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维京时代研究的范式演进与本书框架

（承接上文）这种范式更迭不仅是研究方法的进步，更是对维京时代本质认知的深化：19世纪的浪漫化叙事将维京时代塑造成民族起源的神话，20世纪的实证研究将其从神话拉回历史实证的框架，而21世纪的跨学科转向则试图还原一个多元、流动、充满互动活力的历史现场。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个核心局限：其一，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海盗中心主义（Viking-centric piracy paradigm）”叙事将军事突袭、劫掠行为视为维京人群的核心活动，将其身份简化为“海上掠夺者”，忽略了其在贸易、移民、国家建构、文化交流中的多元角色[^3]；其二，研究视角长期以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为边界，将维京时代的扩张划分为“丹麦向不列颠”“挪威向北大西洋”“瑞典向东欧”三个独立单元，忽略了跨区域人群中身份的流动性与互动的整体性；其三，研究方法上存在“文史与考古对立”的倾向，要么过度依赖后世书写的萨迦等文字史料，陷入浪漫化或辨伪的窠臼，要么过度依赖考古材料，忽略文字史料提供的语境信息，难以还原历史的全貌。<!-- 标签：研究局限、海盗中心主义、跨区域互动、研究范式 -->

一、19世纪民族主义叙事下的浪漫化建构

19世纪的维京研究本质上是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回溯古代历史，为新兴的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与文化认同。1814年挪威从丹麦独立、1864年丹麦在普丹战争中的失败、瑞典与挪威的联合建国等政治事件，都推动了北欧三国对维京时代的“民族化”解读，维京时代被塑造为“北欧民族的光荣起源”，其扩张行为被浪漫化为“自由民的探索与拓殖”。 这一范式的代表性成果包括：瑞典历史学家埃里克·比龙（Erik Brate）在1882年出版的《瑞典通史》中，将9-11世纪瑞典维京人对东欧的扩张定义为“瑞典帝国的早期拓殖”，将诺夫哥罗德、基辅等罗斯公国视为瑞典的殖民属地，为19世纪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霸权提供了历史依据；挪威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克里斯滕森（Ludvig Kristensen）在1897年的《挪威历史》中，将维京时代的航海活动塑造为“挪威人海洋精神的源头”，将维京船视为“挪威民族自由的象征”；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尔根森（Christian Jürgensen）在1867年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维京博览会”上，复原了3艘维京长船，将维京人塑造为“勇敢的战士与探险家”，吸引了超过10万欧洲观众参观，推动了维京形象的普及。 这一范式的贡献在于首次将维京时代从边缘的神话传说带入主流史学视野，唤起了学界对斯堪的纳维亚早期历史的关注，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首先是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