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

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

一部出版于二十世纪末的史学理论著作，何以在二十一世纪仍值得反复研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当代历史学的根本困境。当“后真相”时代的历史叙事被政治议程所绑架，当数字化浪潮重塑着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当各种“记忆研究”“后殖民史学”“全球史”竞相登场、历史学科的边界不断被重新划定，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其认识论根基究竟是什么？

乔治·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1-2017）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化追求到语言学转向》（*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Linguistic Turn*）正是为回答这一问题而作。这位德裔美国历史学家以其独特的跨文化学术经历，在书中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历史学经历的根本性转变：历史学从追求科学客观性的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出发，经历了方法论上的种种挣扎与论争，最终在世纪末迎来了语言学转向的深刻挑战。理解这一转变的过程与逻辑，不仅对于把握当代史学理论的争论格局至关重要，更为我们反思历史知识的可能性条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概念资源。

一、跨文化学术经历与问题意识的形成

要理解伊格尔斯的史学批判为何具有如此独特的问题视野，必须首先了解他个人的学术经历如何塑造了其问题意识的形成。伊格尔斯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二十世纪历史动荡的缩影，而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养成，赋予了他一种既内部又外部的观察位置。

伊格尔斯1921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1933年，十二岁的他随家人逃离纳粹德国，先是辗转至英国，继而移民美国。这段早年经历使伊格尔斯亲身见证了现代极权主义对历史记忆的扭曲与销毁，也让他对历史与政治之间那种危险的张力有了切肤之痛。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后，伊格尔斯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其学术训练植根于美国实用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传统的交汇处。

然而，伊格尔斯与德国史学传统的联系并未因此断裂。1960年代，他在德国学术交流中重新深入接触了德国历史学的最新发展，亲眼目睹了战后德国史学界围绕 historiography（即历史编纂的历史与理论）展开的激烈论争。正是在这一时期，德国史学界开始认真反思19世纪以来历史主义传统的遗产——既包括其对历史客观性的坚定信念，也包括这种信念在20世纪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德国学界对自身史学传统的这种自我批判姿态，与美国史学界相对轻忽理论反思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种跨文化的学术经历使伊格尔斯获得了两种相互关联却又有区别的观察视角。他既能够深入理解德国历史主义的内在逻辑与问题意识——因为那是他的母语文化传统；又能够以美国学者的实用主义眼光审视这一传统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正是这种“双重视野”使他能够写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这样一部既非单纯的德国史学内部批评、亦非外部的跨文化比较，而是从历史知识可能性条件这一根本层面重新审视20世纪史学发展的著作。

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可以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关切中加以把握。第一，他关注的是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究竟如何可能？这种理解在什么意义上是“客观的”，又在什么意义上必然受到语言、概念框架和当下关怀的制约？第二，他关注的是历史学方法的演进：从19世纪兰普雷希特与兰克的论争，到20世纪年鉴学派的兴起与分析哲学对历史解释的逻辑分析，再到语言学转向对历史文本性的强调，历史学在方法论上经历了怎样的转变？第三，他关注的是这一演进对于历史学科的自我理解意味着什么：当历史学不再能够理所当然地宣称其科学的客观性，历史学家应当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知识追求？

这三个关切在伊格斯的著作中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缠绕、彼此支撑。理解其问题意识的形成，是进入他的史学批判的第一道门。

二、客观性与相对主义：张力中的二十世纪史学

如果说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有其核心聚焦，那便是贯穿20世纪史学的客观性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深刻张力。这一张力并非20世纪的新发现——19世纪历史主义内部已然存在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个别化与普遍化之间的某种紧张——但20世纪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极权主义对历史记忆的大规模操控与销毁）以及随之而来的认识论反思，将这一张力推至前台，使其成为任何严肃的史学理论探讨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要理解这一张力的来龙去脉，需要回到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遗产。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代表的历史主义传统确立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信条：历史学家应当而且能够“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通过严格的史料批判与文献考证，重建过去“实际发生”的面貌。这一信条建立在一种朴素的认识论假设之上：存在着独立于历史学家及其当下关怀之外的“过去本身”，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接近这一过去，从而获得关于历史的客观知识。

这种客观性信念在20世纪遭遇到来自多个方向的挑战。第一重挑战来自历史学内部的方法论反思。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代表人物布洛赫（Marc Bloch）、费弗尔（Lucien Febvre）、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虽然并未放弃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但他们通过引入结构主义、计量方法、跨学科视野等手段，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问题域与方法论工具箱。年鉴学派对“事件史”的贬抑、对长时段结构与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对历史学家主体性的强调，构成了对传统政治史编纂方式的深层挑战。

第二重挑战来自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中期兴起的分析历史哲学——从亨佩尔（Carl Hempel）的覆盖律模型，到德雷（William Dray）与加德纳（P. Gardiner）对历史解释逻辑的探讨——试图在逻辑层面上澄清历史解释与历史知识的性质。这些分析哲学家的工作揭示了历史解释并非简单的归纳或类比推理，而是一种复杂的话语实践，涉及选择、概括、因果归因等多种认知操作。他们的工作虽然并非旨在否定历史客观性，但客观性问题的复杂性由此被清晰揭示出来。

