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的突破：从坊市制到街市制

宋代城市文明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标志，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或人口增长，而是城市空间组织逻辑的根本性转变——从严格的空间隔离制度走向开放的市场化布局。坊市制的解体与街市制的兴起，既是这一转变的外在表现，也是理解宋代城市文明特质的钥匙。本章将追溯这一制度变革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发生的时间序列与空间扩散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空间-社会"三维分析框架，为后续章节的深入讨论奠定方法论基础。

坊市制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市"与"里"制度。在周代都城规划中，"市"作为专门的商业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与居民居住的"里"截然分开。《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段文献明确表明，商业区位的布局遵循着严格的方位规范，与政治中心（朝）、祭祀中心（祖、社）形成明确的功能分区。这种"面朝后市"的格局，体现了早期城市设计中政治权力对商业空间的主动规约与引导。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坊市制度形成于汉代，并在隋唐时期达到制度上的成熟。西汉长安城的规划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制度的关键案例。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西汉长安城呈不规则方形，城墙总长约25公里，城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市内部被划分为160个闾里，每个闾里四周筑有围墙，形成封闭的居住单元。《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中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这种闾里制度的核心特征在于：居住空间的高度封闭性与均质化——各闾里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通道，内部居民的生活需求必须通过"市"来满足。

长安城的"市"最初设有东、西二市，后逐渐发展为九市。据《汉书·食货志》注引《汉旧仪》："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每市四周筑有市墙，开设市门，由专门的市官管理交易秩序。市门的启闭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唐六典》追述汉制："京市长四人，列肆于市平四时令，以陈列诸物相贸易。"虽然汉代的市制细节仍有待更深入的考古证实，但可以确定的是，西汉时期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的管理制度，包括交易时间的限定、市场空间的封闭管理以及专职市官的设置。

更为关键的是，闾里制度与市制之间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城市功能体系。居民居住在封闭的闾里之内，日常所需的商品交换必须在"市"这一特定空间内完成。这种制度安排产生了多重效果：其一，通过空间隔离实现对商业活动的政治监控，防止商人群体形成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其二，通过时间限定（按时开市、按时闭市）调节商品流通节奏，维持城市社会的秩序稳定；其三，通过税源的集中化管理，便利于政府征收商税。总而言之，坊市制的本质是行政权力对城市空间与经济活动的主动介入与系统规约。

隋唐时期，坊市制度在承继汉代传统的基础上趋于完善，同时展现出若干新的制度特征。隋代大兴城（唐代改称长安城）的规划，将这一制度推向了的空间组织的极致。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宇文恺主持设计的大兴城，平面呈规整矩形，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9.7公里，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市内部采用严格的棋盘式布局：东西向大街11条，南北向大街14条，将全城划分为109个坊和东、西二市。这种规划布局的核心特征在于：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在空间上的明确分离，以及坊内居住区的均质化封闭管理。

唐代长安城的坊制管理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载："诸坊市邸店及道旁店，造酒穣同者，阙其名籍，听其便易。"《旧唐书·食货志》亦载："诸非正门，不通街巷。"这些记载表明，坊作为封闭的居住单元，其坊门是进出城市的唯一通道，非坊门不得通行。这种规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严格执行，唐人小说笔记中多有因夜归误入他坊而遭受处罚的记载。坊门的启闭时间亦有严格限制，《唐会要》记载："京夜市，宜令禁断。"这意味着夜间禁止在坊外进行商业活动，即使在坊内亦须遵守宵禁规定。

市的经营管理同样受到严密的国家控制。唐代在京城设有东西二市，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长安志》卷八），西市则更为繁华，汇聚了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胡商胡店。两市均设有"市令"一职，"掌交易之事，评判其有不如法者"（《唐六典》卷二十）。市令的职能包括：规范交易行为、监督度量衡统一、调解交易纠纷、执行市场禁令等。此外，政府对商品的种类与流通亦有所限制，某些重要物资如盐、铁、茶等实行官营或许可制度，不允许自由买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制度最为严密的盛唐时期，坊市制的运行已开始出现若干松动迹象。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显著削弱。均田制的瓦解导致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求生计，城市人口结构日趋复杂。同时，伴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拓展，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的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商人参与其中。这些结构性变化对坊市制度形成了持续的压力。

