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一座城的诞生：深圳的四十年制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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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陲小县：改革开放前的深圳

珠江口东岸，深圳河缓缓流淌。这条全长不过37公里的河流，在中国的版图上并不起眼，然而它所分隔的两个世界，却让无数人魂牵梦萦。河的北岸，是宝安县——后来被改名为深圳市的这片土地；河的南岸，是香港——那个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让无数内地人望眼欲穿的繁华都市。

1979年之前的深圳，就是这样一个边陲小镇。它隶属于广东省惠阳地区，行政级别只是一个县。然而，这个“县”的身份却有些特殊：它拥有长达230公里的海岸线，与香港仅一河之隔，隔海相望的还有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历史命运。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更久远的年代。深圳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当时的南海郡管辖着这片土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开始渗透到这个蛮荒之地。然而，真正让这片土地开始有了城市雏形的，是17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公元331年，东晋成帝在岭南设立了东官郡，郡治就在今天的深圳南头一带。这是深圳地区第一次有了行政建制的记载。

时光流转到唐朝，深圳地区属于广州府管辖。公元1414年，也就是明永乐十二年，深圳地区正式得名“深圳”。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里有一条名为“深圳”的深水沟——粤语中“深圳”二字意为“深水的源头”。这个名字朴素得近乎随意，却在此后几百年里一直沿用，直到1979年那个改变历史的年份。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深圳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这里的土壤并不肥沃，气候虽然温暖湿润，但频繁的台风和暴雨时常侵袭，收成并不稳定。当地居民世代以种植水稻、番薯为生，辅以打渔晒盐。清朝康熙年间，朝廷解除了海禁，深圳地区的盐业一度繁荣，深圳墟（今天的东门老街一带）成为方圆百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每逢墟日，周边村庄的农民便会挑着农产品来这里交易，热闹非凡。

然而，真正让深圳这颗种子埋入历史土壤的，是两次鸦片战争。1842年，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北京条约》又将九龙半岛南部划归香港；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更是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就这样，香港被切割了出去，而深圳河则成为了英国殖民统治与清朝管辖的分界线。

从那一刻起，一条河的两岸，开始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继承了维多利亚城的基本框架，逐步发展成为远东最重要的自由贸易港。便捷的航运、健全的法律制度、自由的市场环境，让香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成为亚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对岸那片沉默的土地。战争的硝烟曾经短暂地掠过这片边陲——日军侵略华南时，深圳曾一度沦陷——但战争的阴影消散后，这里又恢复了长久的沉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深圳与香港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几乎唯一的“透气孔”。物资从香港运往内地，外汇通过香港流入，情报和信息在这里交汇。然而，这个“透气孔”并不是敞开的，深圳河成为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1954年，中国政府在深圳河上架设了钢铁封锁线。沿河一线，拉起了铁丝网，竖起了岗楼。边防战士日夜巡逻，防止人员非法越境。从此，“深圳”这个地名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制度符号。

封锁线架起之后，深圳与香港之间的人员流动被严格管控。但在河的两岸，血缘和亲情并没有被完全切断。深圳地区的许多村庄，与香港新界一带的村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宗同族，一河之隔，却天各一方。每年清明节，总有少数幸运者能够合法过境祭祖省亲，而更多无法成行的人，只能站在河边，朝着对岸的方向遥遥焚香。

物资的匮乏，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记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广东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虚报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被无限放大，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1960年和1961年，是深圳地区最困难的年份。许多人家靠挖野菜、吃树皮维持生存，孩子饿得皮包骨头，浮肿病蔓延。

与此同时，香港却在另一个方向疾驰。1950年代开始，香港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制造业。纺织业、成衣业、塑料业、电子业相继崛起，香港制造的产品远销全球。到196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夜总会、歌舞厅灯火辉煌。

一条河的距离，是两个世界的距离。

“对面是天堂，这边是地狱。”这是当年深圳人私下里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但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两地居民的生活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心理层面。站在深圳河边，远眺对岸的灯火辉煌，那种感觉，或许比任何文字描述都更加深刻。

1960年代初，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在深港边境悄然发生。逃港潮，开始了。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陆路翻山越岭，偷渡深圳河或穿越梧桐山；另一种是从海路游泳或乘坐小船，漂渡深圳湾或大鹏湾。无论哪种方式，都充满危险。陆路逃港者需要穿越茂密的山林，躲避边防战士的巡逻，饥渴、疲惫、恐惧如影随形；海路逃港者则要面对大海的凶险，体力不支者往往葬身波涛。

1962年，是逃港潮最汹涌的年份。这一年，仅从深圳地区外逃香港的人数就超过10万。在罗湖、布吉、梅沙一带，每天夜里都有数以百计的人试图越境。边防部队疲于奔命，却怎么也堵不住这道洪流。

