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他的时代

司马光与他的时代

一个北宋士大夫为何要编纂一部通史

公元1066年冬天，一位名叫司马光的官员向宋英宗呈递了一份奏疏，请求将自己正在编纂的一部历史著作进呈御览。这位时年四十七岁的翰林学士，在奏疏中阐述了自己的编纂宗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英宗随即下诏批准设立书局，赐予笔札抄写，并命令参政刘攽等人参与协助。

这个看似平常的学术事件，实则埋下了中国史学史上最宏大编年体史书诞生的伏笔。从1066年获准设局，到1084年全书完成进呈，《资治通鉴》的编纂历时十九年，最终成书二百九十四卷，记叙范围上起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但这里存在一个需要深入追问的问题：为什么这部被誉为“史学瑰宝”的巨著，会诞生在十一世纪的中国？司马光的个人经历与这部书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目光投向司马光所身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跌宕起伏的政治与学术生涯。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文化土壤

理解《资治通鉴》为何诞生在北宋，首先要理解北宋王朝为私家修史创造的特殊条件。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面对前代藩镇割据、武将乱政的深刻教训，太祖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杯酒释兵权”——以温和的方式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将军事指挥权分散到多个机构相互制衡。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便是奠定了宋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重文抑武”并非简单的文化偏好，而是一套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在官僚选拔上，宋代大幅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完善了从解试、省试到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在官员待遇上，文官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明显高于武职；在社会风气上，读书应举成为士人阶层最主要的上升通道。这种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使得一个以科举文人为主体的新政治阶层迅速崛起。

这个阶层便是后世所称的“士大夫”。与唐代门阀世家不同，宋代士大夫大多出身于中小地主或平民家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他们自幼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同时又直接参与国家治理，对现实政治有着切身的观察和思考。这种知识结构和社会地位的结合，赋予了宋代士大夫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自觉的文化使命感，二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私家修史在唐代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虽然出自个人之手，但《史记》因“贬斥天子”遭到批评，《汉书》以后的正史编纂逐渐被纳入官方轨道。唐代正式确立官修史书制度，设立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此后成为定制。史馆制度虽然保证了修史的资源投入，但也带来了政治干预的风险——当代史的编纂尤其敏感，修史者往往不得不顾忌在世者的利益。

宋代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官方修史制度依然存在（如设编修院修本朝史），但对私家修史的管控相对宽松。仁宗朝以后，士大夫阶层崛起，他们对历史编纂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允许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只要不直接触犯政治禁忌，官员可以从事与现实政治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历史研究。这种有限的学术空间，恰恰为《资治通鉴》的诞生提供了制度可能。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便是一位典型的宋代士大夫。司马池历任州县官职，以清廉正直著称，同时又好学不倦，藏书丰富。司马光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自幼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教育，也养成了关注国事、议论政事的习惯。

宋代的学术风气也为《资治通鉴》的编纂准备了知识基础。北宋士大夫普遍重视经史之学，他们不仅研读经典，还热衷于讨论历代兴亡的教训。欧阳修修撰《新唐书》，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史学著作，构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繁荣期。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编纂者都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士大夫，他们将历史研究视为经世致用的途径，而非单纯的学术活动。

从神童到谏官：司马光的早年轨迹

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关于他少年时代最著名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这个广为流传的逸事发生在司马光七岁那年：一位孩童失足落入水缸，其他孩子惊慌失措，年幼的司马光却搬起石头砸破水缸，救出了同伴。

抛开故事的传奇色彩不论，这个细节折射出的，是司马光早慧的特质和对危机的果断处理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一特质的养成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滋养。司马池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延请名师教导，司马光兄弟几人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学业能力。

司马光二十岁（1038年）考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宋代的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数百人，能考中者皆为一时之选。进士及第不仅意味着获得了担任官职的资格，更标志着进入了国家政治的核心圈层——北宋时期的宰相，十之八九出身于进士。

司马光的仕途起步平稳。他先后担任几任地方官，积累了基层治理的经验。宋代的地方官职责繁重，既要处理民政、司法、赋税等日常事务，又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种历练使得司马光对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有了深入了解，也为他日后在朝堂上的发言提供了底气。

真正让司马光进入政治中心视野的，是他担任谏官的经历。

谏官是宋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职位。其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人君”——即对皇帝的决策提出批评和建议，纠正政治失误。宋代的谏官制度与御史制度逐渐合流，形成“台谏合一”的格局，谏官不仅能批评皇帝，还可以弹劾大臣、纠察百官。这种制度安排赋予谏官相当大的政治话语权。

司马光担任谏官期间（1046—1051年），正值仁宗朝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但他并没有因此缄默。他接连上疏，批评朝廷的财政奢侈之风，弹劾不称职的官员，还曾当面与仁宗争论储位问题。这些谏言虽然并非全都得到采纳，但足以展现司马光直言敢谏的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的谏言有一个显著特点：大量引用历史经验。他在奏疏中频繁援引前代故事，用历史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批评朝廷的财政开支时，便列举了汉代因皇室奢靡而导致的财政危机，以古证今。这种“以史论政”的思维方式，成为他后来编纂《资治通鉴》的重要伏笔。

