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神圣文本

寻找失落的神圣文本

1981年，一部名为《火之战车》的英国电影在美国上映后引发了一场小小的文化震动。这部讲述1924年巴黎奥运会两位英国短跑运动员故事的影片，最终斩获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鲜为人知的是，影片在筹备阶段险些胎死腹中——原因是投资方对一个细节产生了强烈质疑。

剧本中提到，片中一位主角、英国运动员哈罗德·亚伯拉罕斯是一位犹太人后裔，正是为了回应牛津大学一位古典学教授关于“犹太人天生不适合运动”的挑衅，他才决定站上跑道。问题出在这个教授身上。这位教授据说曾在研究古波斯宗教文献时，声称发现了某种“雅利安人优越论”的证据。这个细节在剧本里只有寥寥数语，却让几家犹太裔投资人辗转难眠，他们担心这段情节会引发反犹争议。最终，剧本做了妥协处理，教授的名字被隐去，相关背景也被模糊化。

这位倒霉的教授研究的是什么文献？答案是《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典，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中东宗教经典之一。这个发生在奥斯卡最佳影片背后的插曲，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认识《阿维斯塔》的起点：这部书在西方学术史上占据着奇特的地位，专业研究者对它如数家珍，普通人却几乎从未听闻，而它所承载的思想遗产，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反复被人援引、扭曲乃至滥用。

《阿维斯塔》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它从何而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这三个问题构成本章的核心关切。我们将从一部电影的趣闻出发，逐步揭开这部古老经典的神秘面纱，然后在文本的漫长旅途中看清它跌宕起伏的流传脉络，最后为你提供一个理解《阿维斯塔》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将贯穿我们后续的阅读旅程。

一本写在羊皮上的“知识手册”

如果有机会亲眼看到一部《阿维斯塔》，你可能会感到失望。这倒不是因为它晦涩难懂，而是因为它的外观实在太不起眼——通常就是薄薄的一册，文字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羊皮或纸张上，全书大约只有二十多万字。这个体量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一本中等篇幅的长篇小说。

但如果你有机会深入阅读它，就会发现另一种“不起眼”：书中的内容相当驳杂，涵盖了赞美诗、祈祷词、法律条文、医学处方、农事指南，乃至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讨论。这种“大杂烩”式的编排让许多初读者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宗教圣典，还是生活百科全书？

实际上，这种困惑恰恰反映了我们与这部古籍之间的时代鸿沟。在《阿维斯塔》成书的年代，“神圣”与“世俗”的边界远没有今天这么清晰。一首赞美神明的诗歌与一条关于牛马配种的建议，在当时的编者眼中具有同等的价值——它们都是“神启知识”的组成部分，都是指导信徒生活的权威指南。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阿维斯塔》的内容驳杂感到困惑：它本质上是一部“知识手册”，只不过这本手册被认定具有神圣属性，其权威性不容质疑。

“阿维斯塔”这个书名本身也值得我们细究。这个词来自古波斯语中的“āfrīn”，其词根含义是“崇拜”或“赐福”，在具体的宗教语境中，它指的是“对神的赞颂”或“神圣的赐福”。但有意思的是，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对“阿维斯塔”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早期的使用者更多强调它的“根基”属性——也就是说，这部书是信仰的根基所在，是一切神圣知识的源头；而到了后来，“崇拜”的含义逐渐占据上风，人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部“祈祷之书”或“赞颂之书”。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阿维斯塔》并不是一个自封的称呼。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后世的研究者和信徒一致认定，只有这部特定的典籍才配得上这个称号。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说“四书五经”或“圣经”——这些名称本身并不是书中内容的一部分，而是后人对它们的“命名权”。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看清《阿维斯塔》是如何被建构为一部“神圣文本”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无数人的选择、编订和认定，才逐步获得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经典地位。

口头传唱与书写成文：两套并行的传统

阅读《阿维斯塔》的另一个困难在于，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版本，并不等同于它最初的面貌。要理解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在宗教学和文学研究中都非常重要的概念：口传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区分。

所谓口传传统，简单来说就是“用嘴巴传递”的知识。这种传递方式不依赖文字，而是依靠记忆和声音。背诵、吟唱、口耳相传，这些都是典型的口传形式。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所有的文化知识都以这种方式保存和传递。

书写传统则是“用文字记录”的知识。文字把语言从声音中抽离出来，让知识得以跨越时空——即便说话者已经离世，他写下的文字仍然可以被后人阅读。

这两种传统各有特点，也各有局限。口传的优势在于灵活和生动，一位技艺高超的吟诵者能够通过声调、表情和肢体语言赋予文字以生命，让听众获得远超文字本身的情感体验。但口传的缺陷同样明显：记忆会衰退，会变形，会被有意无意地篡改。同一个故事经过几代人的传递，往往会面目全非。