关于逃港潮的原因，坊间流传着许多真实而残酷的故事。

有一个叫阿德的青年，来自宝安县布吉。他的父亲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在“大跃进”中因反对虚报浮夸而被批斗。1961年，阿德的母亲和妹妹相继饿死，父亲也落下了病根。走投无路之下，阿德决定铤而走险。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游过了深圳河，到达香港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他在一家茶餐厅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寄回家乡时，他年迈的父亲老泪纵横。后来，阿德在香港扎下了根，开了一家小超市，再后来又把父亲接到了香港。临终前，父亲握着阿德的手说：“对不起，是我没本事，让你受苦了。”阿德摇摇头说：“是我对不起您，让您担心了。”

还有一个叫秀莲的姑娘，来自大鹏半岛。她从小就会游泳，能在大海里游上好几个小时不费力气。1963年，她和几个同乡一起游泳逃港。出发时是深夜，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不敢发出声音，只能靠手势和眼神交流。游到一半时，秀莲的一个同伴体力不支，开始往下沉。秀莲拼命游过去，把他拉起来，拖着他继续游。整整四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香港一侧的浅滩。那一刻，秀莲躺在沙滩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泪流满面。后来，她嫁给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生了三个孩子，小日子过得安稳幸福。

这些故事，是那个年代无数逃港者的缩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也并非不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想让家人吃饱穿暖，想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种最朴素的愿望，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成为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

逃港潮惊动了中央。1962年6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专程到宝安调研。他在报告中写道：“目前外逃的群众，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和一般劳动人民，他们外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加之我们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对他们的妥善安排。”这份报告，后来被史称为“孔原报告”。它承认了政策失误是导致逃港潮的主要原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策方向。

为了遏制逃港潮，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加强边防警戒，增派巡逻力量，在重点地段设置路障和铁丝网；另一方面，开展“反偷渡外逃”运动，公检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组织者和“蛇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逃港行为被定性为“叛国投敌”，抓到的人轻则判刑，重则枪毙。

然而，所有的严厉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只要河的两岸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逃港的冲动就不会消失。

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夜，一份来自宝安县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报告统计，从1966年到1978年的十多年间，宝安县外逃香港的人数累计超过12万，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还多。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1977年全县工业产值仅有6000多万元，农业产值刚刚过亿，年人均收入只有134元——这在当时广东省的县级行政区中，排名倒数第一。

这就是1979年之前的深圳：一个被贫穷和落后包围的边陲小县，一个被逃港潮困扰的敏感地带，一个与对岸繁华形成刺眼对比的沉默角落。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在1979年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会议提出，要在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决策，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将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壁垒上，打开一个口子。

那么，为什么是深圳？

答案，要从深圳的地理位置说起。

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毗邻香港，背靠珠三角这个中国最富庶的经济腹地。深圳拥有优良的海港资源，可建设万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更重要的是，深圳与香港接壤，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拥有丰富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圳可以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桥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深圳具有发展出口加工型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距离国际市场最近，物流成本最低；这里气候温和，不需要像北方城市那样为取暖耗费大量能源；这里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吃苦耐劳、善于学习；这里华侨众多，港澳同胞遍布全球，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

当然，这些只是客观条件。更关键的是，深圳的“落后”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因为深圳是一张白纸，没有旧体制的包袱，没有既得利益的羁绊，可以大胆地尝试、大胆地闯。如果选择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来试点，面临的阻力将大得多。而深圳这个边陲小县，远离政治中心，风险可控。

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央能够允许广东“先走一步”，在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区。这个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于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应运而生。其中，深圳的面积最大、条件最优、潜力最大。从此，这个边陲小县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在正式讲述深圳经济特区的故事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这片土地的另一面：它的文化传统和人文性格。

深圳虽然建县历史不长，但它所属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却是中国最古老的商业文明发源地之一。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制度，再到明清时期的十三行，珠三角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这种商业传统，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里。

深圳的本地居民，主要是客家人和广府人。客家人勤劳朴实、重教崇文、宗族观念强；广府人务实灵活、善于经商、开放包容。这两种文化性格在深圳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深圳人既有客家人的吃苦耐劳，又有广府人的灵活变通；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某些传统，又较早接触了海洋文明的商业气息。

这种文化特质，在改革开放后的深圳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深圳人的身上，总是带着一种敢闯敢试的精神，一种不拘一格的灵活，一种向前看的乐观。他们不怕失败，不惧风险，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这种精神，或许早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就已经在深圳人的祖先身上埋下了种子。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海外关系。深圳地区有大量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据统计，1979年之前，宝安籍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超过30万人。这些人虽然身在海外，但与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汇款回家乡建房子、修祠堂、捐学校；他们每年清明节回来祭祖，带回外面的信息和观念；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开放后成为第一批回乡投资的外商，为深圳的发展注入了宝贵的资金和经验。

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这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开发。蛇口工业区借鉴了香港的管理模式，打破了许多内地的陈规旧习，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句后来闻名全国的口号，像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边陲。

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从此，“深圳”这个地名，从一个镇的名称升格为一座城市的名称。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新界面积的近三分之一。

