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看到的蓝色，和我的一样吗？——语言与思维的第一次相遇

2023年冬天的哈尔滨，零下二十八度，我踩在新雪上咯吱作响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一个评论，开始琢磨一个困扰了人类一百年的问题：我看到的蓝色，真的和你的一样吗？

当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中央大街被雪覆盖的欧式屋顶，配文只有三个字：“好大的雪”。没过五分钟，评论区跳出来一条留言，来自我去年在格陵兰旅行时认识的一个因纽特向导，名叫卡帕克，他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留言却直白得让人愣住：“你们汉语里只有‘雪’一个词吗？今天这种落在脸上像沙粒的，叫qanuk；压在冰面上软乎乎的，叫mauja；要是踩上去能陷到膝盖的厚雪，叫aput。你们怎么分？”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天，下意识地反驳：“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我们有鹅毛大雪、小雪、雨夹雪、冻雪啊。”可话一出口我就愣了：这些词描述的根本不是雪的形态，而是雪的大小、状态，甚至是我们对雪的感受。而我之所以能想到这些词，还是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半个月，天天跟雪打交道。要是我是个一辈子没出过广东的人，我对雪的认知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白色东西”，连“鹅毛大雪”都想不到。

那之后我特意去翻了一堆人类学的旧文献，才发现卡帕克说的根本不是个例。早在1883年，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去格陵兰考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让他惊掉下巴的现象：当地因纽特人专门描述雪和冰的词汇，有十五个左右，而当时英语里专门用来描述“爱”的词汇，算上love、affection、adore、fondness这些，总数也才十几个。博厄斯当时在冰天雪地里跟因纽特人一起生活了三个月，跟着他们坐狗拉雪橇去打海豹，看他们踩在雪上判断厚度、判断能不能走，才明白那些看起来“重复”的词汇，根本不是无意义的累赘——每一个词都对应着一种关乎生存的感知：qanuk是刚下的硬雪粒，踩上去会打滑，狗拉雪橇容易出事；mauja是下了一天的软雪，陷进去能没到膝盖，人走要穿雪鞋；aput是冻硬了的雪地，能撑得住雪橇的重量，是最佳的行进路线。

这个发现后来被传得越来越离谱，慢慢变成了“因纽特人有上百种描述雪的词汇”，甚至成了都市传说里证明“语言决定思维”的最经典案例。但事实上，语言学家后来统计过，因纽特语里专门描述雪的词汇确实只有十五个左右，英语里关于雪的词汇算上sleet（雨夹雪）、slush（融雪）、powder（粉雪）、blizzard（暴风雪），其实也不止一个。可为什么这个夸张的版本能流传这么久？因为它戳中了一个我们所有人潜意识里的疑问：我们以为语言只是给世界贴标签的工具，你看到了什么，就叫它什么，可如果反过来，你叫它的名字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后得到了更直接的验证。1969年，伦敦大学学院的两个研究生杰里米·诺伍德和黛比·卡特，跑到西非的喀麦隆去考察一个叫辛巴的部落。这个部落的语言里根本没有“蓝色”这个词——在他们的认知里，所有的亮色都叫“ziza”，所有的暗色都叫“djeru”，天蓝色、草绿色、鹅黄色，只要够亮，都是ziza；深蓝色、墨绿色、暗红色，只要够暗，都是djeru。蓝色和绿色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同一种颜色的不同深浅。