书写则恰恰相反。它的优势在于稳定和精确——文字一旦写下，除非被刻意销毁或无意损毁，否则它会忠实地保留原貌。但书写的代价是失去声音和情境，那些在口传中被强调的重点、渲染的情绪、蕴含的弦外之音，往往在文字固定化之后变得模糊乃至消失。

《阿维斯塔》正是一部经历了从口传到书写转变的典籍，而且这种转变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根据学界目前的研究，组成《阿维斯塔》核心部分的赞美诗和祈祷词，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间，由一位名叫琐罗亚斯德的先知创作或整理的。但问题在于，这些赞美诗最初并没有被写成文字，而是通过口头吟唱的方式在信徒中代代相传。

这种口传状态持续了多久？学界对此仍有争议，但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是：至少在五百年以上。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赞美诗的准确含义、音调、吟唱场合和仪式功能，全靠一代又一代祭司的记忆来维持。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活的音频库”——祭司们扮演着人肉录音机的角色，用他们的脑子保存着祖辈传下来的声音。

这种保存方式听起来很不靠谱，但实际效果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期。口传文化发展出了许多精妙的记忆技巧，比如重复、对仗、押韵、特定的音调和旋律，这些手段能够帮助记忆者更准确地记住内容。有学者指出，一些口传史诗在被书写记录之前，其稳定性甚至高于某些书写文本——因为书写文本会遭到传抄错误和编辑篡改，而训练有素的口传记忆者则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内容传递。

当然，这并不是说口传传统就没有变化。实际上，只要稍微想想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就不难理解，一句话经过三个人转述之后往往会走样。口传文本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变化的速度和方式与书写有所不同罢了。

那么，口传的《阿维斯塔》是在什么时候被写成文字的呢？这个时间节点在宗教学和历史学上都是一个关键问题。根据目前的考古证据，最早的《阿维斯塔》文字抄本可以追溯到萨珊波斯时期，也就是公元3世纪到7世纪之间。但学界普遍认为，书写成文的工作应该更早一些，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就开始了——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之后的希腊化时期。

这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让我们算一笔账：如果琐罗亚斯德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活跃（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设），那么从他的赞美诗被创作到被书写成文，中间至少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口传期。而在此之后，文字版本又要经过数百年的口传-书写并行期，直到萨珊王朝才迎来真正的系统整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读到的《阿维斯塔》，既不是琐罗亚斯德本人的原作，也不是某个确定的古代抄本，而是一个经历了无数次转述、转译、转抄的复杂文本层累。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历史意识：我们在与一个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声音链条打交道，而链条的每一环都可能存在信息的增减、变形乃至扭曲。

历史的浩劫：文本的损毁与流散

如果《阿维斯塔》的文本历程是一部电影，那么它的前半段堪称灾难片。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灭亡了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位年轻的马其顿国王做了一件让后来的琐罗亚斯德信徒痛心疾首的事情：他焚毁了波斯波利斯的皇家图书馆，而据古代作家的记载，这座图书馆中收藏有大量《阿维斯塔》的抄本。

这次焚毁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古代文献中的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烧毁了整座图书馆，有的说只是烧毁了一部分，还有的说烧毁的是宫殿而非专门的图书馆。但无论具体细节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对《阿维斯塔》的文本传承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伊朗高原先后经历了塞琉古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等外来政权的统治。在这一时期，原本以古波斯语为载体的《阿维斯塔》，逐渐被阿拉米语和其他地方语言所取代，信徒们对原本文本的掌握也越来越困难。到了帕提亚帝国后期（公元1世纪到3世纪），很多祭司恐怕已经很难完整背诵全书的全部内容了。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哈里发帝国。伊斯兰教虽然对“有经人”（即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萨比教徒）相对宽容，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信仰和部分宗教典籍，但对异教文献的态度就没那么友善了。许多非伊斯兰的宗教文本被销毁或遗弃，琐罗亚斯德教的处境日趋艰难。

在这个背景下，许多《阿维斯塔》的古老抄本要么被阿拉伯人销毁，要么在信徒逃往印度（这些信徒后来被称为帕西人）时被遗弃或无法携带。最终，这部曾经拥有数十万字篇幅的圣典，只剩下大约四分之一的残篇——而即便是这四分之一，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彼此之间存在大量重复和矛盾。