第三重挑战——也是最具颠覆性的挑战——来自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在20世纪后期深刻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历史学亦不例外。语言学转向的核心主张是：语言并非透明的媒介，能够简单地反映或传递关于“现实”的客观知识；相反，语言先于并建构了我们的经验与认知，我们所能思考和表达的，都受制于语言的可能性条件。应用到历史学，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始终已经是被语言所中介的，历史文本并非对过去的透明再现，而是一种修辞性的建构。

语言学转向在历史学中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兴起。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戴维·海因里希（David Hackett Fischer）等人通过对文化符号、话语实践、历史叙事的深入分析，展示了历史书写中语言与权力、话语与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表现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的工作揭示了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结构性类似，指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组织与呈现不可避免地涉及修辞策略与美学选择。

这些挑战汇聚起来，构成了对历史客观性的根本性质疑：如果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始终已经是被语言、概念框架、文化预设所中介的，那么还能声称获得了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吗？更为尖锐的问题在于：如果不存在所谓“文化无涉”的历史观察，那么对过去的不同理解是否只是不同视角或利益的表达，而无所谓真假与对错？这便是相对主义的幽灵。

然而，伊格尔斯在处理这一张力时显示出了他的审慎与深刻。他既不简单地拥抱语言学转向的极端相对主义立场，也不退回到一种天真的客观性信念。他的诊断是：20世纪历史学的危机并非如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历史学科的末日，而是历史学对其自身认识论基础的一次深刻反思。这一反思的核心洞见在于：历史客观性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概念。历史学家当然可以追求对过去的更准确理解，但这种追求必须在承认语言与概念框架之局限性的条件下进行。

伊格尔斯将20世纪史学的这一演进概括为“从科学化追求到语言学转向”的转变，但他同时强调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范式替换（库恩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知识境况的重组。在这一新的知识境况中，历史学家必须同时面对两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一方面保持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没有这一追求，历史学便丧失了其作为知识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承认历史理解的条件性——忽视这一点，历史学便可能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客观性幻觉。

三、Historiography的学科性质与功能

理解伊格尔斯的史学批判，还需要澄清一个关键概念——historiography——的学科性质与功能。中文语境中，historiography通常被译为“史学史”或“历史编纂学”，但这些译法往往无法充分传达该词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丰富含义。

在严格的意义上，historiography指的是关于历史书写（historical writing）本身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历史学家如何撰写历史？历史编纂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为什么在某一特定时代会出现某种特定的历史书写方式？历史书写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历史叙事的结构与修辞如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理解？historiography既是一种研究实践——通过对具体史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与语境重构，揭示历史书写中的认识论假设与方法论策略；也是一种反思性的学科意识——促使历史学家不断追问自身实践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historiography的学科定位颇为独特。它既非纯粹的史学研究——后者以过去本身为研究对象；亦非一般的史学理论——后者更关注历史知识的逻辑与认识论基础。historiography居于两者之间，既是经验的历史研究（研究过去如何被书写），也是规范的理论反思（追问什么样的历史书写是合理的）。这种双重性格使historiography成为历史学科中进行自我反思的关键场所。

historiography在西方学术体制中的确立相对较晚。在德国学术传统中，historiographie（历史编纂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与19世纪历史主义传统的成熟密切相关。兰克学派对史料批判方法的系统化，也为historiography的学术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0世纪以来，historiography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专业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研究生阶段，对historiography的学习被视为培养历史学家学科意识与理论素养的必要环节。

historiography的基本问题域可以从几个层面加以把握。在编年与断代层面，historiography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编纂传统——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纪的编年史，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史学到启蒙时代的哲学化历史，再到19世纪的专业历史学，每个时代的史学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关切与方法论取向。在国别与流派层面，historiography比较不同国家与文化传统中的历史编纂风格——法国年鉴学派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关系，美国“新史学”与欧洲史学的影响与对话，英国辉格史学的兴衰与修正主义的挑战，这些都是historiography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与方法层面，historiography反思历史编纂背后的认识论假设与价值取向——历史学家如何选择与组织材料？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的关系是什么？历史写作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如何平衡？

historiography的功能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理解。对于历史学科而言，historiography提供了一种元学科的反思视角，使历史学家能够超越自身的具体研究，从更高的位置审视历史学的性质、边界与可能性。对于历史教学而言，historiography帮助学生理解历史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培养批判性的历史思维——使学生不仅学习历史知识本身，也学习历史知识如何被生产、传播与争议。对于公共历史意识而言，historiography揭示了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与价值选择，有助于培养公众对历史叙事的批判性解读能力——在“记忆之战”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这一点尤为重要。

伊格尔斯对historiography的贡献在于，他以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重新激活了这一学科的批判潜能。在他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historiography不再仅仅是关于历史书写的描述性研究，而成为揭示历史知识可能性条件的关键工具。通过对20世纪史学的系统梳理，伊格尔斯展示了historiography如何在客观性与相对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富有成效的张力——既不放弃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也不回避语言与权力对历史知识的深刻影响。

