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故事
千年前的故事
今天我们随口说出的"小说"二字，在一千八百年前的意思与今天截然不同。一部动辄数十万字、有完整情节线与人物弧光的长篇叙事作品，在汉魏六朝那个时代，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那时所谓的"小说"，既不是货架上印着花花封面的故事书，也不是课堂上老师要求阅读的"文学体裁"之一。它是目录学家眼里与经史子集并列而地位卑微的一个"家"，是街巷里口耳相传又被某位不知名的官吏随手抄录下来的零碎记述。"小说"这两个字，在从先秦到现代的漫长时间里，像一条蜿蜒的河床，每一段河岸的形态都判然有别。本章要做的，就是把镜头拉回到千年前的那个河段，看清楚"小说"在汉魏六朝到底是一副什么面孔，它与今天的"小说"之间，究竟隔着多少层语义的重峦叠嶂。
一、从书架上的"小说"说开去
今天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最容易找到的书往往是小说。封面上印着"长篇""悬疑""言情""科幻"之类的标签，目录页里是"第一章""第二章"的整齐排列，读者翻开后迎面而来的是人物、场景、对话、情节，是作者用文字构建的一整个虚构世界。这种"小说"，对应的英文是 *novel* 或者更宽泛的 *fiction*，它的核心特征是用散文体写成的、有相当长度的虚构叙事。这一含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成为主流用法。
把时间倒退两千年，回到西汉末年，一位名叫班固的史学家在《汉书·艺文志》中写下了一段关于"小说家"的著名论述：
>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段文字被后世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学者反复征引，因为它最早从目录学层面确立了"小说"的定义。这里的"小说"包含几个关键词。"稗官"是古代专门采集民间街谈巷语的官吏，官职卑微，职责琐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指的是街头巷尾未经官方认证的零散传闻；"小道"则是孔子在《论语·子张》中说过的话，指的是与儒家大道相对的细小技艺或言论。把这几个关键词串起来，"小说"就是稗官从民间采集来的、未被经典认可的小道之言。
对比之下，今日所说的"小说"几乎完全相反。今日小说的核心是"虚构"，是作家个人创造力的产物，是被郑重其事地出版、评论、收藏的正式文学作品。而汉代目录学中的"小说"恰好相反：它是非正式的（来自街头而非经典）、非个人的（出自稗官而非某个具体作家）、非创作的（记录传闻而非虚构故事）的产物。今日的"小说"强调的是"写"，汉代的"小说"强调的是"采"和"记"。
这种差异不是细枝末节的差异，而是小说观的差异。所谓"小说观"，是指一个时代对"什么是小说""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小说有什么用"等问题的整体看法。汉代的小说观是一种目录学的小说观，它关心的是把天下的知识分门别类，给每一种知识找一个归属，至于这种知识内部长什么样，并不是目录学家关心的事。今日的小说观则是一种美学的小说观，关心的是虚构叙事的形式、技巧、价值。本书讨论的汉魏六朝"小说"，必须放在前一种小说观中才能被准确理解。
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班固在写完上述定义后，紧接着就把"小说家"列入了他所认可的九流十家之中，所谓九流十家是先秦至汉代思想流派的总称，包括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加上最后的"小说家"。"小说家"排在这个序列的最后一位，位置在农家之后、诸子之外，目录学家给它的批语是"无可观者"或"其语犹浅"，意思是它的理论浅薄，不值得深入学习。这一排序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在汉代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小说家是边缘中的边缘，是不能与儒道法墨平起平坐的末流。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头去看今天书店里摆在醒目位置的小说，就会有一种时空错位感。今天的小说是文学殿堂的宠儿，汉代的小说是目录学宫殿里被挤到角落的小角色。同样两个字，跨越两千年，身份地位天翻地覆。本节的任务就是先把这种反差感建立起来，否则后面讨论的具体作品，就会失去其历史坐标。
二、从"小道可观"到"残丛小语"
"小说"一词并非班固的发明。追溯起来，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用例出自《庄子·外物》：
>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这段对话是惠施与庄子之间著名的"无用之用"之辩。庄子打比方说，一个人扛着竹竿去小水沟里捕小鱼，自然捉不到大鱼；同样地，修饰"小说"去求取高名美誉，与"大达"（大道）的距离就太远了。这里的"小说"，与班固笔下的"小说"意义非常接近，指的都是与大道相对的琐屑言论、细碎道理。它不是一种文体，更不是一种叙事形式，而是一种性质判断——某类言论是小的、琐屑的、不入流的。
