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小县：深圳的前世今生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军队越过梅岭关，沿着赣江一路南下，穿过南岭山脉的缺口，终于抵达南海之滨。当这些来自中原的将士们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看到的不是后来那座灯火辉煌的超级都市，而是一片遍布瘴气、蚊虫肆虐的蛮荒之地。彼时的珠江口东岸，零星分布着一些以捕鱼、晒盐为生的疍家人村落，他们撑着特制的小木船，在珠江口的咸淡水交界处漂泊，唱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渔歌。

谁也没有想到，两千多年后，这片被中原王朝视为蛮荒边陲的土地，会成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秦始皇设郡南海说起。

南海一郡：从荒芜到建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目光投向了岭南这片尚未纳入版图的地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南征，却在越人的顽强抵抗中陷入了长达数年的苦战。《淮南子·人间训》记载，这场战争中，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可见战事之惨烈。最终，秦军虽然征服了岭南，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主将屠睢战死沙场。

胜利之后，秦始皇开始在岭南建立行政体系。他在岭南设立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其中，南海郡下辖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等县。郡治设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珠江口东岸的这片土地，在当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不过，由于这一地区实在太过偏远荒凉，中原王朝对它的控制力相当有限，更多的时候只是名义上的归属。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南海郡尉赵佗趁机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赵佗是中原真定人（今河北正定），被秦始皇派往岭南任职。秦亡后，赵佗凭借岭南的地理优势和自身的政治手腕，建立了割据政权。在他的经营下，岭南地区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南越国的存在持续了近百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灭南越国，将岭南重新纳入汉朝版图。此后的数百年间，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经营逐渐加深，但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当缓慢。一方面，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另一方面，湿热的气候、猖獗的疟疾让中原移民望而却步。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南方瘴疠”几乎等同于死亡判决书，许多被流放至此的官员文人都在诗文中表达了深深的恐惧和绝望。

然而，大海是公平的。它阻隔了陆路的联系，却也开辟了另一条通道。珠江口的疍家人世代以海为家，他们建造的红帆渔船穿梭于南海之上，将岭南的珍珠、玳瑁、香料等特产运往海外，也带回了一些外界的信息和技术。正是这些海上贸易的涓涓细流，奠定了这片土地日后崛起的基因。

宝安立县：千年沿革的起点

东晋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起眼的年份，却对珠江口地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年，晋成帝司马衍下诏，析南海郡地设立东官郡，下辖六个县。其中，宝安县的设立，标志着珠江口东岸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体系。

宝安县的得名，据说与当地盛产的“宝安”有关。另一种说法是取“得宝而安”之意，寄托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美好期望。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宝安县的出现，都意味着这片土地终于从无人问津的边陲荒野，变成了有明确边界、有行政建制的正式县份。

不过，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当年宝安县的县城设在何处。根据后世学者推测，县城可能位于今天的深圳南山区一带，距后来的深圳镇还有相当距离。当时的深圳地区，除了少数疍民村落和偶尔出没的走私商人，几乎看不到什么人烟。

隋朝统一后，撤销东官郡，将宝安县并入南海县。唐朝建立后，在武德年间又重新分设宝安县。但到了宋代，鉴于宝安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朝廷再次撤销宝安县，将其并入东莞县。从此，这片土地在行政建制上消失了两百多年，直到明朝中期才重新出现。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珠江口东岸地区几乎被历史遗忘。它既没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没有值得夸耀的经济产出，唯一的存在感来自偶尔出没的海盗和走私商人。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曾提及“东步”“南步”等地名，这可能就是深圳、香港一带的古称，但记载极为简略，我们很难从中拼凑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明代建立后，随着海防需求的增加，明王朝开始在沿海地区增设卫所、筑城设防。深圳地区的行政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朝廷批准设立新安县，析东莞县部分辖地而成。新安县的辖区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境，县城设在南头。

新安县的设立，标志着珠江口东岸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县城南头位于珠江口西岸，与香港岛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政府在这里驻扎军队、修筑城墙、设置海关，使其逐渐发展成为珠江口东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而此时，与南头隔海相望的香港岛，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岛，上面零星分布着几个小渔村。

