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fore the Miracle: Shenzhen in 1980

第一章：奇迹之前：1980 年的深圳

引言：一个村庄的起点

想象一下，站在 1980 年的深圳土地上，向北望去，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稀疏的农舍；向南望去，是一条窄窄的深圳河，河对面是香港新界郁郁葱葱的山坡。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海风和泥土的芬芳，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和鸡鸣，提醒着这里仍是一个以农业和渔业为生的乡村世界。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会崛起成为一座人口超过 1700 万的超级都市，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科技中心之一，诞生了华为、腾讯、大疆等改变世界的企业？

要理解这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奇迹，我们必须首先回到故事的起点——1980 年的深圳。那时的深圳，究竟是一幅怎样的画面？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这个奇迹诞生的前夜。

一、地理的馈赠：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禀赋

1.1 珠江与三角洲的形成

深圳的故事，必须从珠江说起。珠江，英文中称为 Pearl River，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水系，也是世界第八大河流。这条河流系统由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它们从云南、贵州、广西和江西的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历经千山万水，最终在广东省南部汇入南海。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珠江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处逐渐沉积，日积月累，形成了一块面积约 10,000 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珠江三角洲。这片土地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水热资源丰富，是中国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珠江三角洲的地理位置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它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背靠广袤的内陆腹地，面向浩瀚的南海，正好处于东亚航道的要冲。从这里出发，通过海路可以便捷地到达东南亚、南亚乃至更远的西方世界。这种区位优势，为后世深圳的崛起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2 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恩赐

深圳所在的中国华南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类型的特点是夏长冬短，终年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据气象资料统计，深圳地区的年平均气温约为 23 摄氏度，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也在 15 摄氏左右，几乎没有真正的冬天。一年之中，阳光明媚的日子超过 300 天，充沛的降水主要集中在 5 月至 9 月的汛期。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样的气候条件堪称得天独厚。在传统农业时代，这里可以种植双季稻甚至三季稻，水稻、甘蔗、荔枝、龙眼、香蕉等作物生长茂盛。对于商业贸易而言，温暖的气候意味着港口全年不冻，船只可以随时进出，这比北方那些冰封数月的港口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然而，1980 年之前，这种气候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封闭的经济体制和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得丰富的气候资源白白闲置，农民们仍然沿用着祖辈传下来的耕作方式，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1.3 从荒芜到繁荣：深圳河两岸的对比

深圳河，发源于深圳东北部的梧桐山，全长不过 37 公里，最宽处不过百米，最窄处仅几步之遥可涉水而过。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却承载着一道深刻的历史伤痕——它是香港与深圳、香港与内地的分界线。

1842 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1860 年，《北京条约》又使九龙半岛南部被占据；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更使新界被强行"租借"99 年。深圳河，就是在这种屈辱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一道隔绝两地的政治边界。

1980 年的深圳河两岸，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河北岸，是地广人稀的宝安县（深圳的前身），零星的农舍散落在田野之间，夜晚漆黑一片，偶尔有几盏煤油灯摇曳闪烁。河南岸，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新界，虽然也是乡村景色，但基础设施明显更为完善，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夜间灯火隐约可见。

这种对比，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心中。香港繁华的霓虹灯，与深圳沉寂的黑夜，形成了刺眼的对照。正是在这种对照中，人们开始思考：同样的地理环境，同样的气候条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制度的差异，政策的差异，开放与封闭的差异。

二、渔农经济：前现代的生存方式

2.1 传统的渔业生产

对于 1980 年之前的深圳居民来说，大海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也是最重要的生计来源。深圳拥有长达 230 多公里的海岸线，拥有大鹏湾、大亚湾、深圳湾等优良港湾，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沿海的村民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他们驾着小木船，在近海撒网捕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朴而艰辛的生活。

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相当原始。渔民们使用的是木帆船，靠风力和人力驱动，缺乏现代化的导航设备和通讯工具。他们的作业范围主要集中在近海区域，捕捞工具以手撒网、刺网和定置网为主，产量有限，劳动强度大。每次出海都是一次冒险，风浪、礁石、疾病，时刻威胁着渔民们的生命安全。

据老一辈渔民回忆，那时候一条小渔船通常由两三个人操作，出海一次往往要在海上漂泊好几天。他们吃的是咸鱼和糙米饭，喝的是船舱里储存的雨水，夜里就蜷缩在狭小的船舱里睡觉。运气好的时候，满舱的渔获能换来一些钱粮；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空手而归，甚至遭遇不测。

渔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使得沿海渔民的生活十分清苦。他们住在低矮破旧的渔船上，或者搭建在滩涂边的简陋茅棚里，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孩子们的教育更是一个奢望，许多渔民子弟从小就跟随着父辈出海，重复着同样的命运。

