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者的双面人生

探险者的双面人生

1900年3月，一个匈牙利裔英国人在新疆喀什的客栈里度过了难忘的生日。他刚过完三十七岁，收到的最好礼物是一封来自印度的电报——大英博物馆同意资助他的探险计划。这位探险家叫奥雷尔·斯坦因，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玄奘的足迹在前方等待。”

同一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正在清理莫高窟积年的流沙。他在藏经洞里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代文书，这些写本很快将成为斯坦因和其他西方探险家争相获取的目标。

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将在几年内共同书写西域考古史上最令人争议的篇章。而斯坦因，这个名字至今仍让中国人心情复杂：他究竟是可敬的学者，还是可恶的掠夺者？这个问题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回答。要理解斯坦因，必须先理解造就他的那些经历——他的教育、他的信念、以及他背后那个日不落帝国的野心。

匈牙利少年的东方学之路

1862年11月26日，马克·奥雷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内森·斯坦因经营毛皮生意，家境殷实。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犹太家庭的男孩通常被期望继承家业或从事法律、医学等体面职业，但小奥雷尔很早就展现出对语言和历史的强烈兴趣。

他的早年教育发生在布达佩斯的路易高级中学，这所学校以严格的古典语言教学著称。斯坦因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还接触了希伯来语。语言天赋在少年时期就已显露，他很快又自学了法语和德语——这为后来掌握更多语言打下了基础。但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一场关于古代波斯的讲座。

十五岁那年，斯坦因在布达佩斯听了一场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学术报告。演讲者描述了波斯帝国的辉煌、丝路的繁荣，以及那些沉睡在沙漠中的古城。这次讲座在少年心中点燃了一团火。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还有比做生意更有趣的事。”

1884年，二十二岁的斯坦因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这个选择并非偶然。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正处于扩张巅峰，对东方——尤其是印度和中亚——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牛津大学正是东方学研究的重镇之一。

在牛津，斯坦因师从语言学家亨利·罗林森，后者因破译贝希斯敦铭文而闻名于世。罗林森对斯坦因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不仅传授了梵语、波斯语和吐火罗语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让斯坦因相信，通过语言学可以重构失落的文明。这种信念后来成为斯坦因考古方法论的核心。

但斯坦因在牛津的学习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个匈牙利来的犹太移民，他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经济上的压力。他的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以便将来从商，而斯坦因却执意要走学术道路。最终，父子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斯坦因同时注册了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的课程。这样做的好处是，万一学术道路走不通，他至少还有法律学位作为备选。

这种双重训练塑造了斯坦因独特的思维方式。他后来在探险中表现出的严谨计划性和谈判能力，与这段法律训练不无关系。他在牛津的表现足以证明自己的选择：1887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两年后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888年，他获得了享有盛誉的“约翰·沃拉斯顿纪念奖学金”，这笔钱让他得以前往印度深造。

1889年，斯坦因抵达印度加尔各答，随即进入印度测量局工作。这份工作看似与学术无关，实际上却为他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印度测量局负责绘制次大陆的地图，斯坦因在那里学会了精确测量、绘制地形图和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测量仪器。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一大批英国殖民官员和学者，其中就包括著名语言学家霍格思和东方学家森德拉姆·巴特。

1890年，斯坦因被派往印度北部担任测量员。在旁遮普和克什米尔的崇山峻岭间，他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塑造作用。他开始理解，为什么古代的商队和僧侣会选择特定的路线，为什么一些绿洲城市能够繁荣而另一些则沦为废墟。这种空间思维后来成为他考古发掘的重要工具。

1899年，斯坦因被任命为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从学术职位上看，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斯坦因内心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大漠深处的古城、玄奘笔下的佛国、那些被遗忘的文明碎片，都在等他。

他开始频繁向英国政府和大英博物馆申请探险资助，但最初几次申请都石沉大海。理由很现实：探险需要大量资金，而斯坦因虽然有语言学背景，却没有任何考古发掘经验。很多人认为，一个大学行政人员怎么可能胜任田野工作？

