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史上的失踪者

第 1 章：经济学史上的失踪者

1819年，一位瑞士经济学家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欧洲各大报纸上。他在巴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引发了知识界的激烈争论，读者排队购买，讨论小组在咖啡馆里激烈辩论，就连远在伦敦的《经济学人》也在创刊两年后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这位经济学家在日内瓦大学拥有自己的讲席，在法国科学院拥有通信院士的头衔，与同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保持着密切的学术通信关系。他，就是让·夏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

然而，当你翻开今天任何一本主流经济学教材——无论是本科生的《经济学原理》，还是研究生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位在19世纪初享有盛誉的学者，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这些名字如同经济学神殿中的神龛，被反复供奉；而同一个时代、同样重要的西斯蒙第，却像是被人用橡皮擦从历史中抹去了一般，偶尔只在脚注里一闪而过。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会在经济学史上沦为“失踪者”？这个问题看似只是一个思想史领域的考据癖好，但它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议题：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学主流”，究竟是如何被选择、被建构、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传统”接受下来的？

西斯蒙第时代的辉煌

要理解西斯蒙第的“失踪”有多不寻常，首先需要回到他生活的时代，看看这位学者当时究竟拥有怎样的地位。

1773年，西斯蒙第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期，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欧洲，他的家族在动荡中一度流亡。这段经历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他亲眼目睹了革命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如何演变为断头台上的血腥清洗，也见证了社会剧变如何摧毁普通人的生活。正是这种切肤之痛，使得西斯蒙第很早就对纯粹的政治口号保持警惕，而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实际生存状况。

成年后，西斯蒙第在意大利经商多年，随后回到日内瓦投身学术。与那些在书斋里构建抽象体系的学者不同，他的经济学思考始终扎根于现实经验。他研究过英国工厂制度对工人生活的影响，考察过欧洲各国农业经济的差异，分析过货币制度与物价波动的关系。这些经历使得他的写作带有一种独特的质感——不是数学模型的冰冷推演，而是有血有肉的社会观察。

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与人口的关系》是西斯蒙第的代表作。这本书的问世恰逢其时：工业革命正在欧洲蔓延，工厂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工人的悲惨处境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斯蒙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判性命题：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自动惠及所有人，相反，它可能导致多数人的贫困化。

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在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看不见的手”被描绘为一种自动将私利转化为公益的神奇机制——只要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不断增长。西斯蒙第却指出，这个自动机制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只关注财富总量的增长，却忽视了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一个国家可以变得非常富有，但这些财富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出版后，西斯蒙第立即成为欧洲知识界的焦点人物。法国的《辩论报》连载书评，德国的《知识界报》发表长篇分析，就连英国《经济学人》也在1824年专门评论了他的最新著作。在学术圈内部，西斯蒙第的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马尔萨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西斯蒙第的著作，称其为“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者”；李嘉图虽然不同意西斯蒙第的许多结论，但承认他的论证“触及了政治经济学中最困难的问题”；萨伊则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回应西斯蒙第的批判。

不仅如此，西斯蒙第的影响还超出了纯粹的学术圈。法国政治家和实业家们认真阅读他的著作，试图从中寻找应对社会问题的政策建议；英国议会曾引用他的数据来论证工厂立法；甚至远在俄国的贵族地主也在讨论如何避免他警告的那些“现代工业的弊病”。

如果用今天的话说，西斯蒙第在1819年至1830年间，绝对算得上是欧洲的“顶流经济学家”。

经济学史编纂中的“马太效应”

然而，短短几十年后，西斯蒙第的名字就从经济学的主流叙事中消失了。这种消失并非某个人的蓄意打压，而是一种系统性选择的结果——思想史上一种类似“马太效应”的机制在悄悄发挥作用。

“马太效应”这个概念来自《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优势积累优势，劣势累积劣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经济学史的编纂过程恰恰体现了这种效应。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假设你是一位经济思想史的课程负责人，负责选择必读书目。你会推荐哪些作者的哪些著作？答案不言而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些书之所以成为必读，不仅因为它们本身的学术价值，更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每个经济学研究者都读过它们，因此你也会被期望读过它们。这种“循环论证”在学术传承中根深蒂固。

