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丁与18世纪英国

菲尔丁与18世纪英国

任何一部文学杰作的诞生，都不是作家天才的孤立爆发，而是个人禀赋与时代条件相互激荡的结果。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根本原因在于它出现在一个历史节点上：彼时英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重组，文学场域的边界发生位移，一套全新的阅读公众正在形成，而菲尔丁本人恰好携带了独特的才能和经历走进这个场域。本章要回答的问题是——菲尔丁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中创造了汤姆·琼斯这一叙事？要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场域的内部变迁以及菲尔丁个人的人生轨迹四个层面同时入手，缺一不可。

安妮女王去世后的政治转型与公共空间的形成

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这一事件对英国政治的深远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在政治史的常规叙事中，1714年标志着“光荣革命”体制的最终确立、乔治一世作为立宪君主的确立、以及托利党长期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的“党派偏见”（the long Tory exile）的开始。但对于理解菲尔丁和《汤姆·琼斯》而言，更有意义的不是这些宏观的政治结构变化，而是政治转型所催生的公共讨论空间。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宪政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实际运作依赖于一个活跃的公共舆论场。在安妮女王统治后期，一个以伦敦咖啡馆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空间已经初具规模。威尔考克斯咖啡馆（Will's Coffee House）聚集了考利派诗人及其追随者，克莱奥咖啡馆（Button's Coffee House）成为艾狄生和斯蒂尔的《旁观者》集团的活动据点，而圣詹姆斯咖啡馆（St James's Coffee House）则是托利党人的舆论阵地。1709年斯蒂尔创办《闲谈者》（The Tatler）杂志、1711年与艾狄生共同创办《旁观者》（The Spectator），正是将咖啡馆的口头辩论转化为印刷文本的关键步骤。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英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政治意见不再局限于宫廷和议会的封闭圈子，而是通过印刷媒介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旁观者》单日发行量在1711年已达到约三千份，考虑到当时的识字率和人口规模，这个数字意味着它在伦敦及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定期读者群。更重要的是，这三千份杂志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读者会将《旁观者》带到咖啡馆朗读，在那里引发讨论，进而将印刷文本重新转化为口头话语。这种印刷—口头—印刷的循环，构成了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的基本运作模式。

对于小说这一文体而言，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其前提假设是存在一个愿意花时间阅读虚构故事的读者群体——这个群体不仅有闲暇、有识字能力，还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移情能力去关注虚构人物的命运。当《旁观者》将阅读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交仪式时，它实际上在培育这种读者群体。1711年《旁观者》第八期以“罗杰·德·科弗里爵士”的形象塑造了一位理想的“旁观者”读者：这个人对绅士风度有明确的标准，对公共事务有适当的关注，对文学艺术有良好的趣味，同时又不失幽默感和人情味。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是对一种新型社会人格的想象和规定——而正是这种人格，成为日后《汤姆·琼斯》及其读者的预设形象。

1714年之后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强化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乔治一世对托利党的怀疑导致该党被大规模排斥于政府职位之外，大量受过教育的乡绅和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和公共写作作为表达政治关切和维持社会声望的途径。与此同时，辉格党虽然在政治上占据优势，但其内部的派系斗争同样激烈，形成了以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为中心的执政派与以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为代表的反对派之间的持续对抗。这种政治格局使得政治评论成为文学写作的核心议题之一，而讽刺作为一种修辞策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讽刺的本质是对既有秩序的批判性审视——无论是政治秩序、道德秩序还是文学秩序——而讽刺在18世纪英国的繁荣，正是这个时代的批判精神在语言中的投射。

从剧院到出版：文学场域的重组与菲尔丁的人生轨迹

理解菲尔丁，必须首先理解他从戏剧转向小说的职业轨迹背后的结构性因素。1743年，当菲尔丁以《汤姆·琼斯的历史》的作者身份进入文学场域时，他已经是一个在伦敦戏剧界摸爬滚打十余年的资深剧作家和剧院经理。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写作风格、叙事技巧和世界观，也决定了他进入小说领域时的独特姿态。