海防重镇：刀光剑影的边陲岁月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海防压力最大的朝代之一。倭寇的侵扰从东南沿海一路蔓延至广东沿海，深圳地区作为珠江口的门户，自然首当其冲。明政府在新安县的南头设置了水寨，驻扎水师，负责巡逻防守珠江口的海域。

关于明代深圳地区的海防状况，《东莞县志》和《新安县志》都有零星记载。据说，当年南头水寨规模不小，配备了战船数十艘，水师士兵上千人。他们负责巡查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广阔海域，打击倭寇和海盗的骚扰活动。深圳沿海的大鹏半岛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被明政府选定为海防要地，设立了“大鹏守御千户所”，驻扎重兵防守。

大鹏所城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座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的海防城堡，至今仍然矗立在大鹏半岛上，是深圳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之一。城墙由灰砖和石块砌成，周长约680米，设有四座城门和四座城楼。城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主要街道，格局与明代其他卫所城市大致相同。鼎盛时期，城内驻扎官兵上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人口相当可观。

然而，海防的重压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为了支持军费开支，明政府向沿海居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名为“加派”。渔民出海要交税，种田要交税，甚至连在海边晒盐、采集珍珠也要交税。繁重的赋役让许多居民不堪重负，被迫逃离家园，另谋生路。

清朝建立后，延续了明朝的海防体制，继续在新安设县、驻军。康熙年间，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新安县也受到影响，许多村庄被废弃，人口锐减。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海禁解除后，沿海居民才陆续返回家园，但元气大伤，恢复过程十分缓慢。

雍正年间，清政府对新安县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将新安县的全部辖区划归澳门同知管辖，强化了对珠江口地区的管控。此时的新安县，虽然辖区辽阔，但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在清政府的行政体系中属于边陲小县，存在感并不强。

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是1840年那场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战争——鸦片战争。

割让香港：一道改变命运的伤疤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第三款明确规定：“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香港的割让，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或许只是万里海疆中的一个不起眼小岛。但对于隔海相望的新安县而言，却是命运的转折点。从那一刻起，深圳河两岸的土地，开始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英国人选择香港岛，绝非偶然。这座面积仅8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维多利亚港。水深港阔，四面环山，避风条件极佳，是难得的良港。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海洋帝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需要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来维护，而优良的港口就是帝国运转的关键节点。香港岛的地理位置，恰好处于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航线——从印度到中国的航线——的必经之路上。

然而，香港岛的面积毕竟有限，英国人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新安县九龙半岛。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部（界限街以南）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以“保护香港”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整个新界地区，租期99年。

至此，原来新安县的辖区被一分为三：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部成为英国殖民地；新界地区被英国强行租借；只有深圳河北岸的一小部分地区仍归清政府管辖，这就是后来深圳镇的雏形。

对于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来说，割让或租借这些土地，或许只是外交谈判中的筹码。他们不会意识到，这场瓜分将在数十年后催生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香港被英国占领后，很快就展现出了与对岸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英国人在香港实行了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建立了自由港制度，实行低税率、简税制，政府对经济活动极少干预。这些制度安排，加上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水良港的优势，吸引了大量中外商人前来贸易。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之一。来自中国内地的茶叶、丝绸、瓷器，以及来自东南亚的香料、橡胶，都在这里集散转运。银行、保险、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也随之兴起。短短几十年间，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岛，变成了闻名世界的“东方之珠”。

与香港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地区的凋敝。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深圳地区失去了大片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存在让清政府将这一地区视为敏感地带，限制了其贸易和开放的程度。

每年端午节前后，来自新安县的村民会划着龙舟，渡过深圳河，与对岸香港的乡亲进行比赛联谊。这项活动从清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成为深港两地民间交流的重要纽带。然而，官方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担心，如果让深圳地区过分发展，可能会对香港构成竞争，甚至引发外交纠纷。

这种小心翼翼的政策，让深圳错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黄金期。当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先后开埠通商、兴办实业、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深圳地区仍然是一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边陲小县，贫穷而安静。

1949：边境线的划定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从北面一路南下，越过梅岭关，攻克重镇东莞，然后沿着广九铁路向深圳推进。当时的深圳镇，是广九铁路的终点站，也是中国内地的南大门。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很快就溃散了。

