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变：宋代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其发展演变往往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宋代（960-1279年）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时期，其城市发展呈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面貌。彼时的城市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居所与军事防御的据点，而是逐渐演变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社会交往的场所以及文化创造的熔炉。这一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宋代社会的面貌，更为后世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要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几个核心概念，建立适当的分析框架，并追溯其历史演变的轨迹。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一）坊市制度：封闭空间中的商品交换

坊市制度（Fang-market System）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规划与商品交换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核心特征在于将城市空间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域：一是“坊”（Fang），即居住区，居民按照一定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属性分坊而居，坊四周设有围墙坊门，定时启闭；二是“市”（Market），即官方设定的商业交易区，同样以围墙环绕，设置市门，实行定时开市与闭市的制度。

坊市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市”与“肆”制度，经过汉代的发展完善，至唐代达到其制度的成熟阶段。在唐代长安城中，坊市制度的运作极为典型。全城被整齐划一地划分为一百零八坊，各坊设有坊门，晨钟暮鼓之间启闭有时；东市与西市两大市场分设于皇城两侧，各占两坊之地。市场内部又按商品种类划分为若干“肆”，同类商品集中于同一区域销售。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一项统计显示，东市内共有二百二十个行业，四千余家店铺，可见其规模之大。

坊市制度的运作依赖国家权力的严格管控。首先，市场的设立须经官方批准，非经许可不得随意开设商业场所；其次，市场交易时间受到严格限制，通常仅限于日中至日落前的一段时间；再次，市场价格的部分商品实行官定价格制度，由政府规定最高售价；此外，商人的经营活动亦受到诸多限制，如不得在市场之外设肆贩卖等。这一制度设计反映了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将商业活动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防止商业力量过度膨胀而威胁农业生产与政治秩序。

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审视，坊市制度体现了一种“功能分区”（Functional Zoning）的规划理念。居住区与商业区的明确划分，街道的笔直规整，坊墙与市墙的设置，共同构成了一个秩序井然、边界分明的城市空间结构。这种结构便于政府进行人口管理与治安维护，但也限制了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自由与空间利用效率。

（二）城市革命：城市功能的结构性转型

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这一概念在西方城市研究中有其特定内涵，最早由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于1938年提出，用以描述人类从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过程中城市出现所伴随的深刻变革。在柴尔德的框架中，城市革命意味着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剩余产品的集中分配、巨型建筑的兴建以及书写与文字系统的发明等一揽子变化。

本书所讨论的“宋代城市革命”，并非简单地套用柴尔德的原始概念，而是借用这一术语来描述宋代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城市经济功能的凸显。 宋代以前，城市虽然也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但经济功能并非其首要属性。无论是汉代的长安、洛阳，还是唐代的长安，其城市性质的定位首先是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商业活动虽已存在，却处于从属地位。宋代以降，城市的经济发展功能显著增强，许多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经济活动成为城市存在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第二，城市空间形态的突破。 唐代坊市制度下的城市空间呈现整齐划一的格局，城市边界与内部结构相对固化。宋代街市制的确立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空间格局，商业活动突破市墙的限制，向城市街巷蔓延，形成沿街设店的新的城市景观。城市边界也更具弹性，许多城市在原有城墙之外发展出新的商业街区。

第三，城市人口结构的多元化。 宋代城市人口不再仅仅是官僚、士兵与工匠的简单组合，而是吸纳了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服务业从业者以及游食群体。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趋于复杂，社会流动也更加频繁。

第四，城市社会生活的公共化。 宋代城市出现了茶馆、酒楼、瓦舍勾栏等公共娱乐场所，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日益丰富，城市作为社会交往空间的属性得到强化。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革命”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非严格的学术定义。它强调的是宋代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质变性特征，意在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从传统形态向近世形态转型的历史意义。

（三）相关术语的学术辨析

为避免概念混淆，有必要对本书中使用的一些相关术语进行简要辨析。

街市制（Street-market System）是相对于坊市制的概念，指商业活动突破传统市场的空间限制，沿城市街道自由分布的制度与形态。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商业空间布局的变化，而非一种新的官方制度的建立。宋代并不存在类似于唐代坊市制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街市制的形成更多是一个自发的、去中心化的过程。