从《庄子》的"小说"到《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时间跨度大约三四百年，语义基本一脉相承，都是把"小说"看作与"大道""大达"对立的"小道"之言。但中间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庄子》里的"小说"是一个泛指，可以用来形容任何琐屑言论，包括政治主张、处世技巧之类；《汉书·艺文志》里的"小说"则开始指向一种文献类别，它有专门的"家"，有专门的"流"，可以被收录、被分类、被评价。这种从"泛指"到"类别"的变化，意味着"小说"在汉代已经从一种性质描述逐渐演变成一种目录学实体。
到了东汉，目录学家进一步细化了对小说的描述。另一位目录学大家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七略》（已佚，部分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小说家"的作品归为十五家、千三百九十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这些作品的名称，今天能看到的还有《青史子》《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虞初说》《臣安国》《杂书》《百家书》《说文》等。从这些书名可以读出几个特征：第一，作者往往以"臣"字开头（如"待诏臣""臣寿""臣安国"），说明这些大多是宫廷中负责记录或应答的官吏所写；第二，内容驳杂，既有黄老之言、封禅方术，也有阴阳数术、心术解梦；第三，多冠以"说"字（如"周说""黄帝说"），暗示这些是讲述、记述之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创作。
班固为这一类文献给出的整体定性是"残丛小语"。"残"指的是零散不完整，"丛"指的是丛杂众多，"小"指的是体量微末，"语"指的是以记言为主。四个字连在一起，就是说这一类文献是由许多零碎、丛杂、短小的记言片段组成的。这四个字在后世被反复使用，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初基因"。后世所说的"笔记小说""丛残小语"，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再看《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书目，《青史子》原本据说记的是"古今奇字"或"胎教"之类的内容；《伊尹说》《鬻子说》是以商代名臣伊尹、鬻熊为依托的杂说；《黄帝说》是托名黄帝的种种言论；《虞初周说》据传是汉代方士虞初根据《周书》改写而成，篇幅较长，《汉书·艺文志》说它有七百七十篇之多。这些书今天大多已经亡佚，只有少量佚文散见于《史记》《汉书》《风俗通义》等后人的征引中。但从书名和残存佚文可以推断，它们和今天的"小说"差别极大，更接近于一种杂抄的资料汇编：有的是格言警句的汇集，有的是方术数术的笔记，有的是街谈巷语的摘录，有的是对历史人物言行的小品式记录。
"残丛小语"四个字还可以与《隋书·经籍志》对小说的描述相互印证。魏徵等唐初史家在《隋书·经籍志》中把小说家归入"杂家"类，评语是"小说，街谈巷语之说也"，并指出这些作品"递相传授，传闻失实，或有残缺，不能通举"。从汉到唐，目录学家对小说的定性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小说就是街巷传闻的零散记录，价值不高，但也不至于完全废弃，可以当作了解民间风俗的参考，但不宜当作经国之大业来看待。
下面用一张图来梳理"小说"概念从先秦到现代的语义演变路径。
```mermaid flowchart TD A["先秦 小说"] --> B["汉代 小说家"] B --> C["魏晋南北朝 志怪志人"] C --> D["唐宋 传奇笔记"] D --> E["元明清 章回小说"] E --> F["近现代 novel/fiction"] A1["琐屑言论、与大道相对"] --> A B1["街谈巷语、稗官所采、目录学中的末流"] --> B C1["记神记人、丛残小语、集体汇编"] --> C D1["有意虚构、文人独立创作、篇幅加长"] --> D E1["白话长篇、章回体、人物情节完整"] --> E F1["虚构叙事散文体、文学四大体裁之一"] --> F ```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小说"这个词的所指对象在每一段历史时期都不相同。先秦的"小说"是一种性质判断，汉代的"小说家"是一种目录学类别，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是一种题材分野，唐宋的"传奇""笔记"开始带有文体自觉，元明清的"章回小说"接近今日小说的雏形，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则彻底重塑了这个词的内涵。这条演变路径并不是一条直线，更像是一条分叉很多的河，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地貌和水文。讨论汉魏六朝的"小说"，必须紧紧扣住它在那个特定河段的形态，而不是用现代河段的水准去衡量。
三、为什么作者大多佚名
今天的读者翻开一本小说，扉页上最醒目的信息就是作者名。鲁迅、张爱玲、莫言、J.K.罗琳，这些名字不仅是品牌，也是读者选书的依据之一。一个作者的作品集、创作年表、研究专著，可以围绕这些名字展开庞大的学术产业。但翻看汉魏六朝的小说，情况完全不同。
