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诞生之际

经济学诞生之际

当我们在今天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最先看到的往往是供需曲线、价格机制和理性人假设。这套分析工具精密而优雅，但它们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知识演化史。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从混沌的知识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为什么诞生之初就存在如此深刻的内部裂痕，以至于后来的思想家不得不起而批判？这些问题看似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实则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经济活动的本质，以及经济学究竟应该为谁服务。

理解西斯蒙第的批判，不能不从这段思想史讲起。他所面对的经济学遗产，构成了我们理解他独特贡献的坐标系。

混沌中的秩序曙光：经济学诞生前的思想土壤

现代经济学是一门有着清晰边界的社会科学，有自己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但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探讨财富、贸易与国家治理的思想散布在哲学、神学、法学甚至道德哲学的论述之中，远未形成独立的学科。

那时候，一位关心贸易政策的法国官员可能同时研读布阿吉尔贝尔抨击重商主义的文章、柯尔贝尔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敕令、圣皮埃尔神父关于永久和平的乌托邦设想，以及洛克的《政府论》——其中关于财产的论述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但洛克本人从未使用这个词。这些文本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有的旨在为国家财政出谋划策，有的意在论证自然权利，有的则试图描绘理想社会。它们被后世冠以“经济思想”之名，但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科框架来容纳它们。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个名称本身的出现就值得注意。它最早由法国重商主义者安托万·德·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正式使用。这个名称意味着它关注的不仅是经济事务，更是经济事务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个术语被断断续续地使用，但含义飘忽不定：魁奈用它指称关于“自然秩序”的科学，亚当·斯密用它来命名自己那本改变世界的著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经济学”（Economics）一词出现并逐渐取代它成为学科名称。

这段混沌期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门学科诞生的必要条件：当社会现实提出足够强烈的新问题，而现有知识体系无法给出满意答案时，独立的学科就会应运而生。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商业资本的扩张、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践，共同构成了政治经济学诞生的历史土壤。

重商主义：第一个经济政策体系的兴衰

要理解经济学的诞生，必须先理解重商主义。这不仅因为它是欧洲近代第一个系统化的经济政策体系，更因为后来几乎所有经济学思想都可以被理解为对它的回应——无论是认同、修正还是批判。

重商主义的理论内核并不复杂。其核心主张可以归结为两点：财富等同于贵金属（黄金和白银），而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国际贸易中的顺差。

这套理论与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密切相关。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将欧洲商人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市场。美洲白银流入、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商人在加勒比海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活动、荷兰商人的海上霸权——这些历史经验塑造了重商主义者的认知框架。他们观察到，在国际贸易中真正赚到钱的是那些出口多于进口、从而净赚贵金属的国家。基于这一观察，他们推导出一个政策结论：国家应该积极干预经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限制进口，以积累尽可能多的贵金属。

具体政策手段包括：出口补贴、关税保护、垄断特许、航海条例。英国的《航海法案》（1660年）是典型例证，规定凡是从亚洲、非洲、美洲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或生产国的船只。这一政策直接针对当时海上贸易的霸主荷兰，旨在将贸易利益留在英国。重商主义时代著名的商业条例还包括：禁止本国稀缺资源出口、对进口制成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奢侈品消费的道德谴责——在许多新教国家，炫耀性消费被视为道德败坏的标志，折射出清教伦理与商业利益的复杂交织。

重商主义的实践者们在今天会被称为“国家干预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统一的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一群务实派：英国的都铎王朝君主们为了支付对法战争的军费而发放垄断特许，法国的柯尔贝尔为路易十四的宫廷挥霍筹措资金，俄国彼得大帝为建设海军强迫商人组织起来。这些政策制定者可能从未读过任何系统的经济理论著作，但他们共同遵循的逻辑是：国家力量应当主动塑造经济活动，使之服务于积累贵金属的目标。

