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批判者

第 1 章 失踪的批判者

经济学教科书的目录表是一张奇怪的成绩单。如果把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曼昆排成一列，你会发现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争议空间，他们代表"主线"，而主线之外的任何人都被自动归入"旁支"或"前驱"。但这份名单本身是被人编辑过的，编辑权掌握在那些决定教科书怎么写、课程怎么教、考试怎么考的人手里。本章要追问的不是西斯蒙第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他说了那么多、影响那么大，却在 21 世纪的标准经济学叙事里几乎完全失踪。这场失踪本身就是答案：它揭示了一种筛选机制，而任何想理解经济学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人，都需要先看清这套筛选机制。

一场需要被复原的失踪

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经济学界，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不是边缘人物。他 1819 年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或论财富与人口的关系》（*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在 1819 至 1827 年间至少出了四个法文版，并被迅速译成英文（伦敦，1821）、德文（斯图加特，1821）、意大利文（米兰，1823）和俄文（圣彼得堡，1828）。他与大卫·李嘉图有直接通信，与让-巴蒂斯特·萨伊围绕"生产成本论 vs. 收入决定论"展开过长达数年的书面辩论，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通信讨论人口原理，与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通信讨论苏格兰经济史。他于 1836 年当选法兰西伦理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成员。19 世纪 30 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把西斯蒙第视为与萨伊、李嘉图并列的三种方法论范式之一：萨伊代表"演绎—和谐"，李嘉图代表"演绎—分配"，西斯蒙第代表"历史—批判"。

把时间快进到 2025 年。翻开任何一本英文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帕金的《经济学》，目录里都找不到西斯蒙第的名字。翻开任何一本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多恩布什、曼昆、布兰查德——同样找不到。在标准的经济学说史课程中，西斯蒙第通常被一句话打发：他批评过李嘉图，预言过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后来被"边际革命"取代了，所以"历史地位不高"。

这就是失踪的事实本身。一个在 1819—1848 年间被英、法、德、意、俄经济学界共同讨论的核心人物，一个写出过六卷本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影响过马克思早期写作的思想家，一个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 年手稿）中多次正面引用的人，到 21 世纪初在主流教科书里只剩下不到半页纸。失踪的幅度，比"边缘化"这个词所能承载的要大得多。

要回答"为什么失踪"，必须先拆解失踪的机制。任何叙事都需要一个"作者"。教科书是由经济学家写的，经济学家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获得声誉的，学术声誉决定了谁能进入教科书的"经典名单"。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谁被引，谁就存在；谁不被引，谁就"不存在"。西斯蒙第在这套闭环里掉队了，但掉队的原因不是他的思想错了，而是他的方法论在 1870 年代之后的"再格式化"过程中被判定为不适合新的学科规范。

西斯蒙第在 1819—1848 年间的实际影响

要理解后来的删除，必须先把删除之前的"在场"完整还原，否则后面的讨论就会建立在"他本来就边缘"的错误前提上。

《新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巴黎，1819）出版后两年内就出现了两种英译本，一种由 Richard Griffith 翻译（伦敦，1821），另一种作为"政治经济学选读"系列的一种在爱丁堡出版。这种快速翻译本身就说明当时的英美经济学界认为西斯蒙第是必须面对的对话者，而不是可以忽略的旁支。第二版法文版（巴黎，1827）对第一版做了大量修订，特别是把"竞争性均衡会自动出清"这一李嘉图式的命题作为靶子反复反驳，这一版成为后来被马克思重点阅读的版本。

西斯蒙第与同时代经济学家的通信记录保存在日内瓦的日内瓦大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Genève）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边沁文集"中。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几条清晰的学术线索：

第一，西斯蒙第与李嘉图的争论焦点是"利润率的决定"。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把利润率下降归因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工资上升。西斯蒙第在《新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第七章到第十章中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利润率的下降不是来自自然资源的约束，而是来自"有效需求不足"——工人拿到的工资不够买回他们生产的所有商品。这一论点后来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第三章中被明确归入"西斯蒙第传统"。李嘉图在 1821 年 9 月的一封信中承认西斯蒙第"抓住了我的论证中我最薄弱的地方"，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解释。