这种损毁和流散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首先，文本的不完整意味着我们今天无法完整了解古代琐罗亚斯德教的全部教义和仪式。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阿维斯塔》中原本应该存在的大量仪式规范和法律条文，现在只剩下只言片语，许多具体的宗教实践因此变得难以考证。其次，分散在不同收藏中的抄本存在版本差异，这给现代学者整理出一个“权威版本”带来了极大困难。最后，文本的流失还造成了知识断层，许多古代注释和解读已经失传，这进一步加剧了理解文本的难度。

读到这些，你或许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如果不是这些历史的浩劫，我们今天或许能够读到一部完整的《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的真面目也会更加清晰。但历史的残酷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关心“如果”，它只记录“事实”。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在残存的文本碎片中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并理解这些文本所承载的人类精神遗产。

萨珊王朝的文本整理：一道最后的防线

在《阿维斯塔》的悲惨命运中，萨珊王朝时期（约公元224年-651年）是一个难得的高光时刻。正是这个伊朗本土的最后一个大帝国王朝，在伊斯兰征服之前对《阿维斯塔》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抢救和整理——尽管这次整理并不完整，且本身就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

萨珊王朝的皇帝们大多推崇琐罗亚斯德教，将其定为国教，并大力资助宗教经典的保存和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被提上日程：将分散在各处的《阿维斯塔》文本收集起来，由专业的祭司团队进行校订、编辑和注疏，最终形成一个标准化、可供抄写的权威版本。

这项工作大约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之间完成。主持整理工作的祭司们被后世称为“诺克尔斯”（Nokers），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很多古老的内容已经失传，祭司们的记忆也存在分歧，如何在这些分歧中做出取舍，本身就是一项高度专业的工作。

最终的成果就是萨珊版本的《阿维斯塔》，也称为“原初《阿维斯塔》”或“完整《阿维斯塔》”。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这个版本的篇幅相当可观——大约相当于今天版本的三十倍。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完整版的《阿维斯塔》应该是一部堪比《圣经》甚至超过它的巨型文献集成。

但这个“完整版”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它在伊斯兰征服后遭到浩劫，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侥幸留存。留存的部分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现存《阿维斯塔》”，它包含以下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耶斯那（Yasna）是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包含了对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赞美诗和日常祭祀仪式文本。其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伽萨（Gāthās），据说是琐罗亚斯德本人创作的诗作，被认为是《阿维斯塔》中最古老、最神圣的部分。

耶什特（Yasht）是另一组重要的文本，它们是对各种神祇（特别是密特拉等天神）的赞美诗。虽然这些文本的成书年代比伽萨晚得多，但它们保存了大量古代伊朗神话和宗教观念，是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体系的重要资料。

维提弗达特（Videvdat）主要包含净化仪式和洁净法规，涉及如何处理死亡污染、如何净化触秽者等实用性的宗教规定。这部分内容对于理解古代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今天看来许多规定已经过时。

维斯佩拉德（Visperad）和科尔特（Khorda）则是一些辅助性的文本，前者主要是耶斯那的扩展版本，后者则是每日祈祷文的汇编。

萨珊王朝的整理工作虽然没能保存完整的《阿维斯塔》，但它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它提供了一个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准确的标准化文本，并催生了一套完整的注疏传统。这些注疏（统称为扎特斯班德或**阿维斯陀注疏）虽然大多已经失传，但它们的内容被部分保存在后来的文献引用中，为学者们重建文本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萨珊版本的《阿维斯塔》并非纯粹的“原貌复原”。整理工作本身就带有时代特色，祭司们在编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比如，伽萨中一些含义模糊的段落，在后来的注释中被赋予了明确的教义解释——这些解释是否忠实于原作，学界至今仍有争议。换句话说，我们在阅读《阿维斯塔》时，不仅要面对口传到书写带来的变形，还要面对不同时代编辑者的主观干预。

杜斯特哈赫选编本：通向古老文本的现代桥梁

如果你是今天一位普通读者，想要阅读《阿维斯塔》，你会面临一个实际问题：从哪里入手？原著是用古波斯语（阿维斯塔语）写成的，一般人无法直接阅读；现存的各种抄本分散在不同国家，彼此之间还存在差异；现代语言的译本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过于学术化，有的则过度意译而失去了原文的韵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斯特哈赫选编本的价值凸显出来。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拗口，但其实很好理解。杜斯特哈赫（Dastur）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尊称，而这里提到的杜斯特哈赫·撒逊（Dastur Saum Dhabhar，1869-1951）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位杰出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和学者。他出生于印度的帕西人社群，后来赴英国深造，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正是这种兼具内部信仰视角和现代学术素养的背景，使他成为整理《阿维斯塔》文本的理想人选。