问题在于，这种选择标准天然倾向于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声音。新学说要想进入“经典”名单，必须先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而获得认可的前提，往往是已经被列入某些权威书单。对于像西斯蒙第这样的“后来者”而言，他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他的观点足够主流，能够被纳入既有框架；要么他的观点足够革命性，能够引发范式转换。但西斯蒙第既不属于前者——他明确批判古典学派的某些核心假设；也不属于后者——他的批判虽然深刻，但最终没有形成一套替代性的完整体系。

于是，一个微妙的选择机制开始运作。当教材需要介绍“古典经济学”时，斯密、李嘉图、穆勒是必选人物，因为他们构成了前后相继的“思想谱系”；而西斯蒙第的批判性视角被归入“少数意见”或“早期批评者”，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新一代的学生在学习这个谱系时，自然会将西斯蒙第视为一个边缘人物；而当这些学生成为下一代教材的编写者时，他们又会延续这种边缘化的叙事。

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它不是任何个人的恶意造成的。每个参与编纂教材的学者都是在自身接受的学术训练中做出选择，而这个训练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特定的价值判断。没有人说“让我们把西斯蒙第从历史上抹去”，但每个人都在无意中重复着同一种遗忘。

更微妙的是，这种“马太效应”还与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有关。经济学主流长期以来以英法两国为中心——英国有斯密、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剑桥学派；法国有萨伊、巴斯夏、瓦尔拉斯、边际革命。但“中心”的定义本身也是动态的。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和美国的崛起，经济学的话语中心逐渐向英美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原本有影响力的学者因为地理位置或语言的原因，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西斯蒙第是瑞士人，用法语写作。虽然日内瓦在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重镇之一，但瑞士毕竟不是巴黎或伦敦。当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英国”的学科——用英语写作、以英国经验为中心、反映英国的利益关切——一位用法语写作的瑞士经济学家的声音，自然会被边缘化。

批判立场的代价

如果说“马太效应”解释了为什么西斯蒙第在经济学史上逐渐被遗忘的机制，那么他本人思想特质中的某些元素，则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遗忘能够轻易发生。

西斯蒙第的经济学立场，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一种“批判的自由主义”。他并不反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否认经济自由在激发活力、促进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他坚持认为，市场的运作需要某种制度约束，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人性异化。这个立场在19世纪初并不独特——类似的关切在西斯蒙第、李嘉图、甚至后来的穆勒那里都能找到痕迹——但西斯蒙第将这种批判表达得最为彻底、最为激进。

问题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恰恰朝着西斯蒙第批判的方向演进。工业革命加速推进，工厂制度全面确立，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高速扩张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一门“辩护”的学科——不是为某种特定的剥削行为辩护，而是为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性辩护。这种辩护是时代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尚未完全巩固的时代，经济学需要论证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需要说服决策者和公众接受自由放任的政策取向。

在这种背景下，西斯蒙第的批判声音变得不合时宜了。他关于“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共同富裕”的警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听上去像是危言耸听；他关于“市场需要制度约束”的主张，在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的时期像是多余的干预论调。经济学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叙事：市场是好东西，政府干预是坏东西；斯密是先知，凯恩斯是异端。而西斯蒙第这个“批判者”，夹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间，反而成了一个难以归类的尴尬存在。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选择性记忆问题。我们今天倾向于将经济学史描绘为一系列“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斯密正确，所以成为经典；西斯蒙第悲观，所以被遗忘。但这种叙事本身就预设了经济学应该服务于为现行制度辩护的目的。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经济学被认为应该揭示制度的缺陷、提醒人们注意被掩盖的问题——那么西斯蒙第的批判性著作岂不是应该被放在核心位置？

更重要的是，西斯蒙第的批判立场与后来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中立”诉求产生了冲突。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开始追求科学化的转型，模仿自然科学的客观中立姿态，试图将价值判断从经济学分析中驱逐出去。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明确带有规范性立场的经济学著作——比如西斯蒙第对工人处境的道德关切——就变得难以被纳入“科学”的框架。

西斯蒙第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经济学家。他的写作充满了道德关怀，充满了对普通人生活的同情，充满了对工业化负面影响的忧虑。这些品质在今天可能会被视为优点——经济学需要人文关怀，经济学家需要社会责任——但在19世纪后期的学术语境中，它们反而成了西斯蒙第被边缘化的理由。