第二，西斯蒙第与萨伊的争论是方法论层面的。萨伊在 1803 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产品用产品支付"的命题，并由此推出"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结论。西斯蒙第反对的不是这个命题本身，而是萨伊把它当作"普遍真理"的方式——西斯蒙第主张经济学必须从历史经验出发，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分配关系，萨伊那种把 19 世纪初的英国当作"普遍模型"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一分歧后来演变成德国历史学派与美国制度学派共同的方法论遗产。

第三，西斯蒙第对马尔萨斯的影响是间接但真实的。马尔萨斯在 1820 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序言中提到，他阅读了西斯蒙第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手稿，并吸收了其中关于"有效需求"的部分论点。马尔萨斯 1820 年 2 月给李嘉图的信中写道："西斯蒙第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可能分离的分析，比我自己之前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清晰。"

在意大利，西斯蒙第的影响通过他的另一部著作《意大利共和国城市共和国商业史》（*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a navigation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巴黎，1807—1808，17 卷；日内瓦再版 1832，10 卷）渗透到 19 世纪意大利统一后的经济史写作中。这部书是 19 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史著作之一，被译成意大利文（1838—1842）和德文（1832）。它证明了西斯蒙第不只是一个抽象理论家，他还是严肃的历史经济学家。

在德国，西斯蒙第的影响通过以下路径传播：罗雪尔在 1843 年的《历史方法观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中把西斯蒙第列为"历史—归纳派"的代表；希尔德布兰德在 1848 年的《现在和未来的国民经济学》中延续了这一归类；恩格斯在 1844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西斯蒙第与弗莱彻并列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和《剩余价值理论》（1862—1863 年手稿）中多次直接引用西斯蒙第的原文，并在脚注里明确说西斯蒙第"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把以上这些事实摆在一起，结论是明确的：西斯蒙第在 1819—1848 年间是欧洲经济学界的一个核心节点。删除他的不是事实，而是叙事。

删除机制：1870 年代的再格式化

如果西斯蒙第在 19 世纪中叶如此重要，为什么到了 1870—1880 年代之后他就从主流叙事中淡出了？答案要从那一时期发生的、被后世称为"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的方法论重组说起。

1871 年，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伦敦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 年，卡尔·门格尔在维也纳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1874 年，里昂·瓦尔拉斯在洛桑出版《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这三部著作从不同国家、不同语言背景出发，几乎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纲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财富如何在社会阶级之间分配"，而是"个体如何在稀缺约束下做出最优选择"。

这一范式转换的后果，可以用技术语言概括为三层：

第一层，方法论的"个体化"。边际主义把分析单位从"社会阶级"（工人、资本家、地主）转变为"个体决策者"（消费者、生产者）。消费者的需求由"边际效用"决定，生产者的供给由"边际成本"决定，两者在市场上相遇形成均衡价格。在这套框架里，分配问题被重新定义为"要素价格的决定问题"，而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博弈"。西斯蒙第的整个理论体系——以"收入分配如何决定有效需求"为出发点——在新框架里失去了立足点。

第二层，数学化的"形式约束"。边际主义对经济学的数学化要求，远远超过李嘉图时代所能容纳的程度。杰文斯明确提出"经济学必须是数学的"，瓦尔拉斯用联立方程组描述一般均衡，门格尔虽然反对过度数学化，但他要求的"精确性"和"自洽性"同样是形式化的。这套形式约束使得历史归纳派的研究风格——以叙述、对比、史料分析为主——被自动判定为"不够严谨"。