撒逊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0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当时，英国和印度的学者们正在推动一项宏大的计划：将所有现存的《阿维斯塔》古代抄本进行系统整理和影印出版。这项计划被称为“哥廷根科学院阿维斯塔项目”（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的组成部分），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靠的多抄本对照版本。

撒逊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参与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辑工作，还独立完成了一个更适合普通读者和初级研究者的选编本。这个选编本于1912年首次出版，后来又经过修订和再版，成为英语世界学习《阿维斯塔》的基础文献之一。

杜斯特哈赫选编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选材精当。撒逊并没有试图把所有的《阿维斯塔》文本都塞进一本书里，而是精选了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包括伽萨全文、耶斯那的核心部分、维提弗达特的精选段落，以及一些重要的祈祷文。这种“少而精”的策略让读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到《阿维斯塔》的精华，而不会被浩瀚的篇幅吓退。

其次是学术严谨。撒逊在编辑过程中广泛参考了各种古代抄本，对文本的异文（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做了详细的校注。对于那些含义模糊或有争议的段落，他会列出不同的解读方式，让读者自己判断，而不是武断地只提供一种译文。这种开放的态度体现了现代学术精神，与那种把经典当作不可质疑之权威的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是兼顾可读性。虽然撒逊的工作是学术性的，但他的译文并没有被大量的学术术语和考据性注释淹没。他努力在“忠实于原文”和“流畅可读”之间寻找平衡，让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读者也能大致把握文本的含义。

最后是双语对照。撒逊的选编本采用原文（古波斯语）与国际音标标音并列排版的方式呈现，每个阿维斯塔语词汇后面都附有详细的语法标注和字面翻译，然后再给出意译。这种编排方式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略显繁琐，但对于想要深入学习《阿维斯塔》语言的读者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它让读者能够逐词逐句地理解原文，而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个现成的译文。

当然，杜斯特哈赫选编本也有其局限性。它的选材范围毕竟有限，无法涵盖《阿维斯塔》的全部内容。它的编排方式也带有撒逊本人的主观判断，比如他认为哪些内容更重要、哪些可以略去，这种取舍未必符合所有读者的期待。但总体而言，这部选编本至今仍然是进入《阿维斯塔》世界的一个优秀起点，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都能从中获益。

文本背后的先知：通往下一章的桥梁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回答了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什么是《阿维斯塔》？它从何而来？它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简而言之，《阿维斯塔》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典，是一部混合了宗教赞美诗、祈祷词、法律条文和生活指南的知识手册。它最初以口头传唱的形式在信徒中流传，后来才被书写成文，但在漫长的历史中遭遇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焚毁、帕提亚和萨珊时期的流散、以及伊斯兰征服后的浩劫，最终只留下约四分之一的残篇。萨珊王朝的整理工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而杜斯特哈赫选编本则为我们今天阅读这部古籍提供了便利。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文本本身移开，稍微思考一下“文本与作者”的关系，就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阿维斯塔》背后站着的是谁？

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按照传统的说法，《阿维斯塔》中的核心部分——特别是伽萨——是琐罗亚斯德创作的。琐罗亚斯德被认为是伊朗的先知，他创立或改革了琐罗亚斯德教，奠定了这个宗教的基本教义框架。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那么《阿维斯塔》的真正作者就是琐罗亚斯德，而文本只是这位先知精神的载体。

但问题在于，我们对琐罗亚斯德本人知之甚少。他的生卒年代不确定，他的生平事迹充满传说色彩，甚至连他是否真实存在过，学界都存在不同看法。这位被传统视为《阿维斯塔》灵魂人物的先知，在历史的迷雾中显得面目模糊。

这种“文本背后的人”与“文本本身”之间的距离，恰恰是理解《阿维斯塔》乃至一切宗教经典的关键所在。我们读到的文本是确定的、物质性的，但创造文本的那个人却是模糊的、充满争议的。文本的意义既取决于它自身的内容，也取决于我们对那位作者的想象和理解。

这正是我们下一章要探讨的核心问题：琐罗亚斯德究竟是谁？他的真实生平如何？他与《阿维斯塔》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将逐步深入这部古籍的精神内核，理解它为什么能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持续影响人类的思想和文化。

在那之前，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你身边有哪些东西是“先有口头传唱，后来才写成文字”的？民间歌谣？童谣？谚语？那些口口相传却从未被写下的内容，和那些被写下来的内容，在你的感觉中有什么不同？这种差异是否影响了你对它们的信任或尊重？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下一章，或许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阿维斯塔》这部独特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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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的核心任务是回答“《阿维斯塔》是一本怎样的书”这个问题，并勾勒它的文本形成史和流传脉络。

**关于文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