转机出现在1899年。这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发现了楼兰古城，消息震动了欧洲学术界。大英帝国感受到压力：如果英国人不行动，俄国人或法国人可能会抢走最好的发现。印度测量局总监乔治·汤姆森主动找到斯坦因，表示愿意支持他的探险计划。1900年初，斯坦因终于拿到了官方批准。

回顾斯坦因的早年经历，有几个关键因素塑造了他后来的探险生涯。首先是语言天赋，他一生掌握了包括梵语、波斯语、汉语、吐火罗语在内的十几种语言，这让他能够直接阅读一手文献。其次是牛津的法律训练，培养了他精确、系统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复杂局面中谈判周旋的能力。第三是印度测量局的工作经验，使他掌握了田野调查的技术和方法。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他作为帝国臣民的身份认同——对大英帝国的忠诚既是他的动力来源，也是他后来行为的重要背景。

玄奘的影子与西域情结

在斯坦因的精神世界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唐代高僧玄奘。

玄奘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西域之行因《西游记》而变得妇孺皆知。但在真实历史上，玄奘的贡献远不止取经故事。公元627年，他冒死出关，独自一人穿越莫贺延碛（今天的哈顺戈壁），九死一生后来到印度。十七年后，他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随即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口述，由弟子辩机笔录成《大唐西域记》。

这部著作是古代中国最详尽的西域地理志，记载了中亚和印度一百多个国家的山川地貌、城池关隘、风土人情。它不仅是中国文献学的瑰宝，也是研究中亚古代史的必备参考。当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想要了解西域时，他们发现玄奘的记录是最可靠的指南之一。

斯坦因是如何接触到玄奘的？这要感谢他的牛津老师罗林森。在罗林森的推荐下，斯坦因阅读了《大唐西域记》的法文译本。那是1858年法国学者儒莲的译本，翻译质量并不完美，但足以让斯坦因对玄奘的旅程产生强烈兴趣。他开始自学中文，以便直接阅读原文。

对斯坦因来说，玄奘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对象，更是一个精神偶像。他在笔记中多次将玄奘称为“先行者”或“前辈”，并将自己定位为玄奘事业的继承者。1900年他在新疆开始第一次探险时，专门带了一本《圣僧玄奘的事迹》，这本书后来成为他的行动指南。

理解这种精神认同，对于理解斯坦因的探险动机至关重要。斯坦因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盗或掠夺者——在他看来，他是在追随玄奘的足迹，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文明碎片，让历史的真相重见天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玄奘在沙漠中走了十七年，带回了宝贵的知识。我所做的，不过是在新的时代、用新的方法，做同样的事。”

这种自我叙事当然有美化之嫌，但也不完全是虚伪的。斯坦因对玄奘的崇敬是真实的，这种崇敬塑造了他的学术取向。他关注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文书典籍、佛教艺术品和能揭示历史真相的遗迹。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宝藏。

1900年8月，斯坦因第一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他选择的路线几乎完全重合于玄奘当年的行程：从中亚出发，经过喀什、莎车、于阗，然后向北穿越沙漠到达龟兹。斯坦因每到一处，都会拿出《大唐西域记》对照。他在日记中写道：“玄奘描述的山脉、河流、绿洲，竟然都还在原处。一千三百年的时光在这里似乎凝固了。”

这种时空交错感是斯坦因探险体验的核心。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寻宝者，而是一个试图与历史对话的人。他在丹丹乌里克发现了一批佛教壁画和木版画，其中有一幅被后来研究者称为“鼠神图”的作品，描绘的是一群老鼠头戴王冠、簇拥着一头立佛的场景。斯坦因立刻想起玄奘的记载：于阗国东境有个鼠国，国中有鼠土出山（一种银鼠），曾帮助于阗人击败匈奴军队。这是一个民间传说中的情节，但斯坦因认为，壁画可能就是这一传说的图像表现。

