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的开端

重读的开端

1903年，巴黎。一位社会学教授和一位年轻学者联名出版了一部关于"原始人分类方式"的著作。这部书后来长期被视为人类学专题研究，在主流涂尔干研究中几乎处于附录地位。一百二十年过去，认知科学已经能解释婴儿如何形成范畴、数字平台每秒钟执行上百万次自动分类、身份政治正在重塑公共生活的分类框架。此时回看《原始分类》提出的核心命题，即人类最早的分类范畴并非纯粹认知产物，而是社会组织的凝结物，它不再只是一份历史文献，而是一组可以拆解当代秩序问题的工具。

这一章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在21世纪重读这部文本？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本书论证策略的一次预演。它要求我们同时处理文本史、思想史和当下诊断三个层面，并把三者之间的张力变成可操作的分析步骤。

一、被遮蔽的枢纽：《原始分类》在涂尔干学派思想史中的位置

要理解《原始分类》的当代价值，首先要看清它在涂尔干学派内部的位置。这部书并非独立的人类学调查，而是学派集体研究计划中的一个特定环节。把它放回到1893年至1912年涂尔干学派的思想序列中，才能看出它承担的认知社会学奠基性工作。

1893年的《社会分工论》处理的是发达社会的团结形式，1897年的《自杀论》转向社会事实的统计测量和因果分析，1912年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则把宗教作为社会之根源性形态加以处理。这三部巨著在时间上相隔约五年，构成了涂尔干成熟时期社会学纲领的三条主线。在这条主线之外，涂尔干学派在1890年代末至1900年代初展开了一项不那么显眼、但野心并不小的研究计划：以分类范畴为切口，考察人类认知结构的社会起源。这项计划以《原始分类》（1903）和莫斯关于"文明人的心智范畴"等若干后续文本为代表，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前的重要预备工作。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已经指出，发达分工社会的成员之间共享的不是共同意识，而是功能互补。但"功能互补"这一概念需要更精确的认知基础：当一个社会成员与另一个社会成员协作时，他需要预设对方会把物品归入大致相同的范畴。涂尔干在1895年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将"分类"列为社会事实的一个特殊类别，但并未展开。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他把分类追溯到图腾崇拜，将部落的图腾视为既是宗教对象，也是分类图式。但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一部宗教社会学著作，它要把图腾放进宗教演化的总体框架中，因而必须处理神话、仪式、灵魂观念等大量内容，分类问题在书中只能分到一个章节。这一缺陷由《原始分类》补救。

《原始分类》做的事情在文本结构上很清晰。涂尔干与莫斯汇集了当时已知的澳大利亚、北美、东南亚和古代闪米特社会的分类资料，论证原始分类从来不是按对象的物理属性或纯粹逻辑关系进行的，而是按照社会群体本身的结构进行的。祖尼人的七个方向对应七个氏族，苏人的氏族图腾对应于特定的色彩和方位，汉族的"五行"对应于王朝更替的宇宙图式，闪米特的"洁净—不洁"对应于祭司群体的边界。分类范畴即社会群体投射这一结论并不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简单预演，而是为该书提供了认知范畴层面的前提：宗教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的根源形态，是因为宗教仪式承担了把社会结构编码进认知范畴的工作。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看出《原始分类》为何长期被遮蔽。这种遮蔽有多重原因。学科分化的过早专业化是其中最直接的一条：涂尔干学派的研究在1930年代之后被分别归入人类学（莫斯、葛兰言）、宗教社会学（涂尔干本人、列维-布留尔早期工作）和社会学方法论（涂尔干、莫斯后期）三个不同传统。任何一个传统的训练都不要求学生同时通读这三个领域。人类学家倾向于把《原始分类》当作涂尔干学派的次要文本，因为它不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那样系统；社会学家倾向于把它当作人类学专题，因为它讨论的是"原始人"而不是"现代社会"；宗教研究者则把它当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草稿。