就这样，一个边陲小县，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了从“县”到“市”、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闭落后”到“开放前沿”的华丽转身。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1979年那个转折时刻，深圳还只是一个刚刚苏醒的边陲小镇。街道狭窄，房屋破旧，电灯昏暗，工厂寥寥。当第一辆推土机开进蛇口的工地时，工人们或许还想象不到，这片杂草丛生的荒滩，在十几年后将崛起为一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

回望1979年之前的深圳，我们看到的是贫穷与落后，是苦涩与无奈，是一道道深圳河两岸的守望。但正是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积蓄着巨大的能量；正是在那些苦涩的记忆中，埋藏着改变的种子。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当第一道政策阳光照进这片边陲，一个伟大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不是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深圳。深圳的崛起，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条件：它毗邻香港，背靠珠三角，拥有优良的港口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它有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有遍布海外的华侨网络；它有敢闯敢试的人文性格，有吃苦耐劳的人民群众；它更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有了一个英明的决策。

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才成就了后来那个令世界瞩目的深圳奇迹。而在这所有因素中，最根本的，是人。是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活的普通人，是那些逃港者、那些坚守者、那些第一批闯进特区的建设者。他们用汗水和泪水，用智慧和勇气，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开篇。

深圳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时光流转到唐朝，深圳地区属于广州府管辖。到了宋元时期，深圳地区的盐业和渔业有了较大发展。深圳一带的海盐因品质优良而闻名，广州府的盐商常常到这里采购。那时的深圳墟（今天的东门老街一带），已经初具雏形，成为方圆百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深圳之名的由来

公元1414年，也就是明永乐十二年，深圳地区正式得名“深圳”。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里有一条名为“深圳”的深水沟——粤语中“深圳”二字意为“深水的源头”。这个名字朴素得近乎随意，却在此后几百年里一直沿用，直到1979年那个改变历史的年份。

有意思的是，“深圳”作为地名，最初指的并不是整个宝安县，而是特指今天的东门老街一带。那时的深圳，只是方圆不过一里的小镇，几条小巷，几排瓦房，人口不足百户。而“宝安县”则是更大的行政概念，管辖着从今天的深圳市区一直延伸到东莞、惠阳的大片土地。直到1979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后，“深圳”这个名字才从一个小镇扩展到整座城市。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深圳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这里的土壤并不肥沃，气候虽然温暖湿润，但频繁的台风和暴雨时常侵袭，收成并不稳定。当地居民世代以种植水稻、番薯为生，辅以打渔晒盐。清朝康熙年间，朝廷解除了海禁，深圳地区的盐业一度繁荣。

据《宝安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宝安县的盐业达到鼎盛时期。全县有盐田数十处，盐工数千人，年产海盐数万担。每逢墟日，深圳墟人头攒动，周边村庄的农民挑着农产品来这里交易，换取盐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深圳墟，已经有了“东门”的雏形——一条青石板铺就的主街，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店铺，热闹非凡。

然而，真正让深圳这颗种子埋入历史土壤的，是两次鸦片战争。

深港分治：一条河的命运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1842年，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中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这个总面积只有78平方公里的小岛，开始了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清政府在《北京条约》中又将九龙半岛南部（界限街以南）割让给英国。这一次割让的面积约11平方公里，包括现在的港岛南部和九龙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以“租借”的名义，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纳入香港版图，租期为99年。这次租借的面积达976平方公里，占现在香港总面积的近90%。

就这样，香港被切割了出去，而深圳河则成为了英国殖民统治与清朝管辖的分界线。

深圳河全长37公里，发源于梧桐山，流经深圳市区，最终汇入深圳湾。这条河流的历史并不长——它是珠江口海平面上升后形成的溺谷型河流，距今不过几千年。然而，它在20世纪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却远超它的自然长度。

从1898年开始，深圳河两岸成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北岸属于清朝（后来属于民国，再后来属于新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南岸属于英国殖民统治，实行的是英国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宗同祖的亲人，却被一条河隔成了两个世界。

这种分割，在新中国成立后变得更加明显和严格。

新中国成立后的边防管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深圳与香港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几乎唯一的“透气孔”。物资从香港运往内地，外汇通过香港流入，情报和信息在这里交汇。然而，这个“透气孔”并不是敞开的，深圳河成为了一道有形的屏障。

1954年，中国政府在深圳河上架设了铁丝网。沿河一线，拉起了铁丝网，竖起了岗楼。边防战士日夜巡逻，防止人员非法越境。这种管控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边防体系。

到了1970年代，深圳边防已经是全国最严密的边境管控系统之一。深圳河沿岸，每隔数百米就有一个边防哨所；梧桐山、梅沙岭等制高点，设置了观察哨；海面上，有边防巡逻艇24小时巡航。任何试图越境的行为，都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

从此，“深圳”这个地名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制度符号。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社会状况

封锁线架起之后，深圳与香港之间的人员流动被严格管控。但在河的两岸，血缘和亲情并没有被完全切断。深圳地区的许多村庄，与香港新界一带的村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宗同族，一河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