晚唐五代时期，坊市制松动的迹象日益明显。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最迟到9世纪中叶，长安城中已出现沿街开设店铺的现象。《唐会要》记载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的一件事："夜市许不禁。"这条记载通常被学者引述为唐代夜市合法化的标志，但其背后的含义远为复杂。研究者指出，此时允许的"夜市"可能仅限于特定的商品类别和特定的空间范围，并非全面解除宵禁。然而，这一记载至少表明，国家对商业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已开始出现弹性的调整。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各割据政权为增加财政收入、吸引人口，往往采取相对宽松的城市政策。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的诏令颇具代表性："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蒸郁之嫌，居常抱病之忧。每逢火警，或成劫盗，喧嚣杂乱，蹙额相望。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帜，候今冬初季秋，即令划定街巷坊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

这份诏令透露了若干重要信息：其一，此时的汴京城已面临严重的城市空间不足问题，原有封闭的坊制布局无法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商业需求；其二，后周政权已认识到"街巷坊市"的新型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相较于旧制的优越性；其三，统治者开始主动调整城市规划政策，以法律形式确认城市空间的重新组织。虽然这份诏令的具体执行情况仍有待考证，但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宋代城市变革的方向。

北宋建立后，坊市制的解体进入加速阶段。这一进程在都城汴京（今开封）表现得最为典型，也最为充分。汴京的地理条件与前代都城有显著差异。长安、洛阳等前代都城均位于平坦开阔之地，便于实施规整的棋盘式布局。而汴京地处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水系纵横，湖泊密布。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运河穿城而过，构成了汴京城独特的水系网络。这种地理和水系条件，使得汴京无法简单复制长安城的坊市规划模式，而必须发展出适应水网格局的新型城市空间组织方式。

北宋初期，汴京城仍保留了若干坊的设置，但规模已明显缩小。根据北宋初期地理志书的记载，汴京城内分为若干厢，厢下设坊。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宗时期汴京城内共有8厢110坊，城外有9厢69坊。这种厢坊制可以视为唐制的延续，但实际运行中已发生显著变化。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坊墙逐渐被拆除，坊门的管理趋于松弛，居民可以自由穿行于原来封闭的坊间街道之中。

真宗至仁宗时期（997-1063年），汴京城经历了快速的城市扩张与功能重组。这一时期的变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街市的兴起取代了原来集中设置的"市"。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内已形成众多商业街市，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御街商业带等。州桥位于御街与汴河的交汇处，"其下乃汴河所经，正对大内御街"（《东京梦华录》卷三）。州桥夜市从州桥西的"大货行"一直延伸到"小货行"，交易商品包括鸡、鸭、鹅、兔、肚、肺、包子、雚酒等，日间经营，直至三更方才散去。这种沿街设置的夜市，完全打破了唐代"市"的时空限制，标志着商业活动的弥散化分布。

其次，餐饮娱乐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汴京城内酒楼的分布情况："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这些酒楼按规模和服务对象分为若干等级，其中正店72家，分茶、脚店、脚店（原文如此，或为"小酒肆"之误）等不计其数。马行街北侧的酒店区最为繁华，"夜市尤盛"。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已出现类似于后世"瓦子"的综合娱乐场所，《东京梦华录》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则及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瓦子内设有表演各类技艺的勾栏，包括说书、戏曲、杂技、傀儡戏等，形成集餐饮、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空间。

第三，街巷空间的商业化利用日益普遍。沿街开设的店铺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商业区，而是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东京梦华录》描述御街的商业布局："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三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这条记载显示，原本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御街两侧廊道，已被合法化为商业用地，允许市民在此进行买卖活动。这种情况在唐代是不可想象的——唐代长安的御街是严格禁止商业活动的空间。

神宗至徽宗时期（1068-1125年），汴京城的商业化程度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专业市场的出现与分工细化。根据《东京梦华录》的分类，汴京城内已形成众多专业市场：潘楼街为金融中心，"乃京市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一带为土特产品集散地；马行街北侧为医药保健品市场；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大型庙市，"万姓交易"（《东京梦华录》卷三）。这种专业市场的出现，表明城市商业已超越简单的商品交换阶段，开始向更高程度的社会分工与专业化方向发展。