2.2 农耕文明在边陲

与沿海渔业相辅相成的，是深圳腹地的传统农业。深圳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水热条件优越，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里的农业发展水平却相当低下，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传统农业色彩。

传统的水稻种植是农业的主体。农民们在春天播种，夏天插秧，秋天收割，一年两熟，少数地方可以种三熟。水稻从播种到收获，需要经历育苗、整地、插秧、施肥、灌溉、除草、收割等多个环节，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由于缺乏农业机械，农民们主要依靠牛耕和人力，生产效率很低。

除了水稻，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还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甘蔗、黄麻、蔬菜等。这些作物或供自用，或少量出售，是家庭收入的一点补充。蔬菜种植多集中在城镇郊区，由菜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养猪、养鸡、养鸭等家庭副业也较为普遍，但规模很小，主要用于自家消费或换取零花钱。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所有土地都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在生产队的组织下集体劳动，每天按照"工分"计算报酬。这种"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干活"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人们缺乏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的动力，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

2.3 艰难的生存状态

1980 年之前，深圳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整个广东省都属于下游。以 1978 年为例，当时宝安县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仅有 134 元，而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也不过 134 元，广东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77 元。换句话说，宝安县农民的收入水平虽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其他地区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更令人心酸的是城乡差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将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以享受国家配给的粮食、副食品、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的福利保障；而农民则被束缚在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深圳的农民们，虽然距离香港近在咫尺，却无法享受任何城市化的红利。

住房条件同样简陋。深圳农村的房子，多为传统的岭南风格建筑，以青砖灰瓦为主，墙体单薄，隔热隔音效果差。屋顶多为硬山式或悬山式，下雨天容易漏水。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许多农户的住房面积狭小，一家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卫生条件也很差，苍蝇蚊子满天飞，各种传染病时有发生。

教育资源的匮乏，更是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当时深圳地区的学校数量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落后。许多农村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或者学校太远而辍学，早早地加入了农业生产的行列。能够读完小学的人已经算是幸运，读完初中的更是凤毛麟角。

三、深圳镇：珠江口的小村落

3.1 从"大鹏守御千户所"到宝安县

深圳的名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深圳镇的所在地，在明清时期曾是一个军事要塞——"大鹏守御千户所"。明朝洪武年间，为抵御海寇侵扰，政府在此设立卫所，驻军防守。大鹏守御千户所管辖范围广泛，城墙坚固，是当时华南地区重要的海防据点之一。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海防政策调整，大鹏守御千户所迁至深圳墟（即今深圳老街一带），深圳的名称由此逐渐形成。"深圳"二字，原本是指这一带的水泽集市，因当地有一条清澈的小河穿过，每逢墟日，四乡八里的村民便聚集在此进行商品交换，久而久之，"深圳"便成为这一地区的地名。

1980 年之前的深圳，行政建制为"宝安县"，隶属于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早在东晋时期就已设立，意为"得宝而安"，寄托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这个寓意吉祥的名字，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真正的富足与安宁。数百年来，宝安时而属于东莞，时而属于惠州，行政归属几经变更，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县。

3.2 1979 年的深圳镇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 1979 年的深圳镇——再过一年，这里将被设立为经济特区，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但此时的深圳镇，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特殊"的迹象。

深圳镇是宝安县城所在地，也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这个"中心"的规模却小得可怜。据 1979 年的统计资料，深圳镇区面积不足 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3 万，加上外来暂住人口，也不过 4 万余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如今天深圳一个大型住宅小区的居民人数。

镇区的主要街道是一条名叫"解放路"的狭长道路，长约 2 公里，宽不过 10 米，路面铺着碎石或水泥，两旁是低矮的砖瓦房屋，夹杂着一些木板棚屋。街道两旁零星分布着一些小型商店、供销社门市部、邮局、卫生院和电影院，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霓虹灯，更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充其量只是一个较大的村庄。

除了解放路，深圳镇还有人民路、和平路、春风路等几条支路，共同构成了镇区的基本框架。这些道路的名称，大多是 1949 年以后新起的，带有鲜明的革命时代特色，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很少，偶尔有几辆自行车驶过，更多的是步行的人们。公共汽车一天只有几班，通往广州需要大半天时间，遇上天气不好或者路况不佳，行程就更慢了。

镇区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最好的建筑是 1970 年代建成的几栋四层楼房，分别是县委办公楼、县革委会办公楼和深圳旅店，但这些建筑在今天看来也只能算是简易楼房，外墙斑驳，设施简陋。居民的住房条件普遍较差，许多人住在潮湿阴暗的平房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5 平方米。

电力供应也不稳定。当时深圳只有一座小型火力发电厂，发电能力有限，经常停电限电。晚上 10 点以后，街道上路灯熄灭，居民家中也往往因为限电而一片漆黑。这种"电荒"现象，在当时的深圳是家常便饭，严重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商业生产。

