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亚
第 1 章 万尼亚:四十七岁的觉醒
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能有多大的戏剧容量,这是《万尼亚舅舅》留给后世剧作家的第一道难题。四幕戏演完,没有一个人死,没有一个人破产,没有一对情人终成眷属,甚至没有一句真正刺刀见红的决裂。可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的观众坐在台下,看着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在账本前重新坐下,手里的笔比开场时沉重了一万倍。这个男人就是万尼亚·沃伊尼茨基,人们习惯叫他万尼亚舅舅。他不是主角意义上的英雄,他是被生活骗了半辈子才察觉的人,而察觉之后,生活照旧。本章要处理的问题只有一个:契诃夫怎样把一次迟到二十五年的觉醒,写成了一部让每一代观众都坐立不安的戏。先交代体例:本书引用台词以汝龙译本为主,个别地方参照焦菊隐译本,两个译本在字句上互有出入,引用时取通行语句,不逐一出注。这份翻译上的差异本身也值得留意,同一个万尼亚,在汝龙笔下偏于沉郁,在焦菊隐笔下偏于清峻,两种声音都在这本书的讨论里出过力。
花园里的两种时间
第一幕开场是一座庄园的花园,午后。老奶妈玛丽娜做着针线,穷亲戚捷列金守在一旁,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粥和茶。这个开场在传统戏剧技术上是懒惰的,没有悬念,没有冲突,甚至没有一件称得上事件的事发生。但契诃夫要的正是这种钝感。庄园里流动的是一种绵长的、圆环状的时间,今天和昨天没有区别,喝茶,吃饭,天黑,睡觉,然后天亮。玛丽娜劝人喝粥,劝了一辈子;捷列金弹吉他,弹了几十年;万尼亚的母亲抱着进步小册子打盹,打盹本身也成了日程。就在这种时间的正中央,两样东西闯了进来。一个是陪同退休丈夫还乡小住的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她的美貌像一块石头砸进止水,万尼亚立刻坐直了,连脚步声都变了。另一个是医生阿斯特罗夫,他隔三差五骑马五十俄里赶来,带来外面世界的风尘、沼泽的瘴气和一种全然不同的时间尺度。
在万尼亚出场之前,契诃夫先让下人们替他做了自我介绍。玛丽娜和捷列金的闲话里藏着全部前情:教授回来了,带着年轻的太太;太太美得不像是来住乡下的;老爷们都在闹腾,日子不像日子了。这种借旁人之口立主角的写法,后来被无数编剧抄成了行活,但抄得走的只是技术,抄不走的是分寸。契诃夫让仆人议论主人的时候没有一句刻薄,全是操心,操心教授的痛风,操心医生的车马,操心姑娘的婚事。这座庄园的下层比上层更像一个家,万尼亚真正的亲人不是同辈和长辈,而是这位老奶妈,这一点他自己在第四幕也是最狼狈的时刻承认的。理解了这层亲疏,才能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宁可坐在账桌前哭,也不肯离开这里。
阿斯特罗夫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他谈五十年前的森林和五十年后的气候,谈一代人的堕落和下一代人的处境,谈自己作为县里唯一像样的医生被消耗掉的一生。庄园的时间是过日子,医生的时间是过历史。万尼亚就站在这两种时间的裂缝上,而且他自己知道。第一幕里他有一段听着像玩笑、实则刻毒的话,大意是,这个人从前每年冬天到庄园来,来了就睡,全家踮着脚走路,如今退休了搬来常住,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生活也和我们的差不多,一点神圣都没有。这段话的结构是幻灭的基本结构:距离消失了,光圈也就消失了。偶像在城里的时候是靠书信和传说维持的,偶像住进家里,等于神像搬进了厨房,油烟一熏,金漆立刻剥落。
契诃夫给全剧安排的天气也值得留意。总是不好,闷,热,要下雨而迟迟不下,第二幕的深夜之后又来了一场大雷雨。人物反复说无聊、烦、日子没法过。这些气象不是布景,是气压。观众坐在剧场里,被这种低压一点点浸透,等到第三幕枪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早就预感到了什么。这正是契诃夫的算计:他不用情节预告灾难,他用空气预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在《我的艺术生活》里回忆莫斯科艺术剧院排契诃夫的经验,说这些戏的情绪往往先于事件抵达观众,导演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调度,是把空气做对。空气做对了,万尼亚在花园里打的每一个哈欠都有信息量。