斯坦因对玄奘的认同也影响了他的自我形象塑造。他刻意模仿玄奘的苦行僧式旅行：轻装简行，忍受酷暑严寒，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在印度工作期间，他学会了骑马、射箭等实用技能，还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野外生存技巧。这些能力让他在沙漠中如鱼得水，而不像一些欧洲探险家那样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半途而废。

但玄奘情结也是一把双刃剑。斯坦因在自我叙事中隐去了一个重要事实：玄奘是偷渡出关的，而斯坦因则带着大英帝国的护照和资助。玄奘追求的是精神信仰，而斯坦因追求的是学术成果和帝国荣誉。这种差异在斯坦因的实践中逐渐显现：他越是强调与玄奘的精神联系，就越容易忽视自己行为的后果——那些被他带走的文书和文物，从此离开了它们的原生环境。

更重要的是，斯坦因对玄奘的理解是单向度的。玄奘的记录中充满了对佛教圣地的崇敬，而斯坦因对佛教的态度则是人类学的、学术的。当他在寺庙废墟中发掘文书时，他很难真正理解这些东西对当地信徒意味着什么。这种文化隔阂是十九世纪欧洲学者的通病，斯坦因也不例外。

玄奘情结还塑造了斯坦因的西域地理观念。他几乎只关注丝绸之路南道——那条从敦煌经过楼兰、于阗、莎车到喀什的路线。这是因为玄奘当年走的就是这条路，而《大唐西域记》对南道的记载也更为详尽。相比之下，丝绸之路北道（经过吐鲁番、高昌的那条路）在斯坦因的探险计划中处于次要位置。这导致他对西域文明的理解存在盲区。

即便如此，玄奘仍然是理解斯坦因的一把钥匙。这个唐代僧人的影子贯穿了斯坦因的整个探险生涯，赋予他行动以意义，也赋予他自我欺骗的借口。要真正评价斯坦因，就必须首先承认这种复杂性：他是一个真诚的学术朝圣者，也是一个不自觉的文化掠夺者。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合而为一，无法分割。

帝国阴影下的学术探险

在斯坦因的官方档案中，他的头衔是“考古学家”或“东方学者”。但在英国政府的文件中，他的探险被归类为“情报收集活动”，与军方和外交部门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理解斯坦因，就必须理解他与英帝国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

十九世纪末的大英帝国正处于战略焦虑之中。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让英国人如坐针毡。俄国人已经吞并了哈萨克草原、浩罕、布哈拉、希瓦等中亚汗国，势力范围直抵阿富汗边境。从伦敦的角度看，新疆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英国和俄国正在这里无声地博弈。任何关于新疆地理、民族、政治的情报，对帝国决策者来说都价值连城。

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同样需要关于周边地区的知识。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克什米尔的资源、阿富汗的通道——这些都关系到帝国的安全。斯坦因在印度测量局的工作本来就带有情报性质，当他转向考古探险时，这两种角色很自然地重叠在一起。

1900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险的资助来源就很说明问题。表面上，资金来自大英博物馆和英国政府，但具体操作是通过印度政府进行的。印度测量局总监汤姆森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得很直白：探险的“科学价值”固然重要，但“政治收益”也不可忽视。他建议斯坦因沿途收集关于新疆各民族分布、政治局势、贸易路线的信息，这些情报对印度政府有直接价值。

斯坦因本人对这种双重角色并不反感。在他看来，学术与政治并不矛盾。他在一篇写给印度政府的备忘录中说：“考古发现能够增进对中亚的了解，而这种了解对帝国的利益有重要意义。”这不是虚伪的托词，而是斯坦因真实的想法。他相信，通过学术研究可以更好地统治印度、更好地与俄国人竞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他来说不是比喻。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英国学者中非常普遍。帝国主义的扩张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资金和机会，而学术成果反过来为帝国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和实用知识。牛津、剑桥的古典学教授很多都在政府担任顾问，他们的“纯粹学术”与帝国事业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斯坦因不过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参与者。

