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一个南宋士人的故事生涯

洪迈：一个南宋士人的故事生涯

什么样的驱动力能让一个人用四十年的时间去搜集民间故事？在今天，我们可能会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这样的现代学术词汇来描述类似的工作，但在十二世纪的中国南宋，有一位名叫洪迈的官员，却以私人之力完成了另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他用将近半生的光阴，系统地记录下散落在文人笔记、士大夫闲谈、市井街谈乃至乡村野老口中的各类奇异故事，最终汇成一部篇幅超过两百卷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

洪迈不是个例。宋代士大夫群体中，编撰志怪小说集蔚然成风，沈括有《梦溪笔谈》，徐铉有《稽神录》，张师正有《括异志》。但洪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执着与规模——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修订《夷坚志》，而这部书的成书时间跨越了他从青年到暮年的整个仕宦生涯。要理解这样一部书的诞生，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洪迈这个人：他出身于怎样的家庭？接受了怎样的教育？走过怎样的仕途？结交了怎样的师友？这些问题看似是人物小传的常规内容，实则关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一位本该埋首经史的史官，会对“怪力乱神”如此着迷？

本章将围绕洪迈其人展开，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基础问题：是什么样的人，会用四十年的时间去搜集民间故事？在梳理洪迈生平事迹的同时，我们也将逐渐理解《夷坚志》这部书的气质从何而来。

世代书香：洪迈的家世与早年教育

讨论任何一位宋代士人的成长，都无法回避科举制度与家族文化的双重塑造。洪迈出生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时值北宋末年，金兵的铁骑正在北方蠢蠢欲动。他的籍贯是饶州鄱阳，也就是今天的江西鄱阳，这个地名对于理解洪迈的学术背景至关重要——两宋之际的江西，特别是赣东北地区，是理学传播与文学创作的重镇，朱熹、陆九渊等人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密切关联。

洪迈的家族背景，远比普通“自幼好学”的士子叙述更为显赫。他的曾祖父洪文抚，是南唐的进士，入宋后以经学教授乡里，开创了鄱阳洪氏“以儒传家”的家风传统。洪文抚的六个儿子皆以学问知名，时人称之为“洪氏六龙”。到了洪迈祖父洪皓这一代，洪氏家族迎来了真正的鼎盛期。

洪皓（1088—1155）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生于北宋哲宗年间，在宋徽宗时期考中进士，却因生逢乱世而命运多舛。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宋高宗仓皇南渡。就在国家存亡之际，洪皓主动请缨，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金国。他的任务是艰难的——当时金国正处于粘罕等主战派的强势掌控之下，宋朝使节往往有去无回。洪皓在金国被扣留了整整十五年，期间历经威逼利诱，始终不曾屈服。据史料记载，金人曾许以高官厚禄，要他出仕金朝，洪皓以死相拒，留下“万里孤臣陷绝域，十年此志不曾移”的誓言。他甚至在金国秘密刺探情报，设法将信息传递回南宋朝廷。这位“宋之苏武”的事迹，在南宋士林中广为传颂。

洪迈是洪皓的第三子。洪皓出使金国时，洪迈尚在幼年，他与两个哥哥（洪适、洪遵）以及母亲沈氏留在南宋境内，在那段父亲音讯全无的日子里，是母亲独自承担起教养三子的重责。关于沈氏的记载并不算多，但我们从洪迈日后的文字中可以约略窥见这位母亲的形象——她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在丈夫生死未卜的漫长岁月中坚持督课三子学业。洪迈兄弟后来皆中进士，被誉为“一门三相”，成为宋代科场与官场的佳话，而这与沈氏的悉心教养是分不开的。

这种家世背景对洪迈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是仕途资源。鄱阳洪氏在江南士林中具有相当的声望，洪皓的忠义之名更是为家族增添了道德资本。洪迈兄弟三人先后中进士，并非纯粹依赖个人才学，家族的学术传统与人脉网络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是学术取向。洪氏家族以经史传家，但洪皓本人又是一位博学多识的人物，他在金国被扣期间曾广泛阅读金朝的典籍文献，对异族文化保持开放态度。这种家学传统使得洪家子弟既有扎实的经史功底，又不排斥“杂学”——这为洪迈后来编撰志怪小说集埋下了伏笔。

