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十七世纪英格兰

第 1 章 重返十七世纪英格兰

把"默顿命题"放进一个简单的问句里问出来，常常是这一句：十七世纪英格兰有什么特别的？清教、新教、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皇家学会，这些标签可以贴到同时代的荷兰、瑞士、加洛林的加洛林派教会甚至三十年战争之前的德意志诸侯国身上。如果默顿的命题真有解释力，为什么唯独英格兰、唯独1660年前后那段三十年值得被列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案例？这个看似朴素的问题，恰恰是默顿本人一生没有给出一段完整论证、却以整本《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默默回答了的问题。

默顿的选材不是一个凭空的灵感。它是他从一个特定的学术位置出发——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亡到美国本土的德语社会学传统、一个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德国知识社会学、一个在哈佛社会学系刚刚成形但远未定型的美国经验主义社会学——所做出的判断。要把"为什么是英格兰"这一问真正想清楚，必须先把默顿从他所站立的位置上拉回来看，再跟着他的目光回到1660年前后伦敦咖啡馆里的那些被选入皇家学会的清教绅士那里去。本章将分五步推进这条线索：默顿的师承、他的方法论来源、他的比较视野、他的文本变迁，以及他和同时代几位科学史家的隐含对话。读完这五步，读者应该能够自己勾出一张"默顿问题谱系"图，为自己将来的研究找到合适的"高密度历史切片"。

一、从哥伦比亚到哈佛：师承链与方法论的塑形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原名迈耶·罗伯特·斯科尔尼克，1910年生于费城南部的犹太贫民家庭。他进入大学时本来想读魔术，后来转社会学，这一转向本身就可被视为日后他对"宗教-科学关系"保持终身兴趣的伏笔。1929年至1931年就读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1931年转入哈佛，1934年成为哈佛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36年以论文 *Puritanism, Pietism and Science* 取得博士学位。短短七年间从一个地方性大学的本科生变成美国一流学府的助理教授，默顿的学术加速倚赖的并非天才写作，而是他恰好搭上了美国社会学专业化、特别是一批从德语世界流亡或移译过来的古典社会学家与本土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合流的节拍。

哥伦比亚阶段对默顿的塑造常被低估。当时主持社会学系的劳克林·韦尔（Lorin Wiser）和埃莉诺·伯尼斯·泽斯纳（Eleanor Bernert Zeisler, 1899-1983）给他留下的，不是某个特定命题，而是一种研究姿态：研究社会问题的经验材料必须用系统性的统计方法处理。泽斯纳本人是奥格本的同事，专注于家庭与城市生活的实证测量。在泽斯纳的工作坊里，默顿第一次学会如何把抽象的社会学命题拆分成可观测的变量、再把变量重新组合成可证伪的假设。这条训练日后在《十七世纪英格兰》中以最具体的方式落地：他不是泛泛地讲"清教精神促进了科学"，而是把"清教精神"拆成五条具体的伦理价值——节制、严谨、博爱、诚信、勤奋——再从英国皇家学会最早成员的传记、自传、墓志铭、遗嘱、书信中逐一查找文本证据。这种"把精神拆成清单、把清单落进史料"的做法，源头在哥伦比亚。

进入哈佛之后，默顿面临的是另一套学术方言。彼得·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 1889-1968）1923年从俄国流亡美国，1929年在哈佛创立社会学系。索罗金在默顿入学那年正埋头写作《社会与文化动力学》（*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1937-1941）第一卷，对默顿的影响既深又长：一方面，索罗金为默顿提供了一个关于西方文明长程文化变迁的整体性框架，正是这个框架让默顿敢把"科学"放在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文化系统"中去考察；另一方面，索罗金的整体论倾向——把文化视为超有机体般的"超级系统"——与默顿在哥伦比亚学到的经验主义测量产生了直接张力。默顿后来反复表态自己是经验主义者，反对"宏大叙事"，这种自我界定本身，就包含着对索罗金框架的扬弃。

与索罗金几乎同时在哈佛任教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对默顿的影响更为隐蔽。帕森斯1926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过曼海姆讲课，1930年便把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译介到英语世界（虽然最终成书要晚到1936年）。帕森斯日后提出的"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情感中立 vs. 情感投入、自我取向 vs. 集体取向、普遍主义 vs. 特殊主义——这一组二分范畴在《十七世纪英格兰》中清晰可见：默顿把"清教伦理对科学的庇护"翻译成"情感中立的价值取向对宇宙普遍法则的肯定"。换言之，帕森斯提供的是概念脚手架，默顿提供的是史料填充。