英美人类学传统的竞争性解释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遮蔽。从博厄斯到克鲁伯，从本尼迪克特到米德，博厄斯学派把文化视为整合性的独立系统，而不是社会结构在认知中的反映。这一传统在1930年代至1960年代主导了北美人类学，并培养了对涂尔干学派抱有结构性怀疑的几代学者。在他们看来，《原始分类》中关于"分类即社会群体"的论断过于粗疏，忽略了人类认知、文化传播和地方史的复杂性。玛格丽特·米德1949年发表的评述直接质疑莫斯关于"集体表象"的提法，认为它混淆了"社会群体"和"心理群体"。

文本结构本身的难度也加剧了遮蔽。《原始分类》采用的是当时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典型做法：先呈现大量民族志材料，再做理论概括，再回到材料修正理论。这种结构对没有相应民族志背景的读者而言常常显得冗长；其论证的真正力量，也就是范畴与社会群体同构这一命题的普遍性，只有在通读全书之后才显现出来。多数二手研究只引用其结论而不分析其论证，导致该书常常被简化为"涂尔干学派关于原始分类的一种说法"。

把《原始分类》定位为"枢纽"，不是要给这部小书涂金，而是要指出它在涂尔干学派思想序列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处理的是《社会分工论》留下的认知缺口，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认知前提，是涂尔干学派把"社会"和"认知"两个概念勾连起来的具体工程。理解了这一位置，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后世的"认知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会认知"等学科在追溯源头时，常常绕道回到1903年。

二、认知转向的英美遮蔽与1980年代以后的双重复兴

涂尔干学派关于分类范畴的工作，并不是在真空中被遗忘的。它曾经被翻译、被引用、被争论，但是争论的方式恰恰把它的核心论点遮蔽掉。在英美人类学传统中，《原始分类》主要被读成关于原始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份经验研究，而不是关于认知范畴社会起源的一份理论文本。这一误读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0年代认知科学与文化社会学的同时复兴才得到纠正。

博厄斯学派对涂尔干学派的态度是复杂的。弗朗茨·博厄斯本人早期在柏林学习过一段时间，与德国民族学传统有交集，他对涂尔干学派的工作并不陌生。但在移居美国并主导哥伦比亚学派之后，他更倾向于把文化视为整合的整体，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在博厄斯的影响下，美国人类学形成了一种研究策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描述特定文化的内部结构，避免将其还原为某种普遍规律。这一策略本身并不必然排斥涂尔干学派，但它在实践中把"分类"问题放到了边缘位置：分类变成语言学问题或民俗学问题，而不是社会理论问题。

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遮蔽。萨丕尔1929年提出"语言范畴影响经验范畴"，沃尔夫1956年的论文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这一立场与涂尔干学派关于"范畴即社会群体"的命题在表面上很接近，但内核完全不同。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强调的是语言结构本身对认知的影响，社会群体只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起作用；涂尔干学派强调的则是社会群体本身在范畴构成中的直接作用，范畴的边界常常先于语言表达。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英美人类学界，"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几乎垄断了关于认知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原始分类》被推到了一边。

莫斯关于"文明人范畴"的工作（包括对时间范畴、空间范畴、人格范畴的分析）在英美世界的传播同样零散。莫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1950年法文版）中收录的几篇论文要到1960年代后期才有部分英译。这些论文把"集体表象"的提法推进到现代社会的范畴分析，论证现代时间观念起源于基督教会的祈祷周期，现代空间观念起源于氏族的方位图式。这些工作在英语世界得到的回应远不及利奇或道格拉斯的工作。

