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宋代城市研究的范式变迁与问题意识

导论：宋代城市研究的范式变迁与问题意识

一、百年学术史的三条脉络与一个未竟之谜

宋代城市研究自二十世纪初叶发轫以来，已积累起一条跨越中、日、欧美三大语区、延续近百年的学术脉络。从加藤繁、宫崎市定对宋代商业繁荣的早期勾勒，到施坚雅以宏观区域理论重绘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骨架，再到斯波义信、包弼德、贺凯等学者从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诸侧面展开的纵深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积累之厚，几乎构成了理解前近代中国城市的一把"母匙"。然而，与这种繁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学界试图回答"宋代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时，得到的并非一个收敛的共识，而是一组彼此竞争甚至相互龃龉的叙事框架——商业突破说、城市革命说、市场化先声说、内卷化论、高水平均衡陷阱说，以及近二十年来再度回潮的"唐宋变革论"。这种"解释的过剩"本身即构成本书写作的起点：为什么一座如此重要、如此被反复研究的历史对象，仍然无法被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所容纳？

对这一现象的追问，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学术史的内部，辨析既有范式的解释边界。

1.1 西方学界的宏观区域与现代性追溯

西方学界对宋代城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条主线。其一以经济史为枢纽：赫希曼·舒尔曼（H.F. Schurmann）通过对唐代经济结构的分析，将宋代定位为"传统经济秩序的成熟阶段"；而 Robert Hartwell 则以计量方法考察宋代人口、税收与货币流通，提出宋代经济存在显著的"商业化"特征，奠定了英美学界从经济指标量化讨论宋代城市的基础。其二是"现代性追溯"路径，代表人物为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他在 1973 年出版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前期经济增长模式》一书中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概念，主张宋代经济虽在量上达到了传统农业帝国的巅峰，却因技术停滞、劳动力过剩与资源约束而无法突破前近代的瓶颈，从而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一个长期参照系。

这一传统的真正集大成者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他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977）一文中引入中心地理论与宏观区域分析框架，将宋代以降的中国城市置于"九大宏观区域"的空间结构中加以考察，强调城市的功能与等级取决于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地理条件。这一框架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将城市研究从单一中心（如汴京、临安）扩展到全国性的城市网络，使学界得以在区域比较中辨识不同城市的发展轨迹。然而，施坚雅框架的局限亦十分明显——其分析单元偏重"系统"与"功能"，相对忽略了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文化生产与日常生活；其核心数据多取自明清，对宋代城市的适用性长期受到质疑。本书将在第二章与第七章对此加以具体检讨。

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的关注点进一步分化：一支以葛平南（Peter K. Bol）、包弼德（Peter K. Bol 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是另一种脉络，本书将另作处理，此处不展开）等人为代表，转向思想史与文化史；另一支以韩森（Valerie Hansen）、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等人为代表，重回政治史与制度史。韩森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中通过对地方神祇崇拜的考察，揭示了宋代城市的宗教生态与公共空间；这一路径与后来 Robert Hymes、萧邦奇（Keith Schoppa）等学者对地方社会的关注共同推动了"宋元地方化"（localism）研究范式的兴起。

值得专门指出的是，加里·克拉夫（Gary G. Crow）等学者对中国近代化"宋代起源说"的阐发。这一学派主张，宋代所发生的商业突破、印刷业扩张、城市化与官僚理性化，构成了一组可与早期现代欧洲相比较的历史现象。他们的问题意识显然受到了布罗代尔、汤因比等"长时段"史学传统的影响，其分析框架也带有明显的韦伯式（Max Weber）特征——即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作为衡量社会形态转型的标尺。然而，正如 Timothy Brook、William Rowe 等学者所指出的，韦伯框架在面对宋代这一具体历史现场时，往往会先验地预设"传统"与"现代"的二分，从而扭曲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1.2 日本汉学的都市革命叙事

日本学界的宋代城市研究，自加藤繁、内藤湖南以来即形成了与传统汉学迥异的方法论自觉。宫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从"唐宋变革"命题出发，在《宋代都市生活》一书中系统勾勒了汴京、临安的城市面貌，强调宋代城市在空间结构（坊市制瓦解）、经济形态（商业繁荣）、社会阶层（市民阶层兴起）三个层面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将宋代定位为"东方的文艺复兴"。这一论断在日本学界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论战，至今余波未息。

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在《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 年初版，1990 年代英译本为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ong China*）中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他以经济史为中心，通过对商品流通、市场网络、商人群体的细致考察，提出宋代商业的发展并非线性的"突破"，而是与传统的国家财政、士绅网络、手工业技术紧密交织。这一框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把宋代城市放回到具体的经济制度与技术条件之中，避免了"现代化追溯"叙事中常见的概念先行弊端。然而，斯波义信的研究重心在商业史，他对城市文化、城市空间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关注相对有限；其英译本出版于 1992 年后，对英语学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史领域。