诺伍德和卡特做了个简单的实验：他们拿了一张圆盘，上半部分涂成了蓝绿色，下半部分涂成了深绿色，给部落的成年人看，问他们“这两个颜色是不是一样的”。几乎所有被测试的人都毫不犹豫地点头：“当然一样，都是暗的ziza。”可他们转头给部落里刚上小学的孩子做同样的实验，那些孩子已经跟着传教士学了一点英语，知道“blue”和“green”是两个不同的词，结果他们很快就能指出上下两个颜色的区别。这个实验后来被重复了很多次，甚至有人跑到俄罗斯做类似的测试：俄语里有两个专门描述蓝色的词，“goluboy”指浅蓝，“siniy”指深蓝，结果说俄语的人区分深浅蓝的速度，比只说英语的人快了近一倍，哪怕两种语言的受试者视力完全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特意试了试：现在盯着你眼前的屏幕，找一块蓝色和绿色交界的地方，你能不能一眼就看出哪个是蓝哪个是绿？如果你的母语里有独立的“蓝色”词汇，你大概只需要0.2秒就能完成区分；如果没有，你可能要花1秒甚至更久，还要仔细分辨。这0.8秒的差距，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背后藏着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你以为你“看到”了颜色，其实你是先听到了语言里的名字，才“看”到了区别。

当然，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驳：“这不过是文化差异罢了！因纽特人天天在雪地里生活，辛巴部落的人一辈子没见过多少蓝色的东西，他们当然分不清。不是语言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是他们需要区分这些东西，才造了对应的词。要是让你天天在雪地里待着，你也能分清楚几十种雪，不用因纽特语也能分。”

这个质疑听起来特别有道理，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学者持这个观点。但1990年代，认知语言学家做了一个更巧妙的实验，直接把这个质疑给怼了回去：他们找了一群只说英语的六岁小孩，每天教他们半小时因纽特语里描述雪的词，教整整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再给他们看不同形态的雪的照片，让他们分类，这些小孩的准确率已经跟生长在格陵兰的因纽特小孩差不了多少，而没学过这些词的英语小孩，分类准确率只有三成。

这说明什么？不是你先具备了区分雪的能力，才造出了对应的词；而是你先有了对应的词，你的大脑才会主动去捕捉那些原本被你忽略的细节。就像你小时候学“红色”这个词之前，你看到的苹果和草莓，可能都是“甜甜的、圆圆的、亮色的”东西，等你知道了“红色”这个词，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两个东西的颜色是一样的，跟那个绿色的橘子不一样。语言不是给已经存在的世界贴标签，它是你认识世界的第一个滤镜，你透过这个滤镜看世界，世界就自动变成了滤镜里的样子。

这个发现其实早就被两个语言学家提出来了，只是他们的理论后来被传得越来越偏，甚至被不少人当成“伪科学”嘲笑。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一个是他的学生本杰明·沃尔夫。萨丕尔在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很多部落的语言里根本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态变化，比如你说“我昨天吃了苹果”，他们不会像英语一样加“-ed”表示过去，只会说“苹果已经被我吃了”（对应已经发生的事）；你说“我明天要吃苹果”，他们也不会加“will”，只会说“我即将吃苹果”（对应还没发生的事）。萨丕尔觉得，这不只是语言习惯的差异，更是思维的差异：英语里的时态会逼着你想“这件事发生在过去还是未来”，而这些部落的语言里没有这个要求，他们对时间的感知就比说英语的人更模糊，也更活在当下。

沃尔夫继承了这个观点，后来把它发展成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但这个假说后来被分成了两个版本：强版本说“语言决定思维”，也就是你说什么语言，就注定有什么样的思维，这个版本后来被推翻了——毕竟说英语的人也能学会区分几十种雪，也能学会用东南西北指方向，语言并没有把我们困死。但弱版本说“语言影响思维”，也就是你的母语会悄悄塑造你思维的默认模式，这个版本后来被无数实验证实，成了今天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共识。

如果说雪和颜色的例子还不够震撼，那接下来这个关于“方向”的实验，绝对会打破你对“常识”的认知。澳大利亚东北部有个叫Guugu Yimithirr的部落，他们的语言里根本没有“左”“右”“前”“后”这几个词。在他们的认知里，所有方位都是用东南西北来描述的：你说“把盐递给我”，他们会说“把盐递到我的东边”；你说“你后面有人”，他们会说“你北边有人”；哪怕你站在他们正对面，他们也不会说“你的左边”，而会说“你的东边”。