3.3 基础设施的匮乏

1980 年之前的深圳，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与经济特区的定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首先是交通不便。陆路交通主要依靠一条 1949 年前建成的砂土公路——广深公路（107 国道的前身），路面质量差，行车速度慢，从深圳到广州 147 公里的路程，通常需要颠簸 6 至 8 个小时。遇到雨天，道路泥泞湿滑，经常发生堵车，有时甚至寸步难行。铁路交通更为落后，深圳火车站只是一个简陋的小站，每天只有几趟慢车停靠，乘坐火车从深圳到广州需要 4 个多小时。

水运方面，深圳虽然靠近大海，但港口设施几乎为零。蛇口港只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渔港，水深不足，无法停靠大型船舶；赤湾、妈湾等处的码头也相当简陋，只能供小型船只停靠。货物进出口主要依靠陆路运输，效率低下，成本高昂。

通讯设施同样落后。深圳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有线电话，但电话线路少、设备陈旧，打一个长途电话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电报是最快捷的通讯方式，但收费昂贵，普通居民很少使用。这种通讯闭塞的状况，严重制约着深圳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

供水情况也不容乐观。深圳镇区没有统一的供水系统，居民主要依靠井水和河水。由于缺乏有效的污水处理措施，许多水井受到污染，水质不达标，严重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健康。直到 1979 年，宝安县才建设了第一座简易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仅有 2000 吨，远不能满足镇区居民的生活需要。

四、历史的阴霾：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

4.1 十年浩劫的创伤

要理解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我们必须首先回顾那个特殊的时代——文化大革命。这场从 1966 年持续到 1976 年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目标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演变成了一场空前的社会动乱。红卫兵运动、批斗"走资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活动，严重冲击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无数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受到冲击、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在经济领域，文化大革命同样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唯生产力论"受到批判，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正常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大锅饭"盛行，干多干少一个样。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科学技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许多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人才流失严重。

据估算，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如果把这段时期的经济损失加总起来，数字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创伤是深远的、持久的，它不仅破坏了物质财富，更摧毁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1976 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然而，此时的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据官方统计，1976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比 1966 年增长 79%，年均增长率不到 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许多地方的群众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4.2 徘徊中的抉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

一种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坚持"两个凡是"的教条，固守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拒绝任何变革的尝试。在一些人看来，过去的错误只是因为执行者出了问题，而不是路线本身有问题；只有继续坚持既定的路线，才能避免"修正主义"的危险。

另一种思路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深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们主张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经验。

在这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争论中，邓小平成为了后一种思路的旗手和领袖。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创造了政治条件。

4.3 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经济的困难程度，远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首先是粮食问题。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加上人口快速增长，从 1950 年代末开始，中国就一直在为解决吃饭问题而苦苦挣扎。1978 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仅有 318.5 公斤，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严重的是，全国有 2.5 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靠野菜、树皮、观音土充饥。

其次是工业问题。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偏差和对轻工业的忽视，人民生活所需的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布票、粮票、肉票、糖票、工业券……各种各样的票证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商店里空空如也，货架上摆满了灰尘，想买一辆自行车需要攒上几年的钱，想买一台收音机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第三是财政问题。由于企业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调，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各项开支却不断增加，导致财政连年赤字。1978 年，财政收入仅有 1132 亿元，而支出却达到 1111 亿元，勉强维持平衡。外汇储备更是少得可怜，只有不到 17 亿美元，连进口急需的设备和技术都不够。

面对这种困境，中国领导人开始思考：为什么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条件，别的国家能够发展得那么好，而我们却步履维艰？答案似乎很明显：体制有问题，政策有问题，思路有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打破常规，另辟蹊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渐浮出水面。一些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中国要发展，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和外国市场，参加国际分工和竞争。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外国资本在特定区域投资经营，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五、先行者的远见：特区的构想与决策

5.1 谷牧与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过程中，有一位关键人物不得不提——谷牧。谷牧（1914-2009），山东荣成人，1930 年代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曾任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是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

1978 年下半年，谷牧率团出访欧洲五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次考察历时一个多月，代表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国的工厂、港口、农场和科研机构，与当地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广泛接触。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回国后，谷牧向中央递交了详细的考察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在边境地区设立特区，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构想。这一构想，为后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除了谷牧，还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经济学家，也为特区的设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积极向中央争取政策支持，提出在广东设立特区的建议；吴南生具体负责特区的筹备工作，为特区的选址、规划、立法等倾注了大量心血；任仲夷在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时，也曾提出类似的想法。这些先行者的远见卓识，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5.2 中央的决策过程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给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支持。

邓小平对广东的设想给予了高度评价。据史料记载，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后来成为特区建设中最著名的语录之一。

会议之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实地考察，与广东省委共同研究特区的具体方案。1979 年 7 月，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关于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出口特区。

1980 年 3 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特区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