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登场

第1章 史学家登场

汉堡港，1938年深秋。十一岁的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站在码头边，看着易北河灰色的水面，身后是一艘即将驶向英国的渡轮。他后来回忆这个场景时，说的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城市、街道、学校、家中书房里那些关于"如实直书"的格言，全部被一刀切断。多年以后，他用"双重流亡"四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处境：从纳粹德国的流亡是第一次，从德意志学术传统中的流亡是第二次。第一次是被迫的，第二次是他主动选择的，但两次都深刻地塑造了他看待历史学的方式。

这本《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就是从这两次流亡中生发出来的。一个德裔犹太学者，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学术体制中工作，回望德意志传统、欧陆传统、英美传统，把它们交织在一起，写出一份关于"历史学如何可能"的概念史。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历史学家去书写"历史学家的历史"，他们究竟在写什么？这正是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认识伊格尔斯这个人。他的传记本身就是二十世纪史学史的一条缩影：理解他的"双重流亡"，是理解他为何选择"反兰克"史学路径的前提；而理解他选择的具体路径，才能看懂《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为何以这种方式组织、为何在那个时间点出版、又为何能持续重版到今天。

一、汉堡—芝加哥—布法罗：双重流亡的形成

伊格尔斯1926年生于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会计师，但这个家庭与德国学术传统的联系并不止于生计：他的祖父是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学术界一位小有名气的史学家，曾在大学任教。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伊格尔斯并非从外部接触德国史学传统，他从小就在那种对史料、对"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崇敬之中长大。家中书房里的兰克，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孩子最初的学术底色。

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这种底色被粗暴地打断了。犹太学者被逐出大学讲坛，犹太家庭被剥夺公民权，犹太儿童被赶出公立学校。伊格尔斯一家最初留在汉堡——许多中欧犹太家庭在最初几年选择了观望，幻想着"这一切不会持续太久"。这种幻想到1938年水晶之夜之后彻底破灭。伊格尔斯后来在多次访谈中提到，水晶之夜不只是政治的转折，更是心理的转折：从那一刻起，继续留在德国不再是一种"暂时的不便"，而是一种明确的危险。

流亡的路径是当时许多中欧犹太知识分子的典型选择：经由某个中转国（通常是英国或法国），最终抵达美国。伊格尔斯进入了美国的高中系统，然后是大学。他最终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方向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史学。这条学术路径本身就说明了第二次流亡的逻辑：他不能完全抛弃自己继承的德意志学术训练，但他在战后美国的学术环境中，必须找到一种新的位置。

这个位置并不好找。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以利奥波德·冯·兰克为标杆的那种传统——强调政治史、强调国家档案、强调"如实直书"。这种传统在他童年的家庭餐桌上有过回响，但他亲眼看到这种传统在德国被纳粹意识形态劫持、被利用为"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合法性服务。更棘手的是，战后初期的美国学术界，对"来自德国的史学"是有戒心的：美国学界当时正在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化历史学，强调计量方法、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强调美国经验的特殊性。一个从德国流亡来的犹太学者，要在这里找到位置，就必须既不完全抛弃自己的德国学术训练，又必须拥抱一种新的史学方向。

195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开始了在那里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布法罗不是哈佛、不是普林斯顿，甚至不是声名显赫的芝加哥——但正是在这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上，伊格尔斯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转向：从研究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到关注二十世纪全球史学的全景。

这个转向发生在1960年代，而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仔细考察的案例。

二、1960年代布法罗：一个研究转向的具体现场

1960年代的布法罗大学，正处在战后美国学术扩张的浪潮中。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培养出的第一代大学生已经进入研究生院，苏联发射人造卫星（1957年）的冲击促使联邦政府大规模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社会科学的野心在大学校园里前所未有地高涨。这种氛围为伊格尔斯这样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空间：他可以既不完全服从德国传统的政治史叙事，又不必加入当时正在兴起的计量史学。

伊格尔斯的研究转向在两个具体动作上表现得最清楚。第一个动作，是他与同事合编的一部论文集，收录了当时挑战欧洲传统史学的前沿研究。这本文集——大致在1960年代后期出版——的功能是双重的：它把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的最新成果引入英语学界的视野，同时它也向英语学界展示了"传统欧洲史学正在自我更新"。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达：伊格尔斯认为，欧洲传统史学并未死亡，它正在经历深刻的自我改造。

第二个动作更具决定性：他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十九世纪扩展到二十世纪，从德国扩展到整个欧美世界。这种扩展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视角的根本转换。当研究十九世纪时，伊格尔斯的工作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追溯某个传统如何形成、演变、僵化。当研究二十世纪时，他的工作变成了史学史家的工作——追问当代历史学家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那样写、他们的选择背后有什么样的社会条件。

这两条线索在1975年汇合成第一版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这本书最初的规模并不大，三百页左右，但它的野心不小：把分散在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中的史学新发展，纳入一个统一的考察框架。这种野心背后，是伊格尔斯在布法罗数十年积累的判断：他相信，二十世纪的史学并不是一堆零散的"流派"的集合，而是一个有着内在张力的整体。