被遮蔽的先知

有趣的是，西斯蒙第被主流经济学遗忘，恰恰是因为他的观点太有预见性了。

让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西斯蒙第在1819年提出的那些“警告”：第一，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一定能够惠及所有人，甚至可能加剧贫富分化；第二，无节制的市场竞争可能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第三，工业化进程会引发深刻的社会问题，包括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传统社区的瓦解、人际关系的异化；第四，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不能等同于社会进步，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来纠正市场的偏差。

这些话读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

1825年，就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出版六年后，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经济危机。1837年，又一次严重危机紧随其后。此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大规模失业、企业破产、社会动荡。这些事实无情地验证了西斯蒙第的预言：市场机制并不是自动稳定的，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带来共同富裕。

19世纪后期，西斯蒙第关于“生产过剩”的洞见被马克思吸收和发展，成为《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来源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革命成为可能——而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恰恰是西斯蒙第早在1819年就隐约提出的：市场可能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来稳定经济。20世纪后半叶，福利经济学的发展、福利国家的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印证了西斯蒙第关于“市场需要制度约束”的判断。

换句话说，西斯蒙第在19世纪初期发出的那些“刺耳”的警告，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逐一得到了验证。他的“悲观论调”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先见之明的洞察。如果经济学史的编纂是按照“预见力”来排名的话，西斯蒙第理应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可能比斯密更重要，因为斯密对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任何预见。

然而，经济学史的编纂恰恰没有采取这种标准。原因很简单：经济学需要一个“英雄叙事”，需要一条从斯密到边际革命到凯恩斯的清晰发展脉络。西斯蒙第的批判性视角是这个叙事的障碍——他既不是“正确”发展道路上的先行者，也不是“错误”道路上的反例，他是一个“偏离者”，一个不在谱系之内的异类。对于教科书编写者来说，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将他放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然后继续讲述那个关于“进步”的故事。

这种遮蔽的代价是双重的。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扭曲了我们对经济学思想发展的理解。经济学并不是一条直线进步的道路，而是充满了争论、分歧、被压制的异见。西斯蒙第的声音被边缘化，使得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学的“主流”是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自然形成的——而实际上，每一种“主流”观点都是经过激烈争论后才确立的，都曾经面临过来自内部的批判。

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看，这种遮蔽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思想资源。西斯蒙第对市场缺陷的敏锐洞察，对贫富分化的深刻忧虑，对经济增长与人类福祉之间张力的持续关注——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我们面对平台资本的崛起、数字监控的扩张、全球不平等的加剧时，西斯蒙第一个半世纪前的思考，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重新发现：20世纪后期的学术转向

好在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股重新审视经济学思想史的学术潮流悄然兴起，而西斯蒙第正是这场“重发现”运动的受益者之一。

这场转向的背景是多元的。首先，战后福利国家的建设实践到了七八十年代遇到了困境：滞胀危机、财政危机、福利依赖——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正是对这种困境的回应。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声音——包括西斯蒙第的批判性视角。其次，经济思想史研究本身也在发生方法论变革：传统的“伟大人物+伟大著作”叙事模式受到挑战，学者们开始关注那些被忽略的“边缘”人物，试图还原更加复杂、多元、充满争论的思想图景。第三，女性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异端”学派的发展，也为重新评价西斯蒙第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在这场学术转向中，加拿大经济思想史学家威廉·奥利弗·麦克利里的工作值得关注。麦克利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西斯蒙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力图还原这位瑞士经济学家的真实面貌和学术贡献。他的研究表明，西斯蒙第在消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领域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人们此前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麦克利里指出，西斯蒙第被边缘化不是因为他的观点“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观点“不方便”。在一个需要为市场经济辩护的年代，西斯蒙第的批判性声音是“碍事”的——它提醒人们注意市场的缺陷，提醒人们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提醒人们需要制度约束来纠正市场的偏差。这些提醒与主流经济学的“乐观主义叙事”格格不入，因此被刻意压制了。

类似的重新评价工作在其他学者那里也能看到。法国经济思想史学家米歇尔·贝洛分析了西斯蒙第与李嘉图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两人之间的学术对话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入和富有成果。美国学者马克·布劳格在《经济理论回顾》中，专门为西斯蒙第写了一节，指出他是“被不公正地遗忘的古典经济学重要批评者”。

