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一场豪赌

防空洞里的怪人

1939年9月某个深夜，伦敦东区某处地铁站临时改建的防空洞里，阿巴·勒讷蜷缩在一张帆布床上。头顶是几米厚的混凝土，脚边是嗡嗡作响的防爆灯，空气里混着消毒水的味道和几百个伦敦市民的呼吸声。远处偶尔有探照灯的光柱划过夜空，远处依稀能听到警报的低鸣，但炸弹还没落下来。

外面的大英帝国刚刚向德国宣战。整座城市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平静。报纸头版用最大号的字体印着战事消息，电台里反复播放着首相张伯伦那颤抖的演讲。酒馆里，人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苦涩的黑啤酒，讨论着这场战争会持续三个月还是三个月零一天。大多数人都以为圣诞节前就能回家。

勒讷没有在喝酒，也没有在讨论。他从帆布床上爬起来，在一张借来的小桌上铺开一沓白纸。灯光昏黄，他眯着眼，一笔一画地写着什么。邻座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兵瞥了一眼，发现纸上写的不是什么军事计划，也不是家书，而是一堆奇怪的问句：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决定货币的发行、决定价格的高低、决定每个工厂生产什么，那么，这个国家还需要"市场"吗？*

*当面包的价格被政府规定为五便士，而生产成本是七便士，面包师会怎么做？*

*当所有钢铁都被征用去做坦克，造自行车的工厂该怎么办？*

老兵看不懂。他拍了拍勒讷的肩膀："先生，您是干什么的？战争已经来了，您还在研究什么'市场'？"

勒讷转过头，咧嘴笑了笑。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眼睛里闪着光。"我就是个教书的，"他说，"经济学的老师。但我觉得，这场仗不光是用枪打的。它还要用账本、用算盘、用一袋袋面粉去打。我得想明白一件事，如果政府接管了一切，那它能管得好吗？管得起来吗？管得公平吗？"

老兵摇了摇头，觉得这人疯了。然后他裹紧大衣，闭上眼睛，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这一年，阿巴·勒讷三十六岁。他出生在沙俄帝国一个叫别萨拉比亚的小地方（今属摩尔多瓦），家里是犹太人，小时候经历过屠杀和流亡。十几岁随家人逃到巴勒斯坦，在那里做过学徒、当过印刷工。后来他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跟着当时最聪明的经济学家学习，那是一所出过凯恩斯、哈耶克、罗宾斯的学校。1935年，他自己成了这所学校的老师，开始给本科生讲"经济学原理"。

按理说，他应该在系里安安稳稳地写论文、评职称、给本科生批作业。但1939年9月这场战争，把他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英国突然变成了另一个国家。

当面包也变成了战利品

如果你在1939年9月的伦敦街头走一圈，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悄悄发生。面包店还在开门，但面粉的价格每周都在变；牛奶还能买到，但黄油已经开始限购；自行车还能骑，但新的几乎买不到了；电影还在上映，但胶片越来越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店门口都开始排队，每一个工厂门口都开始贴告示。

政府宣布：从今天起，糖要凭票购买，每人每周半磅（226克）。黄油要凭票，每人每周四盎司。肉类要凭票，每人每周一先令的额度。面粉、奶酪、鸡蛋、罐头、茶叶，一样接一样，列进了政府的小本子里。

这本小册子叫 ration book，印着持有人的姓名、地址和编号。每周去商店买东西，都要把对应的小票撕下一张递给店员。没有票，你就买不到东西，哪怕你揣着一叠英镑。

这不是因为英国人突然变得小气，也不是因为伦敦的商人突然变了坏。恰恰相反，伦敦的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工作。问题在于，所有的船都被德国潜艇盯上了。每一年，从大西洋、北海、地中海开来的商船，都有几百艘被鱼雷击沉。1940年一年，英国就损失了一千多艘商船。这个国家吃的小麦有三分之二要靠进口，而现在，这些进口的小麦大部分都沉到了海底。

英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让所有人勒紧裤腰带，把能吃的、能穿的、能用的东西，集中起来，按计划分配。这不是哪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是生存逼出来的。

从1939年到1945年，英国政府做了一系列激进的事情。

它规定了每一个工厂生产什么。汽车厂不许造汽车了，必须改去造飞机零件、坦克、弹药。自行车厂改去造探照灯、瞄准镜、防毒面具。化工厂改去造炸药。连香水厂都改去制造手榴弹的发射药。