城市化（Urbanization）在本书中指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数量增加与城市规模扩大的历史进程。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效应，与现代城市化概念在基本含义上是相通的，尽管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时代差异。

市镇（Market Towns）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型聚落形态，其规模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聚落之间，具有明显的商业功能。市镇的兴起是宋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书后续章节重点讨论的内容之一。

---

二、从坊市到街市：唐宋城市制度的转型

（一）唐代坊市制的运作机制与历史逻辑

唐代坊市制的确立与运作，是理解宋代城市变革的重要参照系。要深入理解这一制度，我们需要从空间布局、管理体制与社会功能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在空间布局方面，唐代城市遵循着严格的棋盘式格局。以长安城为例，这座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东西宽约九千七百米，南北长约八千四百米，总面积约达八十二平方公里。城市由横竖相交的街道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每个坊的四周筑有坊墙，设有坊门。皇城之东设有东市，之西设有西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墙环绕四周，内设市门，东市有二门，西市有四门，供商贾出入。这种整齐划一的空间格局，既体现了儒家“秩序”观念对城市建设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严格控制。

在管理体制方面，坊市制依托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进行运作。长安东、西两市各设“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负责市场的日常管理。市令的职责包括：平准物价、维持市场秩序、征收商税、处理交易纠纷等。每日午时击鼓三百下开市，日暮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收市，这种严格的时间管理确保了商业活动的可控性。对于违规交易者，如在市场之外进行买卖活动，或使用不合规格的度量衡器，官府有权予以处罚。

坊市制的社会功能是多重的。从积极方面看，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市场价格的部分管制也有助于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消极方面看，严格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压抑了商业活动的自由发展，阻碍了城市经济的活力释放。坊墙与市墙的存在也人为地割裂了城市空间，限制了城市内部的交往与流动。

理解坊市制的历史逻辑，需要将其置于传统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宏观框架中加以审视。自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农业被视为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视为末业，受到政策的抑制与歧视。坊市制的存在，正是这种国策在城市建设与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通过将商业活动限定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统治者试图将商业力量纳入可控的轨道，防止其过度发展而威胁农业生产与政治秩序。

（二）宋代街市制的兴起与扩散

宋代建立之初，沿用了唐代的坊市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这一制度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商业活动开始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街市制应运而生。

街市制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制度变革。北宋初期，坊市制度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但已出现松动迹象。《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真宗咸平年间，“东京街巷，未有广并百步者，今则至千步矣”。这表明城市街道在不断拓宽，而街道的拓宽为商业活动沿街分布提供了空间条件。

仁宗朝（1023-1063年）以后，坊市制度的瓦解趋于明显。标志性的变化包括：坊墙逐渐被拆除或自然坍圮，坊门不再按时启闭；市场不再局限于东市、西市的固定范围，而是沿主要街道向坊内渗透；交易时间也不再严格遵守旧的作息制度，夜市开始出现；官府对商业活动的管控趋于松弛，对沿街开店的行为采取默许乃至认可的态度。

神宗朝（1068-1085年）期间，名臣苏轼在一份奏疏中描述了都城开封商业繁荣的景象：“近都之人，列肆而贾，夹道之居民，咸得列肆而货卖”。这说明当时开封的街道两侧已遍布商铺，商业活动突破了原有的市墙限制。北宋末年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以图像的方式生动记录了汴京城外沿河商业街的繁华景象：街道两旁酒楼茶肆林立，行人熙熙攘攘，船只往来频繁，一派生机勃勃的商业景观。

南宋时期，街市制在临安（杭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临安作为南宋都城，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城市布局与开封不同，并非严格遵循坊市制的规整格局，而是因地制宜，形成了功能分区的雏形。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桥门及隐蔽去处，俱是铺席百货”。周密《武林旧事》则列举了临安城的各种商业形态：官营的“塌房”、“公栈”，私营的“商铺”、“作坊”，以及星罗棋布的茶馆、酒店、瓦子等。临安城的商业空间分布已相当均匀，“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侧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各种专业市场如药市、花市、灯市等也已形成。