账房里的二十五年
万尼亚的身世是从他自己的抱怨里一点点拼出来的。这座庄园是他父亲置下的产业,后来成了姐姐的陪嫁,随姐姐嫁给了谢列布里亚科夫教授。姐姐早逝,庄园的名分归了教授,经营的重担落在万尼亚和外甥女索尼娅身上。二十五年间,他把庄园的收益像贡品一样送进城里,送到教授的书桌上,自己埋在账本里,算利息,付账单,修谷仓,对付佃户。汝龙译本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句子,万尼亚说这些年他像鼹鼠一样埋在账房里。这个比喻残忍就残忍在它的准确:鼹鼠看不见天,也不需要看见天,它只管在地底下打洞,把打洞当成生活的全部意义。等到有一天它被人从洞里拽出来,扔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最先感到的不是解放,是刺痛。
这里必须替契诃夫算一笔经济的账,因为万尼亚的悲剧一半是经济的。他不是没有机会过另一种生活。他自己交代过,母亲当年指望他成为学者,他本可以出去做学问,在彼得堡的讲堂或者书房里体面地老去。他留下来,起初的理由是崇高的:姐夫是名教授,是科学的祭司,伺候他就是伺候科学,伺候人类的进步。这套逻辑在当时俄国的知识家庭里毫不荒谬。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把教授和作家当成世俗的圣徒,一家人节衣缩食供一个读书人,是常见的家庭史诗。万尼亚的错不在于牺牲,而在于他把牺牲做成了职业,又把职业做成了信仰。等信仰塌了,他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既没有圣徒可供,也没有自己可活。
契诃夫对这种账房生活有第一手的体感。写这部戏的那些年,他自己在梅里霍沃庄园里一边行医一边写作,替农民种牛痘,替地方自治局出力,账目、病人、稿件在同一张书桌上争夺时间。他太清楚一种劳动怎样悄悄吃掉一个人的全部可能性,也太清楚这种消耗在外面看来多么体面。他把这份体面原封不动地给了万尼亚:全家人提起这二十五年,没有一个字否认它的辛苦,也没有一个字承认它的代价。索尼娅和他一起扛着这份产业,索尼娅不抱怨,因为索尼娅没有造过神;万尼亚抱怨,因为祭坛是他自己搭的。叔侄两人守着同一本账,一个记的是义务,一个记的是债,这是契诃夫人物配置里最精巧的一对平行线。
更深的一层在于,这份供养在结构上是不对等的。教授在城里享用庄园的收益,从不过问庄园的经营;万尼亚在乡下消耗自己的生命,却分文不名,庄园的产权在姐夫手里,他连一个合伙人都算不上。他替别人管了一份产业,管得越好,自己越穷。这种安排放到今天,任何一位律师都能看出问题,可是在剧中的家里,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妥,连万尼亚自己也是到四十七岁才觉得不妥。契诃夫在这里写出了剥削最狡猾的形态:它不需要鞭子,它只需要一个值得崇拜的名义。为了偶像的劳动是不计报酬的,因为报酬已经被预支成了荣誉,你是科学的朋友,你是进步的同路人,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万尼亚后来在狂怒中喊出的话,大意是我为这个人当牛做马二十五年,我最好的年华全给了他,其实是在向这套预支的荣誉讨债。可惜债主的账本已经烧了。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讽刺:万尼亚的母亲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一位写小册子的老作者,整日抱着关于妇女解放和时代思潮的印刷品打瞌睡,把教授当成思想权威来信奉,对儿子的怨气充耳不闻。契诃夫让一个高谈解放的老人心安理得地享用儿子的无偿劳动,这一笔狠得近乎恶毒。思想的进步和生活的道德可以完全不搭界,书房里的光明并不自动照亮账房,这是《万尼亚舅舅》对整个俄国启蒙传统提出的最不舒服的质询。俄罗斯的研究者戈罗杰茨基与库兹米娜在分析这部剧的构思时特意指出,契诃夫让教授的辩护人恰恰是家里最有新思想的老太太,安排本身就是一个判断。我以为这个判断到今天仍然锋利:每个时代的进步话语里,都坐着一位对身边的具体不义打瞌睡的老人。
偶像的祭坛