菲尔丁的戏剧生涯始于1728年，彼时他与威廉·杨格（William Young）合作改编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剧院（Lincoln's Inn Fields Theatre）上演。这次改编虽然是年轻的菲尔丁向古典戏剧致敬的作品，但已经显示出他对舞台效果的敏锐感觉和对观众心理的准确把握。此后十余年间，菲尔丁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包括《堂吉诃德在英国》（Don Quixote in England, 1730）、《人贩子》（The Modern Husband, 1732）、《绝望的诗人》（The Poetaster, 1734）等。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英国阿里斯托芬”的声誉——一种既光彩夺目又暗含风险的文学身份定位。

真正塑造菲尔丁文学命运的是1737年《戏剧许可证法》（The Theatrical Licensing Act）的实施。这项法案的出台，表面上是针对当时伦敦剧院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低俗闹剧和政治讽刺剧，深层原因则是罗伯特·沃波尔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日益加强。该法案规定，所有戏剧作品必须经过审查官（Licensor of the Stage）的批准方可上演，而审查官由国王直接任命。1737年法案的直接影响是剥夺了皇家 Licensing Act 1726年赋予两家专利剧院（Drury Lane 和 Lincoln's Inn Fields）的垄断地位，实际上是通过引入政府审查机制来压缩戏剧批评的空间。

对于菲尔丁这样的剧作家而言，1737年意味着创作环境的根本性改变。他的讽刺喜剧——尤其是那些以沃波尔政府和辉格党政治为主题的作品——越来越难以通过审查程序。1739年，菲尔丁与约翰·霍格上尉合作撰写的讽刺剧《1736年戏剧列表》（The Historical Register for the Year 1736）因涉嫌讽刺沃波尔而被禁演，这成为他戏剧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此后，菲尔丁逐渐将精力从戏剧创作转向法律学习和后来的小说写作。

1737年《许可证法》的影响远不止于菲尔丁个人的职业转向。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项法案实质上是将文学创作的中心从公共舞台推向了私人阅读市场。对于那些无法通过审查或者不愿受制于审查的作家而言，出版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而小说——这种不需要舞台、不需要演员、不需要现场观众的叙事形式——恰好填补了戏剧审查收紧后留下的空白。换言之，菲尔丁从戏剧到小说的转向，既是个人职业选择的产物，也是文学场域结构性重组的结果。

菲尔丁转向小说创作的直接触发点是1741年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的出版。这部以书信体讲述女仆抵抗雇主性骚扰的道德故事，在出版后迅速成为社会热点。理查逊的商业策略同样值得注意：他通过分卷出版（第一卷1740年，第二卷1741年）、在报章上刊登广告、以及利用已有的读者网络，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帕梅拉》的成功证明了虚构叙事在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巨大能量，也向菲尔丁这样的观察者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读者已经准备好接受一种新型的叙事文体。

《帕梅拉》之所以引起菲尔丁的注意，不仅因为它的商业成功，更因为它在文学观念上的挑战。理查逊通过女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道德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纯粹的女性美德能够最终战胜贵族男性的欲望和权势。这种叙事逻辑暗含了一种情感至上的伦理观——情感的真实性和纯洁性成为判断道德的最高标准。菲尔丁对这种伦理观深表怀疑。在1742年出版的《约瑟夫·安德鲁斯》（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中，他借用了《帕梅拉》的书信体框架和女仆—主人的对立结构，但将主人公换成了一位男仆，其道德故事的核心不是贞洁的维护，而是人情世故的理解和幽默通达的生活智慧。这部作品可以视为菲尔丁对理查逊式感伤主义的公开挑战，也是他探索自己小说理论的重要起点。

“散文体喜剧史诗”：一种文体理论的建构与实践

如果说《约瑟夫·安德鲁斯》是菲尔丁小说理论的试验场，那么1749年出版的《汤姆·琼斯的历史》则是这一理论的完整呈现。在这部小说的“前言”（Preface）和各章“序”（Introductory Chapters）中，菲尔丁系统阐述了他对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论构想，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散文体喜剧史诗”（a comic epic poem in prose）。