街市制的兴起不仅限于都城，在地方城市中也普遍出现。以益州（成都）为例，唐代设有东市、南市、西市、北市四座市场，宋代则形成了以“州桥”、“市桥”为中心，沿主要街道分布的商业网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描述了开封城的商业布局：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以及各条街道上的店铺林立，已完全看不到唐代坊市制的痕迹。

（三）转型的动因与历史意义

从坊市制到街市制的转变，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最终推动了城市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经济发展是转型的根本动力。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基础。茶叶、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的生产与贸易空前活跃，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对交易空间的拓展提出了迫切需求，传统的坊市格局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人口增长是转型的重要推手。 宋代城市人口显著增长，这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城市扩张的动力。以开封为例，北宋鼎盛时期人口超过百万，加上周边郊区，总人口可能达到一百五十万左右。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巨大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必然推动商业活动的扩张。原有市场空间不堪重负，商业活动向坊内渗透、向街巷延伸便成为必然趋势。

政策调整是转型的制度条件。 宋代政府对商业的政策态度相对开明，较之唐代有所松动。官方对街巷中自发形成的商业网点采取默认甚至支持的态度，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取缔。仁宗朝以后，官府甚至开始承认沿街店铺的合法性，颁发营业许可。这一政策调整为街市制的形成提供了制度空间。

技术进步为转型提供了物质条件。 宋代在建筑技术、造纸印刷、造船航海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商业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降低了交易成本，刺激了商业活动的活跃程度。

从历史意义来看，从坊市制到街市制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转变解放了被压抑的商业活力，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它打破了城市空间的封闭格局，促进了城市内部的交往与流动；它催生了新的城市社会阶层——城市商人阶层，为宋代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力量。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转变预示了后来明清时期市镇经济的繁荣，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

三、宋代城市发展的多重维度

（一）城市数量与规模的历史性增长

宋代城市的数量与规模较前代有显著增长，这一变化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表征。

在城市数量方面，据学者统计，北宋时期拥有府、州、军、监等行政建制的城市约有三百余个，加上县城，总数超过一千五百个。这一数字虽然与唐代相差不大，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功能却有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宋代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它们并非传统的行政中心，而是因商业活动而兴起的市镇。以建康（南京）为例，这座长江沿岸的城市在南唐时期已是繁华的工商业中心，宋代继续保持繁荣，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

在城市规模方面，宋代出现了一批人口超过百万的超大城市，开封与临安即为典型代表。据学者估算，北宋开封的人口峰值约为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南宋临安的人口规模与之相当或略有过之。这些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开封内城为例，其面积约六平方公里，若按一百万人口计算，则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十六万人左右，这一密度在传统中国城市中是罕见的。

除都城外，一批区域中心城市也达到了相当规模。成都、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的人口均超过十万，其中部分城市可能达到数十万的规模。这些城市作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聚了大量的人口与资源，展现出宋代城市的繁荣景象。

宋代城市的发展还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从总体分布来看，北方城市在北宋时期占据优势，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城市密集、人口众多；南方城市则在南宋时期获得快速发展，临安作为都城，带动了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长江中上游的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与泉州等地，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群落。

（二）城市功能的经济化转型

宋代城市功能的显著变化之一是经济功能的凸显。在这一时期，城市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据点与军事防御的堡垒，而是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首先，市场体系的层级化与网络化是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宋代形成了由不同层级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最高层级是以都城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如开封的相国寺市场、临安的官巷市场，商品种类繁多，汇聚全国各地的特产；中间层级是区域性市场，如成都的府城市场、广州的西城市场，服务于区域内的商品流通；基层层级是市镇市场，星罗棋布于城乡各地，承担着农产品收购与日用品分销的功能。这三个层级的市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构成了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