要理解万尼亚的幻灭,得先理解他的崇拜。他不是被骗了几个月,他是心甘情愿地被骗了二十五年,而且骗局的柱子是他自己亲手搭的。他自己说过当年把姐夫当成什么样的人:一个有学问的近乎先知的人物,他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真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抄在本子上,全家的骄傲,全家的事业。请注意这里的宗教语言。万尼亚的崇拜不是普通的敬重,是造神。他把一个活人钉在自己生活的祭坛上,然后围绕这座祭坛安排了自己的全部时间、金钱和感情。造神从来是造神者自己的事,神像不过是一块木头,这一点万尼亚要到最后才懂。
崇拜落到日常里,是一整套伺候人的规程。教授还乡之后,这座庄园立刻改组成为一家疗养院:饭菜要按病人的忌口做,走路要放轻,连聊天都得分贝合适。第二幕深夜,教授失眠,把妻子叫起来诉苦,说自己辛苦一世,老来无钱,还说这座庄园的日子没法过,空气都要把他憋出病来。一家人在他的一句叹息里团团转,没有人想起问一句,这庄园是谁在管。契诃夫把这种伺候写得琐碎到令人烦躁,正因为他要观众亲身体会偶像崇拜的日常成本:它不是一场献祭,它是三千个帮忙倒茶的日子。
幻灭的过程在剧本里没有正面写出,这正是契诃夫的高明。我们没有看到光圈散掉的那个瞬间,我们看到的是散掉之后的余烬。第一幕里万尼亚的每一句讥诮都来自一个信徒的旧账:他嘲笑教授的文章其实毫无创见,不过是把别人早就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模仿教授打铃使唤人的腔调;他当着外人的面数落这位名人的虚荣和痛风。这种刻毒只有曾经的信徒才有。外人看着好笑,剧里的人却笑不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讥诮的另一面是难堪:承认自己错了二十五年。第二幕深夜,万尼亚睡不着,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对索尼娅说教授的事,说自己的事,说着说着忽然冒出一句,大意是,我十年前就知道他是空的,可是我一直不肯对自己承认。这句话是全剧少有的自我坦白,也是幻灭者最疼的一句:不是骗局太巧妙,是自己不肯醒。
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沉没成本,人在一件事上投入越多,越难承认这件事不值得。万尼亚的处境比这还要惨一层,他投入的不是钱,是青春本身。如果教授是伟人,那么他的二十五年就是献给伟大事业的二十五年,苦是苦,但苦得有分量;如果教授是庸人,那么这二十五年就只是虚掷,一天都不是别的,就是白活。万尼亚的愤怒因此有一种双重结构:一半对着教授,一半对着自己。他对着那个正在变成老头子的自己喊,你被骗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契诃夫研究者戈罗杰茨基和库兹米娜在分析这部剧时指出,万尼亚的悲剧不在受骗,而在他清醒之后已经没有本钱重活一次。这个判断我完全同意,还要再补一句:契诃夫比这更狠,他连让万尼亚痛快地承认受骗都不肯,他要让这个人一边醒着,一边继续记账。
他写艺术的文章,可是不懂艺术
第三幕之前,万尼亚的愤怒都还裹着玩笑的糖衣。糖衣化掉的那个瞬间,是全剧最有名的一段台词。教授深夜召集全家开会,宣布要卖掉庄园,用换来的钱在芬兰海边置一所小房子安度晚年,全家的生计在老人的公文腔里成了一个财务方案。万尼亚再也压不住,二十五年一起涌上喉咙。汝龙译本里这段话的大意是:你毁了我的一生,我没有生活过;我上了当,受了骗,我把他当成偶像崇拜,他的每一行字我都信以为真理;他写文章谈论艺术,可是自己一点也不懂艺术;他写下的东西都是别人早已说过的,我白白做了二十五年傻瓜。
这段台词值得逐句掂量。第一句你毁了我的一生,我没有生活过,是全剧的题眼。注意它的时态,不是说我快要完了,而是说我没有生活过,一句对过去的判决,比任何对未来的诅咒都重。人生最怕的就是这种盖棺论定的口气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第二句我把他当成偶像崇拜,他的每一行字我都信以为真理,是控诉里夹着忏悔,说这句话的人同时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字。第三句他写文章谈论艺术,可是自己一点也不懂艺术,是万尼亚全部愤怒里最知识分子的一击,也是最可疑的一击。万尼亚凭什么判断教授懂不懂艺术?他自己并不研究艺术,一生没写过一篇像样的东西。这一句与其说是学术鉴定,不如说是受骗者的复仇:我曾经把你的字句当神谕,现在我要宣布你的字句一文不值。幻灭的人总要在偶像身上踏上一只脚,否则无法平衡自己付出的岁月。