要理解这个概念，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体系中，史诗（epic）和悲剧（tragedy）是最重要的两种叙事诗文体，它们都通过模仿高于普通人的人物行动来产生“卡塔西斯”（katharsis，即情感的净化和提升）。喜剧则被定位为次要的文体，其模仿对象是“比一般人低”的对象，产生的效果是笑而非怜悯与恐惧。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等级划分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被反复引用，成为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框架。

菲尔丁的理论创新在于对这一框架的重新解读。他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序言中明确提出，自己要写的既不是传统的史诗（因为史诗是韵文），也不是传统的喜剧（因为喜剧模仿的是低于普通人的对象），而是一种新的文体——散文体喜剧史诗。这种文体的核心特征是：它在散文中运作，模仿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它通过叙事结构的精心设计——特别是“穿插式”（episode）而非“单一式”（uniform）情节的组织——来产生与史诗相似的宏大效果。

这里有必要详细解释菲尔丁对“穿插式”情节的偏爱。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情节结构：一种是“单一式”情节，即事件的顺序严格服从于因果必然律，从开端经过发展到达结局，中间的每一事件都与核心情节直接相关；另一种是“穿插式”情节，即在主线情节之外插入许多与主题相关但并非严格必要的事件，这些穿插事件既增加了叙事的丰富性，又允许作者在情节之间展示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图景。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单一式”情节，认为这更符合必然律和或然律的要求。

菲尔丁则相反。他明确表示，《汤姆·琼斯》的情节是“穿插式”的，而非“单一式”的。他的理由是：人类生活本身就是由大量看似偶然的遭遇和插曲组成的，一部忠实于生活的叙事作品应该反映这种多样性，而非人为地将其压缩为一条因果链条。更有意思的是，菲尔丁认为这种“穿插式”结构恰恰是《汤姆·琼斯》优于理查逊《克拉丽莎》（Clarissa）的地方——后者虽然以书信体形式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效果，但其情节的紧凑和集中是以牺牲社会生活的广度为代价的。

菲尔丁的文体理论还涉及一个关键概念：“自然”（nature）与“艺术”（art）的关系。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语境中，“自然”通常指事物的本真状态或普遍人性，而“艺术”则指人工的修饰或刻意的安排。菲尔丁坚持认为，真正优秀的散文体喜剧史诗应该既“自然”又“艺术”——它应该展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性表现（“自然”），同时通过叙事者的干预、情节的组织和对各种叙事手段的自觉使用来产生艺术效果（“艺术”）。这种“自然”与“艺术”的辩证关系，构成了菲尔丁小说美学的核心。

在具体的叙事实践中，这种理论转化为菲尔丁独特的叙事声音。《汤姆·琼斯》的叙述者不是隐身的、全知的古典史诗叙事者，也不是理查逊式的高度情感化的代理人，而是一个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评论者。这个叙述者频繁地介入叙事，直接与读者对话，在情节进展中插入关于人性、道德、文学的离题议论，甚至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情节将如何发展。这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策略，从表面上看是反讽和幽默的来源，深层则体现了菲尔丁对叙事本身的思考——他不仅在讲故事，也在通过讲故事来探讨什么是好的叙事、什么是真实的人性。

阅读革命与小说文体的兴起

菲尔丁能够在1740年代创作出《汤姆·琼斯》，不仅因为他个人的才能和经历，还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正在发生“阅读革命”（reading revolution）的时代。这场革命的核心是阅读实践从公共朗读向私人默读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读者群体的大规模扩展。

“阅读革命”这个概念最早由挪威文学史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相关研究和加拿大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工作所阐明。他们指出，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从集体性、公共性、以出声阅读为主的传统阅读模式，向个体性、私密性、以默读为主的现代阅读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数十年间逐步发生，其推动力包括印刷技术的改进、书籍和杂志成本的下降、识字率的提高、以及都市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18世纪英国的阅读革命有其独特的本土特征。首先，期刊杂志的繁荣为阅读革命的扩展奠定了基础。从1709年的《闲谈者》到1711年的《旁观者》，再到笛福（Daniel Defoe）的《评论》（The Review, 1704）和《伦敦新闻周报》（London Journal），18世纪初的英国期刊已经建立起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短篇文章、清晰的分栏排版、每周固定出刊、价格适中（通常每份一两便士），以及通过连载故事、读者来信、评论文章来维持读者兴趣的内容策略。这些期刊不仅本身成为阅读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们培育了一种阅读习惯——定期的、连续的、跨文本的阅读——而这种习惯正是小说这种长篇叙事形式所需要的。