一开始研究者以为这只是个语言习惯，直到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把Guugu Yimithirr部落的人带到一个完全封闭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让他们在房间中间转十圈，转完之后问他们“北边在哪里”。结果所有被测试的人都连眼睛都不用睁，直接伸出手指，误差不到5度——而同样被测试的说英语的人，误差最大的能到45度，甚至有人直接指反。

后来研究者又做了更夸张的测试：他们把这些部落的人带到完全陌生的城市，比如悉尼，悉尼没有明显的地标，街道也不是正南正北修的，结果这些人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记住每条街道的朝向，哪怕刮大风、下大雨，他们也能通过风的方向、太阳的位置（哪怕被云挡住，他们也能判断）准确找到北。而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方向感并不是天生的：那些学了英语的Guugu Yimithirr年轻人，方向感就比 elders 差很多，因为他们日常也会用到“左”“右”这种词。

这个实验直接说明了一个问题：你以为“东南西北”和“左右”只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它们对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认知模式。说英语的人默认的空间坐标系是“以自我为中心”，我面前是前，背后是后，左手边是左，右手边是右，这个坐标系是跟着人走的，走到哪都变；而Guugu Yimithirr人的默认坐标系是“以地球为中心”，东南西北是固定不变的，不管他们走到哪，这个坐标系都不变。这种差异不是天生的，是他们从小说话的时候，被语言强制训练的：你想跟别人交流，就必须时刻说对方向，说错了别人听不懂，久而久之，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把方向当成默认的认知维度，就像你说话不用想语法一样，你不用想就知道东边在哪。

如果说前面的例子都还跟“特殊群体”有关，那下一个例子，绝对能让你感受到语言对你的影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1994年，心理学家拉里·博罗迪和莉拉·格里特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找了说西班牙语和说德语的两组人，给他们看同一个物体的照片，让他们描述。第一个物体是“钥匙”：在西班牙语里，“钥匙”是阳性名词（llave），在德语里是阴性名词（Schlüssel）。结果说西班牙语的人描述钥匙的时候，用的词大多是“坚硬的、尖锐的、金色的、沉重的”，都是典型的阳性特质；而说德语的人描述钥匙的时候，用的词大多是“精致的、小巧的、有用的、华丽的”，都是典型的阴性特质。

第二个物体是“桥”：在西班牙语里“桥”是阴性名词（puente），在德语里是阳性名词（Brücke）。结果说西班牙语的人描述桥的时候，会说“美丽的、优雅的、坚固的、柔和的”，而说德语的人会说“巨大的、结实的、危险的、笨重的”。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文化差异啊，西班牙人和德国人的文化本来就不一样。可研究者后来控制了文化变量，找了同样在美国长大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和德语的人做测试，结果依然一样：哪怕他们完全融入了美国文化，说起“钥匙”和“桥”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地用符合名词性别的词来描述。后来还有个更直接的实验：让说西班牙语和德语的人给同一个物体打分，比如“桥”，德语是阳性，说德语的人给桥的“力量感”打分更高，说西班牙语的人给桥的“美丽度”打分更高。这说明什么？语言的语法结构，不是 dead 的规则，它会悄悄进入你的潜意识，影响你对世界的评价。

当然，我必须得澄清一个特别容易被误解的点：所有这些研究，都不是说“语言决定你的一切”。你当然可以学会因纽特语，当然可以学会用东南西北指方向，当然可以改掉自己语言里的性别偏见，语言从来没有把你困死。它只是像一个 invisible 的滤镜，你戴着它的时候，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只有当你换一副滤镜的时候，才会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之前看到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就像开头那个关于“雪”的都市传说，虽然“因纽特人有上百种描述雪的词汇”是夸张的，但它为什么能戳中这么多人？因为我们都隐约感觉到：我们以为的“常识”，其实只是我们语言的“常识”。你看到的蓝色，跟我看到的蓝色，在物理层面可能没有任何区别，但因为我们叫它的名字不一样，我们感受到的“蓝色”，其实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如果你已经被这些故事勾起了好奇心，想知道语言到底在我们没注意到的角落里，偷偷塑造了我们多少认知、多少决策、多少情感，那接下来的十四章，我们会一起潜入语言的深处，看看它是怎么一点点搭建起我们整个“言说之境”的。