而契诃夫偏偏让这一脚踩得半真半假。教授到底是不是庸人,剧本始终没有给出正面材料,我们既没有读到他的文章,也没有听到他的课,他的学问始终在幕后。契诃夫有意把教授写得平庸而非邪恶,正是不肯坐实万尼亚的控诉。我愿意把这个判断再推进一层:万尼亚的控诉不需要坐实。因为即便教授真是平庸的,真正把万尼亚毁掉的也不是教授的平庸,而是他自己的造神。把一个活人钉上祭坛,本来就要担风险,神像总有剥金的一天。契诃夫在书信里说过,让观众去判断,让角色去受苦。他写万尼亚,就是要观众眼睁睁看着一个造神的人在神像倒塌之后,抱着碎片无处申冤。碎片里没有一粒是别人欠他的,全是他自己贴上去的金箔,这个认知比贫穷更能杀死一个人的自尊。
这段台词在两个中文译本里呈现出有意思的差别。汝龙的句子绵密,怨气一层压一层,读起来像深夜的喘不上气;焦菊隐的句子更斩截,控诉里带着一种破了脸的痛快。舞台上的演员多半在汝龙的版本里找长度,在焦菊隐的版本里找刀口。首演这出戏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据说在排练这段时反复试验语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不许喊,要用一种压到最低的、几乎平静的声音说出最重的话,因为喊出来的委屈是表演,压住的委屈才是命运。这个处理后来成了演万尼亚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各国大演员在这里比的不是音量,是克制。
这段台词的爆发力还有一半来自节奏。此前两幕,万尼亚的话都是碎的,讥诮的,绕着走的;到这里句子忽然变长,一口气到底,中间几乎不容对方插话。压抑了两幕的人终于说满一句话,这在契诃夫的戏里是罕见的事件,也因此格外惊心。他一生把说话的欲望写成说话的失败,唯有这里,让失败者完整地说了一次话。说完之后是手枪,是闹剧,是清晨的道歉。觉醒在契诃夫的世界上没有兑奖处,这正是后面第六、第七两章要专门处理的问题,此处按下不表。
一场错位的迷恋
万尼亚的觉醒之年,还缠着另一条线:他爱上了叶莲娜。这条线常被读者当成闲笔,其实它是幻灭的放大器。一个刚刚发现神像是木头的人,急切地需要一样活物来填补祭坛的空位,叶莲娜的美恰好在那一年搬进了家里。万尼亚的追求笨拙得令人心酸。他在她面前突然年轻,突然殷勤,突然话多,说的又全是教授的坏话。他向她抱怨,向她叹息,深夜守在走廊里等她路过,得到的永远是客气的躲闪和一句不轻不重的推挡。叶莲娜是教授的妻子,这一点万尼亚不是不知道,他恰恰需要这一点:向教授的妻子献殷勤,是对教授最便宜的报复。迷恋在这里成了一枚抗议的徽章。
可惜徽章底下还是空洞。万尼亚爱叶莲娜吗?他爱的是一种可能性,是那个没有把青春押给账本的自己原本可能娶到的女人,是二十五年前的另一种人生的形象代言人。叶莲娜本人,那个爱困、怕事、自己也活得没滋没味的年轻妇人,他其实没有能力看见。证据就在他对她的全部台词里:没有一句关心过她的内心,句句都是自己的委屈。契诃夫写这种错位的迷恋从不讽刺,他让它发生,然后让它冷却。第二幕深夜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在第三幕清晨全部失效,她决定跟丈夫走,他连挽留的资格都没有。这场无果的迷恋和那两声打偏的枪声是同构的:欲望是真的,力气是真的,方向是虚的,结局是闹剧。
这场错位的迷恋还拖垮了第三个无辜者。索尼娅暗恋阿斯特罗夫已经两年,偏偏父亲的年轻妻子一来,连她仅有的指望也罩上了阴影;而舅舅对叶莲娜的痴缠,又让这个家在外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姑娘夹在两样自己无力干预的痛之间,白天照样端茶,夜里照样守着账。契诃夫从不给这种煎熬安排爆发的机会,索尼娅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她的痛全部走地下管道。等到第三幕她隔着门缝看见阿斯特罗夫和叶莲娜接吻,剧本给她的舞台指示简单到只有沉默。万尼亚的痛是喊出来的,索尼娅的痛是咽下去的,两条痛的声部合在一起,才是这部剧的和声。
把这条线放在觉醒的框架里看,还能看出一层更冷的东西。万尼亚控诉教授偷走了他的生活,而他回应这种偷窃的方式,是试图偷走教授的生活里的女人。革命者的姿态和复制者的姿态在他身上是叠着的。契诃夫看人看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深刻二字可以打发,他几乎是残忍地诚实:一个人被怎样伤害,他常常就会用怎样的方式去伤害别人,包括伤害那些无辜的人。叶莲娜后来背着纵容丈夫的骂名离开这座庄园,可全剧最委屈的其实正是她,这一点留到第三章细说。
