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博伊默尔

第 1 章 保罗·博伊默尔:十九岁的眼睛

《西线无战事》的第一个词是"我们"。德文原文的起句,大意是我们正在离前线五公里的后方休整。这个代词的选择不是随手为之。整部小说由一个叫保罗·博伊默尔的士兵用第一人称讲述,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主语却是复数。要过很久,读者才会从别人的呼唤里拼出这个叙述者的名字,才知道他多大年纪、来自哪座小城、参军前坐在哪间教室的哪一排。雷马克把个人的登场往后推迟,因为他要写的从来不是一个英雄的历险,而是一群人被同一场战争同时没收的过程。谁在读这本书之前听说它讲一个十九岁的德国兵,谁就会在读完后发现,那个十九岁的人一直藏在"我们"后面,像班级合影里最后一个被老师念到名字的学生。

先交代一点阅读准备。这部小说进入中文世界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通行的译本至少有三代。朱雯的译本历史最久,四字格多,语流平稳,带着译笔成熟期的从容;译林社的李清华译本走中道,句子干净,最适合初次通读;近年的姜乙新译本句读短促,鼓点一样密,更贴近原文那种急促的呼吸感。三个译本没有高下,只有口味之别,但有一种读法我愿意推荐,就是拿其中两本对照着读关键段落。雷马克的德文以简单著称,研究者统计过书中的词汇量,远低于同时代文学的标准,据说词频表上绝大多数是三千个最常用的词。这种简单正是他的武器,任何译本若把它译得典雅,就译反了。本章和后面各章引到的原文,都是我依据几种译本折中的转述,意思求准,字句不拘。

一本书从"我们"开始

开篇第一章的场面,表面上是全书最轻松的一章。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休整,炊事班按一百五十人的标准做了饭,回来的只有八十个人,于是每人领到双份。数字在这里不是统计,是叙事。雷马克不写战斗本身,他写战斗的余数,八十大口吃一百五十人的饭,香肠有富余,烟也发多了,士兵们围着炊事员争吵、讨价还价、自嘲。八十这个数字像会计的一行红字,挂在第一章的天花板上,让所有笑声都有一点点回声。而到了第六章,同样番号的公司再次上前线,再回来时,一百五十人的名单只剩三十二个名字。两串数字首尾呼应,中间隔着整部小说最黑暗的几章。雷马克用数字写死亡的办法,比用血浆写高明得多,这是导读要讲的第一个技术要点。

第一章的另一桩事,是坎托列克老师来信,信里管他们叫钢铁青年。保罗和他的同学们传阅这封信,态度是温和的嘲弄。这一场我们留到下一章细说,这里只指出它与开篇的结构关系:小说的第一章同时给出两个世界,一个是营房里冒着热气的、复数的、感官的世界,一个是信纸上冷冰冰的、口号的世界。保罗的叙述从第一个词起就站在前者一边。这个站位很重要,因为全书的一切反讽、一切悲怆,都从这个站位上生长出来。雷马克不给士兵们任何政治语言,他只给他们胃口、睡眠、瘙痒和对天气的抱怨,让后方的语言在自己的对面自惭形秽。福塞尔在《大战与现代记忆》里说,一九一四年的一代死于词语与事实的落差,雷马克则在小说的第一章就摆好了这道落差的两端。

细读德文原文的读者还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叙述的时态不稳。全书大体用过去时,可一到炮击与夜行的段落,现在时会突然接管,读者被拽进正在发生的一刻,与叙述者一起失去回望的安全距离。这种手法在今天不算新鲜,在一九二八年却相当大胆,它与电影的关系显而易见。小说连载的那一年,德国观众已经在银幕上看过新闻片里的战壕,雷马克的文字里有一种镜头感,推、拉、切,全靠时态和标点完成。译本在这里各有取舍,朱雯倾向统一为过去时的叙述,姜乙保留了更多突兀的现在时,读起来更颠簸,也更像原文。我个人的偏好是后者,因为那点颠簸正是意义所在:记忆的地板不时塌一下,人就从十年后掉回那个晚上。

第一章里还有一个极易滑过的细节,值得单独点出。保罗提到,他们连队里最年轻的士兵领到了双份的烟草和雪茄,因为烟草和青春一样,在配给制的逻辑里都要按人头折算。战争经济学在这几页里初露面目,人被折算成份额,份额再折算成享受,享受又随时可能因为下一次点名而作废。雷马克在此建立了一个贯穿全书的算法:一切价值都以在场人数为分母。八十个人分一百五十人的快乐,分母随时更改,快乐却照分不误。读出这层算法,才能理解本书的幽默为什么总带着寒意,士兵们不是不懂死,他们是把死摊进了每一顿饭里,用吃饱来结算活着。