这些学术工作的累积，逐渐改变了西斯蒙第在经济学史中的地位。20世纪末，许多经济思想史教材开始为西斯蒙第增加篇幅，有些教材甚至将他与李嘉图、穆勒并列为“古典经济学三巨头”。虽然这种改写仍然是边缘化的——毕竟主流叙事仍然以英美传统为中心——但至少西斯蒙第不再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失踪者”了。

进入21世纪，这种重新发现的趋势继续深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信任再次动摇，对金融资本的批判性分析重新获得关注。在这样的语境下，西斯蒙第关于“生产过剩”和“市场失灵”的论述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开始重新挖掘他的思想，试图从中寻找应对当代挑战的启示。

当然，重新发现并不意味着西斯蒙第已经成为经济学主流。他仍然是一个“边缘”人物——在多数经济学课程中，他依然只占据一个脚注的篇幅。但至少，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种边缘化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学主流叙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历史，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性记忆”的产物？

追问的起点

西斯蒙第的失踪与重发现，折射出经济学史编纂的深层逻辑：所谓“经典”与“边缘”的划分，从来就不是纯粹基于学术价值的客观判断，而是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需求、学术话语权的分配、以及知识生产体制的运作密切相关。当经济学需要为市场经济辩护时，那些对市场持批判态度的声音就会被边缘化；当经济学的主流叙事以英美为中心时，其他地区的学者就容易被忽略；当经济学追求“价值中立”的科学化转型时，那些带有道德关怀的著作就会被视为“不科学”。

这个发现，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学知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常识”——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干预总是会扭曲价格信号，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社会进步——这些常识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产物。它们曾经面对过来自西斯蒙第这样的批评者的质疑，而这种质疑并没有被充分回应，只是被压制和遗忘了。

重新阅读西斯蒙第，不是要将他捧上神坛，也不是要用他的观点来否定现代经济学的全部成就。而是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自觉：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经过充分讨论后确立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话语权的垄断而被强加的？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是真的“没有价值”，还是因为“价值太大”而被迫沉默？

经济学史不是一座博物馆，收藏着已经完成的“思想标本”；它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对话，每一代人都在与前人的对话中重新定义什么是“问题”、什么是“答案”、什么是“常识”、什么是“异见”。西斯蒙第的故事提醒我们，这场对话中有些声音被故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而重新听见这些声音，可能是我们理解经济学、理解社会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斯蒙第的“失踪”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他被压制了一个半世纪，现在才刚刚开始被重新听见。而我们能否真正听懂他的声音，能否从他的批判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勇气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常识”，是否有胸怀接纳那些“不方便”的异见。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展开的旅程的起点。

本章小结

西斯蒙第从19世纪初的欧洲顶流经济学家，到20世纪被彻底边缘化的“失踪者”，再到21世纪被重新发现的“被遮蔽的先知”，这个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经济学史编纂中的深层逻辑。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经济学的“经典谱系”并非客观中立的学术史记录，而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经过多重选择才形成的叙事。那些最终被纳入“主流”的声音，往往不是因为它们“更正确”，而是因为它们更符合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需求和学术话语格局。

西斯蒙第的“原罪”在于他的批判立场：他既不是古典学派的嫡系传人，又不是后来能够掀起范式革命的革命者，他是一个持续不断发出质疑声音的批判者。这种批判立场在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尚未完全确立的时代是“碍事”的，在经济学追求“价值中立”科学化的进程中是“不合时宜”的。于是，通过一种类似“马太效应”的机制，西斯蒙第逐渐从经济学史的舞台上消失，被压缩为脚注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名字。

然而，讽刺的是，西斯蒙第的那些“刺耳”警告——市场可能失灵、经济增长不等于共同富裕、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不可忽视——在随后一个半世纪里逐一得到了验证。如果经济学史的编纂是按照“预见力”来排名，西斯蒙第理应占据比斯密更重要的位置。20世纪后期的学术转向重新发现了他的价值，但这种重新发现仍然是不完整的，西斯蒙第至今仍是一个“边缘”人物。

理解这段被遮蔽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