其次，18世纪英国的出版业扩张为阅读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技术的改进使得书籍生产成本持续下降，18世纪初伦敦约有五十家印刷作坊，到中叶已超过一百家。出版商的数量增加意味着出版市场的竞争加剧，这促使出版商寻求新的出版题材和新的营销策略。小说——尤其是理查逊和菲尔丁式的长篇虚构叙事——正是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找到了生存空间。1740年代，理查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斯摩莱特的《蓝德洛德游历记》（Roderick Random, 1748）先后出版，这些作品共同标志着英国小说作为一种商业化文学形式的成熟。

理解阅读革命对于理解《汤姆·琼斯》的接受史至关重要。这部小说1749年1月出版后，初版两版在数月内即告售罄，到1750年初已有三个版本在市场上流通。这种商业成功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证明了菲尔丁不仅找到了一种新的叙事形式，也找到了一种与读者沟通的新方式。但更值得注意的不是销量数字，而是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反应。现存的读者来信和书评表明，《汤姆·琼斯》的读者来自相当多样的社会背景：既有贵族和乡绅，也有商人、律师、军官和手艺人；既有伦敦的城里人，也有外省的中上层家庭。这种读者构成的多样性，正是阅读革命所带来的阅读公众扩展的直接证据。

阅读公众的多样性给菲尔丁带来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挑战：如何在一部作品中同时满足不同读者的期待？贵族读者可能期待精妙的社会讽刺和优雅的文风，外省乡绅可能更关注乡村生活的描绘和道德故事的吸引力，大众读者可能更喜欢冒险、恋爱和戏剧性的情节。菲尔丁的策略是在《汤姆·琼斯》中同时提供所有这些元素——上层社会的虚伪和下层社会的善良、伦敦的都市喧嚣和英格兰乡村的田园风光、严肃的道德讨论和轻松幽默的场景。这种叙事策略的成功，说明菲尔丁对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有相当准确的把握。

更进一步说，阅读公众的形成本身改变了“文学场域”的运作规则。在传统的文学场域中，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相对直接和透明——剧作家服务于剧场观众，诗人服务于赞助人或特定的社会圈子。而小说这种新文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直接性。小说作者不再面对具体的、可以即时互动的观众，而是面对匿名的、分散的、无法直接接触的读者群体。这种距离的引入，迫使作者发展出新的叙事策略——通过叙事声音、通过情节的组织、通过价值立场的表达——来与想象中或真实的读者建立联系。菲尔丁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直接对读者说话，正是在这种新的作者—读者关系中的策略选择。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汤姆·琼斯》诞生的历史语境，核心结论是：菲尔丁之所以能够创造汤姆·琼斯这一叙事，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历史条件的汇聚点上。1714年汉诺威王朝建立后形成的政治格局催生了以咖啡馆和期刊为核心的公共讨论空间，这个空间既为讽刺和批评提供了场所，也为新型叙事文体培育了读者群体。1737年《许可证法》的实施压缩了戏剧创作的自由空间，将包括菲尔丁在内的文学人才推向出版市场，而1741年《帕梅拉》的成功则证明了虚构叙事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菲尔丁本人携带了独特的资源进入这个历史场景：他作为剧作家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叙事技巧，他作为法律学习者培养了对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他作为理查逊的批判者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体理论——散文体喜剧史诗。

下一章将直接进入《汤姆·琼斯》的文本，分析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文体特征。我们将看到，前一章所勾勒的历史语境如何具体转化为文本中的叙事策略——菲尔丁如何在散文的篇幅中实现“喜剧史诗”的宏大效果，如何通过汤姆·琼斯这个人物来探索善与人性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与理查逊式感伤主义的对话来界定自己的文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