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的空间革命：从坊市制度到街市时代

引言：城市空间的千年变局

公元960年至1127年的北宋时期，中国城市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空间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延续近千年的坊市制度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街市格局。所谓“坊市制度”，是指唐及唐以前城市中以封闭的“坊”（居住单位）与集中的“市”（商业区）构成城市空间基本单元的管理体制；而“街市时代”则意味着商业活动突破“市”的藩篱，渗透到城市街巷的每一个角落，店铺沿街开设，夜市通宵达旦，城市的物理边界与心理边界同步扩张。

这一空间革命的意义远超城市形态本身。它不仅是商业活动突破行政管控的结果，更是宋代商品经济繁荣、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文化转型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坊市制度的瓦解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型，中国城市化进程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章将系统梳理这场空间革命的来龙去脉，通过文献考证与图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宋代城市空间变革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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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唐代的坊市制度

一、里坊制的历史渊源与基本架构

里坊制（又称坊里制、闾里制）并非唐代独创，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闾里制度。据《周礼·地官·遂人》记载，周代实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居民组织形式，这构成了里坊制的萌芽。战国秦汉时期，闾里制度逐渐成熟，都城中开始出现明确的居住区划。《三辅黄图》引《汉书》记载，长安城中“闾里一百六十”，各闾里设门吏管理，“昏而闭，五更乃启”。这种以封闭居住单元管理城市居民的模式，为此后的坊市制度奠定了基础。

北魏时期，都城平城与洛阳开始系统推行里坊制度，坊的规模更加规范化。隋唐时期，坊市制度达到鼎盛，成为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等大都市空间布局的基本框架。以唐长安城为例，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外郭城划分为110个坊，东西两侧对称排列，形成棋盘式的城市格局。每坊四周筑有坊墙，坊墙开设坊门供居民出入，坊门早晚定时启闭。皇城之南的东西两坊因位于大明宫与皇城之间，又称“别宅”，其管理更为严格。

坊的规模大小不一。据《长安志》记载，唐长安城最大的坊如朱雀门街东第四街的“新昌坊”，面积约为0.78平方公里；而最小的坊如皇城两侧的“左右金吾卫坊”，面积仅约0.03平方公里。坊内设十字街或一字街，将坊划分为若干区块，居民住宅沿街布置，但不得面向坊外临街开门。这种空间布局的核心理念，是将城市居民封闭在可控的空间单元之内，便于行政管理与社会控制。

与里坊制相配套的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唐代实行“邻保制度”，规定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里正负责核查户籍、催督赋役、维护治安。这一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城市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严密控制。

二、市的设置与市场管理制度

与居住功能的“坊”相对应，“市”是专门划定的商业活动区域。唐代城市中，“市”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以长安城为例，设有东市与西市两大商业区，分别位于朱雀门街的东西两侧。

东市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与第四街之间，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南北各六百步”（约今950米×950米），四周筑有市墙，与坊墙相似。市墙开设市门，供商贾出入。市内划分为九个区域，各区域之间由“巷”分隔。据《唐六典》记载，东市内经营的商品包括“三辅之地”所产之物，“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主要商品门类有：

• **丝织品**：以蜀锦、吴绫、越罗等高档丝织品为主
• **奢侈品**：珠宝、玉器、金银器、象牙犀角等
• **日用品**：铁器、木器、陶瓷、布匹等
• **农产品**：粮食、蔬菜、水果、牲畜等
• **文化用品**：书籍、文房四宝、字画等

西市位于朱雀门街西第三街与第四街之间，规模与东市相仿，但商业更为繁盛。据史籍记载，西市因靠近西域商人聚居的醴泉坊，且临近金光门出入要道，故而“四方珍奇，皆所积集，比东市常交易焉”。西市不仅是国内商品的集散地，更是国际贸易的中心，胡商（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波斯邸（波斯商人开设的旅店兼商铺）、新罗馆（朝鲜半岛商人聚居区）等都在西市及其周边地区活动。

市场的营业时间有严格规定。据《唐会要》记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这意味着市场每天只开放半天左右，中午击鼓开市，日落前约一个时辰击钲收市。每日营业时间约为半日，加上夜禁制度的影响，商人实际可营业的时间十分有限。

市场的管理机构设置也相当完备。每市设“市令”一人，“丞”二人，负责市场管理。具体职能包括：①核实度量衡，防止缺斤短两；②评定物价，防止哄抬价格；③维持市场秩序，处理交易纠纷；④收缴市税，征榷酒税；⑤稽查假冒伪劣，打击投机倒把。市的四周还设有“邸店”，供商人存放货物、住宿交易。邸店的开办需经官方批准，并缴纳一定的租金。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市”并非完全排斥其他商业形态。在“市”之外，坊内也存在一些零星的小型商业活动，如茶肆、酒肆等。但这些商业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营业时间必须在坊门开启期间；店铺不得临街开门，只能面向坊内小巷；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多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这种“前店后坊”与“坊市分离”的格局，构成了唐代城市商业的基本形态。