担任谏官期间，司马光开始从事学术编纂工作。他与同事共同编撰了《历年图》，这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下至后周的简明历史编年著作。《历年图》虽然篇幅不大，却体现了司马光对编年体史书的最初探索。更重要的是，这部小书确立了《资治通鉴》编纂的基本思路：以年代为经，以事件为纬，贯通古今，考察兴衰之由。

《历年图》《百官表》与“以史经世”理想的形成

《历年图》是司马光史学编纂的起点，但要理解“以史经世”这一核心理想的形成过程，还需要了解他此后的学术积累轨迹。

1051年，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转任地方官。此后数年，他在地方任职的同时，持续推进自己的学术计划。1056年，他编纂完成《百官表》，详细记录了汉代至唐代的官制沿革。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不是孤立地罗列官名，而是系统梳理了官僚制度的变迁轨迹，揭示了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逻辑。

从《历年图》到《百官表》，司马光的编纂工作显示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关怀：一是对时间线索的重视，二是对制度变迁的关注。这两个关怀在他后来的《资治通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编年体体例解决的是时间问题，而贯穿全书的对政治制度、军事形势、经济社会状况的关注，则体现了制度史的视野。

司马光将这些学术工作视为“经世”之具。“经世”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原意是治理世事，后来引申为以学问服务于现实政治。司马光在多个场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读书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从历代兴亡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当代政治提供借鉴。

这种“以史经世”的理想，与司马光担任谏官期间养成的政治关怀密切相关。他不认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相反，他始终将历史知识视为政治判断的依据。在他看来，一个合格的执政者必须熟悉历史，因为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往往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类似的先例，而了解这些先例的应对得失，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必要准备。

1061年，司马光升任起居舍人，开始在皇帝身边工作。起居舍人是皇帝日常活动的记录官，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和国家大事。这份工作使司马光得以近距离观察最高权力的运作，也加深了他对政治决策过程的了解。三年后，他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职责是为皇帝讲解经史。此时的司马光，已成为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政治顾问之一。

1067年，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的才干早有耳闻，起初对他颇为器重。然而，好景不长。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事宜，一场深刻改变北宋政治走向的改革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王安石变法与《资治通鉴》编纂的隐秘关联

王安石变法是理解《资治通鉴》的关键背景。这场发生于1069年至1076年的政治改革，涉及财政、军事、教育等多个领域，其核心目标是增加国家收入、加强中央集权。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募役法等新法的推行，在当时便引发了激烈争议。

司马光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这种反对并非简单的保守立场，而是基于他对政治秩序的独特理解。司马光并非一概反对改革，他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中他认为违背“祖宗成法”的部分。在他看来，政治的根本在于“名分”和“秩序”——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级官员各司其职，这才是稳定的社会基础。变法中的某些措施，诸如青苗法的政府放贷、免役法的以钱代役，在他看来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朝堂上进行了多次公开辩论。《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了其中一次著名的交锋：司马光当面批评王安石的新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则反驳说这些批评都是“俗儒”之见。两种立场的对立，本质上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国家治理的不同理解——司马光代表的是强调稳定、重视传统的路径，王安石代表的是强调效率、重视变革的路径。

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司马光在朝廷中逐渐失势。

1070年，司马光主动请求外放地方。神宗起初不允，但在他的再三坚持下，终于批准他出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一年后，司马光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实际上是闲职），从此离开政治中心，退居洛阳。

对司马光个人而言，这段经历无疑是政治上的重大挫折。但从《资治通鉴》的编纂史来看，这段外放时期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转机。

司马光在洛阳度过了人生中最后十五年的大部分时光。这段时期，他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却获得了宝贵的学术时间。他继续推进《通志》的编纂工作，将其范围不断扩展，从最初的战国部分扩展到涵盖整个中国通史。这部最终定名为《资治通鉴》的著作，在司马光的书房中一页页地增厚。

更关键的是，司马光的政治失意与他的学术坚持形成了奇特的互补关系。他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却在学术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专注。新法推行的现实刺激，使他更加坚信“以史经世”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错误，正是因为它无视历史经验，妄想以人力改变天定的秩序。《资治通鉴》中大量关于历代改革的叙述，特别是对王莽变法、唐代两税法等重大制度变迁的详细记录和分析，无不渗透着司马光对当代变法的隐晦批评。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相。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保守派重新得势，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出任宰相。此时的司马光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健康状况堪忧。他在相位上只停留了八个月便去世了，《资治通鉴》的最后审定工作实际上是在病中完成的。

《资治通鉴》的完成与进呈，与司马光个人的政治命运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书局的正式成立是在政治上获准的（1066年），而全书最终完成则是在变法派失势、司马光重返权力中心之后（1084年）。这个时间线并非偶然——它意味着《资治通鉴》的编纂经费、人员配置和文献获取，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治上的支持。

书局运作：主编负责制的协作模式

《资治通鉴》的编纂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学术工程。要完成一部涵盖一千三百余年历史、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体史书，绝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司马光建立了一套独特的书局运作模式，这套模式本身便是理解这部书的关键。

