字人文的本质内涵、方法论基础与发展前景时，往往会发现这一领域的边界远比想象中模糊，内部的张力与争论远比想象中激烈。是什么使得计算机科学与人文学科走到了一起？这种结合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还是必然的学术趋势？数字人文究竟在研究什么，它与其他相关领域有何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章思考的起点。

本章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数字人文的全面导引，帮助读者建立对这一学科领域的基本认知框架。我们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追溯数字人文的起源与发展脉络，通过关键事件和里程碑节点的梳理，揭示这一领域是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的；我们将系统阐释数字人文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取向，分析不同学者对于数字人文本质的理解与争论；我们还将考察数字人文与计算社会科学、数字文学、文化遗产保护等相邻领域的交叉关系，探讨技术赋能人文学科的可能路径与限度。之所以采用这种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分析策略，是因为我们相信，对数字人文的深入理解既需要知道它“是什么”（概念界定），也需要理解它“从何而来”（历史脉络）以及它“如何运作”（方法实践）。

在开始正式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数字人文”这一术语本身进行简要说明。Digital Humanities这一英文术语在21世纪初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准称谓，但其前身——Humanities Computing（人文计算）——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出现。2004年，《数字人文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一书的出版被视为Digital Humanities这一术语正式确立的标志。此后，随着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扩展，其内涵也在持续演化之中。有学者指出，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个学科领域，更是一种方法论取向，一种学术实践方式，甚至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本书中，我们将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数字人文”这一术语，涵盖人文计算、电子文学、文化遗产信息学、媒体与视觉文化研究中的数字转向等多元传统。

1.2 数字人文的历史脉络：从边缘到主流的七十年

1.2.1 前史：人文计算的开端（1949-1980）

若要追溯数字人文的源头，Roberto Busa神父的工作是无法绕开的起点。1949年，这位意大利学者与IBM公司创始人Thomas Watson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开始了编制《托马斯·阿奎那作品索引》（Index Thomisticus）的宏大工程。这项工作最终历时三十年，产生了56卷的印刷成果和电子文本数据库，被认为是人文学科中最早的大规模计算项目之一。Busa神父当时可能并未意识到，他的这一尝试实际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学术传统——利用机器处理技术来解决人文研究中的文本分析问题。

这一时期的人文计算主要聚焦于文本处理与检索领域。1966年，多伦多大学启动的“词典项目”（Dictionary Project）旨在利用计算机编制《牛津英语词典》的电子版本；1970年代，剑桥大学的“文学与语言计算中心”（Computer Laboratory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与此同时，美国的许多大学也开始设立人文计算的研究机构和培训项目。196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文学与语言计算的博士项目；1973年，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人文科学计算中心”（Centre for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这些早期的机构建设为数字人文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然而，这一时期的人文计算基本上是少数技术精英的自留地。大多数人文学者对这些计算项目持怀疑甚至抵触态度，视其为“技术人员的玩意儿”，与真正的人文研究相去甚远。计算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不仅体现在技术水平上，更深层次地反映在学术价值观和方法论取向上的根本差异。人文计算在学术体制中的地位边缘，影响力有限，主要服务于少数拥有特殊技术能力的研究者。

1.2.2 扩展期：机构化与专业化（1980-2000）

进入1980年代，人文计算开始进入一个扩展期，其标志是研究机构的增加、专业社群的形成以及学术成果的积累。1981年，“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简称ALLC）在英国成立；1985年，另一个重要组织“人文计算与文本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简称ACH）在美国成立。这两个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人文计算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正式确立，也为人文学者与技术专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

这一时期的重要发展还包括电子文本语料库的建立与共享。1987年，牛津大学启动了“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项目，收集了一亿词的当代英语文本；19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为人文计算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新的渠道，一些重要的电子文本库开始向更广泛的学术社群开放。与此同时，可视化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新工具也开始被引入人文研究，为文学地理学、历史地图学等领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是“计算方法”与“解释方法”之争逐渐浮现的时期。传统人文学者对于量化分析方法的排斥态度依然存在，而人文计算社群内部也开始分化，一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将计算方法视为对人文研究的辅助工具，另一部分则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计算人文学”（Computational Humanities）学科。这种争论在后来的数字人文发展中持续存在，成为这一领域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来源。