但斯坦因与帝国的关系也有其特殊性。与那些在英国本土做学问的学者不同，他长年在印度工作生活，对帝国机器的运作有更切身的体会。他学会了与英国官员打交道，也学会了利用帝国的人脉资源为自己铺路。他第一次探险能够成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印度测量局的人脉起了作用。

1903年，斯坦因从第一次探险归来，带回了大量文物和测绘资料。他在印度测量局的报告立刻引起了英国高层的关注。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亲自接见了他，并指示印度政府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继续支持斯坦因的探险。此后几次探险，斯坦因几乎从不缺少资金。帝国需要他，他也需要帝国。

这种关系也塑造了斯坦因的工作方法。他学会了如何在帝国体制内运作：如何写报告才能让上级满意，如何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利用媒体宣传自己的成果。1907年他从敦煌带走大批文书后，在英国媒体上引发轰动，《泰晤士报》连续多天报道他的发现。这既是学术成就的体现，也是帝国宣传的一部分。

但帝国与学术的结合也带来了问题。斯坦因的探险报告很少讨论他与当地官员和民众的互动，也很少提及他获取文物的具体过程。他笔下的新疆是一片无人之境，只有遗迹和文物，仿佛它们是自己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这种书写方式掩盖了探险活动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掩盖了那些不体面的交易和谈判。

斯坦因的文书获取行为尤其敏感。1907年他在敦煌以很少的捐款为代价，带走了九千多卷文书和绘画。当地官员王圆箓同意这笔交易，背后有多重原因：他是个没什么文化修养的道士，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他急需资金修缮洞窟；他也想借此结交外国权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强制性交易——斯坦因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官场文化，他知道如何利用当地人的无知和困窘。

斯坦因后来为这笔交易辩护说，他付了钱，对方同意了，这完全是公平交易。他还强调，他带走的文书和绘画得到了妥善保管，最终可供全世界学者研究。但这种辩护回避了核心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带着帝国主义光环的外国探险家，与一个困居边陲的小道士之间，真的存在平等的谈判地位吗？

理解帝国背景不是为了简单地给斯坦因扣上“殖民主义者”的帽子。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斯坦因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这种背景如何塑造了他的行为，又如何影响了我们对它的评价。

斯坦因本人也并非对这种关系毫无反思。他在私人信件中偶尔流露出对帝国政策的怀疑，尤其当这些政策伤害到他所研究的文化时。但他从未公开批评英国政府，也从未动摇对帝国的忠诚。在他看来，学术追求与帝国利益是和谐统一的——至少在他的工作中如此。

这种信念是真实的，也是天真的。斯坦因低估了政治对学术的侵蚀，也低估了文化差异造成的伤害。他以为自己是在“拯救”文物，让它们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更广泛的研究。但在那些文书原本属于的社区看来，他的行为就是掠夺。

探险家们的西域竞逐

斯坦因不是唯一一个在二十世纪初来到西域的欧洲探险家。在他之前和之后，有一大串名字在这个舞台上登场：斯文·赫定、伯希和、鄂登堡、橘瑞超、大谷光瑞……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服务于不同的机构，拥有不同的学术目标，但他们都被同一片沙漠中的宝藏所吸引。理解斯坦因，必须把他放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群体中观察。

斯文·赫定是斯坦因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这位瑞典探险家比斯坦因小一岁，1886年来到中亚，开始了他的探险生涯。1895年，他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几乎丧命，靠着在沙漠中挖掘的井水活了下来。这次濒死经历让他对沙漠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既恐惧又迷恋，既敬畏又渴望征服。

1899年到1900年，赫定进行了第二次中亚探险，这次他有了明确的考古目标。在新疆若羌附近的沙漠中，他发现了一座被遗忘的古城遗址，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他推断这里就是《史记》中提到的楼兰。1901年他重返该遗址进行发掘，带走了大量文物和文书。楼兰的发现让赫定一夜成名，也让欧洲掀起了中亚考古的热潮。