洪迈的早年教育，正是在这种“正统”与“博杂”并重的环境中展开的。他幼承家学，早年习读经典，但接触面远不止四书五经。江西地区民间信仰活跃，志怪传说丰富，洪迈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长大，对鬼神精怪的故事并不陌生。更重要的是，他的两位兄长洪适与洪遵都是著名学者。洪适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之一，著有《隶释》《隶续》等书；洪遵则以史学和文献学见长，曾参与编纂《资治通鉴》，著有《泉志》等书。三兄弟虽然后来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深耕，但早年他们是相互切磋、彼此促进的学侣。洪迈日后治学路数的宽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段兄弟共学的经历。

靖康之变（1126—1127年）发生时，洪迈尚在幼年。他随家人辗转南渡，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使得他们对“国家兴亡”与“民间疾苦”有着切身的感知。洪迈日后在《夷坚志》中大量记录战乱带来的悲剧——士卒的亡灵、流亡的百姓、被兵燹摧毁的乡村——这些内容并非简单的志怪叙事，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创伤印记。

宦海浮沉：洪迈的仕途与交游

一个人的交游圈子，往往决定了他能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对于洪迈而言，四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搜集故事，需要一个庞大的信息来源网络——而这个网络，很大程度上是他宦海生涯的副产品。

洪迈的仕途履历颇为丰富。他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三岁。中进士后的前几年，他主要在基层任职，担任过几任县尉、县令等职。这些地方任职经历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重大——县尉负责地方治安，接触的多是民间细事；县令管辖一县之地，民间诉讼、田产纠纷、岁时祭祀都在其视野之内。洪迈正是在这些基层岗位上，开始了他的“故事搜集”之旅。民间有冤屈者向他陈情，往往会夹杂着因果报应的叙述；乡村举行祭祀，他有机会接触最底层的宗教实践；县中发生命案，他需要亲临现场勘查并记录——这些经历都为他日后编撰《夷坚志》积累了第一手素材。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洪迈被召入朝，任起居舍人，旋兼权中书舍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此进入了南宋朝廷的核心圈层。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是接近最高权力的职位；中书舍人则参与诏令起草，是政务运作的关键环节。洪迈在这个位置上展现了他的学问功底，也结识了一批学界与政界的要人。

洪迈与宋孝宗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孝宗是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皇帝，他本人爱好读书，对士大夫的学术活动持鼓励态度。洪迈在孝宗朝多次获得召对机会，深受赏识。乾道二年（1166年），洪迈以敷文阁待制出知泉州；淳熙二年（1175年），他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在致仕前的这些年里，洪迈虽然不再身处朝廷核心，但他的影响力并未减弱——他与中央的学者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同时在地方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来从事学术活动。

洪迈的交游范围极为广泛。与他有过诗词唱和或学术交流的人物，包括朱熹、陆游、范成大、周必大等南宋文坛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我们不妨以洪迈与陆游的交谊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陆游比洪迈小八岁，两人都经历了绍兴和议后的和平时期，也都对北方沦陷耿耿于怀。洪迈与陆游曾多次在临安（今杭州）相遇，交谊深厚。隆兴元年（1163年），洪迈出使金国归来，陆游作诗相赠；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入蜀，途经洪迈任职之地，两人把酒论文。洪迈的学术视野与陆游的诗才，在频繁的交往中相互影响。

更重要的是，洪迈通过这些交往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故事采集网络”。宋代士大夫之间的书信往来极为频繁，诗酒唱和、赠序求序是常态。洪迈在给友人的信中，常常会询问当地有什么奇闻异事；而友人们也乐于将听到的“怪谈”写给他作为谈资。据《夷坚志》的自序与文中线索，洪迈收到的故事来源遍及南宋统治的各个区域——从临安这样的繁华都市，到福建、广东的偏远州县，甚至包括与金朝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个网络的形成，显然与洪迈的仕途履历密不可分——他每到一地，都会结交当地的官员、士绅、僧道、商人，从他们口中搜集故事；而他与各地友人的通信，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个网络。