重商主义的理论缺陷是后来者批判的重点。首先，它将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货币是交换媒介，本身不是生产的终点。重商主义者没有理解，当一个国家积累了大量贵金属后，如果这些货币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能力，财富并不会增加——这正是十八世纪西班牙的教训。西班牙从美洲运回大量白银，但因为国内制造业不发达，这些白银最终流向英国和荷兰，换回了工业品。其次，它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这个假设忽视了贸易可能带来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处于劣势，它仍然可以通过专门生产相对劣势最小的商品而从贸易中获益。

尽管如此，重商主义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它是第一个将经济问题系统化、并且提出明确政策建议的思想流派。通过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可以被管理、被优化的对象，它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准备了概念框架。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的系统批判，恰恰证明重商主义已经成为任何严肃经济讨论都无法回避的对象。

重农主义：土地、自然秩序与“纯产品”

重商主义兴盛的同时，一股来自法国的批判力量正在积蓄。重农学派（Physiocrats）是一群以魁奈为核心的思想家，在十八世纪中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派。他们的人数不多，影响的时间也不长，但对经济学思想史的贡献却是实质性的。

重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纯产品”（produit net）概念。在魁奈看来，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纯产品”，因为农业生产的产出大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投入品。制造业只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将农业提供的原料转化为成品，但并没有创造新的物质产品——它只是在形态上改变了物质。商业活动更不用说，它只是物品的交换，不创造任何新的物质。魁奈因此得出结论：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性活动，只有土地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这个理论听起来相当粗糙，但它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洞见：经济活动中存在“剩余”的概念。如果将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投入（种子、肥料、工具折旧等）从产出中扣除，剩下的才是净产品。重农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将这个分析限定在农业领域——实际上，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样会产生净产品。但他们最早系统地提出了这个概念，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魁奈在1758年发表的《经济表》是重农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张表试图描绘一个简化的国民经济循环：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贵族、教会、官僚）、生产阶级（农场主）和不生产阶级（工匠、商人等）。魁奈用这张表展示：农产品从农业部门流向其他部门，制成品从工业部门流向其他部门，货币在各阶级之间流转，最终形成国民收入的循环。他的分析虽然粗糙，但已经触及了后来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国民收入是如何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的？各阶级的收入如何转化为支出？

另一个重农主义的贡献是“自然秩序”概念。魁奈认为经济活动应该遵循“自然法则”，国家的干预应该最小化。这个概念被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广泛继承，虽然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内涵与斯密的并不完全相同。在魁奈那里，自然秩序首先指农业的周期性——春种秋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在斯密那里，自然秩序指向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指向个人追求私利时无意间促进的社会福利。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是农业社会的自然秩序，斯密的自然秩序是商业社会的自然秩序。

重农主义的局限性同样明显。除了将工业活动排斥在生产性活动之外，他们的政策建议也过于激进。魁奈主张征收单一的“地租税”——只对土地净产品征税，其他税收都应该废除。这个建议在实践中完全不可行，因为国家的财政需求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单一税种的基础上得到满足。此外，重农主义对商业活动的蔑视也反映了他们作为农业社会的思想代言人的身份局限。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政治经济学的独立宣言

1776年是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

斯密面对的思想遗产是复杂的。他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观和政策，但它也继承了重商主义将经济视为一个可以被科学分析的“系统”的视角。他欣赏重农主义对自然秩序的强调，但他不同意将农业特殊化。他借鉴了休谟的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便利交换的工具而非财富本身。这些思想资源在他手中被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系，成为后来两百多年经济学的基石。

《国富论》的核心贡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层是关于财富本质的重新定义。斯密拒绝了重商主义的贵金属财富观，也拒绝了重农主义的土地财富观。他明确提出：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劳动。“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提供给他们的全部生活资料……的原始资源。”这个定义看似简单，实则革命。它将分析的焦点从流通领域（商业、贸易、货币）转向生产领域（劳动、分工、资本积累）。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土地生长出来的，而是劳动创造的。这个定义也为后来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李嘉图、马克思都从这个起点出发。