第一章还用不少篇幅写军营生活的小物件,靴子、军毯、面包的霉斑、防毒面具的锈扣。这些物件不是道具,是这部小说的通货。后面我们会看到,一双靴子在四个人脚上传递,像一枚不肯停止的硬币;一块怀表在死人手腕上继续走;一封家信被读出声时所有人大气不敢出。现代主义文学在一九二〇年代发现了物件的叙事能力,乔伊斯写抽屉里的信,伍尔夫写窗台上的糖罐,雷马克写的则是战壕里的军毯,同等精确,只是他的物件随时会随主人一起消失,因此比任何象征都更锋利。读这本书,要盯住每一件小东西,那是雷马克藏账本的地方。

十九岁的身体,中年人的眼睛

保罗·博伊默尔的自述年龄,散落在全书的夹缝里。他入伍时不满二十,在医院养伤的那几页,他说出了全书最痛的一句自白,我年轻,我二十岁,但我从生活里认识的只有绝望、死亡、恐惧,以及把无意义的痛苦连缀起来的粗野。这句话的分量要用它的时间结构来掂:二十岁本该是前面还有一切东西的年纪,保罗的句法却是完成时的,他已经只认识了什么,而不是还将遇见什么。青春在语法上被改成了过去式。雷马克本人一八九八年六月生于奥斯纳布里克,比他笔下的叙述者大一两岁,这个年龄差的讲究在于,保罗属于一九〇〇年前后出生、一九一八年刚好二十出头的那一茬人,他们太年轻,来不及在平民生活里扎根,又足够大,恰好整建制地被战争收割。

年龄在这部小说里不是背景资料,而是一种持续的压力。保罗看新兵,像老人看孩子;他看三十岁的农民兵德特林,像看一位有了牵挂的家长;他看四十岁的卡特,像看父亲。可他自己站在哪里。小说给过一个著名的回答:我们已经不是青年了,我们是逃兵,逃避我们自己,逃避我们的生活。我们十八岁,刚开始热爱世界和生活,就不得不对它开炮。第一颗打来的炮弹,击中了我们的心。这段话出现在第二章末尾,紧跟着克默里希之死。它把一部战争小说里少有人点破的事实说了出来:摧毁先于摧毁,幻灭先于伤亡。等炮弹真的落到身上,那个人早已在精神上被征用过一轮了。

第二章那场死亡值得在此先立一块碑。克默里希是保罗的同班同学,腿伤坏疽,躺在包扎所里等死,全章写的是保罗和同学去探望他的过程。雷马克的写法在文学史上常被当作教学案例:没有一个渲染的形容词,只有脚上的靴子、床边的表、探望者找不到的话。米勒惦记那双靴子,惦记得近乎失礼,可读者读到后来会明白,这是士兵把死亡换算成生活资料的唯一办法。一个十九岁的人没有能力谈论死亡,他只能谈论靴子。朱雯译这一场,句子放得长,有一种压抑后的绵长;姜乙切成短句,像人在喘气。两种处理都能成立,因为原文本身就处在崩溃的边缘。克默里希死的时候,保罗跑到栗树下,天还亮着,这个十九岁的人刚刚完成了对死亡的第一次在场。此前小说还写到,克默里希的母亲在儿子出征前曾拉着保罗,要他答应照顾克默里希,保罗答应了。一个母亲的托付,在战争里被兑付成一间包扎所里的沉默探视,承诺没有失信,是战争让一切承诺的兑现都变了形。此后全书的死亡,都是这一次的变奏。

关于这次死亡,还可以补一个观察。雷马克让保罗在第二章就经历了同学的死,却让全书再没有一次死亡写得比它更长。后来的死亡一次比一次简短,一次比一次缺少仪式,到卡特之死时只剩几行。这种递减不是笔力衰减,而是主题本身的设计:死亡在贬值。第一次死人是事件,第一百次死人是统计,雷马克用篇幅的通缩,写出了习惯这门最危险的功课。