洪迈的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因某些政务见解与皇帝不合而受到冷遇，也曾因党争的牵连而一度外放。这些政治上的起伏，客观上增加了他在各地游历的时间，反而为他的故事搜集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说，洪迈的仕途履历与他的学术志业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互补关系——官场失意之处，往往是“故事猎人”丰收之时。

两部奇书：洪迈的著述生涯

洪迈不是一位只会写志怪小说的通俗作家。在他的著述生涯中，《夷坚志》固然是最具野心的工程，但绝非唯一。了解洪迈的全部著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编撰《夷坚志》的真实意图。

洪迈一生著述宏富，据《宋史·艺文志》与《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学文献记载，他的作品包括《容斋随笔》《夷坚志》《史记法语》《前汉法语》《后汉法语》《三国人物注解》《经子法语》《姓源韵谱》《抒山集》《鄱阳集》等多种。如果从体裁上分类，洪迈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史学著作、文学创作与笔记杂著。

史学著作方面，洪迈参与了南宋官修史书的工作。他曾参与《四朝国史》的修撰，负责列传部分。此外，《史记法语》《前汉法语》《后汉法语》等书，是他对前代史书的摘编，供士人学习历史写作之用。这些工作体现了他作为史官的职业素养。

文学创作方面，洪迈著有《抒山集》《鄱阳集》等诗文集，但这些作品大多散佚，今仅存少量诗文。他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名声，与陆游、杨万里等人同为南宋诗坛的参与者。

笔记杂著方面，《容斋随笔》是洪迈最重要的非志怪类著作。这部书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集，共计七十四卷，内容涵盖经史典故、词语考辨、制度沿革、诗词评论、人物轶事等多个方面。《容斋随笔》被认为是宋代最优秀的笔记之一，后世学者如顾炎武、王士祯等人对其评价极高。

我们重点来说说《容斋随笔》与《夷坚志》的关系。这两部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容斋随笔》是严谨的学术笔记，《夷坚志》是庞杂的志怪小说集——但如果深入考察洪迈的著述意图，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

洪迈是一位具有强烈“文献意识”的学者。他对知识的保存与传递抱有近乎执着的使命感。在《容斋随笔》的自序中，洪迈写道，他编撰此书是希望将平日读书所得随手记录下来，以免遗忘；而随着笔记越积越多，他意识到这些内容或许对后学有所裨益，于是加以整理付梓。这番话透露了洪迈的学术信念：知识应当被记录、保存、传递，否则就会随时间湮灭。

基于同样的信念，洪迈编撰了《夷坚志》。在他看来，民间流传的这些故事虽然是“怪力乱神”，但它们反映了普通人的信仰、情感与记忆，同样具有保存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中往往蕴含着道德训诫与历史信息——因果报应的叙事背后是民间的伦理判断，鬼神显灵的故事中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志怪存录”，这四个字道出了洪迈的核心立场：他不是简单地猎奇，而是在以史官的眼光记录另一种“历史”。

从这个角度理解，《容斋随笔》与《夷坚志》是洪迈同一学术理念的两种实践。前者记录士大夫阶层的知识世界，后者记录民间社会的信仰空间；前者以经史为本，后者以传闻为源；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图景。这种互补关系，正是理解洪迈著述生涯的关键所在。

故事猎人：洪迈的采集方法

洪迈如何搜集故事？这是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趣味性的问题。透过《夷坚志》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大致还原这位“故事猎人”的采集方法。

洪迈故事来源的第一大渠道是“亲所闻见”。这包括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以及他在任职、游历过程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在《夷坚志》的许多条目中，开篇往往有“洪内翰迈言”“迈为某官时亲闻”“迈里中居时见”等表述，说明这些故事直接来自洪迈的个人经历。例如《夷坚志》支甲卷记载的一个关于庐山僧人的故事，开篇即言“迈守赣时过其寺，与之言而得之”，明确说明这是洪迈在赣州任官时亲耳听说的。