第二层是关于分工与市场的论述。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以别针制造业为例说明分工的巨大力量：一个工人如果独立操作，可能一天生产不了一枚别针；但通过分工，一个十人小组每天可以生产四万八千枚别针。分工为什么能够提高效率？斯密给出了三个原因：工人专注于单一操作可以提高熟练度；省去了从一项工作转换到另一项工作的时间损失；机器的发明使工作简化并替代人力。

更重要的是，斯密指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交换导致分工”——正是因为人们需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专业化生产才有必要。交换能力决定了分工程度。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任何专业化，因为他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消费的。这个洞察将分工与市场联系起来，成为后来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

第三层是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斯密写道：

>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公共利益。他宁愿支持国内生产者而不是外国生产者，只想着他自己的安全；他通过这种方式引导生产，使产品具有最大可能的价值，实际上，他追求的只是个人利益，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社会利益。”

这段话是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段落之一，也是被误解最多的段落。“看不见的手”被理解为对市场机制的最高礼赞，理解为“私利自动等于公益”的论断。但仔细阅读原文就会发现，斯密的表述是审慎的。“通常”意味着例外情况存在；“他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公共利益”意味着这并非有意的设计；“被引导”意味着存在某种非人格的力量，而非个人理性的算计。

《国富论》当然存在局限。在分析市场失灵方面，斯密的贡献有限。他没有系统讨论外部性问题——当工厂排放污染时，受害者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补偿，这个成本由社会承担。重农主义已经隐约触及这个问题（他们反对制造业，因为它不产生净产品），但斯密没有深入分析。他也没有充分讨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国防、法治这类惠及所有人的服务，市场无法有效提供。

更重要的是，《国富论》几乎没有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斯密关注的是国民财富的总量增长，而非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他的“看不见的手”论证预设了市场会自动调节供求关系，使资源配置达到均衡。但这个均衡状态中，谁得到多少，谁受损多少，不在他的分析框架之内。这个遗漏在十九世纪引起了广泛的批判，西斯蒙第正是这场批判的先行者。

斯密还忽略了劳动者的状况。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工厂制度正在建立，工人的工作条件相当恶劣——长时间劳动、童工问题、工业伤亡、贫困与疾病。但《国富论》中几乎没有关于工人阶级的专门论述。斯密当然不是对工人的苦难漠不关心，他在其他地方表达过对“可怜劳动者”的同情，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者只是一个生产要素——他们的工资由市场供求决定，短期内可能有波动，长期来看会趋向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

最后，《国富论》的分析框架是静态均衡的。斯密假设市场会自动出清，经济会趋向均衡状态。但他没有充分讨论经济周期问题——当供给超过需求时会发生什么？当投资失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时，市场如何恢复均衡？这些问题在他的体系中只有模糊的暗示，直到十九世纪才被系统研究。

这些局限为后来的批判和修正留下了空间。西斯蒙第的批判，正是在这些空白处展开。

工业革命与欧洲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理解经济学思想，不能脱离它产生的历史土壤。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结构性变迁——工业革命。这场变迁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塑了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乃至人的日常生活。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1760年代，蒸汽机开始被应用于纺织、冶金、采矿和运输等行业。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1769年获得专利，到十九世纪初已经在英国普及。蒸汽动力替代了人力和畜力，使工厂可以选址在非水力地区，使运输不再依赖风力和水流，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技术创新呈加速态势：1733年飞梭发明，1764年珍妮纺纱机，1769年水力纺纱机，1779年走锭纺纱机，1785年动力织布机。这些发明接连涌现，将英国工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十倍。

工厂制度的建立是另一场深刻变革。在手工工场时代，工人通常在家中工作，使用自己的工具，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劳动。工厂制度将工人聚集在同一个空间，使用共同的机器，在统一的纪律下劳动。工厂的时钟成为新的时间度量，机器的节奏成为新的劳动节奏，家庭式的生产关系被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取代。

这场变革的社会后果是深重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工业城市急剧膨胀。城市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没有排水系统，没有清洁饮水，瘟疫频发。1831-1832年的霍乱大流行在英国夺去了三万人的生命，其根源正是城市供水被生活污水污染。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极为恶劣。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曼彻斯特工人的生活：地下室和阁楼里挤满了工人家庭，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不足五平方米，童工在六岁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

