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荒野：《呼啸山庄》在21世纪的问题史与方法论

第1章 重返荒野：《呼啸山庄》在21世纪的问题史与方法论

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出版一百七十七年之后，撰写又一部研究专著似乎面临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辩护问题：这部小说已经被如此密集地阅读、争论、改写和理论化，以至于任何新的诠释都仿佛只是既有批评谱系的又一注脚。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册子评论，到二十世纪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双向渗透，再到近四十年来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与情动理论的轮番拷问，《呼啸山庄》几乎穷尽了英语学界所能提供的所有诠释工具。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因此无法回避：在批评史已逾百年的累积之后，撰写这部小说研究的"新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补充新的细节、修正旧的判断，还是从根本上重新提问？

本书的回答是：在批评史充分展开之后，所谓"新立场"并非取代既有研究，而是重新面对一部经典在不同范式下所暴露的诠释剩余与盲点。所谓"诠释剩余"，指的是任何单一理论框架都无法完全消化的文本维度——情感强度、身体性、物质环境、叙事节奏中所蕴含的超越概念的能力；所谓"盲点"，则是指每一种主导范式在解释力上的结构性局限：道德批评遮蔽了非道德的意义生产，心理学化读解忽视了阶级与历史，精神分析读解倾向于病理化激情，意识形态批评有时又滑入将文本还原为阶级斗争或性别政治的简单图式。正是在这些剩余与盲点的交叉地带，本书寻找自身的位置。

因此，本书将自己定位为"后批评史"语境下的综合重审（a synthetic revision in the context of post-critical history）。这一定位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它承认已有导读经典——如 Dorothy Van Ghent《论英美小说》中对《呼啸山庄》的细读式分析、J. Hillis Miller 在《小说与重复》中对叙事结构的解构式追踪、Patricia Ingham 对勃朗特家族传记与文本交织的考察——所积累的方法论遗产；第二，它试图将分散在不同批评传统中的洞见整合到一个能够互相照亮的框架中，避免单一理论的独断；第三，它将自身视为批评史链条中的一环而非终点，承认任何综合都将在未来的范式更替中被进一步改写。

一、一个问题的历史：为何需要新的导读

《呼啸山庄》的接受史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新问题化"的过程。1847 年 12 月，小说以"埃利斯·贝尔"的匿名身份出版，旋即在英国期刊界引发激烈分歧。Douglas Jerrold 在《每周快报》上发表的评论总体持保留乃至否定的态度，指控小说中的激情描写逾越了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文学的道德底线；而 Sydney Dobell 在另一家期刊上的评论——这是《呼啸山庄》接受史中第一个值得记录的正面声音——则敏锐地察觉到小说中蕴含的强大力量，认为它几乎超出了当时流行的家庭小说范式所能容纳的范围。两份几乎同时出现的评论已经预设了后续一百七十多年批评的基本张力：这部小说是道德上应当谴责的病理文本，还是文学上值得严肃对待的反叛之作？

维多利亚晚期的评论大体延续了道德评判的路径，但开始将这种评判与"作者身份"绑定：一个写出如此黑暗激情的女作者意味着什么？1890 年代关于"两位贝尔"的传记考据热进一步将《呼啸山庄》转化为勃朗特姐妹生平叙事的一部分，并在此过程中开启了心理学化的读解路径——小说的激情被视为作者压抑情感的外溢，或者说作者与小说之间形成了某种病理化的隐喻关系。

二十世纪上半叶，批评范式发生第一次显著转变：以 David Cecil《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1934）为标志，《呼啸山庄》被纳入"浪漫主义"传统，从道德批评的对象转为文学史谱系中的一员。Cecil 的判断——将小说视为浪漫想象的爆发而非维多利亚中产阶级道德的失败——为后来的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批评铺平了道路。Dorothy Van Ghent 在 1953 年的《论英美小说》中对小说的现象学式细读、J. Hillis Miller 在 1982 年《小说与重复》中对"重复"机制的解构追踪，都是这一谱系的延续。

第二次范式转变发生在 1980 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的介入，使得《呼啸山庄》不再被仅仅视为"作者心灵的爆发"或"叙事结构的迷宫"，而是维多利亚阶级结构、性别政治、殖民话语的浓缩场。Nina Baym、Sandra Gilbert 与 Susan Gubar 等批评家从不同角度重读了希斯克利夫作为"他者"的建构意义——他是否是工人阶级的化身？是否是东方主义的投射？是否是混血形象的英国变体？是否是被帝国话语制造出来的"高贵的野蛮人"的另一种表达？这些问题在 1980 年代之后的二十年间成为批评的主调。