《列异传》一书的作者，传统说法是西晋的曹丕，但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就有了"或云魏文帝作"的存疑，《旧唐书·经籍志》开始说"张华撰"，到了《宋史·艺文志》则不见著录，说明这部书在唐宋之间已经散佚。今天能看到的《列异传》残本是从《太平广记》《法苑珠林》等类书中辑录出来的，作者归属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搜神记》的作者是东晋的干宝，这一点没有太大争议，因为干宝自己写了一篇《搜神记序》，清楚交代了他编撰此书的缘由。干宝说他的目的是"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缀其所闻"，"足以明天下之事变"。但即使是干宝这样明确的作者身份，他也声明这部书的内容来自"前史所传""行人所道""卿大夫之雅谈""闾巷之所说"，换言之，这本书是干宝从各种渠道搜集整理而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别人的讲述，干宝只是记录者而非发明者。
《世说新语》的作者传统上归于南朝刘宋的刘义庆，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部书很可能是刘义庆门下的文人集体编撰，刘义庆本人更多是一个组织者或挂名主编，而非真正的执笔者。书中的故事大多以"某尝""某与某某"的方式出现，作者极少出现，"余"这个第一人称几乎不用，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说明它的来源是他人的讲述被记录下来，而不是某个人的亲历叙述。
不只是这三部书，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文献都呈现出鲜明的集体累积、匿名汇编特征。"集体累积"指的是一部书的成书过程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很长时间里被多次增补、修订、续写；"匿名汇编"指的是具体的编者或记录者大多隐没不彰，书名往往只反映题材或来源（如《述异记》《幽明录》《续齐谐记》），而不出具编者姓名。
这种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印刷术尚未发明。魏晋南北朝书籍的传播主要靠手抄，一本书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抄本，每个抄本在抄写过程中都可能加入新的内容或删去旧的内容，这就造成了一种天然的"累积效应"。第二，小说的社会地位低。写小说不入流，为小说作序署名更不入流，士大夫阶层不屑于把自己的名字挂在一本"街谈巷语"之上。第三，小说内容的来源本身就具有匿名性。鬼故事、名人轶事、奇闻异谈，往往是"某人某日听说某某地方发生了某事"这样的结构，最初的讲述者、转述者很难追溯清楚，记录者也就没有必要为每一条记录署上自己的名字。
匿名不等于没有作者，而是说作者的身份被淹没在集体累积的过程之中。今天我们谈论《搜神记》，会说"干宝编撰"，但严格来说，《搜神记》中的三百多条故事，干宝自己亲身经历的恐怕一条也没有，绝大部分是干宝从各种渠道搜罗而来。干宝是编者，不是作者；甚至可以说是编辑者（editor）而非作者（author）。这个区别非常关键，它指向的是汉魏六朝小说与现代小说在生产机制上的根本差异：现代小说是个人创作，汉魏六朝小说是集体汇编。
理解这一点还需要借助一个比较。今天的报社里，编辑和记者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记者去采访，写出新闻稿；编辑把记者的稿件挑选、加工、排版成报纸。汉魏六朝的小说作者，更接近编辑而非记者——他们的工作是把已经存在的故事、传闻、记录汇集起来，加以剪裁、润色、归类，形成一本书。干宝之于《搜神记》，就像一位编辑之于一部新闻集；刘义庆之于《世说新语》，就像一位主编之于一部名人语录汇编。
这条"集体汇编"的线索还可以再往前追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本身就是集体汇编的产物。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造"在这里不是创作，而是"汇集"。"造"字在古代有"制作""编写""汇集"等多种含义，在《汉书·艺文志》的语境中，它偏向于"把零散的素材编织成书"。这一点对理解汉魏六朝的小说至关重要：小说不是一个作者的灵光乍现，而是一个共同体对零散故事的收集和加工。
把作者佚名这件事写出来，还有一个用意：让读者意识到，古代小说是"无名氏的工作"，这一类文化产品在历史中的生产方式与今天完全不同。今日我们崇拜作家个人，把文学史写成作家史；而古代小说的许多篇章，是千百个无名讲述者共同完成的"众声喧哗"。这种"众声喧哗"恰恰是古代小说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因为它保留了某个时代、某个地域、某个阶层的人们的集体想象力。
四、三部代表作与全书的双线
本书的副标题虽然要到下一章才会完全展开，但有一条贯穿全书的双线结构，需要在第一章就把它的起点标定清楚：一条是志怪的线，一条是志人的线。这两条线分别对应中国早期小说的两大文类，前者记录神鬼怪异之事，后者记录人物言行风度。它们都不是今天的"小说"，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小说的早期谱系；不弄清这两条线，就无法理解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
```mermaid flowchart LR A["向"] --> B["列异传"] B --> C["搜神记"] C --> D["幽明录"] C --> E["述异记"] B --> F["其他志怪书"] G["向"] --> H["世说新语"] H --> I["续世说"] H --> J["其他志人书"] ```