圈地运动是这场变革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圈地法案》，将公有土地分割为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通常是乡绅或贵族）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习惯使用公有土地的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茅舍农——都失去了传统权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涌入城市，在工厂里寻找工作。这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更是生活方式的断裂——从乡村共同体走向城市原子化个人，从自给自足走向完全依赖工资收入。

法国大革命（1789年）以及随后二十余年的欧洲战争深刻震撼了欧洲大陆。旧秩序——绝对主义君主制、贵族特权、行会制度、教廷权威——在大革命的冲击下动摇或瓦解。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面临重建：政治上如何重建秩序？经济上如何恢复增长？社会结构如何调整？这些问题迫使思想家们重新思考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英国走在最前面，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步转型；法国紧随其后，但在政治动荡中艰难前行；德国和意大利尚未统一，工业化刚刚起步；东欧的农奴制仍然存在。面对同一场变革，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这些学派之间的争论至今仍回荡在我们的时代。

西斯蒙第的追问：经济学向何处去？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西斯蒙第登场了。

让-夏尔-莱昂纳尔·德·西斯蒙第（Jean-Charles-Léonard de Sismondi，1773-1842）出生于日内瓦的贵族家庭，幼年丧父，在法国接受教育，亲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与混乱。成年后游历欧洲，目睹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厂制度的残酷现实。他的学术生涯横跨经济学、历史和政治学，是第一个系统批判亚当·斯密体系的欧洲大陆思想家。

西斯蒙第一方面继承了斯密的许多分析工具和概念框架，另一方面对斯密体系的根本前提提出了质疑。他在1803年出版了《商业财富论》，最初似乎是在法国传播斯密的学说。但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他的批判立场明确显露。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论财富与人口的关系，或论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这个副标题已经暗示了他的关注重点——财富如何分配，而非仅仅如何增长。

西斯蒙第对斯密的批判集中在几个核心问题上。

首先，他追问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斯密的体系是一个增长体系：《国富论》研究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其核心问题是“财富如何增加”。但西斯蒙第认为，财富只是手段，人的福祉才是目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甚至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那它的意义何在？这个追问将经济学从对效率的单纯关注中拉出来，重新指向经济活动的价值前提。

其次，他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证了市场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个论证预设了初始财富的分配是给定的。西斯蒙第指出，如果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就会不足，生产就会超过消费能力，导致经济危机。他在1819年写道：“工人的贫困使得他们的需求无法被满足，而生产者的过剩产品在找不到买家后被迫缩减生产。”

这个分析预示了后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和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但在十九世纪初，西斯蒙第是第一个将收入分配不均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的欧洲经济学家。

第三，他批评斯密体系忽视了道德和伦理维度。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资源配置的技术科学，它关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公共福祉。如果经济发展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人的异化，那么单纯的经济增长是毫无意义的。西斯蒙第的这个关注使经济学重新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结在一起——这正是本书标题“经济学的人文先声”的含义。

最后，他批评斯密体系缺乏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斯密的均衡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为什么会有商业周期的起伏。西斯蒙第认为，市场不是自我调节的，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这个立场使他成为“政府干预主义”的早期倡导者，虽然他的干预主张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很大不同。

西斯蒙第的核心论断是：政治经济学必须重新思考财富与人的关系。这不是技术层面的修补，而是对学科方向的重新定向。他的批判不是在否定斯密的全部贡献——直到今天，斯密的许多分析仍然有效——而是在指出斯密体系的方向性盲点。

本章小结

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十八世纪末，其思想谱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贵金属，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博弈，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重农主义将农业视为唯一生产性活动，提出“纯产品”概念和“自然秩序”理念。这两派的争论虽然粗糙，却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准备了概念框架和分析工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独立。它重新定义了财富的来源（劳动而非货币或土地），系统论述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但斯密的体系也存在明显局限：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不足，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忽视，对劳动者状况的忽略，对经济危机的无力解释。

这些局限是十九世纪思想家批判的出发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