为了直观把握这一阶段默顿所承受的多重学术引力，下图给出他1930年代的师承链与文本来源：

```mermaid flowchart LR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br/>1929-1931<br/>Zeisler 实证传统"] Harvard["Harvard Sociology<br/>1931-1936<br/>索罗金与帕森斯双核"] Sorokin["P. Sorokin<br/>文化动力学与长程框架"] Parsons["T. Parsons<br/>模式变量与系统均衡"] Mannheim["K. Mannheim<br/>知识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Weber["M. Weber<br/>比较宗教社会学与价值合理性"] Merton["R. K. Merton<br/>1935 博士论文与<br/>1938 *STS in 17C England*"] Columbia --> Harvard Harvard --> Sorokin Harvard --> Parsons Mannheim --> Parsons Mannheim --> Merton Weber --> Merton Sorokin --> Merton Parsons --> Merton Merton --> 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br/>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

这张图并不是说默顿只是被索罗金、帕森斯、曼海姆、韦伯四条引力的合力推到了一个位置。事实上，他在每一条线上都做了选择：他接受了帕森斯的概念工具而拒绝索罗金的宏大叙事，他从曼海姆那里接过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意识却拒斥其左翼激进主义，他从韦伯那里取走了"比较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却没有复制其新教加尔文派的源头。默顿的方法论是综合性的，但综合本身就是立场：他选择了"中等范围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这一后来在1949年《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才被系统命名的纲领，正是这种立场最集中的体现。

二、韦伯的比较社会学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方法论的两个源头

默顿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常常被归入"韦伯式"传统，但他对韦伯的接受是有选择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1904年起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上分两部分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核心工作是：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追溯到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在信徒内心制造出的"焦虑-验证-伦理化"链条，从而解释为何禁欲式的新教徒倾向于把经济成功视为上帝拣选的标志、并系统地把财富用于再投资而非消费。韦伯的这种做法的关键不是"新教是否真的产生了资本主义"——他后来明确说自己不是在做那种粗陋的因果论——而是提出一种"亲和性"（Wahlverwandtschaft，elective affinity）概念：宗教价值取向与经济行动取向之间并非因果，而是选择性亲和。

默顿在1934年就已经明确意识到韦伯工作的这个核心。但他在博士论文里把韦伯的命题做了一个关键翻转：韦伯追问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生于西欧"，默顿追问的是"为什么系统的经验科学发生于英格兰"。这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而是用一个思想实验把"资本主义"替换为"科学"——如果经济理性主义可以与加尔文宗的禁欲伦理有亲和性，那么自然的实验理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与清教的虔敬伦理有亲和性？这个替换本身就是默顿的智力贡献：它把韦伯从一个具体的关于资本主义发源的历史叙事，变成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分析模板。

但这种复用需要中间桥梁。韦伯的比较框架在德国是清楚的——路德宗、加尔文宗、虔敬派、再洗礼派、犹太教、东正教、天主教——而在1930年代的美国，默顿能够拿到手的实证材料是稀薄的。他需要一种更轻便、更可操作化的"价值变量"概念，这正是他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那里借来的工具。