第三层，学科边界的"专业化"。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重新界定为"资源配置"，而把"社会正义"、"历史变迁"、"制度演化"这些议题划归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分工一旦确立，经济学家就不再有义务阅读西斯蒙第，正如物理学家不再有义务阅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这套三层重构在 1870—1890 年代的英美和德语学界迅速扩散。到 1890 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时，新范式已经在英国剑桥大学确立了教学主导地位。马歇尔的索引里没有西斯蒙第。1891 年帕累托在洛桑接替瓦尔拉斯，1892 年庞巴维克在维也纳接替门格尔，1892 年费雪在耶鲁开始讲授数理经济学，至此，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的经济学教育已经被边际主义格式化了。

在这种格式化的过程中，西斯蒙第被归入了"非主流"的位置。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教科书作者在介绍"古典政治经济学"时通常只列举斯密、李嘉图、穆勒，最多加上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的名字要么被省略，要么被压缩成一句话——"他批评了李嘉图，但他的批评缺乏数学基础，所以没有被纳入主流"。这种叙事策略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承认了西斯蒙第的存在，另一方面它通过"缺乏数学基础"这一标签取消了西斯蒙第与现代经济学的对话资格。

理解这一点需要一种特定的视角：在经济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economic knowledge）看来，教科书不是"客观记录"经典，而是"主动筛选"经典。筛选标准由当时的学术共同体决定，学术共同体的偏好又由当时的资助结构、期刊评价体系、就业市场共同决定。1870—1890 年代的边际主义者们不仅创造了新的理论，他们也创造了新的"经典名单"，而西斯蒙第从这份名单上被删除了。

红色iscovery：20 世纪的三次再发现

删除不是终点。在 20 世纪，至少有三位重要经济学家在不同议题下独立地"再发现"了西斯蒙第。每一次再发现都不是简单的"致敬"，而是用新的分析框架重新激活西斯蒙第的某些论点。

第一次再发现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第三章的脚注里，凯恩斯写下了一段被后来无数论文引用的话："西斯蒙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指出，储蓄如果不被投资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洞见被古典传统忽略了，直到今天。"凯恩斯明确把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霍布森归为"被边缘化的非正统传统"，而把自己视为这一传统的现代继承者。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凯恩斯用新的分析工具——消费函数、流动性偏好、乘数效应——重新包装了西斯蒙第的"有效需求不足"命题，使之可以用边际主义自己发明的数学语言来表述。

第二次再发现来自海曼·明斯基。1982 年明斯基在《金融不稳定假说》（*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耶鲁大学工作论文）中提出，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性会使经济周期性地陷入"明斯基时刻"——投机狂热→资产价格泡沫→债务违约→流动性危机。明斯基在 1986 年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明确承认，他关于"投资决策如何被债务结构放大"的论点直接受到西斯蒙第的启发："西斯蒙第在 1819 年就看到了，资本积累不是匀速进行的；它依赖于企业家的信心，而信心本身又依赖于利润的实现。当利润不能实现时，资本积累就会突然中断。"明斯基的工作把西斯蒙第的"有效需求不足"命题从宏观层面下沉到了金融层面。

第三次再发现来自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 1954 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给了西斯蒙第一个相当长的章节（第七篇第五章，约 35 页）。熊彼特的处理方式与凯恩斯、明斯基不同：他不是把西斯蒙第当作"被压抑的先驱"，而是把他当作"另一种合理的研究纲领的代表"。熊彼特明确说，西斯蒙第代表的"历史—归纳"传统与边际主义代表的"理论—演绎"传统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这一判断在 1950 年代被主流经济学界忽略，但在 1990 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复杂性经济学的兴起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进入 21 世纪，托马斯·皮凯蒂在 2013 年的《21 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巴黎）中虽然没有大量引用西斯蒙第，但他关于"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劳动回报率"的核心论证——用 $r > g$ 这个不等式表达——与西斯蒙第在《新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卷中关于"利润侵蚀工资"的论证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皮凯蒂在 2020 年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承认："西斯蒙第在两个世纪以前就预见了 21 世纪的财富集中趋势，只是他没有今天的数据。"这种"事后承认"本身也是再发现的一种形式。