觉醒为什么迟到了二十五年
把万尼亚的觉醒仅仅归因于教授的平庸,是把这个人物读浅了。真正的问题是醒得为什么这么迟。四十多岁才看清自己半生的错误,这不只是个人迟钝,这是一代人的时间表。万尼亚属于俄国文学里那条著名的多余人谱系:普希金的奥涅金在指手画脚中耗尽青春,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在无聊里找刺激找到毁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干脆连起床都觉得多余。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有教养、有闲、有能力,却被过剩的自我意识蛀空了行动的意志。万尼亚是这个谱系的末裔,也是最卑微的一支。他连多余人那种俯瞰社会的贵族姿态都没有,他是个管账的,他的多余是家庭内部的多余,是舅舅式的多余。
但他又比前辈们多了一样东西:劳动。奥涅金们从来不劳动,万尼亚劳动了二十五年。这恰恰是契诃夫对旧题材的翻新。旧的多余人因为闲而废,新的多余人因为替别人忙而废。替偶像劳动是一种更隐蔽的空虚,它有日程表,有成就感,有感激的名义。一个忙碌的人是没有机会问自己忙的是什么的,日子太满了,满到发问的时刻挤不进来。万尼亚的觉醒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一直醒不来。直到教授退休还乡,搬进这座庄园,把节拍器一样的铃声安进每个人的日子,万尼亚才被迫近距离端详自己供了半辈子的神。偶像搬进你家,是最危险的事,光圈经不起一日三餐。
第四幕里有一个令人心碎的小节。阿斯特罗夫问万尼亚多大年纪,万尼亚脱口而出,快六十了,顿了一下,又改口,不对,是四十七。这个自我高估写尽了幻灭者的心理年龄:他的体感时间比日历长。被浪费的岁月在人身上不是均匀地过去的,它们会积压,会复利,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全部到期。四十七岁的万尼亚说自己快六十了,说的不是憔悴,是他把二十五年虚掷的账折算进了骨龄。契诃夫对年龄从来有这种冷幽默,他在书信里打趣过,俄国人不到老年就已经老了。这句玩笑放进万尼亚身上就成了刀子。
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契诃夫自己三十六岁,正处在被时代浪费和被时代征用的双重经验里。他白天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医生,夜里是全俄国最被看好的作家,两边都在向他索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人的精力被切成碎片之后,剩下的那个连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他在这个年纪写一个四十七岁的失败者,笔下的疲惫不是观察来的,是搬家的。也正因为如此,万尼亚的牢骚从不让人厌烦,那不是性格的毛病,是经验的沉积岩,每一层都是真实压上去的。后来的作家们羡慕契诃夫会写小人物,其实他会写的从来是耗损,小人物只是耗损最常光顾的宿主。
还应该看到,万尼亚的迟到有社会性的根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乡村知识分子,医生,账房先生,落魄的地主,是一群被时代悬置的人。大改革的热潮退了,新世纪的风声未起,他们受过的教育让他们看得见生活的应有之义,他们的处境又让他们够不着那种生活。万尼亚骂教授的每句话,都可以在镜子里找到自己的倒影:他嘲讽教授没有原创,可他自己的二十五年也不过是把别人的蓝图誊写了一遍。觉醒者的第一课永远是这一课,你控诉的浪费里,有你自己签的字。
觉醒之后怎么办
觉醒之后的万尼亚做了什么,这是全剧最让评论家为难的地方。他开了枪,两枪,都没打中。他在清晨交还账本和钥匙,向教授道歉,听候发落。他坐回桌前,拿起笔。如果这是一部传统的道德剧,觉醒之后应该是行动,出走,控诉,至少是决裂。契诃夫什么都没给。他让觉醒像一场急病,发作,退烧,然后病人下床,继续原先的生活。早期不少评论正是据此断定契诃夫消极,写不出出路。这个断定太懒了。出路从来不是戏剧的义务,戏剧的义务是把人看真。
我甚至不愿意把万尼亚的结局读成失败。这里需要一点辩护的勇气。万尼亚觉醒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