第一类是志怪小说。"志怪"二字出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意思是把怪异之事记录下来。现存最早的志怪小说专集一般被认为是曹丕的《列异传》（作者存疑），这部书虽然今天只剩残本，但从类书征引来看，包含了鬼、妖、神、梦、感应等多种题材，开启了"记神记鬼"的中国小说传统。
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全书原本三十卷，现存本二十卷，保存了约四百六十则故事。书中的故事按题材可分为鬼、怪、神、妖、梦、感应、异俗、异人、异产、异事等若干类，时间跨度从上古到东晋，地域涵盖整个中国境内。干宝在序中明确说明他编撰此书的目的有二：一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即证明鬼神之事并非虚妄；二是"足以明天下之事变"，即通过这些故事来观照人间的兴亡变化。这两层目的都值得仔细玩味：前者是宗教性的，承认鬼神世界的真实性；后者是史学性的，把这些故事当作了解社会与历史的材料。
《搜神记》中的故事，今天读来仍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韩凭夫妻"讲宋康王夺走韩凭的妻子何氏，何氏暗中写信给韩凭表示殉情的决心，韩凭自杀后何氏也自尽，两人坟头长出两棵相思树，树枝交缠在一起。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多种戏曲版本，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经典母题之一。"干将莫邪"讲铸剑工匠干将被楚王所杀，其子赤为父报仇，最后自刎，但手中宝剑始终紧握不脱，头颅落入汤镬中三日不烂，目光怒视楚王。这个故事的剑客精神，后来鲁迅写《铸剑》时便以此为蓝本。"李寄斩蛇"则讲一位少女李寄深入山洞斩杀巨蛇为民除害的故事，反映了古代福建地区的蛇崇拜与祛魅。这些故事在后世的戏曲、小说、影视中反复重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资源。
第二类是志人小说。"志人"二字是现代学者的概括，古代没有这个术语。它的核心是记录人物的言行风貌、逸闻趣事、个性风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南朝刘宋刘义庆主编的《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原名是《世说》，唐代以后才出现《世说新语》的称谓。全书按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三十六门。每门之下收录若干条故事，每条故事短则三五字，长则百十字，共同勾勒出一幅魏晋名士的精神肖像。
《世说新语》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大多出自"任诞""雅量""容止""言语"等门。比如"雪夜访戴"：王子猷在大雪之夜忽然想念朋友戴安道，连夜乘船去找他，走了一夜到了戴家门口却不进去，转身就走，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见不见面无所谓。"嵇康临刑"：嵇康临死前奏《广陵散》一曲，曲终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这种从容赴死的风度成为魏晋风度的标志性符号。"王子猷看竹"：王子猷暂时借住一处空宅，第一件事是命人种竹，别人问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他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就是后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文化心理的源头。"谢安下棋"：淝水之战时谢安在后方与客人下棋，前方捷报传来，他看完后继续下棋，客人问他前线战况如何，他说"小儿辈大破贼"，但下棋时棋步已乱。这些故事都不长，但每一个都浓缩着一种人物的精神状态，是后世所谓"魏晋风度"的核心文本来源。
《世说新语》的成书时间大概在刘宋前期（约五世纪上半叶），但它记录的故事从汉末一直延伸到东晋末年，时间跨度近三百年，覆盖的人物数以百计。从这部书开始，"志人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门类正式确立。后世《续世说》《今世说》《明世说》《今世说学》等，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把这三类作品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但它们都参与了"小说"这一概念的累积过程。《列异传》《搜神记》是"志怪"这一脉的开端与高峰；《世说新语》是"志人"这一脉的开端与高峰。这两脉在隋唐以后不断汇合、衍生：唐传奇将志怪的想象与志人的描写结合起来，宋元话本将二者都纳入说书人的艺术，明清章回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承接志人的传统，在情节编织上承接志怪的传统，到了《红楼梦》，一个林黛玉焚稿的情节就同时融合了志人的精神深度与志怪的情感强度。本书的后续章节，将沿着这两条线逐步推进，呈现汉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