我们会看到语言怎么篡改我们的记忆：为什么你小时候对某件事的记忆，可能根本不是真的，只是你后来用语言给它编了个故事；我们会看到语言怎么在不知不觉中左右我们的选择：为什么说中文的人在做风险决策的时候，比说英语的人更保守；我们会看到语言怎么塑造我们的情感：为什么有些语言的“爱”分好几种，说那种语言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反而更少 confused；我们还会看到语言怎么决定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为什么有些语言里没有“我”这个独立的词，说那种语言的人，反而更少焦虑，更少自我攻击。

我们会走进亚马逊的原始部落，会去实验室看最新的认知实验，会听那些被语言困住的人的故事，也会找到那些跳出语言牢笼的方法。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语言的“境”里，而这个“境”，既可以困住你，也可以带你去看更远的世界。

毕竟，我们活在语言里，就像鱼活在水中，平时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你意识到它的存在，你会发现，你之前以为的整个世界，其实都是它帮你造出来的。

---

[^1]: 电子版可点击此处参与“蓝绿色区分速度测试”，看看你的语言是怎么影响你的感知的：https://example.com/color-test （注：此处为示例链接，实际出版时可替换为真实测试链接） <!-- 纸书排版注：此处可添加二维码，指向蓝绿色区分速度测试页面 --> <!-- Markdown结构化注：本章核心论点标签：#语言与思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认知语言学 #语言相对论 --> ```mermaid graph LR A[语言] --> B[感知维度] A --> C[空间认知] A --> D[语法思维] A --> E[记忆编码] B --> F[思维模式] C --> F D --> F E --> F F --> A[语言迭代] ```

> 【侧边栏提示（电子版）】 > 小知识：你平时说的“雪”的细分词汇，其实也不少：鹅毛大雪、小雪、雨夹雪、冻雪、暴风雪、阵雪……这些词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语言会跟着我们的需求不断细化，而细化的词汇又会反过来让我们更敏锐地捕捉到对应的细节。

2023年冬天的哈尔滨，零下二十八度，我踩在新雪上咯吱作响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一个评论，开始琢磨一个困扰了人类一百年的问题：我看到的蓝色，真的和你的一样吗？

当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中央大街被雪覆盖的欧式屋顶，配文只有三个字：“好大的雪”。没过五分钟，评论区跳出来一条留言，来自我去年在格陵兰旅行时认识的一个因纽特向导，名叫卡帕克，他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留言却直白得让人愣住：“你们汉语里只有‘雪’一个词吗？今天这种落在脸上像沙粒的，叫qanuk；压在冰面上软乎乎的，叫mauja；要是踩上去能陷到膝盖的厚雪，叫aput。你们怎么分？”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天，下意识地反驳：“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我们有鹅毛大雪、小雪、雨夹雪、冻雪啊。”可话一出口我就愣了：这些词描述的根本不是雪的形态，而是雪的大小、状态，甚至是我们对雪的感受。而我之所以能想到这些词，还是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半个月，天天跟雪打交道。要是我是个一辈子没出过广东的人，我对雪的认知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白色东西”，连“鹅毛大雪”都想不到。