曼海姆1929年在德文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提出"关系主义"（Relationismus）概念，主张任何思想都内嵌于其社会-历史位置；1925年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实际是1925年的"历史主义"论文的延伸）中提出"代际位置"（Generationslagerung）概念，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中等范畴"。这一系列工作在帕森斯1936年译介到英语世界之前已经渗透到英美社会学界。默顿1935年的博士论文中大量使用"价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这一术语，并且把"价值取向"进一步切成"终极价值"（terminal values）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两层——这一区分与日后帕森斯-克拉克洪价值调查的框架一致，但与曼海姆的原典已相距甚远。可以说，曼海姆为默顿提供的是"知识社会学"这一学科合法性的根据，而韦伯提供的是具体的比较方法。两者在默顿那里融合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带有强烈美国经验主义色彩的中程理论。

这一节的核心是：默顿"中等范围理论"的方法论，并不是天降。它是韦伯比较社会学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发生接合之后、由哥伦比亚的实证传统作为操作基础综合而成的产物。读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如果想复制默顿的工作路径，必须先问自己：你手头有哪种"价值取向清单"？你能否把这种清单投射到一个具体的、可比较的历史案例集合上？这一问看似简单，却是默顿研究最容易被误用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十七世纪英格兰》是关于"清教"，其实它是关于"如何把清教拆成五条可测的价值取向"。

三、为什么是英格兰：一场被压低的比较视野

默顿1938年初版只用了三页处理"为什么是英格兰"这个问题。但这三页——确切说是《十七世纪英格兰》第一章第一节"Why England?"——是整个默顿命题的咽喉。要理解为什么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或十七世纪的荷兰联省共和国没有被他选为案例，需要先把默顿的比较视野摊开。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科学案例之所以被默顿排除，第一个理由是史料密度不够。意大利的伽利略、托里拆利、切里奥、弗拉卡斯托罗等人的传记、信件、遗嘱、学院档案虽然丰富，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集团"——即足以支撑清教版的"自然哲学社群"分析——的密度不如英格兰。默顿需要的不只是几位伟大的科学家，他需要一组可以被统计、被分类、被关联到宗教信仰数据上的"科学从业者集体"。1660年代的英格兰恰好提供了这种密度：皇家学会最初的一百六十余名会员的传记数据是相对完整的，每个人都能在《国民传记辞典》（*DNB*）中找到位置，且其宗教背景、政治立场、社会出身、家庭网络都能被钩稽。

第二个理由更关键：意大利的科学活动始终嵌在宫廷与教会的双重庇护之下，缺乏一个独立的"科学社群"自我认同。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 1657-1667）由美第奇家族庇护，但它的会员只有十人左右，且在1667年因庇护人去世而解散。罗马的猞猁之眼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更倾向于一种贵族式的学术社交而非研究共同体。这种"庇护依赖性"使得"科学社群"在意大利并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建制；相反，它始终是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延伸。

荷兰联省共和国是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强候选。事实上，从惠更斯、列文虎克、斯涅尔、雷汶胡克到后期的惠更斯的学生巴特尔森与沃尔夫，十七世纪荷兰的科学活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极为耀眼。默顿在原书中只用了不到一页处理荷兰，但他给的理由足够尖锐：荷兰的新教主流是温和的加尔文宗（荷兰归正会），它的政治伦理取向是商业性的而非虔敬性的；荷兰的科学活动确实繁荣，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受到那种英国清教式的"伦理化"驱动。换言之，默顿的命题是反直觉的：他并非说新教有利于科学，而是说清教这种特定的禁欲伦理形式与经验科学有"亲和性"。荷兰的存在反而让默顿的命题变得更精确：不是新教、不是加尔文宗、不是资本主义，是"清教作为禁欲伦理与作为方法论的实证科学之间的特定亲和"。

第三个常被忽略的候选是布拉格宫廷鲁道夫二世（1552-1612）时期的"科学家赞助网"——开普勒、迪格斯、第谷·布拉赫、耶罗·舒尔茨等人都曾在此活动。默顿未加讨论这一案例，可能因为布拉格只是宫廷科学的范本，而非自然哲学共同体形成的社会建制。

第四个候选是十七世纪的德意志诸侯国、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修道院抄本社群——这些案例不仅史料密度不够，且与默顿所关注的"科学作为社会建制"层面差距过大。