三、宵禁制度与城市生活的时空限制

如果说坊市制度是对城市空间的物理分割，那么宵禁制度则是对城市时间的行政管控。唐代的宵禁制度源于古代的“夜禁”传统，其核心内容是：夜间禁止居民外出活动，违者将受到处罚。

宵禁的具体规定在各朝略有差异，但总体框架保持一致。据《唐律疏议》记载：“诸犯夜者，笞二十。”疏议进一步解释：“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即在暮鼓敲响（闭门鼓）之后至晨鼓敲响（开门鼓）之前，任何人不得在街上行走。若有紧急事务需要夜间出行，须持有官府颁发的“夜行符”或“巡牒”方可通行。公务人员如巡夜的武侯、金吾（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以及急病求医、奔丧等特殊情况可获豁免。

宵禁的执行依托于严密的城门与坊门管理制度。长安城外郭城设有12座城门，各门均有专人把守，按时启闭。城门启闭时间与宵禁时间相配合：夜间城门紧闭，黎明前开启。内城各坊的坊门同样按时报时开闭。据《两京新记》记载，每晚承天门（宫城正门）击鼓后，各城门、坊门依次关闭，街鼓响起，巡逻的金吾士兵开始夜间巡查。晨晓时分，承天门再次击鼓，城门、坊门依次开启，城市生活重新恢复。

宵禁制度对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限制了夜间经济活动的发展。既然夜间禁止外出，店铺自然无法通宵营业，夜市更是无从谈起。其次，它压缩了城市居民的社交空间。夜间是人们走亲访友、社交娱乐的重要时段，宵禁制度使这一切成为不可能。再次，它强化了城市空间的等级秩序。宫城、皇城位于城市中轴线上，是权力中心；坊市围绕权力中心分布，体现着严格的等级结构。

然而，宵禁制度并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官员、贵族、寺院僧侣等特殊群体享有不同程度的豁免权。贵族府邸往往设有独立的坊门，夜间仍可自由出入；寺院因宗教活动需要，有时也被允许夜间举办法会；青楼酒肆虽属违法，却因利益驱动而暗中经营。这些“例外”构成了宵禁制度的裂缝，也为日后制度的松弛埋下了伏笔。

四、坊市制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局限

坊市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的核心制度，承载着多重社会功能。从政治层面看，它服务于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通过将居民封闭在可控制的坊内，配合户籍管理与连坐制度，政府能够有效地监控人口流动、征收赋税徭役、维护社会秩序。从经济层面看，坊市制度为政府垄断商业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市场设于特定区域，便于征收市税、监管交易、打击私商。从社会层面看，坊市制度强化了等级秩序与职业分化。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人群分处不同坊市，减少了社会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然而，坊市制度的内在矛盾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积累。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时空限制。随州唐代中后期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化，商品流通规模扩大，交易频率提高，定期开市、半日营业的制度越来越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商人阶层不断寻求突破管制的途径，邸店、柜坊（类似钱庄的金融机构）等新型商业形态的出现，正是对既有制度的回应。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与城市扩张使管理成本急剧上升。随着长安、洛阳等大城市人口突破百万，维持坊市制度的行政开支日益庞大，制度的执行效力也随之下降。

更重要的是，坊市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官本位”的城市管理理念，即城市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与行政管理的对象，而非经济发展的载体。这种理念与商品经济的内在逻辑存在根本冲突。当商品经济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制度的变革便不可避免。历史的发展表明，唐代后期已经开始出现坊市松动的迹象：部分坊内出现临街店铺，夜间违规营业的情况时有发生，市场边界逐渐模糊。这些变化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变革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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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宋代街市时代的来临

一、北宋中期：坊市制度的松动与瓦解

宋代城市空间革命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公元1023-1085年）。这一时期，延续数百年的坊市制度开始出现系统性的松动，并为随后更彻底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户籍管理的松弛是制度瓦解的先声。唐代严格的“坊郭户”制度（将城市户籍与乡村户籍分开管理）在宋代继续沿用，但执行力度明显减弱。坊郭户不再被严格限制于特定坊内居住，人口流动的管制逐步放宽。仁宗时期，开封城的居民已可在城内自由迁徙，坊的边界逐渐失去原有的行政意义。