青山定雄的《五代宋の首都》一文，以开封与杭州为双中心，系统比较了两宋首都的城市空间、官署分布与坊巷结构，强调政治权力在塑造城市形态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研究路径提醒我们：宋代城市的"市场扩张"并非纯粹自发的经济过程，而是在国家行政体制的框架内展开的。其后，佐竹靖彦、久保田和男等学者进一步从都城制度、地方城市、墓葬考古等多重维度推进了对宋代城市的空间—政治分析。

总体而言，日本汉学的宋代城市研究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注重制度史与经济史的结合，二是强调长时段的连续性，反对将宋代从中国古代城市史中"切割"出来作为独立的解释单元。然而，这一传统对"技术"维度的处理相对薄弱——尽管宫崎市定等学者已经注意到宋代营造技术与印刷术的革命性意义，却未将其作为独立变量纳入城市演化的解释框架之中。

1.3 中国大陆与港台学界的本土探索

中国大陆的宋代城市研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形成了与日本、欧美鼎足而三的格局。早期的代表人物全汉昇以"唐宋帝国与运河"为题，揭示了运河网络对宋代城市兴衰的关键作用；其《略论新唐书食货志》《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等著作构成了大陆经济史路径的基础。此后，邓广铭、漆侠等学者进一步推进了宋代经济史与政治史的结合，漆侠的《秦汉隋唐史论丛》《宋史研究集》对宋代赋役制度、商品经济与城市变迁多有论述。

近四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代城市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元化阶段。一方面，经济史路径持续深化：包伟民、吴钩等学者对宋代城市商业、税收与地方财政作了大量计量与个案研究；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文译本的面世，进一步推动了学术交流。另一方面，社会史与文化史路径迅速崛起：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2014）以通俗化叙事方式重提"宋代现代化"命题；李涵、吴钧等学者从城市景观、节庆风俗、艺术鉴赏等维度切入，使宋代城市研究从"经济总量增长"扩展到"日常生活世界"。这种研究格局与西方学界的"地方化转向"形成了某种呼应。

港台学界的研究路径与大陆既有重叠又有区别。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等机构以制度史、政治史见长，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对宋代"内向型"特征的诊断影响深远；陶晋生在《北宋士族：家族、婚姻与生活》中对士族网络与地方城市的关联作了系统考察。香港地区则以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学术网络为依托，催生了梁庚尧、刘光临等学者的研究，他们对南宋城市经济、政府财政与地方社会的关注，进一步丰富了宋代城市研究的维度。

将三条脉络加以并置，我们可以辨识出宋代城市研究在百年学术史中所积累的若干共识：其一，宋代城市的规模与商业化程度确已显著超越唐代；其二，城市内部出现了显著的"市民阶层"或"坊郭户"群体；其三，坊市制的瓦解、城市空间的开放与公共生活的繁荣，是宋代城市区别于前代的核心特征。然而，在这些共识之下，三条脉络所采取的解释路径却存在深刻的分歧：日本学界倾向于在"中国城市史"的连续性中定位宋代，西方学界倾向于在"前近代转型"的比较框架中解读宋代，而中国学界则更多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变迁"的脉络中展开论述。三种路径各有其解释力，但也各有其解释边界。

二、既有解释框架的解释力边界

当我们将上述三条脉络所积累的解释框架加以归纳，可以看到若干主导性的叙事模式：第一种是"经济决定论"——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网络的扩张作为城市变迁的根本动力；第二种是"国家制度论"——以坊市制、厢坊制、户籍制等制度变革作为城市形态转型的核心机制；第三种是"文化主义论"——以市民阶层的兴起、市井文化的繁荣作为宋代城市的本质特征。三种叙事模式各有其经验基础，但也都存在各自难以处理的"例外"与"反例"。

以"经济决定论"为例。这一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汴京、临安等大都市的商业繁荣，却难以解释明州、泉州等沿海港口城市在宋代中期以后的崛起——后者显然与海上贸易网络的扩张密切相关，而这一变量在以"内陆市场"为默认前提的经济决定论中并未得到充分处理。同样，"经济决定论"对成都平原的城市群演化也解释乏力：成都府路在宋代并未经历显著的商业爆发，但其城市网络的密度与公共生活的丰富程度却丝毫不逊于沿海地区。换言之，"经济决定论"在面对空间异质性时，往往陷入"以中心解释边缘"的窠臼。