把这四个候选案例排成一行，默顿的选材逻辑就清楚了：他选择的不是一个"科学辉煌的世纪"，而是一个"科学社群作为独立社会建制出现的世纪"。英格兰在1660-1700年间提供了至少三个关键证据：（1）皇家学会以"国家特许的自治科学共同体"形式成立，章程明确写明不受国王直接干预；（2）学会会员的宗教背景高度集中于清教中右翼（长老会、独立派、低教会国教徒），而非主流的圣公会；（3）学会得到议会而非教会的部分资金支持。这一组合在同时代没有其他案例可匹配。意大利有教会庇护的科学院但缺乏自治，荷兰有商业化运作的科学活动但缺乏虔敬伦理，新教国家大多缺乏一个脱离教会的"特许共同体"。正是这种"三层耦合"——清教伦理、独立自治科学共同体、议会型政治庇护——让英格兰成为不可替代的案例。

比较视野压低之后，默顿实际上把他的命题从"清教-科学因果论"重新定义为了"价值同构＋建制出现"的双重叙事。这是《十七世纪英格兰》中段两个核心章节的核心论点，也是默顿从1935年博士论文到1938年初版最重要的修订。

四、六十年间的叙事重构：从博士论文到1970年增订本

默顿的文本不止"1938年版"一个状态。从1935年博士论文到1938年初版、再到1949年《社会研究》抽印本、再到1970年Howard Fertig增订本，一共经历四次主要的文本变形。理解每一次变形，才能看见默顿对自己命题的重构过程。

1935年的博士论文名为 *Puritanism, Pietism and Science*，它处理的是三个案例——清教（英格兰）、虔敬派（德意志）、科学——的统计关联。论文的核心数据是：1660-1700年间被选入皇家学会的早期会员中，约有90%出身于清教背景（包括长老会、独立派、公理会、低教会国教徒），而这一时期英格兰社会总体的清教人口比例估计不超过25%。这是一个差值极大的统计异常。论文还处理了德意志虔敬派（新教路德宗内部的虔敬运动）与英国清教的平行现象，并使用韦伯的比较框架来解释为什么虔敬派的科学活动没有英格兰那么显著——主要原因是虔敬派没有形成像皇家学会那样的独立自治建制，而是被裹挟在路德宗国家教会内。这一节论文的论证非常浓缩：宗教价值取向与社会建制出现是两个独立变量，二者交互后才产生系统化的经验科学。

193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对博士论文的扩展。默顿加入了大量新的史料，把"清教与科学的相关"扩展成了"清教、资本主义、技术与科学的四联互动"。书的副标题与正标题同样重要：它在"科学"之外加上"技术"与"社会"，是为了强调他不是在做纯观念史，而是在做"科学-技术-社会的整体发生学"。这一版的章节顺序是：第一章清教伦理、第二章清教与科学的统计相关、第三章清教伦理对科学的实际激励（节制、严谨、博爱、诚信、勤奋五条价值）、第四章科学建制的出现、第五章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其中第二、三章是默顿的实证密集部分；第四、五章是新加的、密度低、史论并行。这一版在1949年被《社会研究》杂志重印一次，作为抽印本流传。

1970年的Howard Fertig版是默顿亲自重新审订的"标准本"。他在前面加了一篇长序（"Preface to the 1970 Reprint"，约28页），回头交代了1935-1938年间的研究设计缺陷、后来的批评回应、以及他对自己命题的修订。新序的核心改动有三条：（1）正式承认"清教与科学的相关"在数学上可能存在"隐性第三变量"——例如共同的阶级背景、共同的受教育水平——所以不能简单视为因果；（2）引入"价值同构"（value isomorphism）这一新词，明确命题不是因果而是同构；（3）正式放弃"清教伦理是科学兴起的原因"这一表述，代之以"清教伦理是科学社群建构中提供的文化资源之一"。这三条修订合起来，使默顿命题从1938年的"因果型命题"转向了1970年的"亲和型-资源型命题"。

理解这一文本变迁的意义在于：默顿自己从未否认过他1938年的表述，他在1970年做的事是把一个粗糙的相关分析转换成了一个可被更细致讨论的理论框架。任何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默顿——都必须在承认这条修订脉络的前提下参与讨论。任何把默顿简化为"清教导致科学"的论述，都忽略了这一文本史。

五、与萨顿、怀特海、巴特菲尔德的三角对话

要把默顿在科学史叙事谱系中的位置看清楚，需要把他与三位同时代的科学史家放在一起读：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萨顿是默顿的精神前辈。1913年萨顿创办*Isis*杂志，1927年与1928年连续出版两卷《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第一次为科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设定了现代范式。萨顿的方法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科学史"——他主张把科学史视为人类智识史的一个分支，用传记、文本来还原科学家的内心世界与思想演化。萨顿写作的目标是"理解科学家的生活"，而非"理解科学的社会条件"。默顿在1930年代与萨顿有通信，曾试图把*Isis*与默顿自己编辑的*Osiris*（从1936年开始出版）做内容分工——*Isis*走人文主义路径、*Osiris*走社会-制度路径。但默顿很快意识到他与萨顿的差异不是分工而是方法论冲突：萨顿永远把科学视为"知识的演化"，默顿永远把科学视为"社会的产物"。这一差异在1957年默顿为*Isis*五十周年所写的回顾性文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Sarton's humanism was too inward-looking; it 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