商业空间的突破是最直观的变化。传统上，店铺只能开设于东市、西市等特定商业区内。但在仁宗朝以后，开封城中出现了大量“临街市买”的现象，即店铺直接面向大街开设，不再局限于市场之内。《宋会要辑稿》记载，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开封府曾下令禁止临街设立邸店，但实际收效甚微。这说明商业力量已经在突破制度藩篱，政府的禁令更多是象征性的姿态。

夜市的出现是另一重要标志。宵禁制度的松弛与夜市的兴起几乎同步发生。仁宗时期，开封城内已出现通宵营业的酒楼茶肆。《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夜市的繁荣景象：“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夜市不仅存在于商业区附近，连皇宫附近的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也热闹非凡。这种昼夜连轴转的商业形态，完全颠覆了唐代“日入前七刻”收市的传统。

坊墙的倒塌是空间革命的物理表现。随着商业活动向街巷蔓延，坊墙逐渐失去其存在价值。一些商人为了招揽生意，主动拆除面向大街的坊墙，开设店铺门窗。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开封城内许多坊的坊墙已经残破不堪，坊门形同虚设。哲宗、徽宗以后，朝廷索性放弃了大规模修复坊墙的计划，任其自然损毁。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式的、局部的突破逐渐汇聚成全局性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松弛并不等于制度消亡。宋代官方始终维持着坊市制度的名义框架，文献中仍称“坊”“市”，甚至偶有恢复性立法的尝试。然而，实际的城市空间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名实不符成为宋代城市制度的常态。

二、南宋临安：街市时代的全面展开

如果说北宋开封代表了坊市制度松动与街市萌芽，那么南宋临安（杭州）则展示了街市时代的成熟形态。1127年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临安城的城市规划与空间格局，与开封有显著不同，却更充分地体现了街市时代的特征。

临安城的街市化进程有两个重要背景。其一是作为“行在”（临时首都），临安的城市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是在原有州城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缺乏长安、洛阳那样棋盘式布局的制度传统。其二是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城市人口在短期内急剧膨胀。据研究者估计，南宋中期临安府城内外居民总数超过百万，峰值时可能达到150万人。人口压力迫使城市空间向纵深发展，街巷成为容纳新增人口与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

临安城的商业布局突破了传统的“市”制。全城不再设固定的东市、西市，而是形成了若干商业中心分散布局的格局。主要商业区包括：

• **御街（今中山路）**：纵贯南北，全长约十里，是临安城的中轴线。御街两侧商铺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梦粱录》），从皇宫北边的和宁门一直延伸到城北的朝天门。御街不仅是商业街，也是政治活动的中心，“日市”之外还有“夜市”，节庆时日，“殿门直达众安桥，灯烛晃耀，香烟满道”。
• **井亭桥、官巷口一带**：是珠宝、绸缎、金银器等高档商品的专业市场，“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仅以帷幕遮蔽”（《梦粱录》）。这里的交易以批发为主，面向全城乃至全国的商贾。
• **清河坊、融和坊**：是综合性商业娱乐区，酒楼、茶肆、歌馆、瓦子（综合娱乐场所）鳞次栉比，夜生活丰富多彩。
• **望江门、艮山门**：是城郊的商业带，面向农村市场，以农产品交易和手工业为主。

夜市的常态化是临安街市化的另一特征。与北宋开封相似，临安夜市分为“夜市”和“晓市”两个时段。夜市从傍晚开始，至三更前后达到高潮，五更时分渐散；晓市（又称“鬼市”“早市”）则在四更左右开始，天明即散。《梦粱录》记载：“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街巷的景观也呈现出与唐代截然不同的面貌。唐代坊内街道狭窄、两侧封闭，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市场之内；宋代街巷则宽敞热闹，店铺向街面延伸，形成“市”与“街”的融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郊景象（虽然创作于北宋末年，但反映的正是街市时代的典型场景），生动展示了这一空间特征：沿河街道两侧酒楼茶肆林立，幌子招牌招摇过市，行人摩肩接踵，一派繁华景象。

三、空间革命的多元证据

理解宋代街市时代的全貌，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类型的证据。文献史料、图像资料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构成了立体化的历史图景。

《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开封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文献。作者孟元老在南渡后追忆徽宗年间（1100-1126年）的都城繁华，全书十卷，涉及城市空间布局、商业贸易、节庆民俗、茶楼酒肆等方方面面。关于商业空间的突破，《东京梦华录》多有记载：

>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当街顶头，其间小巷，癫痫支脉，不可胜记。”

这里提到的“土市子”“竹竿市”等地名，表明开封城内已出现众多分散的商业区，远超传统的东西两“市”。又如：

> “夜市酒楼，茶馆歌楼，直下尽是朱帘，不论贫富，皆玩赏游嬉。”