值得留意的是那段话里的用词,逃兵。保罗用这个词形容没有开小差的人,这是全书写得最狠的一处反讽。他们按时归队,服从命令,在统计学上是模范士兵;可他们在更深的层面上逃离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放弃了过一种属于自己的日子的可能。战争文学的后半段传统,从巴比塞到海明威,都在处理这种人在纪律完好无损情况下的内在逃亡。雷马克的贡献在于他把逃兵的定义倒过来了,让尽职成为一种溃败。后方的军官可以骂逃兵,却骂不到保罗头上,因为保罗的逃亡路线在身体内部,任何军事法庭都无权传唤。

教室里的二十个人:班级作为悲剧的单位

保罗不是一个人参战的,他是一个班级参战的。小说开篇不久就交代,他们全班二十人,在班主任坎托列克的鼓动下一起志愿报名,起哄似的,一个拉着一个,谁也不肯在最后关头做那个唯一怕死的人。雷马克在这里展示了他对群体心理的准确直觉。志愿参军这一行为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同侪,恐惧在教室里没有藏身之处,因为每个人都在看别人。约瑟夫·贝姆是唯一迟疑的人,他本不想去,被几堂课的爱国主义反复敲打,终于也报了名。他的结局小说早早交代了:他是全班最早死的,死得很不体面,眼睛中弹失明,在阵地前的开阔地上被打死,据同伴推测,他当时是瞎着爬的。雷马克把贝姆之死放在第一章讲,像会计先记下第一笔坏账,此后全书的死亡都有了一个参照利息。

以班级为单位写战争,在文学史上是这部小说真正的发明之一。此前的战争文学或写统帅,或写个人英雄,或写无名士兵的汪洋,雷马克写的是一个有名单的社会切片。二十个人,阶层、体格、性情各异,被同一张课桌和同一场动员绑在一起,然后被同一门炮按名单次序勾掉。这种写法让死亡有了可数性,也有了连续性,死一个,震动的不是抽象的国民,而是剩下的十九个具体的名字。读者跟着班级走,像跟着一张逐渐划掉名字的点名册。米勒、克罗普、莱尔、恰登、海伊·韦斯特许斯、德特林,这些名字到第八章时会一个个兑现,而第一章里他们都在,围着饭盒大笑。导读把这一层先点出来,是想提醒读者,这部小说的结构骨架不是战役,而是减员。

班级还给了小说一把社会学的解剖刀。这二十个男孩是受过完整中学教育的德国市民子弟,是被帝国指望接班的下一代。雷马克选他们作样本,战争摧毁的就不只是生命,还有一整套教育成果。康托列克教给他们的古典语文、爱国诗篇、体操与正步,在前线第一周就宣告破产。保罗对学校的清算话说得极重,他说他们这一代人背叛了老师,也被老师背叛,上一代人做事体面而虚伪,咳嗽一声就能把年轻的心脏说热。这话的分量,要到第十章谈一九一四年的动员机器时才能称全。班级同时是爱情的学校、友谊的学校和死亡的学校,雷马克只保留了最后一项,其余两项以缺席的方式在场:全书里没有一封写给姑娘的信是写得成的。

前线的青春:一场倒过来的成人礼

人类学家埃里克·利德在《无人之地》一书里提出,前线是一次失败的过渡仪式。传统社会的成人礼把男孩带离人群,经恐怖而获新身份,重返共同体;而战壕把男孩带离共同体,经恐怖,然后无处可返,因为他们获得的身份,后方无人认领。保罗的休假证实了这一点,那是第七章,我们先按下。这里要说的是,雷马克把这条人类学的裂缝,全部缝进了小说的肌理。保罗在阵地上学到的第一课,不是射击,而是像动物一样贴着大地活。炮击来时他往土里钻,脸埋进泥,意识缩小成一根神经,小说写他对大地说话,称它为母亲。这段文字常被当作表现主义的修辞,其实它朴素得可怕:文明的母亲是教室,前线的母亲是泥土。成人礼在此彻底倒置,一个中学生在弹幕下退回到比孩童更早的阶段,又被迫在这个阶段上做出成年人都未必做得出的事。

青春在这部小说里因此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双重性。这些士兵会为一副烤鹅偷跑几里地,会比赛谁的虱子多,会在运尸的马车经过时装出老气横秋的评头论足;转眼之间,他们又用中年人的算计谈论战后的赔偿金,用老年人的口吻嘲笑新兵的慌乱。保罗自己说,我们是孩子,也是老人。这句自评在三个译本里都被保留了,因为它就是全书的年龄密码:战争没收了中间的那段,就是从孩子到老人之间的那几十年,本该用来恋爱、学徒、犯错、成家的几十年。文学史上把一代人的中段集体抽走,然后再问他们要成熟的作品并不多,西线无战事是其中执行得最彻底的一部。