洪迈故事来源的第二大渠道是“客有言者”。这是指来访者向洪迈讲述的故事。来访者身份各异——有僧人道士，有商贾行旅，有退隐官员，有乡间士绅，也有普通百姓。洪迈善于倾听，且记忆力极佳，能够将这些口述内容准确记录下来。他曾在文中自言，每逢有客人来访，他都会主动询问对方是否听到过什么有趣的故事。这种习惯持续数十年，最终汇聚成《夷坚志》数百卷的庞大篇幅。

洪迈故事来源的第三大渠道是“故书所载”。这指的是从其他文献中转引的故事。洪迈本人是博学的读书人，他的藏书也相当丰富，《夷坚志》中有不少条目是从前代或当代的笔记小说、史书方志中摘录改编的。例如，他大量参考了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五代徐铉的《稽神录》、以及当代人编撰的各类志怪集。对于这些转引的内容，洪迈通常会注明出处，但也时有改写与润色。

洪迈故事来源的第四大渠道是“友人书简”。如前所述，洪迈与各地友人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这些友人中有不少是热心的“故事提供者”——他们将本地发生的奇闻异事写信告知洪迈，供其编入《夷坚志》。这种做法在宋代士大夫中并不罕见，但洪迈将其系统化、长期化，形成了稳定的稿源。

这四种渠道相互补充，使得洪迈的故事来源呈现出网络化、多元化的特点。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夷坚志》乙志卷中关于“猪身佛”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头猪身上出现了佛像的图案，村民以为是神迹，纷纷膜拜。洪迈在记录这个故事时注明，它最初是由一位从江西某县到临安经商的客人讲述的；这位客人又是从当地县尉那里听来的；而县尉则是亲眼见过那头猪并调查过此事的。通过这样一条“采集链”，一个原本只在乡间流传的轶闻最终进入了洪迈的视野。

洪迈的采集方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是坚持不懈。《夷坚志》的编撰从洪迈中年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前后历时近四十年。这种长期的积累，需要极大的毅力与热情。其次是来者不拒。洪迈对故事的类型几乎不加限制——无论是鬼魂显灵、动物成精、梦境预言，还是奇人异事、医术药方、风俗民情，只要有人愿意讲述，他都愿意记录。这种开放态度使得《夷坚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内容驳杂的面貌。再次是保留细节。洪迈在记录故事时，通常会保留讲述者的身份、讲述的时间与地点、故事发生的大致年代等关键信息，使得这些“二手材料”具有了一定的可追溯性。

从“不语”到“志怪”：宋代士人的民俗态度

在讨论洪迈的“故事猎人”身份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一位本该埋首经史的宋代士人，为什么会对民间故事如此热衷？这个问题涉及到宋代士人阶层对“怪力乱神”的态度转变。

儒家经典《论语·述而》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学对待超自然事物的官方立场——圣人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鬼神之事。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儒学教育强调对鬼神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既不否定其存在，也不主动探究其细节。

然而，进入宋代之后，儒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虽然在哲学层面上仍然主张天理人道、排斥无稽之谈，但在实践层面上对民俗信仰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更重要的是，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民间故事、志怪传说不再被士大夫完全排斥在视野之外——它们是了解社会、教化民众、甚至娱乐消遣的工具。

宋代士大夫编撰志怪小说集蔚然成风，正是这种态度转变的具体体现。翻开《宋史·艺文志》的子部小说家类，可以看到大量的志怪与杂录作品。洪迈的《夷坚志》、徐铉的《稽神录》、张师正的《括异志》、上官融的《友会谈丛》——这些作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宋代士人群体共同文化实践的一部分。