"国家制度论"对坊市制瓦解的强调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却也容易落入"制度决定论"的窠臼。诚然，自《宋刑统》《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可见，宋代城市的空间管制相对于唐代确实大幅松动，侵街店舍、夜市晓市、街市一体化等新现象层出不穷。但若将这种变化简单归因于"制度放松"，则会遮蔽三个重要变量：第一，技术条件的变化（如砖石建筑技术、给排水设施的进步）使得高密度居住与商业活动在工程上成为可能；第二，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文人雅集、寺院经济与市民娱乐的繁荣）使得城市内部出现了新的空间使用方式；第三，制度本身也并非外生变量，而是经济与技术条件变化后由国家作出的回应——因而以"制度"作为解释起点，本身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

"文化主义论"则以"市民阶层的兴起"作为宋代城市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市民"这一概念在宋代语境下究竟指涉何种社会群体，本身即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户籍意义上的"坊郭户"是否等同于社会意义上的"市民"？"市民文化"是新兴的市井文化，还是雅俗交融的复合形态？当我们以"市民"作为分析单位时，所指涉的究竟是经济群体、文化群体还是法律群体？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文化主义论"在概念基础上尚有进一步澄清的余地。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上述三种解释框架都倾向于将宋代城市的变化视为某种单一变量的结果，因而具有"线性因果叙事"的特征。然而，真实的历史过程显然并非如此。我们将在第三章至第十五章中分别考察的案例——汴京的坊市裂变、临安的坊厢重组、成都的街市演化、明州的港城互构、泉州的蕃商网络——都呈现出"经济—技术—文化"三重因素交织推进的复杂面相。这意味着，单一因果叙事在面对宋代城市时，必然会遭遇解释力的边界。本书所主张的，是将这三种维度视为相互耦合的结构性变量，而非任一维度的派生现象。

三、核心概念在宋代语境下的重新厘定

在进入本书的核心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对若干关键概念在宋代语境下的具体内涵作出厘定。这种厘定并非纯粹的概念游戏，而是后续十四章展开分析的方法论前提。

3.1 "城市"：制度单位还是生活世界

"城市"在中文语境下并非一个具有清晰边界的概念。在制度史层面，宋代城市首先是一个行政单位——从府、州、军、监到县、镇、市，各有明确的行政等级与管辖范围；汴京与临安作为首都，则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社会史层面，"城市"则更多指涉一个由街市、坊巷、院落、寺院、市场、官署、学校等多元要素构成的"生活世界"。这两种界定方式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分别揭示了城市的不同面向。

本书采取的策略是：以"生活世界"作为城市概念的本体界定，以"行政单位"作为研究过程中的操作化工具。具体而言，当我们讨论"宋代城市"时，所指涉的是兼具行政功能与日常生活功能的综合性空间实体；而当我们需要对具体案例进行比较时，则以府、州、县的行政等级作为分层的依据。这一界定方式意味着，本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汴京、临安这样的特大城市，也包括州城、县城乃至某些重要的镇市——只要它们在宋代历史进程中具有可识别的城市性（urbanity）。

3.2 "市民"：户籍范畴还是社会身份

与"城市"概念紧密相关的是"市民"。在宋代户籍制度中，"坊郭户"是与"乡村户"相对的法定类别，专指居住在州县治所与镇市范围内的人户。坊郭户内部又依据房产等则、财产规模细分为十等，承担不同的赋役义务。这一制度性界定为研究宋代城市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统计单元。然而，作为社会范畴的"市民"，其内涵远比坊郭户宽泛：一方面，部分居住在城外草市或关厢的人口，因行政归属问题而未被纳入坊郭户统计；另一方面，坊郭户内部包含了从富商巨贾到小手工业者再到无产贫民的广阔光谱，简单以"市民"指称整个群体会遮蔽内部差异。

本书所采用的"市民"概念，是在户籍范畴的基础上叠加社会身份的复合界定：一方面承认坊郭户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引入"非农业职业群体""城市居住者""公共生活的参与者"等社会史指标作为补充。具体而言，本书所讨论的"市民"，至少涵盖以下三个群体：其一，城市中的工商业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其二，长期居住于城市的非农职业者；其三，参与城市公共生活（节庆、信仰、娱乐、教育）的城市居民。这一界定方式使得"市民"概念既具有可操作性，又保留了足够的弹性以容纳宋代城市内部的复杂性。