关于坊市边界瓦解的时间序列，学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可供参照。日本学者斯波义信通过对北宋都城商业发展的系统研究，指出坊市制的解体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非某次政治决策的结果。他将这一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960-1020年）为准备期，表现为夜市的出现和坊门的松弛管理；第二阶段（1020-1080年）为过渡期，街市开始形成但市制仍有法律效力；第三阶段（1080-1127年）为完成期，街市完全取代市制成为城市商业空间的主导形态。斯波义信的这一分期框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为我们理解坊市解体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参照。

中国学者包弼德（William H. Nienhauser）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文化意义。他指出，坊市制的解体不仅是一种空间重组，更是城市居民社会身份重构的过程。在唐代，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居民固定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你是"某坊的居民"，你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居住空间高度重合。而宋代街市制的确立，使城市居民有可能超越地域限制，建立更为广泛和多元化的社会联系。这种分析提示我们，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变，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变革，更是社会关系的变革。

1127年的"靖康之变"打断了北宋的城市发展进程。然而，宋室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建立的南宋政权，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并深化了城市商业化的进程。临安的案例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它既是北宋城市变革的继承者，又是南宋社会条件下城市文明的创新者；它既保留了北方城市文明的传统，又吸收了江南地区的地域特色。

临安的选址与建设充分体现了宋代城市选址理念的变化。与汴京依托运河交通不同，临安坐落于钱塘江入海口北岸，西临西湖群山，东接杭嘉湖平原。这种山水环绕的地理格局，使得临安城的空间布局呈现出与汴京城截然不同的形态。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临安城的核心区域称为"大内"，即皇城所在。皇城之外为州城，州城外又有外城，总面积约60平方公里。与汴京城规整的矩形平面不同，临安城呈不规则形态，街道随地形起伏，水道纵横交错，构成"南宫北城、左湖右江"的空间格局。

临安城的商业发展有其独特的区域经济背景。江南地区自唐五代以来即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太湖流域、成都平原、闽江三角洲等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手工业产品。南宋定都临安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重合，进一步刺激了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梦粱录》记载："盖因南渡以来，杭之为州，废两浙之漕，而发运使岁供米六百万石，以供都人口食。"这支庞大的消费群体（皇室、官僚、军队及其眷属）构成了临安商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南宋临安城的商业布局显示出更高的成熟度与系统性。根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文献的记载，临安城内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商业空间体系：

中心商业区：以御街为轴线的区域是临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从和宁门到北关门的御街，全长约10里，沿街店铺林立，百货辐辏。《梦粱录》描述："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这条大街不仅是商业街，更是城市生活的核心轴线，串联起政府机构、寺庙道观、市场集市等各种城市功能空间。

专业市场带：临安城内的商业活动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分区。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为金融业集中区，"珠子市"交易来自海外的珍珠，炭桥为中药材批发市场，米市桥附近则为粮食集散中心。这种专业化的空间分布，既便于同业竞争与信息交流，也便于消费者货比三家、选择性购物。

夜市与晓市：临安城的商业活动打破了昼夜界限。《梦粱录》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夜市以御街中段的甘泉坊一带最为繁华，"异钱又从而过之"，至晓市开张方散。这种昼夜相连的商业活动，是宋代城市生活区别于前代的重要特征。

瓦子与勾栏：娱乐业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据《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内有瓦子23处，其中北瓦最大，内有勾栏13座。瓦子内不仅有戏曲表演，还提供餐饮、茶点、博彩等配套服务，形成综合性的消费娱乐空间。这种商业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城市商业已超越简单的商品买卖阶段，向服务型消费经济转型。

行会组织：商业的专业化发展催生了同业行会的形成。南宋临安城内的行业组织"作"或"行"数量众多，《梦粱录》记载的"团行"即达414个。这些行会组织具有多重功能：协调同业经营行为、统一商品规格与价格、维护同业共同利益、处理同业纠纷等。同时，行会也是政府征榷商税、调控市场的中介机构。从城市管理角度看，行会组织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对商业活动的控制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向间接的经济杠杆调节。