洪迈本人对“子不语怪力乱神”有过明确的回应。在《夷坚志》的自序中，他写道：“《齐谐》志怪，盖出于鸿荒之世，诗人陈国之风，删《诗》者不及，以其非治世之要也。孔子所不语，而孟氏设为井地之辨，以拒邪说，岂非以其无益于世教哉？然屈到之羊，孔子啜之，以为祭於乡人；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圣人之於鬼神祭祀之礼，其果不之知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虽然孔子表面上“不语”怪力乱神，但孔子本人对于鬼神祭祀的礼仪其实是相当重视的。洪迈以此论证，记录鬼神故事与孔子的态度并不矛盾——真正的儒者应当正视而非回避这些现象。

更重要的是，洪迈赋予了《夷坚志》明确的教化功能。他在自序中引用了《左传》“惩恶而劝善”的古训，认为《夷坚志》虽记“怪力乱神”，但其目的是通过因果报应的故事来劝人向善。这种“寓教于怪”的思路，是宋代士大夫编撰志怪集的主流范式——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所有的鬼神故事都是“真实”的，但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在道德教化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宋代士大夫对民俗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的转变。这种转变背后，是儒学实用化、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也是城市文化兴起后士大夫与市民社会互动的结果。洪迈恰好处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交汇点上——他有扎实的儒学根底，能够以士大夫的视角审视民间故事；他又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能够将这些故事视为值得保存的“文献”。

这正是洪迈与《夷坚志》之间的深层联系：不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异人”凭个人爱好编撰了一部志怪小说集，而是一位具有典型宋代士人特征的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学术眼光与文化关怀，完成了一项独特的知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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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五个维度的考察，还原了洪迈其人其学的基本面貌。

洪迈出身于鄱阳洪氏这样的世代书香之家，祖父洪皓“以死殉国”的事迹为家族赢得了巨大的道德声望，而母亲沈氏的悉心教养与兄长洪适、洪遵的学术榜样，则塑造了洪迈早年“博学而不拘一”的知识底色。靖康之变的时代创伤，让洪迈这一代人天然对民间疾苦与历史记忆有着深切的关注。

洪迈的宦海浮沉，为他提供了遍及南宋各地的社会接触面。从基层县尉到中央史官，从繁华的临安到偏远的泉州，洪迈所结交的官员、学者、僧道、商贾、百姓，共同构成了他故事采集网络的核心。他的交游圈中不乏陆游、朱熹这样的文坛学界巨擘，这些交往不仅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也为他的《夷坚志》提供了来自各地的“故事稿源”。

洪迈的著述生涯中，《容斋随笔》与《夷坚志》构成了互补的两面。前者记录士大夫阶层的知识世界，后者记录民间社会的信仰空间；两者共同体现了洪迈强烈的“文献意识”——在他看来，无论是经史典故还是街谈巷议，只要是值得保存的知识，都应当被记录下来，传之后世。

洪迈的“故事猎人”身份，建立在他独特的采集方法之上。“亲所闻见”“客有言者”“故书所载”“友人书简”四条渠道相互补充，形成了覆盖南宋全域的故事采集网络。他坚持四十年的记录工作，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执着与热情。

最后，洪迈对“志怪存录”的倡导，代表了宋代士人群体对待民俗态度的转变。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立场，到洪迈“志怪存录”的开放姿态，这中间经历了儒学实用化与城市文化兴起的深刻变革。洪迈不是一位标新立异的“异类”，而是一位站在时代潮头的“典型”——他的《夷坚志》，是宋代士人文化实践的产物。

行文至此，我们对洪迈其人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他是一位有家学渊源、有学术追求、有社会网络、有长期坚持的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一个人，花了四十年时间去搜集民间故事，最终成就了《夷坚志》这部卷帙浩繁的奇书。

那么，《夷坚志》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它的内容构成如何？它的编撰过程是怎样的？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庞大的篇幅？这些问题，将是下一章需要回答的。我们将从文本入手，深入《夷坚志》的内部世界，看看这位“故事猎人”四十年间究竟收集到了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是如何被组织成一部书的。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洪迈生平与《夷坚志》编撰历程

1123年 : 洪迈出生于饶州鄱阳 祖父洪皓尚在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