被抽走中段的青春还连带失去了语言。保罗探亲时站在自家的书架前,发现自己读不进那些书,这桩事第五章细谈。这里只补一句:青春本来是有自己的语言的,诗歌的、宣誓的、多愁善感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在前线第一个月就死了。替代它的是士兵的黑话,食物的别名、炮弹的绰号、对军需官的暗号。雷马克全用这种语言写书,等于让死去的那门语言在纸面上复活了一次,又用它给自己验尸。这本书的语言学位置,就在两种语言的断层线上。后世模仿西线的战争小说极多,学得像的多半学到的是情节,学不像的恰恰是这门黑话,因为它必须整个青春垫在里面才能发出声音。

保罗的眼睛:感官的教育

读这部小说,最容易忽略也最不该忽略的,是保罗的感官。雷马克把叙述者写成一台被战争重新校准的接收器。照明弹升起来,保罗看见的不是光,是颜色的语法,白的、绿的、红的,各属各的兵种与用途;炮弹飞过来,他听的不是响,是弹道,轻迫击炮的声音短而哑,重炮的声音先撕空气后落地。小说里有一段著名的经验谈:前线的第一批新兵几乎都死得早,不是因为他们不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耳朵还是平民的耳朵,他们的身体还不会自己躲。感官在这里成了生存的器官,而教育它的学校,学费按人命结算。雷马克写这种教育的笔法极冷静,冷静到近乎课程表,这正是本书与一切战争传奇的分界线:传奇把感官用来渲染,雷马克把感官用来求生。

这套感官系统同时是小说的美学装置。保罗看天空,是为了读天气和风向;看地平线,是为了判断炮位;闻空气,是为了在毒气来之前几十秒抢先一步。也就是说,风景在这本书里全部是军事的,没有一寸山河是白看的。风景描写的传统从浪漫主义以来负载着灵魂,里尔克的诗还在教人向树上寻找上帝,雷马克的树上只有狙击手的伪装。德国文学史家喜欢强调这一断裂,说西线无战事把德国的感性传统整个拖进了泥里,此论不算夸张。最动人的段落往往是感官突然挣脱军用的瞬间,保罗休假时闻到家里的味道,医院里听见窗外的钟,修屋顶时尝到烤鹅的第一口油。这些瞬间的浓度,恰恰来自它们被围困的处境。美没有被取消,美变成了配给品。

还要说说这只眼睛的限度。保罗看见一切,却几乎不看自己。全书没有一处保罗描写自己的脸或身体,镜子在小说里缺席。这个细节被一些研究者夸成存在主义的自我空洞,我认为说简单些也成立:一个随时会被抹掉的人,来不及建立自画像。对照同时代的普鲁斯特或乔伊斯,那种向内的、自我凝视的写作,在这本书里完全找不到,不是雷马克不会,是他的题材不允许。战争文学的向内转要等创伤写作出现,而一九二八年的雷马克写的还是一部外向的书,眼睛长在脸的外侧,替身体站岗。这个限度使本书保存了一种罕见的诚实:它不解释,只看见。

被偷走的一代:他们偷走了什么

第五章有一场看似闲笔的谈话,我认为是全书的思想枢纽。几个士兵坐在阵地前的坡地上,脱了裤子捉虱子,聊起战争结束后怎么办。年纪大的士兵有现成的答案,回家,回职业,回老婆孩子;年纪更小的,战争来时才十五六岁,还有时间学会别的东西;唯独他们这一茬,二十岁上下的,两头够不着。保罗替全班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诊断:我们这些人里,谁也没有根。战争打完,我们会走进陌生的年月,像回到一个不认识的房间。他们试着想象当邮差、当职员,想象已经变得滑稽,因为他们的全部教育在开战那天就作废了,而后方并不打算为他们补课。