其次，专业市场的形成是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宋代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按商品种类划分的专业市场或街区。以开封为例，《东京梦华录》记载有：马行街的医药市场，寺桥附近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以及相国寺内的万姓交易等。临安城的专业市场更加发达，宋嫂鱼羹、王宣剑铺、张家圆子铺等店铺已形成品牌效应。这些专业市场的出现，反映了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专业化程度在提高。

再次，城市工业的发展也是经济功能转型的体现。宋代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作坊，涉及纺织、造纸、印刷、制茶、酿酒、陶瓷、金银器制造等行业。以印刷业为例，北宋开封与南宋临安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官营的国子监与私人的书坊并存，生产大量书籍供应市场需求。陶瓷业方面，景德镇在北宋时期已成为著名的瓷都，所产青白瓷行销海内外。这些手工业的发展，使城市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成为商品生产的基地。

（三）城市空间的形态演变

宋代城市空间的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街市制的形成密切相关。

在空间结构上，宋代城市逐渐形成了功能分区的格局。传统坊市制下的棋盘式格局被打破，代之以更加灵活的空间布局。大中城市的内部空间开始呈现出功能分化的趋势：商业区沿主要街道或河流分布，手工业区相对集中于城市边缘或特定区域，居住区则散布于商业区与工业区之间。这种功能分区并非官方的城市规划，而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

以临安为例，这座城市形成了若干功能各异的区域：御街两侧是繁华的商业区，各类店铺鳞次栉比；城北的湖州市、崇新门外的米市是粮食批发中心；官巷附近是金银交引铺的集中地；城南的凤山水门则是木材、薪炭的集散地。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反映了市场机制对城市空间配置的有效调节。

城市边界的弹性化是空间演变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许多城市在原有城墙之外发展出新的商业街区，形成所谓“关厢”或“附廓”地带。这些新发展区域的商业活动往往十分活跃，有时甚至超过城内的繁华程度。以开封为例，城南的蔡河两岸、城东的汴河沿岸都形成了绵延的商业带，人口与建筑密度不亚于城内。

城市空间的公共化也是值得注意的趋势。宋代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共活动空间，如茶馆、酒楼、瓦舍勾栏等。这些场所既是商业经营的空间，也是社会交往的场域，承载着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需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虹桥附近，就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公共活动空间：桥上有小贩摆摊，桥下有船只往来，岸边有酒楼茶肆，各色人等汇聚于此。

---

四、城市化进程的多元驱动力

（一）政治统一与行政体系重构

宋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首先得益于政治统一所提供的稳定环境与制度基础。

宋太祖赵匡胤于960年建立宋朝后，经过近二十年的统一战争，逐步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恢复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尽管与辽、金、西夏等政权的对峙始终存在，宋代在大部分时间内维持着内部的和平与稳定。这种政治统一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

行政体系的重构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宋代在地方实行路、府（州、军、监）、县三级行政体制，其中路的设置打破了传统的山川形便格局，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等并列的机构进行分权管理。这种“犬牙相制”的行政区划设计，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但也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城市间的互动联系。

城市行政管理的制度安排也有所调整。宋代在城市中设置“厢”这一层级，以管理城市居民。以开封为例，全城分为八厢，每厢设厢吏若干人，负责户籍管理、治安维护等事务。这种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既是城市人口增长的现实需要，也反映了政府对城市社会管控能力的增强。

此外，宋代实行的科举制度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科举考试以都城与州城为中心展开，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聚集于城市。落第士人在城市中从事教书、著述、医疗等服务性职业，成为城市社会中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科举及第者则往往在城市中购置产业、定居生活，形成了城市中独特的“士绅”阶层。

（二）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推动宋代城市化的根本因素。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特征。

农业生产的进步为城市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宋代农业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为：稻麦复种制的推广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农具的改进如曲辕犁的普及提高了劳动效率；水利工程的兴修改善了灌溉条件；占城稻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增加了粮食产量。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也为城市人口的集聚提供了粮食保障。

手工业的发展呈现专业化与区域化的趋势。宋代的手工业门类众多，包括纺织、造纸、印刷、陶瓷、制茶、酿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