1.2.3 转型期：数字人文的时代来临（2000-2010）

2000年代是数字人文概念确立并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Digital Humanities”这一术语在2004年前后逐渐取代了原有的"Humanities Computing"，标志着这一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术语的转换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反映了学术取向和方法论视野的重要转变。数字人文不再仅仅关注文本的机器处理和检索，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过程，将“数字”（digital）与“人文”（humanities）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包括：2005年，“数字人文中心联盟”（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在美国成立，旨在协调各大学数字人文机构的工作；2007年，首届“数字人文国际会议”（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举行，此后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年度学术会议；同年，“数字人文季度刊”（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创刊，成为该领域的第一份专业期刊。2009年，“数字人文学会联盟”（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简称ADHO）成立，标志着数字人文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社群的正式形成。

推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数字化浪潮的全面到来。谷歌图书计划（Google Books Project）的启动引发了关于数字化与版权、公共获取与知识产权的广泛讨论；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纷纷启动大规模数字化项目，将图书馆、档案馆的珍贵藏品转化为可在线访问的数字资源。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原材料，使得基于大规模数据的分析成为可能。

1.2.4 深化期：方法论自觉与学科整合（2010年至今）

2010年代以来，数字人文进入了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方法论自觉的增强和学科整合的深化。早期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技术炫耀”（computational turn）倾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数字方法本身并不是目的，技术的应用必须服务于人文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解释目标。“数字人文批判”（Critical Digital Humanities）作为一种反思性学术取向应运而生，强调对数字方法背后隐藏的假设、偏见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审视。

这一时期的另一显著发展是数字人文与公共领域的深度连接。数字人文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的学术实践，而是日益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教育、社会参与的重要工具。“公众数字人文”（Public Digital Humanities）、“公民人文科学”（Civic Humanities）等概念的兴起，反映了数字人文研究者对于社会责任和公共使命的关切。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数字人文项目，如“美国奴隶制地图”（US Slavery Maps）、“奥斯维辛集中营数字记忆项目”（Digital Remembrance Project at Auschwitz）等，都展现了数字人文在公共历史书写和社会正义倡导方面的潜力。

在学科建制方面，数字人文的制度化程度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数字人文系所或跨学科研究中心；数字人文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一些高校甚至设立了数字人文的本科学位项目。与此同时，数字人文的学术出版、资助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也在逐步完善。这些制度化建设为数字人文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3 数字人文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取向

1.3.1 数字人文的界定：争论与共识

尽管数字人文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学术术语，但要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却并非易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数字人文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解，形成了丰富的概念光谱。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数字人文可以被定义为“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或“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的人文研究”。这一定义强调了数字与人文的结合，但过于宽泛，几乎可以涵盖任何涉及数字技术的人文研究，缺乏概念上的辨识度。更严格一些的定义则强调方法论维度，将数字人文视为“采用计算方法和数字工具进行人文探究的跨学科领域”。这一定义突出了数字方法的核心地位，但容易忽视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批判性、反思性维度。

美国学者Susan Schreibman、Ray Siemens和John Unsworth主编的《数字人文指南》（2004年）对数字人文的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将数字人文定义为“关于计算机媒介的人文研究，以及关于人文的计算机媒介研究”（humanities research about the computer and the computer as a medium for humanities research）。这一定义注意到了双向互动关系：既包括利用计算机研究人文问题，也包括研究计算机及其数字环境本身的人文维度。这一框架为理解数字人文的范围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理解数字人文。英国学者Matthew Gold主编的《数字人文教育读本》（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2012年）强调数字人文的跨学科性和实验性，认为这一领域本质上是“人文学科内部和外部的学者围绕数字方法的对话与交锋空间”。这一定义突出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对话空间”的特质，而非一个边界清晰的学科领域。类似地，澳大利亚学者Werner Sinai等人提出了“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的概念，认为数字人文代表着超越传统学科边界的新知识形态。

在本书中，我们采取一种中庸而务实的立场，将数字人文理解为一个方法论取向与研究领域并重的学术空间。说它是“方法论取向”，是因为数字人文的核心在于利用数字方法（计算建模、数据分析、可视化、网络分析等）来回应人文学科的传统问题；说它是“研究领域”，是因为围绕这些方法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机构建制和问题域。我们既不将数字人文等同于技术本身，也不将其仅仅视为传统人文学科的附庸，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学术形态，其边界和内涵仍在持续演化之中。

1.3.2 数字人文的方法论特征

如果说数字人文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标志性特征，那就是其方法论取向。尽管“数字人文不是关于工具的”（DH is not about tools）已经成为该领域的一句著名口号，但数字方法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理解数字人文的方法论特征，对于把握这一领域的本质至关重要。