10月19日，深圳镇宣告解放。这座小镇的解放，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毕竟，1949年的中国正处于天翻地覆的变革之中，解放军的步伐遍及大江南北，深圳只是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点。

然而，对于深圳来说，1949年的意义远不止于政权的更替。这一年，深圳河正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一道边界线。深圳镇也从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普通小镇，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边防重镇。

边境线的划定，深刻地改变了深圳的社会生态。1950年，中英双方达成协议，深圳成为内地与香港之间唯一允许人员和货物合法进出境的口岸。这意味着，所有想要从内地前往香港，或者从香港返回内地的人，都必须经过深圳。

这条边境线用铁丝网、岗楼和巡逻队构筑而成，平均宽度不过几十米，最窄处只有几步之遥。然而，这几十米的距离，却隔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北边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南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实行自由市场、私有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边境线的存在，让深圳成为全国最特殊的城市之一。这里是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阶级斗争的前沿。深圳人每天都能看到对岸香港的繁华，电视信号可以收到香港的节目，收音机可以收到香港的广播。这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是其他内地城市无法想象的体验。

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也与内地其他城市有所不同。由于靠近香港，许多深圳人都有亲戚在对面，每逢节日或家有喜事，两边的亲人会隔着边境线互相对望，或者在特定的口岸进行短暂的会面。这种“望乡”情结，成为深圳人独特的情感记忆。

与此同时，深圳也承担着反敌特、反渗透的重任。深圳河虽然不宽，最浅处人可以直接趟水过河，但边防部队日夜巡逻，抓捕偷渡者和走私者。据说，当年边防部队的战士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遇到试图越境的群众，能不开枪就不开枪，尽量用其他方式阻止。这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试图越境的人只是想过境探望亲人，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并非真正的敌人。

南头到深圳墟：1953年的历史迁移

要理解深圳镇的兴起，就必须追溯1953年宝安县城从南头迁至深圳墟的历史事件。这一迁移，彻底改变了深圳地区的发展格局。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更久远的年代。南头是宝安县乃至新安县的传统县城所在地，从明朝万历年间设县开始，这里一直是珠江口东岸的政治中心。南头濒临珠江口，水路交通便利，与广州、澳门、香港都有船只往来。虽然在清朝后期被分割了大片土地，但南头作为县城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深圳墟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清代中后期。“墟”在广东方言中意为集市、农村的定期交易场所。深圳墟最初只是南头城外的一个小集市，周围村庄的农民每隔几天来这里买卖农产品、交换生活用品。因为靠近深圳河，水路交通还算便利，逐渐聚集了一些商铺和居民。

深圳墟的真正崛起，与广九铁路的开通密切相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这条连接广州与香港的铁路，在深圳设立了一个车站，站名就叫“深圳”。铁路的开通，让深圳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墟市，一跃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交通枢纽。来自香港的货物从这里进入内地，内地的农产品也从这里运往香港。深圳墟的商业开始繁荣起来。

到了20世纪40年代，深圳墟的规模已经超过南头，成为宝安县实际上的经济中心。虽然名义上县城仍在南头，但县政府的大部分机关都搬到深圳墟办公，县城功能实际上已经转移。

1953年，宝安县正式将县城从南头迁至深圳墟。这一决定在当时看来顺理成章：深圳墟靠近铁路，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人气旺盛；县城设在这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但历史证明，这一决定的影响远不止于行政层面。

县城迁移后，深圳墟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倾斜。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陆续在这里建立，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深圳从一个普通的墟市，正式升级为宝安县的县城，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更重要的是，深圳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将成为日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如果当年县城继续留在南头，深圳故事的剧本可能需要重新改写。南头靠近珠江口主航道，更容易发展传统的港口贸易；而深圳墟靠近香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地理优势将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有趣的是，当年南头并没有因为县城迁移而衰落。相反，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便捷的水路交通，南头（后来改名为南山）成为深圳特区成立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今天的南山区，是深圳经济实力最强、上市公司最多、人均GDP最高的行政区。当年那个被抛弃的老县城，正在以另一种方式焕发新生。