第三次范式转变——或者说延续性的扩展——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以情动理论、生态批评、跨物种人文主义、新物质主义为代表的新视角，重新将《呼啸山庄》带回它最原初的物质基础：荒原、风暴、寒冷、身体性的饥渴与爱恋、超越人类意志的非人力量。Greg Garrard 在《生态批评》中对"荒野"范畴的讨论、Jane Bennett 在《活力物质主义》中对"物质能动性"的论证，以及 Sianne Ngai 等学者对"不安的美学"的阐发，为重新进入《呼啸山庄》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在这一背景下，小说中那些曾经被心理学化为"激情"、被意识形态化为"阶级冲突"的元素，开始被理解为情动强度的循环、物质环境的塑造力、以及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

批评史的累积并不使得研究变得冗余，而是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本书因此将自己置于这一累积之后，承认每一范式都贡献了不可还原的洞见，但也都在其概念边界处制造了相应的盲点。本书的方法论立足点正是从这一剩余与盲点的辩证中产生。

二、四次范式转变：从道德批评到情动理论

为使批评史的脉络清晰可辨，本书以四个阶段重构《呼啸山庄》的接受史。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分期并非绝对的时间断代，而是主导范式的更替——不同范式常常并存于同一时期，并在具体文本的解读中互相角力。

第一阶段：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批评（1847—1910 年代）。 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呼啸山庄》中的激情是否道德上可以辩护？批评家倾向于以现实主义家庭小说的伦理规范来衡量小说中的越界行为，将希斯克利夫视为道德堕落或复仇疯狂的典型，将凯瑟琳视为违背女性美德的警示。《呼啸山庄》在这一阶段被阅读为关于"激情之恶"的寓言，其文学价值或者被否定，或者被等同于作者个人生活的不幸——如 1850 年夏洛蒂·勃朗特《编辑序言》的传记化解释所暗示的那样。这一阶段的方法论特征是：以家庭伦理与宗教道德为评价坐标，将小说视为作者道德意识的直接外化；其盲点则是将文学性还原为道德性，未能追问小说形式本身的修辞机制如何生产出超越作者意图的意义。

第二阶段：心理学—精神分析路径（1920 年代—1970 年代）。 这一阶段的代表读解包括 David Cecil 的浪漫主义定位、Daiches 将《呼啸山庄》归入"幻想文学"（fantasy literature）的尝试，以及 1950—1970 年代精神分析批评对小说中俄狄浦斯情结、自我分裂、死亡驱力的多重解读。Cecil 的关键洞见在于将小说从道德评判中解放出来，承认其作为浪漫想象的独立价值；Daiches 的"幻想文学"读解则将小说从现实主义范式中移出，置于另一文学类型——神话与幻想——的谱系中。精神分析读解进一步将激情病理化：希斯克利夫被读为原始冲动（id）的化身，凯瑟琳的自我分裂则被视为文明教化与自然本能之间撕裂的象征。这一阶段的方法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小说在心理层面的复杂结构，其盲点则在于将小说过度心理学化、忽视阶级、历史与物质环境，并将"激情"自动等同于病理学，未能追问激情本身的政治与存在论意涵。

第三阶段：意识形态批评的转向（1980 年代—1990 年代）。 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在这一阶段构成了对《呼啸山庄》的多重改写。女性主义批评关注凯瑟琳、伊莎贝拉、弗朗西斯的不同女性命运，以及父权制下女性身体的规训；马克思主义批评关注画眉田庄与呼啸山庄之间隐含的阶级关系，以及希斯克利夫从被收养者到土地所有者的资本原始积累轨迹；后殖民批评则将希斯克利夫的"异质性"——他的肤色、口音、名字的来源——置于大英帝国晚期的种族话语中加以解读。这一阶段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将小说历史化、政治化，揭示了其表面之下的权力结构；其盲点则在于有时过度强调文本的"被建构性"，忽视了小说中那些无法被还原为阶级或性别政治的强度——例如荒野本身的物质能动性。

第四阶段：情动理论、生态批评与跨物种人文主义（2000 年代至今）。 近二十年来兴起的批评潮流不再以"再现"（representation）为唯一焦点，转而关注"强度"（intensity）、"情动"（affect）、"物质性"（materiality）等前反思或非再现的层面。在这一框架下，《呼啸山庄》中的风暴、寒冷的荒原、身体性的饥饿与渴望、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无法被概念化的联结，都被重新理论化。情动理论将激情视为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传染过程，而非仅仅是心理状态的表征；生态批评将荒原视为具有自身能动性的行动者，而非仅仅作为人类情感的投射背景；跨物种人文主义则进一步追问小说中动物——尤其是小说开篇与结尾的狗——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阶段的方法论贡献在于重新将物质性与身体性带回批评的核心，其盲点——这一判断尚有待批评史的进一步检验——可能在于过度强调"前概念"或"前语言"的维度，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重返了维多利亚时代将激情视为"非理性"的窠臼，只是以肯定的方式重写了这种非理性。