它规定了每一种商品的价格。糖不能涨价、面包不能涨价、房租不能涨价。一磅面包必须是九便士，一加仑汽油必须是固定的价钱。商家如果擅自涨价，罚款甚至坐牢。

它规定了每个人能挣多少。战前，一个熟练工人一周能挣三镑。现在，所有行业的工资标准都由政府说了算，雇主想多给都不行。

它规定了土地的用途。城市周边的农田不许改建成工厂，也不许抛荒。家家户户的后院都被要求种菜，政府把这个运动叫"Dig for Victory"（为胜利而挖土）。到1943年，英国有超过一百万个家庭后院种上了卷心菜、胡萝卜和土豆。

它甚至规定了每个人能吃多少、能穿多少、能买多少东西。男人不能随意买新衣服，除非他交出旧的；女人不能穿超过某种面料的裙子；孩子们一年只有一双新鞋的名额。

战争持续了六年，英国就靠这套"计划经济"，从德国潜艇和炸弹的双重夹缝里爬了出来。

但这套体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如果政府管得好，那为什么战前不这么做？为什么在和平年代，我们要把面包交给看不见的"市场"去定价，把工厂交给看不见的"市场"去决定生产什么，把工资交给看不见的"市场"去调节？

如果政府管不好，那战争是怎么打赢的？

这两个问题，在1939年的那个防空洞里，勒讷都在想。

亚当·斯密的幽灵

要理解勒讷在追问什么，必须先认识另一个人。这个人已经死了一百六十多年，但他的影子至今还蹲在欧洲每一所经济学院的讲台上。

他叫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1790年去世。他一辈子只写了两本重要的书，一本叫《道德情操论》，一本叫《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

177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美国人正好在那一年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要从英国独立。斯密则用一本厚厚的书，宣布要从重商主义那里独立。

所谓重商主义，是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信奉的一套经济哲学。它的核心思想很简单：贸易是一场零和游戏，一个国家要想富起来，就必须让别的国家穷下去；政府的责任是管好商人，把黄金白银留在国内，把原材料运出去，把制成品卖回来。重商主义政策下，政府的权力无限大，市场被管得死死的。商人想做什么，几乎都得先拿到许可证。

斯密觉得这套逻辑有问题。他在《国富论》里讲了一个故事：每天晚上，你不是指望屠夫的仁慈，不是指望酿酒师的善意，而是指望他们爱自己的利益。你去跟他们谈交易，谈你能给他们什么，让他们给你你想要的东西。这种自私，看起来很丑陋，但效果很好。

然后他抛出了一个后来统治了整个经济学的比喻：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把他领向一个他本来没有打算追求的、却对社会有利的结局。

斯密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富有的地主，吃不完自家的粮食，他不会分给穷人，他会选择卖掉一部分粮食，去买更贵的葡萄酒、丝绸、艺术品。结果是什么？穷人有了粮食，富人有了享受，钱在社会里转了一圈，每个人都过得更好一些。地主没想做好事，但他做了好事。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东西。

听起来有点像童话。但它确实抓住了某种深刻的真相。在和平时期，伦敦的面包师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一天烤多少个面包，他自己会决定，因为如果烤少了，他的利润会变少；如果烤多了，他卖不出去要赔钱。鞋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做什么鞋，他自己会去打听流行什么款式。汽车厂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生产什么车型，他们会看什么车卖得好。

如果这套机制管用，那政府基本上就可以"不作为"了。它只需要维护秩序，造好货币，判好案子，让人们自由地买卖、生死自负。

这就是"自由放任"，一个法语词，意思是"让人自己去做"。

这套思想在1776年到1939年之间，统治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它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信仰。政治家相信它，商人相信它，连工人有时候也相信它，因为自由市场意味着工人可以自由跳槽、自由加薪、自由罢工。

但1939年的这场战争，把这套信仰打了个粉碎。

英国突然发现，自由市场搞不定这场仗。所有的资源都得集中起来，所有的工厂都得听指挥，所有的价格都得被冻结，所有的劳动力都得被征用。否则，伦敦会被炸成灰。

亚当·斯密的幽灵，第一次遇到了它的对手：政府。

但是，亚当·斯密本人也并不是傻子。他在《国富论》里其实还说过一段话，很多后人都不愿提起，大意是：在某些情况下，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会带来对全社会有利的结果。比如，同一行业的商人聚在一起喝酒，谈的多半是如何对付消费者，而不是如何改进产品。比如，市场上的买卖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卖家知道产品哪里有毛病，买家不知道。