四、本书在史学理论经典谱系中的位置

理解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学术贡献，还需要将其置于史学理论经典谱系的具体位置中加以考察。这部著作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20世纪以来史学理论领域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形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伊格尔斯的工作延续了德国 historiography 传统的批判性自我反思。19世纪末以来，德国学者对历史主义的系统研究——从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到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奠定了这一传统的知识基础。战后德国史学界对历史主义的重新评价——包括对兰克遗产的批判性继承、对德国特殊道路（*Sonderweg*）论争的参与、对纳粹时代德国历史学家政治责任的反思——构成了伊格尔斯思考的重要背景。伊格尔斯本人虽然移居美国并在美国学术体制中工作，但他始终与德国学术传统保持密切对话，这种“双重根系”（*Doppelwurzelung*）使他的historiography工作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开阔视野。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伊格尔斯的工作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批判的或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都形成了对话关系。分析的历史哲学——从亨佩尔到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在逻辑层面上澄清了历史解释的推理结构与覆盖律模型的局限；批判的历史哲学——从科林武德（Robin Collingwood）到贝克尔（Carl Becker）再到怀特——则关注历史知识的诠释学维度与叙事性质。伊格尔斯的贡献在于，他不是单纯地在分析传统与诠释学传统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试图整合两者的洞见：历史学既是一种需要逻辑澄清的认知实践，也是一种受语言与文化条件制约的诠释活动。

从当代史学理论的角度看，伊格尔斯与几位同时代学者的关切形成了共振。他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讨论，与安妮·克罗斯比（Alison Kitson）、乔治·莱文（Georg Iggers合作者之一）等人对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相互呼应。他对德国与美国史学传统比较的关注，与彼得·伯克（Peter Burk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跨文化比较史学理论的工作有所交集。他对historiography学科功能的反思，则与基思·温奇（Keith Windschuttle）等人对历史叙事与事实关系的争论形成了对话。

伊格尔斯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是一部单纯的 historiography 教科书——后者可能只是按时间顺序罗列历史上的史学家与史学流派；也不是一部纯粹的理论专著——后者可能过于抽象而脱离历史编纂的具体实践；更不是一部带有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史学批评——后者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派系之争。伊格尔斯的做法是将 historiography 的经验研究与历史哲学的理论反思有机结合，通过对20世纪史学演变的系统梳理，揭示历史学在认识论层面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及其可能的出路。

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语境中，伊格尔斯的工作尤其值得关注。中国史学有着独特的传统——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后的社会史论争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发展，中国史学始终在处理古今中西的复杂关系。伊格尔斯对西方史学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他对历史客观性与相对主义张力的审慎分析，为中国学者思考自身史学传统的位置与前景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五、二十世纪史学的核心转变：从科学化到语言学转向

在完成了对伊格尔斯问题意识、跨文化经历以及historiography学科功能的铺垫后，现在可以进入本书最核心的主题：二十世纪历史学所经历的根本性转变。伊格尔斯将这一转变概括为“从科学化追求到语言学转向”，但这一概括需要详细的阐释才能显示其丰富的内涵。

科学化追求作为二十世纪初历史学的主流取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深化与传播。这一传统的核心信条是：历史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过去的人类行动与社会组织，其方法是通过严格的史料批判与文献考证，尽可能准确地重建过去的实际面貌。历史学家应当像自然科学家观察自然现象那样客观地“阅读”历史文献，从中提取关于过去的信息。在这种模式下，历史学的进步体现为：更完善的史料收集、更精密的考证方法、更广泛的问题领域，以及对过去的更准确认识。

这一科学化追求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重转向。第一次重要转向发生在年鉴学派的兴起中。1929年创刊的《年鉴》杂志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传统，对传统政治史编纂方式发起了深刻挑战。年鉴学派的核心主张是：历史学不应局限于政治事件的编年与政治人物的传记，而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全部面向——经济、社会、文化、心态。布洛赫对封建社会的社会史研究、费弗尔对16世纪心态史的探索、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的长时段分析，都体现了这一新取向。年鉴学派还引入了计量方法、地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工具，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的问题域与方法论工具箱。

然而，年鉴学派的“计量转向”（*quantitative turn*）并非二十世纪史学的终点。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对年鉴学派的反思与修正。被称为“新文化史”或“新叙事史”的潮流，试图在保持年鉴学派对社会文化关注的同时，重新引入对政治、事件与个体行动者的关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对16世纪法国社会的微观研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等人的“历史学与启蒙”研究计划、罗伯特·达恩顿对书籍与观念史的探索，都代表了这一新方向。这一潮流的核心洞见是：历史学既不能退回到传统的政治史编纂，也不能完全依赖计量方法与结构分析，而需要在更广泛的视野中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与限制。

对二十世纪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是语言学转向在历史学中的渗透。语言学转向作为二十世纪后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知识运动，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诠释学，以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这场转向的核心主张是：语言并非透明的媒介或工具，而是先于并建构了人类经验与认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