南宋临安城的空间扩散过程也值得关注。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临安城的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扩展。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临安外城（罗城）周长约70里，比北宋汴京城的规模更大。城外沿钱塘江一侧形成了新的商业带，设有北关镇、湖州市、江涨桥镇等市镇。这些卫星市镇与临安主城之间通过水路相连，构成以临安为核心的城镇体系网络。这种"一核多星"的城市群格局，预示着宋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比较汴京与临安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宋代城市变革的若干共同特征：其一，坊市边界从物理分隔转向概念淡化，封闭的坊墙逐渐消失或失去管理功能；其二，商业空间从集中于"市"转向弥散分布于城市各处，形成以街道为纽带的商业网络；其三，商业时间从限时经营转向昼夜相继，宵禁制度基本废弛；其四，市场形态从综合性市场转向专业分工的市场体系；其五，国家对商业的管控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

然而，两个案例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汴京的城市变革更多表现为旧制度的被动瓦解——坊市制在人口压力和商业需求的持续冲击下逐渐松动。而临安的城市建设则带有更多的主动规划色彩——南宋政权在吸取北宋经验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展适应商业文明的城市空间。此外，临安的城市商业与海外贸易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与其濒海的地理位置有关。泉州的海外贸易主要服务于临安的消费市场，形成了"海丝-临安"的贸易体系。

在梳理了坊市制向街市制转变的历史脉络之后，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以统摄后续章节的讨论。本书提出"技术-空间-社会"三维分析框架，作为研究宋代城市文明的方法论基础。

技术维度涵盖推动城市变革的物质技术条件与制度技术安排。在物质技术层面，宋代城市变革与若干重要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其一，印刷术的普及使书籍、知识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推动了城市文化的繁荣与普及；其二，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海上贸易的拓展，使城市商业突破了内陆腹地的限制；其三，建筑技术的进步（如防火材料的使用、砖石结构的推广）使城市建筑的密度和高度得以增加，提升了城市空间的使用效率。在制度技术层面，宋代发展出一套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制度体系，包括：市舶司制度管理海外贸易、钞关制度征收商税、行会制度协调同业经营、茶盐榷场制度调控重要商品流通等。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制度基础设施。

空间维度关注城市物质空间的生产、分配与使用方式。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变，本质上是城市空间组织逻辑的转变：从"功能分区、空间隔离"转向"功能混合、空间开放"。这种空间逻辑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城市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区位而非固定的区划用途，推动了土地的商品化和地租的形成；它使城市空间成为可塑的资源，商业的发展可以不断开拓新的空间；它使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摆脱了封闭居住单元的限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居住、工作、消费地点。空间维度的分析需要关注：城市空间的形态特征（如街道网络、广场节点、地标建筑）、空间的使用方式（如商业空间、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的分布与比例）、空间的分配机制（如土地制度、房地产交易、房租水平）等。

社会维度考察城市社会结构、群体关系与文化形态的变迁。坊市制解体后，城市社会经历了深刻的重组过程：其一，社会分层趋于复杂化——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内部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工商业群体内部形成了从事不同行业、占有不同资本规模的众多阶层；其二，社会流动加速——科举制度的完善为社会纵向流动提供了制度通道，同时商业财富的积累也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新的上升路径；其三，社会关系网络扩展——街市制打破了坊里之间的人际隔离，城市居民可以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建立联系，形成以同业、同乡、同学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网络；其四，城市文化形成——城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价值取向逐渐凝聚为独特的"城市文化"形态，与乡村文化形成对照。

技术、空间、社会三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紧密交织、彼此影响的。技术进步为空间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新材料、新技术使更高的建筑密度成为可能），同时空间变革也为新技术提供了应用场景（如新的市场空间需要新的管理技术）。空间变革重塑了社会互动的模式（从坊里内的熟人社会到街市中的匿名交往），社会变迁又推动了空间变革的方向（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的空间类型）。因此，分析宋代城市文明，需要在三个维度的互动中把握其整体性特征。

本框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超越单一因素解释的分析路径。传统的城市史研究往往倾向于将城市变革归因于某一单一因素——如经济决定论（商业发展导致城市变革）、技术决定论（印刷术或航海技术推动变革）或政治决定论（国家政策引导变革）。这些单因素解释虽然各有其洞察力，但都难以涵盖城市变革的复杂性。本框架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三个维度的因素，并分析其互动关系，从而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

此外，"技术-空间-社会"三维框架还具有跨案例的可比性优势。后续章节将分别考察宋代城市的多个侧面——城市经济、城市空间、城市文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