所以斯密本人其实是个谨慎的人，他主张政府应该在教育、基础设施、司法、银行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而不是像后人简化得那样"管得越少越好"。但是在战前的几十年里，简化版的斯密，那个说"市场万能、政府无用"的斯密，被供奉得太高了。

勒讷在防空洞里想的事情，本质上就是把被简化的斯密请下来，把真实的斯密请上来。然后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政府有没有可能不是"管得少"或者"管得多"的问题，而是"管得好"的问题？

一周经济部长

这是勒讷在防空洞里想到的一个思想实验。我把它的简化版交给你，你来当一周"经济部长"，管一个叫"想象国"的虚拟国家。每天你会遇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要你当场拍板。你做不了的话，国家就停摆。

第一天：糖消失了。

你打开办公桌上一份报告，全国糖价一夜之间涨了四倍。原因是三家最大的糖厂同时被台风摧毁了，进口糖的船又被海盗劫持，库存只够撑两周。

你面前有四个选择，每个看起来都很合理。

A. 让糖价涨。价格上涨会让消费者少吃糖（需求减少），也会吸引其他国家把糖卖过来（供给增加）。几个星期后，市场会自动恢复平衡。

B. 规定糖价。糖不能涨价，谁涨就抓谁。这样消费者买得起糖，糖厂也能继续赚钱。

C. 强制配给。每个人每周只能买两百克糖，凭票供应。

D. 全部商品涨价。把所有商品价格都按比例提高，让糖相对不那么贵。

你会选哪个？

大多数人会选 B 或 C，因为直觉上"价格不能乱涨"是对的。但如果你真的懂经济学，你会知道 B 和 C 都会引发新问题：

选 B 的后果：糖厂生产成本是每公斤一镑，但政府规定只能卖八先令（约合0.4镑）。糖厂卖一公斤亏六先令。它会怎么办？停产。把糖藏起来，留到管制结束再卖。或者偷偷卖到黑市。

选 C 的后果：糖价稳定了，但糖凭票买，糖厂还是要亏钱。糖厂还是要停产或转行。几个月后，整个国家可能都没有糖了，不管你有多少票。

选 A 的后果：糖价飞涨，穷人买不起糖，富人囤积糖。短期内穷人受害，但糖厂活下来了，远方的商船会闻讯赶来，长期看糖价会回落。

选 D 的后果：所有东西都贵了，穷人受害最严重，工资却没涨。

每个选择都有代价。亚当·斯密会让市场自己解决（选 A），但那意味着穷人挨饿。政府出手（选 B/C），但那意味着糖厂关门。这不是对错题，这是取舍题。

第二天：一家自行车厂的老板来找你。

他说："部长先生，我的工厂战前造自行车。现在政府命令我改造探照灯。我改了。但我算了一笔账，每造一台探照灯，我亏五镑；每造一辆自行车，我赚两镑。我每个月要发工资，要还贷款，要养家。部长先生，可不可以让我一半的产能还造自行车？"

你会答应吗？

如果你答应，意味着你为了照顾一个老板的利润，让国家少了几台探照灯，多了几辆自行车。战时，自行车卖不出去（因为汽油也限购了，没人出门远行），但探照灯是用来照德国飞机的。

如果你不答应，意味着一个守法经营的商人，要在战争里破产。

第三天：工会领袖来找你。

他说："部长先生，我的会员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十二个小时。死亡率上升了三倍。我们要求把工时降回八小时，同时把工资提高一倍。"

你会同意吗？

如果你同意，意味着工人有了尊严，但坦克和飞机的产量会下降，前线会死人。

如果你不同意，意味着前线能保住，但后方的工人们会累死、饿死。

第四天：农民来找你。

他说："部长先生，您的政府让我把三分之一的农田改种棉花，三分之一种小麦，三分之一种土豆。我照做了。可是现在棉花卖不出去（因为纺织厂停工了），小麦被定价太低（每磅只给五便士，我成本要七便士），土豆却没人买（因为大家都去吃配给的卷心菜）。部长先生，我下个月可能付不起地租。"

第五天：一位将军来找你。

他说："部长先生，前线需要更多的肉罐头。一万名士兵每天消耗一吨。但现在牧场都让位给种棉花了，肉类供给减半。我需要您把牧场的地重新规划，每家农户至少留三分之一养牛养鸡。"