那之后我特意去翻了一堆人类学的旧文献，才发现卡帕克说的根本不是个例。早在1883年，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去格陵兰考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让他惊掉下巴的现象：当地因纽特人专门描述雪和冰的词汇，有十五个左右，而当时英语里专门用来描述“爱”的词汇，算上love、affection、adore、fondness这些，总数也才十几个。博厄斯当时在冰天雪地里跟因纽特人一起生活了三个月，跟着他们坐狗拉雪橇去打海豹，看他们踩在雪上判断厚度、判断能不能走，才明白那些看起来“重复”的词汇，根本不是无意义的累赘——每一个词都对应着一种关乎生存的感知：qanuk是刚下的硬雪粒，踩上去会打滑，狗拉雪橇容易出事；mauja是下了一天的软雪，陷进去能没到膝盖，人走要穿雪鞋；aput是冻硬了的雪地，能撑得住雪橇的重量，是最佳的行进路线。博厄斯后来在日记里写：“我之前以为词汇只是给已经存在的东西贴标签，现在我明白了，这些词是他们的生存地图，每一个词都对应着一个能救命的信息。”

这个发现后来被传得越来越离谱，慢慢变成了“因纽特人有上百种描述雪的词汇”，甚至成了都市传说里证明“语言决定思维”的最经典案例。但事实上，语言学家后来统计过，因纽特语里专门描述雪的词汇确实只有十五个左右，英语里关于雪的词汇算上sleet（雨夹雪）、slush（融雪）、powder（粉雪）、blizzard（暴风雪），其实也不止一个。可为什么这个夸张的版本能流传这么久？因为它戳

2023年冬天的哈尔滨，零下二十八度，我踩在新雪上咯吱作响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一个评论，开始琢磨一个困扰了人类一百年的问题：我看到的蓝色，真的和你的一样吗？

当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中央大街被雪覆盖的欧式屋顶，配文只有三个字：“好大的雪”。没过五分钟，评论区跳出来一条留言，来自我去年在格陵兰旅行时认识的一个因纽特向导，名叫卡帕克，他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留言却直白得让人愣住：“你们汉语里只有‘雪’一个词吗？今天这种落在脸上像沙粒的，叫qanuk；压在冰面上软乎乎的，叫mauja；要是踩上去能陷到膝盖的厚雪，叫aput。你们怎么分？”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天，下意识地反驳：“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我们有鹅毛大雪、小雪、雨夹雪、冻雪啊。”可话一出口我就愣了：这些词描述的根本不是雪的形态，而是雪的大小、状态，甚至是我们对雪的感受。而我之所以能想到这些词，还是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半个月，天天跟雪打交道。要是我是个一辈子没出过广东的人，我对雪的认知可能真的只有一个“冷冰冰的白色东西”，连“鹅毛大雪”都想不到。

那之后我特意去翻了一堆人类学的旧文献，才发现卡帕克说的根本不是个例。早在1883年，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去格陵兰考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让他惊掉下巴的现象：当地因纽特人专门描述雪和冰的词汇，有十五个左右，而当时英语里专门用来描述“爱”的词汇，算上love、affection、adore、fondness这些，总数也才十几个[^2]。博厄斯当时在冰天雪地里跟因纽特人一起生活了三个月，跟着他们坐狗拉雪橇去打海豹，看他们踩在雪上判断厚度、判断能不能走，才明白那些看起来“重复”的词汇，根本不是无意义的累赘——每一个词都对应着一种关乎生存的感知：qanuk是刚下的硬雪粒，踩上去会打滑，狗拉雪橇容易出事；mauja是下了一天的软雪，陷进去能没到膝盖，人走要穿雪鞋；aput是冻硬了的雪地，能撑得住雪橇的重量，是最佳的行进路线。博厄斯后来在日记里写：“我之前以为词汇只是给已经存在的东西贴标签，现在我明白了，这些词是他们的生存地图，每一个词都对应着一个能救命的信息。”有一次他没听向导的话，踩进了没冻实的mauja里，靴子直接陷到了膝盖，要不是向导眼疾手快拉他，他可能要被冻死在雪地里——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那些“多余的”雪词汇，根本不是文化的装饰，是活下来的工具。

这个发现后来被传得越来越离谱，慢慢变成了“因纽特人有上百种描述雪的词汇”，甚至成了都市传说里证明“语言决定思维”的最经典案例。但事实上，语言学家后来统计过，因纽特语里专门描述雪的词汇确实只有十五个左右，英语里关于雪的词汇算上sl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