书局成立于1066年，最初设在崇文院。崇文院是宋代的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大量珍贵典籍，包括十七史（宋代以前最重要的正史）以及各类经部、子部文献。司马光获准使用崇文院的藏书进行编纂，这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第一手史料。

司马光在书局中担任主编角色，负责制定体例、审定文稿、最终裁决定稿。他的几位助手则分别负责不同朝代或专题的资料搜集和初稿撰写。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

刘攽负责两汉部分的编写。刘攽是著名的史学家，与其兄刘敞并称“二刘”，以考据精审著称。

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五代部分的编写。刘恕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尤为熟悉，他的考据功夫在团队中首屈一指。

范祖禹负责唐代的编写。范祖禹后来独立撰写了《唐鉴》，在唐代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

这种分工编纂的模式在当时并不常见。传统的官修史书采用多人共同编撰的方式，主编者之间往往因意见不合而产生矛盾。司马光的做法是将编纂工作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元，各人负责特定朝代或时段的初稿编写，最后由他统一审定。这种做法既保证了效率，又确保了全书的体例统一。

具体的编纂流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丛目”阶段，根据十七史以及其他史料，按年代顺序编排所有历史事件，形成初步的资料长编。其次是“长编”阶段，对丛目中的资料进行整理、删削、补充，形成连贯的叙事文本。最后是“定稿”阶段，司马光对长编进行细致的文字润色和内容审定。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描述这一过程时说：“臣既无他事，悉力尽虑，夜以继日，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手自编辑。”这段话透露了《资治通鉴》选材标准的三个层次：一是关系国家兴亡的政治军事大事，二是涉及民众生活的经济社会状况，三是具有道德垂戒意义的正反典型。

从1066年设局到1084年完成，《资治通鉴》的编纂历时十九年。这个时间跨度在中国史学史上堪称空前，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人的耐力考验。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既有个人意志的因素，也与宋代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和一定的政治支持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主编负责制的协作模式，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编纂的重要传统。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大型文化工程时，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既能够集合众人之力完成宏大项目，又能够通过主编的最终审定保证全书的统一性。

理解《资治通鉴》的真实面目

综合上述讨论，现在可以回答本章开头提出的核心问题：《资治通鉴》为何诞生在北宋？司马光的个人经历如何塑造了这部书的底色？

《资治通鉴》诞生在北宋，并非历史的偶然。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科举制度的成熟、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共同为私家修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与文化空间。一个以科举文人为主体、兼具政治参与意识和学术素养的政治阶层崛起，他们有动机、也有能力从事大型史学编纂工作。司马光正是这个阶层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员之一。

司马光的个人经历，则为这部书注入了独特的灵魂。他早年的学术训练为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担任谏官期间养成的“以史论政”习惯塑造了贯穿全书的论政底色，台谏合一的制度环境赋予了他直言敢言的精神气质，而外放洛阳的政治失意反而给了他专注学术的时间窗口。最后，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又为书局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保障。

《资治通鉴》的编纂与王安石变法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这绝非巧合。变法引发的政治分歧，使得司马光离开权力中心，转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而他对变法的反对立场，也深刻影响了《资治通鉴》的价值取向——这部书对历代改革的详细记述和分析，无不渗透着司马光对激进变革的警惕。

因此，理解《资治通鉴》的第一个要点，便是认识到它是一部“政治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完成的政论性史书”。它不是纯粹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承载着明确政治主张的著作。司马光通过选择什么、详写什么、略写什么，表达他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和对改革的态度。这不是说《资治通鉴》不尊重事实，而是说它的叙述本身就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资治通鉴》诞生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缘。

宋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一个以科举文人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崛起。这个阶层兼具政治参与意识和学术素养，他们有动机也有能力从事大型史学编纂工作。与此同时，宋代对私家修史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为《资治通鉴》的诞生提供了制度可能。

司马光从神童到谏官的人生轨迹，为这部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和论政底色。他早年编纂《历年图》《百官表》积累的编年体编纂经验，他担任谏官时养成的“以史论政”思维方式，以及他直言敢谏的政治性格，都深刻地塑造了《资治通鉴》的面貌。

王安石变法是理解《资治通鉴》的关键背景。这场政治斗争导致司马光离开权力中心，却使他得以将余生投入学术事业。变法引发的政治分歧也渗透进《资治通鉴》的字里行间，使得这部书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

司马光在书局中建立的主编负责制协作模式，既保证了编纂工作的效率，又确保了全书的体例统一。这套模式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编纂的重要传统。

理解《资治通鉴》是“政治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完成的政论性史书”，是认识这部书的起点。这部书承载着司马光的政治关怀、学术理想、时代困境与制度支持——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塑造了一部跨越千年、影响深远的历史巨著。

理解了司马光的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之后，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追问：这部书的体例创新何在？它为何采用编年体而非纪传体？编年体的优势与局限各是什么？司马光如何在编年体的框架内实现自己的叙事目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下一章中详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