把以上三次（加上皮凯蒂是三次半）再发现按时间排列，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曲线：1870—1930 年代是"删除"的高峰期，1936—1986 年是"间歇性的再发现"，1990 年代以后是"持续的再发现"。这条曲线的拐点刚好对应 1936 年凯恩斯革命的兴起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危机周期与再发现周期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mermaid flowchart LR A["1773<br/>西斯蒙第出生"] --> B["1819<br/>新政治经济学原理"] B --> C["1836<br/>法兰西院士"] C --> D["1842<br/>西斯蒙第逝世"] D --> E["1857<br/>马克思引用西斯蒙第"] E --> F["1871-1874<br/>边际革命"] F --> G["1890<br/>马歇尔经济学原理<br/>西斯蒙第消失"] G --> H["1936<br/>凯恩斯再发现"] H --> I["1982<br/>明斯基再发现"] I --> J["2008<br/>金融危机<br/>再发现加速"] J --> K["2013<br/>皮凯蒂"] K --> L["2025<br/>本书"] ```

这张时间线标注的三个节点——1871—1874、1936、2013——分别对应"删除"、"再发现"、"再发现的再发现"。理解这条曲线，才能理解为什么本书要写西斯蒙第。

阅读路线图：给青少年读者的实操指南

理论讲到这里，读者需要一份可以马上执行的东西。下面是一份按"批判—史证—应用"顺序串联的阅读路线图，覆盖西斯蒙第三部代表作的核心章节。

第一步：批判的入口——《新政治经济学原理》六卷本。这部书是西斯蒙第的代表作，也是被引用最多、被删除最彻底的一部。建议先读第二卷的第一章到第十章（约 80 页），这一段集中讨论"收入分配如何决定有效需求"，是西斯蒙第最锋利的批判。如果时间有限，可以跳过第一卷关于"财富定义"的纯理论部分。第二卷的核心命题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工人和资本家拿到的收入加在一起，不足以买回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缺口由谁来补？李嘉图说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补，西斯蒙第说由对外贸易和奢侈品消费补，但这些都不稳定，所以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英译本推荐 Richard Griffith 译本（伦敦，1821，可在 Internet Archive 免费下载），中译本目前没有完整译本，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选译本（1964 年）。

第二步：史证的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两卷本（*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巴黎，1837—1838）。这部书是西斯蒙第对自己理论的"经验检验"。第一卷讨论"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他不是单纯的保护主义者，而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论证"在什么条件下保护主义有效、在什么条件下无效"。第二卷讨论"农业、工业、商业的关系"，包含大量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状况的一手资料。建议先读第一卷的前三章（约 60 页），这部分是关于谷物法争论的核心，对理解 19 世纪英国经济史非常关键。中译本可参考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的选译本《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三步：应用的延伸——《意大利共和国城市共和国商业史》17 卷本（*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a navigation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巴黎，1807—1808；日内瓦再版 1832，10 卷）。这部书是西斯蒙第 1800—1803 年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实地考察的成果，覆盖了从公元 8 世纪到 16 世纪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的商业制度。它不是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经济史著作，但它是西斯蒙第所有理论判断的经验基础——他后来在《新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历史阶段论"很大程度上来自这部商业史的研究积累。完整读这部书不现实，建议读日内瓦 1832 年版的导言（约 30 页），这一段集中阐述了"商业制度如何塑造社会结构"。目前没有中译本，英译本也只翻译了部分章节，完整法文版可在 Gallica（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平台）免费下载。

这三步的节奏建议如下：第一步用 3 周，第二步用 2 周，第三步用 1 周，共 6 周完成第一轮阅读。第一轮阅读不需要逐字精读，关键是抓住"收入分配—有效需求—资本积累"这条主线。第二轮可以挑选感兴趣的章节精读，配合本书后面章节的讨论。

本章小结

西斯蒙第的失踪不是因为他错了，而是因为 1870 年代的边际主义范式转换把他的整个研究纲领判定为"非主流"。这一判定通过教科书、期刊评价体系、学位课程三层结构固化为学科常识，使得后来的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曾经存在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