为清晰展示这四次范式转变及其代表批评家，下图给出概览：

```mermaid flowchart TD A[第一阶段 1847-1910s: 维多利亚道德批评] --> B[第二阶段 1920s-1970s: 心理学-精神分析] B --> C[第三阶段 1980s-1990s: 意识形态批评] C --> D[第四阶段 2000s-至今: 情动-生态-跨物种] A1[Jerrold 1848 道德否定] --> A A2[Dobell 1848 力量感知] --> A A3[夏洛蒂 1850 序言 传记化] --> A B1[Cecil 1934 浪漫主义] --> B B2[Daiches 幻想文学] --> B B3[Van Ghent 1953 现象学细读] --> B B4[Miller 1982 重复与解构] --> B C1[Nina Baym 女性主义] --> C C2[Gilbert 与 Gubar] --> C C3[马克思主义阶级读解] --> C C4[后殖民 希斯克利夫他者性] --> C D1[情动理论 激情强度] --> D D2[生态批评 荒原能动性] --> D D3[新物质主义] --> D D4[跨物种人文主义] --> D A --> E[本书: 后批评史综合重审] B --> E C --> E D --> E ```

三、方法论的自我界定：文本细读为根，多元理论为用

面对上述批评史的累积，本书明确自身的方法论坐标：坚持以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为根基，同时借鉴叙事学、精神分析、性别研究、生态批评与情动理论的多元工具箱。这一立场并非一种折中主义——即在不同理论之间作等量平衡的折中——而是一种建立在文本优先性之上的工具论立场。

所谓"文本细读为根"，意味着本书的每一个论点都必须从对小说具体段落、句法、修辞、叙事声音的分析中生长出来，而非从某一外部理论框架的演绎中得出。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叶新批评遗产的继承——尽管本书不赞同新批评将"意图谬误"与"情感谬误"绝对化的教条。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它是对任何理论诠释的检验场地，无论多么精致的理论判断，如果无法在文本的具体语言物质中找到其对应物，就是悬空的。在本书的实践中，这意味着每一章都将从对小说中某一具体段落——例如开篇洛克乌德窗外的雪原、第二卷第四章希斯克利夫临终前的精神状态、或小说结尾凯茜与哈里顿的对话——的逐句分析开始，而非从某一理论命题开始。

所谓"多元理论为用"，则意味着本书承认没有任何单一理论能够穷尽《呼啸山庄》的意义维度，并将多种理论视为可以在具体文本分析中调用的工具，而非必须服从的教义。这一立场有两层风险需要警惕：第一是"理论旅游"的风险，即为了展示理论的多样性而牺牲分析的深度；第二是"理论拼贴"的风险，即将不同理论的概念无原则地拼凑在一起，造成术语层面的混乱。本书试图避免这两种风险，其方法是在每一次具体分析中明确指认所使用的主要理论工具，并解释其在所讨论段落中的解释边界——即该工具能够解释什么、无法解释什么、又遮蔽了什么。

举例而言，在讨论希斯克利夫被囚禁并试图逃跑的场景时——这是小说中暴力强度最高的段落之一——本书将同时调用三种理论资源：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概念可以解释其自我毁灭的循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可以解释其作为被剥削者的反抗逻辑；情动理论关于"强度传递"的概念则可以解释其与凯瑟琳之间的联结如何超越具体情境而延续。三种解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照亮：它们分别捕捉到了这一段落的不同侧面，并在综合中产生出单一理论无法提供的诠释密度。

需要补充的是，本书对理论工具的选用并非机会主义的。在每一章的分析中，主导工具的选择都将与该章的核心问题相匹配：讨论叙事结构时以叙事学为主导；讨论激情的身体性时以情动理论与精神分析为主导；讨论阶级与性别时以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为主导；讨论荒原与天气时以生态批评与新物质主义为主导。这一选择本身就构成一种论点：经典文本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能够同时召唤多种理论，而非仅仅被某一种理论所穷尽。

四、三家批评的弹性测试：Arnold、Woolf、Eagleton

为具体展示经典文本在不同批评范式下的诠释弹性，本节以三家影响深远但方法论立场各异的批评为例，进行对照分析。

Matthew Arnold 的"古典"定位。 Matthew Arnold 在其文学批评著作中虽未对《呼啸山庄》作长篇专论，但他在讨论维多利亚小说总体性格时的若干判断，构成了将勃朗特作品定位为"非古典"的代表性立场。Arnold 的文学理想以"高度的严肃性"（high seriousness）与"试金石"（touchstone）方法为标志，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文学应当传递古希腊罗马以来的理性与人道主义精神。循此标准，《呼啸山庄》中的狂暴激情、未受规训的想象力、以及对中产阶级家庭伦理的颠覆，便被纳入"浪漫主义过剩"的范畴——它展现了非凡的力量，但缺乏古典文学所要求的节制与平衡。Arnold 式的读解所揭示的，是《呼啸山庄》在维多利亚主流文学标准下的边缘性；而其所遮蔽的，则是这种"过剩"本身可能具有的批判性力量。