> “夜市鬻卖羹糟虾之属，通晓不绝。”

这些记载表明，夜市已经成为开封城市生活的常态，夜间的餐饮、娱乐、消费活动十分活跃。

《清明上河图》是研究宋代城市空间最直观的图像资料。这幅创作于12世纪初的长卷画作，以汴河沿岸的商业区为视角，描绘了从城郊到城门的城市景观。图中可见：

• 沿河街道两侧商铺密集，招牌幌子繁多，包括酒楼（“孙羊正店”）、茶馆（“十千脚店”）、药店、算命摊等各类商业形态
• 街道上人流熙攘，商贩众多，与唐代坊市制度的空旷寂寥形成鲜明对比
• 交通繁忙，河运与陆运交织，反映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程度
• 房屋建筑密集，缺乏唐代坊墙的规整格局，体现出自发发展的城市肌理

需要指出的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开封城郊而非繁华的市中心，但正因为如此，它更真实地反映了城市向外扩张、商业向街巷渗透的过程。画中出现的“城门”尚未进入城区，而城门内外商业繁荣的景象，正是街市时代城市扩展的缩影。

考古发现为理解坊市制度的实际运作提供了物质证据。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唐长安城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揭示了坊墙、坊门、市墙的布局细节。发掘表明，唐长安城的坊墙厚度约2.5米，由夯土筑成，坊门宽约3-4米，与城墙形制相似。市墙同样为夯土结构，厚度约1.5米。相比之下，宋代城市的考古发掘则显示出坊墙普遍缺失或残破的迹象，开封、临安的宋代地层中很少发现完整的坊墙遗迹，这与文献记载的“坊墙倒塌”相吻合。

笔记小说与诗词也提供了大量关于街市生活的生动描写。李清照的《如梦令》写道：“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词中提到的“溪亭”是开封城内的酒楼，“误入藕花深处”说明当时的酒楼可能已经向水景开放，与唐代封闭式的邸店大不相同。柳永的《望海潮》描绘杭州的繁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诗句中的“市列”已非传统的集中市场，而是弥漫于全城的商业氛围。

四、空间革命的深层原因

宋代街市时代的来临，并非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深层原因，有助于把握中国城市史演变的内在逻辑。

人口增长与密度压力是空间变革的基础性动力。唐代长安城人口约在50-100万之间，宋代开封人口则可能达到100-150万，杭州在鼎盛期甚至超过这一数字。人口规模的扩大带来居住密度的提升，原有的坊里格局无法容纳新增人口，城市被迫向垂直（高层建筑）和水平（向外扩张）两个方向发展。《宋史·地理志》载，开封“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巷广陌，大小相通行”。人口压力使得严格的空间分隔难以为继，商业活动自然向居住区渗透。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剩余产品的增加，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货币经济（尤其是纸币的出现）降低了交易成本。在这一背景下，商业活动突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模式，向着常态化、长时段的经营方式转变。商人阶层的崛起与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使他们有能力和意愿突破制度的限制。

政府管控能力的相对下降为变革提供了制度空间。坊市制度的维持需要强大的行政资源投入，包括坊门管理、宵禁巡逻、市场监管等。宋代虽然经济繁荣，但面对人口膨胀、城市扩张的局面，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相对有限。尤其是南宋临安，作为仓促定都的“行在”，城市管理更为松散。官方无力（也无意）全面恢复坊市制度的严格管控，客观上为街市化进程创造了宽松的制度环境。

技术进步在空间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筑技术的进步使沿街建筑更加密集和多样化；造船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河运的繁荣，《清明上河图》中繁忙的汴河航运正是明证；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商业信息（广告、行情）能够更广泛地传播；造纸技术的改进使店招牌幌更加精美醒目。这些技术进步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商业化。

文化观念的演变同样不可忽视。唐代的城市观念强调礼制秩序，坊市格局体现了《周礼》都城规划的理想；宋代的城市观念则更加务实和开放，商业精神渗入文化肌理。这种观念转变在士大夫的书写中有所体现：唐代诗人多写长安的壮丽恢弘，宋代文人则更关注市井生活的细节与情趣。《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笔记的出现，本身就是街市时代城市文化繁荣的产物。

五、空间革命的历史影响

宋代街市时代的来临，对中国城市史、经济史、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变革的影响延续至明清，甚至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城市的基本格局。

对城市形态的影响：街市化打破了唐长安式的棋盘格局，城市肌理由规整向自发演变。街巷成为城市的骨架，商业街、专业市场、居民区相互交织，形成有机生长的城市形态。这种形态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许多历史城市（如苏州、成都）的街巷格局都可以追溯到宋代。

对商业形态的影响：街市化促进了商业的专业化与细分化。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