3.3 "市民文化"：雅俗之辨还是共生态

"市民文化"是本书的第三个核心概念，也是争议最大的概念之一。在传统文学史与文化史叙述中，"市民文化"往往与"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相对，被定位为一种由城市工商业者与平民创造的"俗文化"。这一界定方式有助于辨识市民文化的某些特征——例如宋元话本、戏曲、杂剧中所呈现的市井生活、口语化叙事与世俗价值观。然而，若将"市民文化"简单等同于"俗文化"，则会忽略两个重要现象：其一，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深度参与了城市公共生活，其文化生产与消费与"市民"群体存在显著交集；其二，城市中的寺院经济、市井技艺与商品生产，往往呈现出雅俗交融的特征，难以用简单的"雅/俗"二分加以框定。

本书主张采取"共生态"的视角来理解宋代市民文化：市民文化并非孤立的"俗文化"领域，而是与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民间宗教文化形成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共生态。以临安的茶馆文化为例，这一现象既包含了商业经营的元素，也包含了文人雅集的元素，还包含了市民娱乐的元素——三者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中共同演化。共生态的视角要求我们放弃简单的"雅俗之辨"，转而考察不同文化形态在城市空间中的并置、交融与冲突。这一立场将在第四章、第五章对汴京与临安的文化生态分析中得到具体展开。

四、"经济—技术—文化"三维耦合框架的提出

基于上述对学术史与核心概念的检讨，本书提出一个"经济—技术—文化"三维耦合的解释框架，作为全书展开分析的方法论基础。这一框架的核心主张是：宋代城市的演化并非任何单一维度的结果，而是经济制度、技术条件与文化形态三者之间结构性耦合的产物；只有同时考察这三维之间的双向互动，才能把握宋代城市演化的真实机制。

所谓"结构性耦合"，是指三个维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相互约束、相互推动的循环关系。具体而言：

第一，经济制度的变化为城市的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制度空间。坊市制的瓦解、夜市与晓市的合法化、海外贸易的兴起、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有限度接纳，都为城市的空间扩张与功能多样化提供了条件。然而，经济制度本身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受到技术条件与文化形态的制约——例如，印刷业、造船技术、货币经济的发达，使得跨区域贸易与城市消费成为可能；而市民阶层对精致化消费的追求，又反过来推动了商业形态的进一步演化。

第二，技术条件的变化为城市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工程可能性。从营造技术看，宋代砖石建筑技术、斗拱构件标准化、大型木构架的成熟，使得多层建筑、密集坊巷与商业街市在工程上成为可能。从基础设施看，城市给排水系统、街道照明、街市规划的进步，为大规模城市人口的聚集提供了物质支撑。从交通工具看，运河网络、漕运体系与城市内部交通的改善，扩大了城市的辐射半径与功能分工。没有这些技术条件的配合，宋代城市的空间扩张与人口聚集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文化形态的变化则为城市的演化提供了意义框架与价值导向。市民阶层的兴起、世俗价值观的扩散、文人阶层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佛教与道教对公共空间的塑造，共同构成了宋代城市的"文化地基"。这种文化形态不仅是被动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经济与制度变迁的积极力量——例如，文人对精致消费的追求推动了手工业的精品化；市民娱乐的繁荣推动了酒楼、瓦舍、茶坊等公共空间的扩展；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则塑造了城市内部的祭祀空间与节庆生态。

三维之间的耦合关系可以通过下图加以概念化：

```mermaid flowchart LR ECO[经济制度维度<br/>坊市制瓦解/商品经济/海外贸易] -->|约束与驱动| TECH TECH[技术条件维度<br/>营造技术/基础设施/交通工具] -->|约束与驱动| CUL CUL[文化形态维度<br/>市民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 -->|约束与驱动| ECO ECO --> STRUCT[结构性耦合] TECH --> STRUCT CUL --> STRUCT STRUCT --> RESULT[宋代城市形态的重构] ```

这一框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要求我们在分析每一个具体案例时，都同时考察三个维度的表现及其互动机制。例如，当我们讨论汴京的坊市裂变时，既要分析商业扩张的经济动力，也要考察营造技术、人口密度、交通网络等物质条件，还要追踪市民文化、文人参与、寺院经济等文化因素；只有当三维之间的耦合关系得到具体呈现，"坊市裂变"这一现象才能获得完整的历史解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耦合"并非"等同"。三维之间并非完全平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城市类型中呈现出不同的主导关系。在第二章至第四章对汴京的考察中，我们将会看到经济维度的相对主导性；在第五章至第七章对临安的考察中，文化维度的分量显著上升；在第九章至第十一章对沿海港口城市（明州、泉州、广州）的考察中，技术维度（尤其是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重要性凸显。这种主导维度的转换本身，即是耦合框架所要解释的核心现象之一。

五、方法论立场与全书布局

5.1 复合考察法的方法论自觉

三维耦合框架的提出，意味着本书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