三、为何选择"反兰克"：史学路径的代际选择

要理解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为何选择"反兰克"路径，我们必须先理解兰克传统在当时的处境。十九世纪，兰克代表着一种近乎神话的方法论：他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像科学家一样，基于原始档案，"消灭自我"，让事实自己说话。这种"如实直书"的原则，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德国大学历史系的正统。

二十世纪初，这种正统受到两个方向的夹击。一方面，专业化的历史学家开始把历史学变成一门严格的经验科学；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开始向历史学渗透，要求历史学家解释结构性的、长期的社会过程，而非仅仅叙述个体的政治事件。这种张力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在1890年代提出的"文化史"提案，是从内部对兰克传统的第一次系统挑战；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则是从相邻学科对历史学方法论的根本重塑。两条线索在二十世纪初汇合，形成了对"政治史中心论"的普遍质疑。

但伊格尔斯在战后美国面对的局面更复杂。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学界，正在经历一场"科学化"革命：计量史学（cliometrics）开始挑战传统叙事史；社会史开始挑战政治史；社会科学理论——帕森斯、斯梅尔塞、巴林顿·摩尔——开始为历史学家提供新的概念工具。

对一个从德国流亡来的犹太学者来说，他在两条道路之间做选择。第一条是回归德国传统，捍卫兰克式的历史主义。第二条是彻底转向美国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第三条路——伊格尔斯最终选择的路——既不是回归，也不是全盘转向，而是用一种德国学术传统的概念分析能力，去批判性地梳理二十世纪全球史学的多种走向。

这个选择的政治含义不容忽视。在战后初期的德国学界，捍卫兰克传统常常意味着回避纳粹时期的学术责任。许多德国历史学家在战后通过"回归兰克"来重建学术声誉，仿佛纳粹时期只是一个偏离正统的小插曲。伊格尔斯作为一个流亡者，没有这种回避的余地。他必须直面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的真实关联，必须追问：当历史学家声称自己只是"如实直书"时，他们究竟在为谁的政治服务？

这个问题贯穿了他后来的全部工作。他不再把历史学视为一个自足的学科，而是把它视为一个与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紧密互动的知识活动。这种视角，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学界并不孤立，但它从一个德裔犹太学者的角度被表述出来时，带有一种特殊的尖锐性。

反兰克路径因此不是简单的"反对兰克"。伊格尔斯并不否认兰克在史料批判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他反对的是兰克传统中那种回避理论、回避社会语境、回避价值判断的倾向。这种反对在方法论上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自觉地讨论自己的认识论前提，必须把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科学的概念工具结合起来，必须把历史学放到跨文化的比较框架中去检验。

正是这三个承诺——自觉的方法论、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跨文化的比较——构成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基本骨架。

四、一本书的三十年：从1975到新世纪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成书脉络，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它的英文版最早以《欧洲史学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的形式，在1975年由韦斯利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最初的规模并不大，但它的结构反映了伊格尔斯的学术视野：以欧洲大陆传统为出发点，但不停留在欧洲，而是把英美的新发展也纳入比较视野。

1975年版的核心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先讨论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的演变，然后转向法国年鉴学派，接着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苏联、东欧和西方的不同流派），最后讨论英美世界的新方向——计量史、社会史和"新"政治史。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它意味着伊格尔斯认为，理解二十世纪的史学必须从德国传统的危机开始，因为正是这种危机催生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学革新。

1984年，韦斯利安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修订版，内容有了显著扩充，特别是增加了对文化史、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讨论。1980年代正是"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英语学界兴起的时期，伊格尔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动向。这一版的扩展方向很有意思：它不是简单地把原有的章节加长，而是增加了新的章节，意味着伊格尔斯认为，二十世纪史学的主导方向已经从政治史和社会科学的对峙，转向了更复杂的文化—社会—语言的多维交织。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0年代。1993年，德文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Eine kritische Einführung in das Neue Historische Denken）在德国出版。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一本由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用英文写就的书，最终以德文的形式回到德国学术市场。这个德文版对伊格尔斯来说不仅是翻译，更是一次重新定位：他必须考虑德国学界的阅读期待，必须回应德国学界对这本书的潜在质疑。德国历史学界对这本由"流亡者"从外部视角写就的史学史，态度是复杂的：既有欢迎，也有抗拒；既有对外部视角的欣赏，也有对"局外人"解释权的质疑。

1997年，扩写的英文版以《二十世纪的历史学》（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标题由韦斯利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今天最常引用的版本，也是此后各种译本的基础。从1975到1997，整整二十二年。这本书的演变反映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史学领域的剧烈变动：年鉴学派的鼎盛与危机、计量史学的兴衰、文化转向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全球史的萌芽——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的版本中被吸收、被讨论、被重估。

2000年代之后，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韩文等多种语言，成为非英语世界了解西方史学史的一扇窗口。但它的核心读者群始终是两个：英语世界的历史学专业学生，以及非英语世界（特别是中国、土耳其、东欧、拉美）想要了解"国际史学动态"的年轻学者。一本书的生命周期，往往比它的作者想象得更长。伊格尔斯的这本书就是一个范例，它已经超出了"教科书"或"参考书"的范畴，成为一种持续的学术对话的载体。