斯坦因对赫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赫定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自己是在赫定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另一方面，他不甘心做赫定的跟随者，他想要更大的发现、更重要的成果。1900年他开始第一次探险时，心里想的就是超越赫定。

这种竞争心态在斯坦因1907年的敦煌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得知赫定已经与王圆箓接触过但还没来得及带走文书时，他立刻加快行动步伐，以“捷足先登”的方式抢在瑞典人前面。斯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刻意淡化这段插曲，但他的私人信件暴露了真实心态：抢先一步的快感是巨大的。

与斯坦因竞争的不止赫定一人。1906年到1908年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也在中国西部活动。伯希和是法国学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精通汉语和多种亚洲语言，被誉为“欧洲最杰出的汉学家”。他的目标比斯坦因更明确：寻找汉文文献。

伯希和的学术背景与斯坦因不同。斯坦因是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佛教艺术和考古学有浓厚兴趣；伯希和则是纯粹的中国学家，只对汉文文献感兴趣。1906年底，伯希和得知敦煌的消息后，立刻赶往甘肃。他到达敦煌的时间比斯坦因晚几个月，但他凭借出色的中文能力，与王圆箓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

当伯希和到达藏经洞时，斯坦因已经挑走了最精华的文书。但伯希和仍然找到了大量珍贵文献，他在洞中待了数周，仔细阅读每一件他能够理解的文件。他带走了六千多卷文书，虽然数量不如斯坦因，但学术价值可能更高——因为他选择的标准是内容而非外观。

斯坦因与伯希和之间形成了有趣的竞争关系。1908年春天，他们在乌鲁木齐短暂相遇。两人用法语交谈，互相打量对方的收获。斯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对伯希和大加赞赏，称他是“第一流的学者”，但这种赞美难掩两人之间的暗中较量。斯坦因带走了文书和绘画，伯希和则带走了更系统的文献记录。他们各自发挥所长，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和学术机构。

俄国人的参与让这场竞争更加复杂。1909年到1910年间，俄国探险家鄂登堡组织了新疆考古队，在吐鲁番和库车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俄国人没有像斯坦因或伯希和那样带走整箱的文书，但他们对遗址的破坏是惊人的。鄂登堡的团队用锤子敲打佛像取下头部，用锯子切割壁画，用炸药炸开可能的密室。这些行为让斯坦因都感到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的方法太粗暴了，完全不尊重文物。”

日本人的出现则让这场竞争带上了新的色彩。1902年，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大谷派）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新疆，成员包括渡边哲信、橘瑞超等人。他们的目标更具宗教色彩：寻找与大谷家族祖系相关的佛教遗迹和文物。大谷探险队的规模较小，资金有限，但他们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很长，从1902年到1914年断断续续进行了多次考察。

橘瑞超是其中最知名的成员。1910年，年仅二十岁的他独自深入罗布泊地区，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橘瑞超文书”的著名写本。这件文书据称是4世纪的《三国志》写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但这件文物的来历至今仍有争议：它真的是在罗布泊发现的吗？还是橘瑞超从别处购买甚至伪造的？这些疑问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开。

斯坦因与日本探险家有过接触。1910年他第二次探险期间，在库车见到了橘瑞超。两人语言不通，但斯坦因对这位年轻日本僧人的胆识印象深刻。他后来写道：“他独自一人来到这些危险的地方，这种精神让我想起玄奘。”

这种竞争也体现在考古方法和学术目标上。斯坦因强调系统性和科学性，他坚持详细测绘每一个遗址，精确记录每件文物的出土位置，坚持只带走有完整记录的文物。伯希和则更注重文献内容，他愿意花更多时间阅读和理解文书，而非执着于记录方法。赫定是地理学家出身，对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周边环境更感兴趣。

不同国家探险家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表面上，他们是学术同行，互相尊重；暗地里，他们互相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