Virginia Woolf 的对照阅读。 Virginia Woolf 在 1925 年出版的《普通读者》中收入了题为《〈简·爱〉与〈呼啸山庄〉》的著名随笔。在文中，Woolf 提出了一个几乎成为后世讨论定式的判断：《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为"有趣"的书。Woolf 的论据是双重的：一方面，她认为《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作为"自我中心的说书者"的产物，作者的声音覆盖了所有人物；而艾米莉·勃朗特则能够"超越自我"，让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成为独立于作者的存在。Woolf 的读解具有现代主义批评的典型特征：她关注的是作者的"自我"在文本中的退场程度，以及文本作为一个独立世界的自治性。Woolf 的判断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呼啸山庄》从道德评判的语境中彻底解放出来，确立了一种以"作者自我超越"为标志的现代主义文学评价标准——尽管 Woolf 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恰恰是另一种极端自我中心的产物。她所揭示的，是小说中那种似乎从作者意识中独立出来的力量；而其所遮蔽的，则是对这种力量具体物质基础的追问——它是来自哪里？它如何运作？

Terry Eagleton 的马克思主义重读。 Terry Eagleton 在《英语小说导论》（2005）中收入了对《呼啸山庄》的章节。Eagleton 的核心判断是：小说表面上是一个关于激情与复仇的故事，但实质上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叙事——希斯克利夫从被收养的弃儿变为拥有画眉田庄的地主，其过程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种通过剥夺、暴力与"血腥立法"实现资本集中的过程。Eagleton 的读解将小说从心理学化的"激情悲剧"还原为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争夺，揭示了小说表面之下的社会经济逻辑。Eagleton 的读解所揭示的，是小说中无法被浪漫主义解读所消化的阶级维度；其所遮蔽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读解普遍面临的困难——则是那些无法被还原为阶级结构的强度维度，例如小说中身体性的饥渴、荒野的物质能动性、以及人物之间无法被阶级位置完全解释的联结。

三家批评的对照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诠释学事实：同一文本在不同批评范式下所呈现的面貌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似乎存在三部不同的《呼啸山庄》。这一差异并非意味着其中某一家读解"正确"而其他"错误"，而是意味着文本本身具有多义性——它能够同时召唤多种相互竞争的解释，而任何单一解释都无法完全占据它。经典的"穿越时代"的能力，正建立在这一多义性之上。

五、经典何以穿越时代：三方互动的产物

在以上四节的论述之后，本书需要明确回答其元层面的问题：一部经典何以穿越时代？本书的答案是：经典穿越时代的能力，是文本的多义性、批评范式的更替与文化语境的变迁三者互动之产物，而非任何单一因素的结果。

第一，文本的多义性是经典穿越的内在条件。一部能够穿越时代的文本必然包含某种无法被单一时代单一范式完全消化的剩余意义。《呼啸山庄》中的荒原、风暴、身体性的饥渴、人物之间无法被概念化的联结，都构成了这种"意义剩余"——它们每一次都在新的范式下被重新理论化，但从未被任何单一理论完全耗尽。这种多义性并非文本的神秘属性，而是文本形式的具体特征：小说中那些无法化约为概念传达的句法、节奏、修辞结构，共同构成了这种多义性的物质基础。举例而言，凯瑟琳著名的那句话——"我就是希斯克利夫"——在不同的批评范式下被解读为浪漫主义的合一、精神分析的自我分裂、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情动理论的强度传染，但其意义的多义性显然溢出了任何单一解读所能容纳的范围。

第二，批评范式的更替是经典穿越的外在条件之一。一种批评范式一旦成为主流，便倾向于将自身标准绝对化，并在这一过程中遮蔽文本的其他维度。当道德批评主导时，心理学维度被遮蔽；当心理学批评主导时，阶级与历史维度被遮蔽；当意识形态批评主导时，物质性与情动维度被遮蔽；而当情动与生态批评主导时，阶级与意识形态维度又有被遮蔽的危险。批评范式的更替因此构成了对前一种范式盲点的纠正机制，从而使得文本的不同侧面得以在历史中依次显现。这一更替并非简单的线性进步，而是包含着回溯、反复与并存：1980 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