边境县城的日常生活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20世纪70年代。此时的深圳，还只是宝安县下面的一个镇，全镇人口不足三万，大多数是农民和渔民。镇区面积不大，只有几条主街，房屋大多是砖瓦结构的平房，夹杂着一些竹竿撑起的铁皮棚屋——那是菜市场里卖鱼卖肉的小摊贩搭建的简易摊位。

那时候的深圳人，生活节奏很慢。早上六点多，天刚蒙蒙亮，镇上的居民就陆续起床了。农民们扛着锄头走向田地，渔民们划着小船出海，机关干部们骑着自行车去上班。镇上没有多少汽车，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和步行。

镇上的商业主要集中在解放路、人民路一带。解放路上的国营百货商店是最大的商场，里面卖些日用百货、布匹、成衣之类的商品。买东西需要凭票：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深圳虽然靠近香港，但这些票证一样都不能少。

每年秋收之后，农村的社员们要参加生产队的分红。按照当时的工分制，每个劳动力根据干活多少记工分，到年底统一结算。由于深圳地区土地贫瘠、农业落后，很多生产队的工分值很低，一个工分只值几毛钱。一个壮劳力干一年活，分到的钱可能还不到一百元。

相比之下，镇上居民的收入稍好一些。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商店职员的月工资大约在二三十元到五六十元不等。虽然收入不高，但因为物价也低，勉强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镇上有一家国营食堂，早餐卖油条、豆浆、肠粉，中午和晚上卖快餐，价格很便宜，一顿饭花不了几毛钱。

看病是个大问题。镇上的医院只有一家，叫宝安县人民医院深圳分院，医疗条件很差，很多病看不了。村民们生了病，一般先用土方子自己治，实在不行才去镇上的医院。如果得了大病、重病，只能送到广州去治。1973年，宝安县人民医院从广州引进了一台X光机，这是全县第一台X光机。据说这台机器的引进，让很多以前看不了的病终于能够确诊了。

教育是另一个短板。镇上只有几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师资力量薄弱，校舍条件简陋。很多农村孩子读到小学三四年级就辍学回家帮忙干农活了。能够考上高中、大学的，凤毛麟角。

文化生活单调乏味。镇上没有电影院，只有一家可以放电影的礼堂，每周放映一两场国产影片，片子少得可怜，而且大多是看了无数遍的老片子。电视还是稀罕物，只有少数家庭买得起收音机，接收到的节目也有限。

物资匮乏是那个年代最突出的特征。深圳虽然靠近香港，但边境管理非常严格，普通深圳人几乎没有机会去香港。对岸香港的繁华，对他们来说只是电视屏幕上的影像，可望而不可即。

镇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中英街。这条长不过250米、宽不过三四米的小街，位于深圳镇与香港新界的交界处，以“一街两制”闻名于世。街的一面属于深圳，另一面属于香港。街上有几十家商店，卖些来自香港和国外的商品。由于价格比内地便宜不少，这里每天都能吸引不少顾客。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英街的存在是深圳人感知外部世界的有限窗口之一。大多数深圳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跨过那条边境线。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对香港的了解仅限于远远望去的轮廓和道听途说的故事。

贫困的边境县

1978年，宝安县进行了最后一次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全县总人口约3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85%以上；工农业总产值约1.2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占60%以上；财政收入约1700万元，支出却超过2000万元，财政赤字严重；人均年收入约134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农业县。全县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企业，农业也以水稻种植和浅海捕捞为主，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下。由于靠近边境，国家对这里的投资十分有限，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宝安县的贫困，从以下几件事可以窥见一斑：

第一，全县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连接深圳镇与广州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沙土公路，路面坑坑洼洼，汽车行驶在上面颠簸得厉害。从深圳到广州区区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坐汽车要走四五个小时。农村的道路更是泥泞不堪，下雨天几乎无法通行。

第二，全县没有一座水库。农业生产主要靠天吃饭，遇到干旱年份，粮食大幅减产，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为了解决灌溉问题，农民们不得不挖井、修渠，但效果有限。

第三，全县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除了几家国营农机厂、粮食加工厂，全县的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年轻人除了种田、捕鱼，几乎没有其他就业选择。

第四，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学校的危房比例很高，很多学生要在昏暗的祠堂里上课。医院的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医护人员水平有限。

第五，人口外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