如果你答应，意味着棉花减产，纺织厂没原料，自行车厂（已经改探照灯了）需要改用其他原料造枪套。

如果你不答应，意味着士兵在战壕里吃不到肉罐头，他们会更虚弱、更容易生病、更可能输掉战役。

第六天：你打开报纸。

头版写着：*"黑市猖獗，政府束手无策。咖啡店公开出售无票糖，价格为官方价的六倍。警方突袭三十家店铺，缴获违禁糖一吨。"*

第二条新闻：*"沿海居民抢购官方盐，盐商趁机涨价。警方已逮捕三名盐商。"*

第三条：*"上周经济部出台《糖价管理令》，但糖价不降反升。经济学家称：'这正是亚当·斯密预料到的结果。'"*

第七天：你下班。

你是部长。你做了一周的决定。你开始怀疑：凭什么这套体系要靠你一个人拍脑袋？凭什么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我这里？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凭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我要把所有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一个从未真正种过田、从未真正开过工厂、从未真正打过仗的部长？

好，勒讷在防空洞里想的就是这件事。他不是要否定政府，他是要否定这种"拍脑袋政府"。他要找一种方法，让政府做的决定，比市场自己做的决定更聪明、更公平、更不容易出错。

勒讷的惊人答案

1939年的那个夜晚，勒讷在那张昏暗的小桌上，写下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笔记。这段笔记后来被整理成了一本书，1944年在纽约出版，书名叫《控制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这本书里的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两句话：

第一句：市场不是神圣的。市场是人造的，是人设计的，是人运行的。既然是人设计的，它就可以被人改进，被人控制，被人修补。

第二句：但政府也不是神圣的。政府会出错，会浪费，会腐败，会拍脑袋。所以问题不是"用市场还是用政府"，而是"怎么让政府做出比市场更聪明的决定"。

勒讷用了一个类比。他把市场经济比作一艘在大海里航行的小船。船上有舵手（企业主），舵手们按照自己的方向划桨。有的往北，有的往南，彼此之间还会互相撞。但大多数时候，洋流和风把他们推到一个共同的方向，那个方向，就叫"看不见的手"。

但如果海上有风暴（比如战争），如果洋流突然变了（比如大萧条），如果有些舵手开始故意往危险的方向划（比如垄断），那么就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一个调度员，从船桥上发号施令，告诉舵手们："这一周，全部往东划。"

问题是，调度员会不会出错？会不会腐化？会不会拍脑袋？会不会自己也晕船？

勒讷的答案是：会的，但这些错误是可以被纠正的。方法是把调度员自己变成一个"市场"，一个由统计学家、数学家、会计师组成的内部市场，去衡量每一个决定的后果，去计算每一种方案的成本，去比较不同的选择。这个内部市场是"看得见的手"的内部运作方式，政府内部用市场化、专业化、量化的方式做决策。

这个想法，在1944年听起来简直是乌托邦。那个时候，计算全靠手摇计算机，数据全靠电报和信件，统计学家还得用算盘核对每一个小数点。让政府用这种方式做决策，谈何容易。

但勒讷坚持认为，未来某一天，技术会让这件事变得可能。他不知道这一天要等多久，是十年、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他的答案是：等着瞧。

更重要的是，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一个比"看不见的手 vs 看得见的手"更复杂、更有趣、更激动人心的问题：经济学，到底是在研究什么？

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自利、自由？

还是勒讷的"看得见的手"——政府、计划、控制、公平？

还是两者都不是，而是某种更聪明的、我们还没有发明出来的东西？

这场辩论，从1939年那个防空洞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每一场金融危机、每一次能源危机、每一轮技术革命、每一回瘟疫大流行（比如2020年的新冠），都在不断地把这个问题重新抛到桌面上。

本章小结

1939年的阿巴·勒讷，不是一个英雄，不是一个反派，也不是一个预言家。他只是一个被炸弹声包围着的、脑子里装满问号的经济学老师。他不知道他的那些笔记后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一本书，他也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有人读。他只是凭着一种近乎天真的好奇心，写下了一些在那个深夜显得荒唐又重要的问题：

政府可以管经济吗？

市场可以不要吗？

经济学家到底在吵什么？

这些问题不是1939年的专利。它们属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庭。当你在超市看到一袋价格突然涨了三倍的大米，你会想起亚当·斯密；当你看到新闻里说某个国家正在限制出口粮食，你会想起勒讷；当你站在便利店门口，看着那袋标价清清楚楚的方便面，你就已经站在了这场持续了三百年的辩论里。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会把这个辩论一步步推下去。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看不见的手"有时候会失灵，为什么"看得见的手"有时候会闯祸，为什么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最终都把目光投向了第三只手，一只既能看见、又能尊重市场、又能修补市场、还能在必要时刻取代市场的"更聪明的手"。

那只更聪明的手长什么样？让我们从下一章开始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