被偷走这个词,不是我外加的修辞,是小说自己给出的账目。偷走他们的不是炮弹,炮弹只是销赃;动手的是动员机器,是教室、布道坛、报纸和征兵站。德国史学界后来给这一茬人起了专门的名字,战争青年一代,指的是一八九〇年代出生、在战壕里度过形成期的人。这代人在魏玛共和国成了最不安分的选民,凡尔赛耻辱感、对后方的轻蔑、对组织的渴望,在他们身上发酵。历史学家莫斯把这条线索追到纳粹的崛起,称之为政治的野蛮化。我在第十三章会回到这条黑暗的支流。这里要先把话说平:雷马克写被偷走的一代,写的是损失,不是遗产;可这份损失清单后来被两种相反的政治同时征用,反战的用它控诉战争,复仇的用它控诉背叛。一部作品的读者史能分岔到这个地步,恰说明它掐中了时代的神经。

英法人谈论同一代人有另一个词,迷惘的一代,斯坦因说给海明威听的那句话。两个词的侧重不同,迷惘的一代强调战后的漂泊与价值观的塌方,被偷走的一代强调战前的剥夺。雷马克的小说两头都占了,前半部写偷窃的过程,后半部写迷惘的余生。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喜欢把保罗与《永别了,武器》里的弗里德里克·亨利并排,其实两人差别很大,亨利是志愿的救护车司机,有职业和阶级垫底,他的幻灭是弃职;保罗是被征用的学生,无职可弃,他的幻灭是发现自己从未真正拥有过任何可以弃的东西。这一差别,决定了德国战争文学比英美战争文学更彻底的虚无。海明威的主人公退出了战争,雷马克的主人公从未获准入场。

把账目放进人口统计里看得更清楚。德国在四年战争里阵亡约两百万人,其中相当大的比例集中在一八九〇到一九〇〇年出生的几个年份,法国家庭至今谈论那几年的空缺,称之为瘪下去的年轮。保罗这一茬人即使活下来,也要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经济崩溃、职业断层的魏玛初期进入成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三十岁还没有正经职业。小说第五章那场谈话里,士兵们开玩笑说战后就去当邮差,玩笑的底下是真实的出路短缺。被偷走的一代首先是一个人口学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学名词,雷马克只是把统计局的表格翻译成了二十个名字。

保罗为什么不疯:叙述者的免疫力

通读全书,读者会不断惊异于叙述者的镇定。保罗目睹的种种,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正常的十九岁,可他的语调始终克制,甚至在最沉重的章节里保有幽默。这种镇定不是麻木,雷马克给了它明确的生理学和社会学注释。生理上,保罗属于老兵,老兵的感官被战争重新编程,听声辨位,闻风知炮,身体先于意识做出反应,惊恐被肌肉分流掉了。社会上,保罗有第二连队这个集体,有卡特的食物、克罗普的冷静、恰登的牢骚,群体的体温在,个人的崩溃就被推迟。小说反复强调,前线唯一可靠的精神支柱不是勇气而是同伴,那句名言,战争造成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同伴关系,出现在第五章末尾烤鹅的香气里,不是抒情,是诊断。

但读者若以为保罗免疫,就读漏了小说的结尾设计。全书十二章,第十二章只有短短几页,叙述忽然从我们与我的第一人称,滑向第三人称,他阵亡于一九一八年十月。这个人称的断裂是现代文学里被讨论得最多的细节之一。有一种朴素的读法,说这是雷马克的疏忽,或者说是编辑的手笔,我不接受。更耐读的解释是,那个在十一章里始终没有垮掉的叙述者,恰恰是他自己死去之后才可能存在的声音;整部小说因此像一份从死亡那头发回的报告,它的平静不是幸存者的平静,是身后的平静。第九章我们会专门回到这几页。这里先立一个观点:保罗的镇定是这部小说最深的伤口,不疯的代价是,疯掉了的那部分永远没有名字。

还要为这种叙述做一次辩护。一九二九年此书出版后,民族主义阵营攻击它污蔑前线士兵,说真正的士兵不至于如此颓丧。这类批评误认了叙述者的位置。保罗不是溃兵,不是逃兵,也不是病历,他是一个被战争提前送到生命终点、又被文学送回来做证的人。他讲述时不控诉,是因为控诉需要一个还相信法庭的世界,而他已经见过太多个法庭缺席的清晨。雷马克在卷首题词里声明,这本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忏悔,只是记载一代被战争毁掉的人,即使他们躲过了炮弹。题词的真义要到最后一章才能读完,此处先记下:这份声明的克制,本身就是最重的一种证词。

保罗与雷马克:镜像与距离

把保罗读成雷马克的自画像,是最顺手的读法,也是错得最有滋味的读法。相同的部分确实惊人。两人都是奥斯纳布里克一带的中学生,都被教师时代的爱国话语裹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