五、以伊格尔斯为镜：阅读史学史经典的方法论

一本导读书的目的不是重复经典，而是用经典作为镜子，反照读者自己的困惑。在阅读《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之前，我们需要先确立一些方法论上的定位。

第一个定位是：不要把史学史读成"史学名人录"。这是初学者最常见的陷阱。他们把史学史理解为一系列重要史学家的排列：兰克、兰普勒希特、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汤因比、屈威廉、海登·怀特……名字越记越多，但理解却越来越浅。伊格尔斯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提到了多少名字，而在于他揭示了这些名字背后的概念结构：历史主义与历史性意识的张力、叙事史与结构史的对峙、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冲突。把这些概念结构看清楚，才能理解为什么某些史学家在某个时代成为标杆，又在另一个时代被推翻。

第二个定位是：把伊格尔斯的判断作为一种"可能的立场"，而非"权威的定论"。伊格尔斯写作时有自己的位置。他是德裔犹太学者，在美国学术体制内工作，深受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的影响，对德国传统持批判态度，对法国年鉴学派持赞赏态度，对后现代主义则保持审慎的距离。当你读到他评价某个学派时，你读到的不只是他的判断，也是他所处位置的一种折射。理解这种折射，比记住他的具体判断更重要。

第三个定位是：关注"未被写进书中的传统"。伊格尔斯的考察覆盖了欧美主要史学传统，但他的盲点同样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比如，他对非西方史学的关注相对有限。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史学传统在书中更多是作为"被西方影响的对象"出现，而非作为"具有自主性的史学传统"出现。又比如，他对女性主义史学的讨论虽然存在，但比重与其在1980年代以后的学术影响并不完全匹配。理解这些盲点，本身就是史学史训练的一部分。

第四个定位是：用伊格尔斯的方法去读伊格尔斯。伊格尔斯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每个时代的史学都有其时代精神（Zeitgeist）的烙印。那么阅读伊格尔斯这本书时，我们也应该问：1970年代、1990年代的美国学术环境，是如何塑造了他对二十世纪史学的理解？他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强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还有效吗？哪些已经被超越？哪些仍然成立？

这四个定位构成了本导读书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不会把《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当作一份权威的史学史地图，而是把它当作一份邀请，邀请读者进入一场跨越四十年的学术对话。

六、二十世纪史学思潮：一张导航地图

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用一张图把二十世纪史学的主要思潮整理出来。这张图不是伊格尔斯书中的图，而是基于本书的阅读框架重新绘制的。它的目的不是穷尽所有流派，而是提供一个基本的导航框架，后续章节会按照这张图的顺序展开。

```mermaid flowchart LR A[19世纪末 德国历史主义] --> B[20世纪初 兰普勒希特文化史提案] A --> C[1929 法国年鉴学派] A --> D[1920s 马克思主义史学] B --> E[1950s 计量史与社会史] C --> F[1960s-70s 年鉴学派鼎盛] D --> G[1960s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E --> H[1980s 文化转向] F --> I[1980s 心态史与日常生活史] G --> H H --> J[1990s 后现代与语言转向] I --> K[1990s 新文化史] J --> L[2000s 全球史] K --> L L --> M[2010s 数字史学] ```

这张图显示了几条主要的脉络。从德国历史主义出发，向上发展出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提案，向下发展出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形成了独立于学院体制的传统，1960年代在英国出现了一个高峰；计量史和社会史在1960年代的英语学界兴盛一时；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在1980至90年代成为新的主流；全球史和数字史学则是新世纪的延伸。

这张图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将在后续章节中被详细讨论。而伊格尔斯这本书，恰好覆盖了从二十世纪初到1990年代末的整段历程，是连接这些节点的一条主线。理解这张图，是理解后续章节如何展开的关键。

本章小结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一个历史学家去书写"历史学家的历史"，他究竟在写什么？伊格尔斯用三十年时间和一本不断重写的书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写的不是一份史学名人录，而是一份关于"历史学如何可能"的概念史。他追问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解释，而是历史解释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本身。

理解这一点，是阅读伊格尔斯这本书的关键。他不只是在告诉你"布洛赫做过什么、布罗代尔做过什么"，他是在告诉你"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会以这种方式提问，而他们的前辈会以另一种方式提问"。这种追问方式——关于方法论的追问、关于历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追问——是史学史这门子学科的真正内核。

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进入具体的史学传统考察。我们会从德国历史主义开始，沿着伊格尔斯梳理的脉络，逐一考察二十世纪的主要史学流派。这条路径是逆时针的：从伊格尔斯自己的学术起点出发，绕行半个世纪，最终回到他的当下。这本身也是一种"反兰克"——不是从当下出发向过去回溯，而是从过去出发走向当下。兰克曾经说过，每一代人都必须从最近的过去写起。伊格尔斯和他的同时代人则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们相信，理解当下必须从更长的时段出发，理解当下的史学必须从更早的史学传统出发。这种史学路径的转向，正是二十世纪史学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