大规模文本处理与远读

数字人文最显著的方法论特征之一是对于大规模文本分析的关注。与传统文学研究、历史研究聚焦于少数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不同，数字人文更强调“远读”（distant reading）或“规模化的文学”（literature at scale）的可能性。 Franco Moretti于2000年提出的“远读”概念成为这一方法论的代表性理论框架。Moretti主张，与其对少数经典作品进行深度细读，不如对大量文本进行规模化分析，以发现文学演化的宏观模式。这一方法论取向催生了诸如“文学实验室”（Literary Lab）这样的研究实践，以及利用计算方法分析文学体裁演化、叙事结构变化的大量实证研究。

远读并不排斥细读，而是提供了一种与之互补的视角。数字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从宏观数据中发现异常、趋势和关联，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提供方向指引。这种“远读-细读”的结合正在成为数字文学研究的标准工作流程。例如，在研究19世纪英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时，研究者可能先利用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等技术对数千部小说进行全局分析，识别出主要的叙事主题和演化趋势，然后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数据驱动与人文解释的辩证

数字人文研究的另一重要方法论张力存在于数据驱动的方法与人文解释传统之间。数据驱动的方法强调从大规模数据中提取模式、发现规律，其背后是归纳推理和统计思维的逻辑。人文解释传统则更强调情境化理解、历史语境分析和意义建构，其背后是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的学术脉络。

如何在这两种取向之间取得平衡，是数字人文方法论讨论中的核心议题。一种立场是“计算辅助的人文研究”（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humanities），将计算方法视为服务于人文问题的工具，强调问题意识和解释框架的优先性。另一种立场则主张建立独立的“计算人文学”（computational humanities），发展基于计算方法的人文知识体系。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即所谓“计算思维的人文研究”（computational thinking for humanities），认为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必须从根本上接受计算逻辑的改造。

本书倾向于第一种立场，认为数字人文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人文学科提供新的问题视角和研究工具，而非取代人文研究的解释传统。然而，这种立场并不意味着对技术方法的轻视；恰恰相反，对方法的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是有效运用这些工具的前提。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讨论各种数字方法的原理、应用场景和局限性。

跨学科协作与团队研究

数字人文研究的另一方法论特征是其固有的跨学科性质。大多数数字人文项目都需要人文学者与技术专家的协作，需要不同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有机整合。这种跨学科协作既是数字人文的优势，也是其面临的挑战。

跨学科协作的复杂性在于不同学科之间的话语差异、方法论预设和学术评价标准的不同。人文学者可能对技术细节缺乏了解，难以评估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技术人员可能不理解人文问题的复杂性和解释的不确定性。因此，有效的数字人文项目往往需要建立持续、深度的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外包式协作。一些成功的做法包括：设立跨学科的研究岗位，让具有双重训练的研究者在不同学科社群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建立共同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语言，减少沟通障碍；重视项目过程中的学习和培训，促进不同背景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

1.3.3 数字人文的理论反思

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套方法和技术，更是一种理论立场的表达。近年来，学者们对数字人文的理论维度进行了深入反思，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议题。

数字人文批判

“数字人文批判”（Critical Digital Humanities）是近年来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取向之一。其核心主张是：数字方法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的假设、偏见和权力关系；对数字人文的反思性审视应当成为这一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数字人文批判关注的议题包括：数据库和元数据设计中的分类体系如何体现和再生产社会偏见？算法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如何影响研究结果的解释？数字化和数字方法是否会导致对“边缘化声音”和“非主流传统”的忽视或遮蔽？大规模数据采集是否涉及伦理和隐私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推动了数字人文研究者对于方法论局限性的自觉反思。

Roopika Risam和Mia L. Gore等学者进一步将数字人文批判与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种族研究等学术传统相结合，探讨数字人文中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问题。她们指出，数字人文的“解放性承诺”（emancipatory promise）尚未充分实现，这一领域在人员构成、知识体系和研究议程等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偏向。

数字鸿沟与基础设施

数字人文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议题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这里的数字鸿沟不是指接入互联网的物质差距，而是指不同研究者、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地区之间在数字人文研究和实践能力方面的差距。拥有充足资源、先进设施和成熟社群的机构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方法开展研究，而资源匮乏者则可能进一步被边缘化。

这一议题还涉及对“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关注。数字人文研究依赖于复杂的技术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图书馆、数据存储与计算设施、软件工具和标准规范等。谁建设、谁拥有、谁控制这些基础设施，其决策如何影响数字人文的发展方向，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一些学者主张建立更加开放、共享的基础设施，以减少技术依赖和权力集中；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揭示看似中立的“开放”背后的利益博弈。

本体论转向：从表征到参与

还有一些学者从更根本的层面反思数字人文的理论意涵，提出了所谓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这一视角质疑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