对涂尔干学派工作真正具有矫正意义的复兴，发生在1980年代。这次复兴有两个独立但相互呼应的源头：认知科学的兴起和文化社会学的回归。

认知科学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概念重组。早期认知科学把心智视为符号计算器，范畴被视为概念的清单。这一假设在罗施（Eleanor Rosch）1973年的实验之后受到严重挑战：她证明人类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原型（prototype）才是范畴组织的核心。这一发现为涂尔干学派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入口：范畴不再被视为抽象定义的集合，而是被视为具有原型结构的心理表征。如果范畴具有原型结构，那么原型的来源是什么？是社会群体的现实结构。1980年代中期，丹·斯佩贝（Dan Sperber）在《On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等论文中明确提出，涂尔干学派的"集体表象"概念在认知科学的概念框架下可以被重新理解为"自然主义范畴化的社会文化变体"。斯佩贝的关键转换是：把涂尔干学派的核心命题从"分类是社会决定的"重新表述为"分类的某些特定变体是社会决定的，而原型的稳定性来自认知架构本身"。这一转换看似削弱了涂尔干学派的强命题，实际上反而让它获得了进入认知科学讨论的资格。

几乎在同一时期，文化社会学在英美世界开始了一次非涂尔干学派的复兴。玛丽·道格拉斯1970年代的著作（Purity and Danger, 1970; Natural Symbols, 1970）虽然没有明确引用《原始分类》，但她对"洁净—危险"和"群体边界"的分析，与涂尔干学派的工作高度同构。道格拉斯1970年代的《自然象征》专门讨论了社会结构如何决定身体经验和社会空间范畴。这与《原始分类》讨论社会结构如何决定分类范畴具有同构性。但道格拉斯并未把自己定位为涂尔干学派的继承人，她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涂尔干-韦伯综合传统的代表。这种自我定位使得涂尔干学派的核心命题在英语世界获得了一种"非涂尔干学派"形式的流通。

1980年代后期，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和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等人推动的"新文化社会学"明确把涂尔干学派作为源头之一。他们在《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2003）中系统讨论了涂尔干学派关于"集体意识"和"范畴化"的工作，强调"文化"不是符号系统本身，而是符号系统所承载的社会结构。这一立场直接呼应了《原始分类》的核心命题。

进入2000年代，认知科学与文化社会学的合流趋势更加明显。哈罗德·科林斯（Harold Collins）在2004年关于"互动仪式链"的著作中，把涂尔干学派的"集体意识"概念推进到微观互动层面。201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学（cognitive sociology）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范畴的认知基础是什么？它的代表性学者包括西摩·派特森（Seymour Patterson）、沃恩·贝尔顿（Vaughn Bilon）、莫里斯·罗德里克（Morris Rodrick）等人，他们的工作直接呼应《原始分类》关于"集体表象"的核心命题。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复兴对《原始分类》的"复原"并不是回到1903年的原始文本，而是把它的工作翻译到当代认知科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中。这一翻译过程必然有所损失：1903年文本中关于"集体意识"和"社会作为根源形态"的强命题，在当代版本中被弱化为"范畴具有社会文化变体"。但正是这一弱化使得《原始分类》的核心工作得以进入主流学术讨论。

三、政治维度的发掘：图腾与国家秩序的同构关系

《原始分类》的第三个被长期遮蔽的层面是它的政治维度。在主流涂尔干研究中，这部书通常被读成关于原始民族分类方式的认知人类学文本，遮蔽了它实际上同时是一部关于现代国家秩序原型的政治社会学文本。

涂尔干与莫斯在1903年做的事情，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经验层面是汇集并分析当时已知的澳大利亚、北美、古代闪米特社会的分类资料，论证原始分类是社会群体的外部投射。这一层面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较为充分，已在上一节讨论。政治理论层面是通过分析图腾分类，揭示现代国家秩序的某些结构特征是如何在原始分类中预演出来的。这一层面在主流涂尔干研究中长期被遮蔽，直到1970年代后期莫斯的政治著作被系统整理出版之后才得到充分发掘。

莫斯1970年代由卡雷（M. Carré）整理出版的《Essais de sociologie》（社会学说文集）中收录的几篇政治社会学论文，特别是19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和"国家"的若干未完成手稿，揭示了一个被主流叙事遮蔽的事实：莫斯从未把图腾分类当作一个纯粹的"原始"现象来分析。他更倾向于把图腾分类看作现代国家秩序的一种隐喻性原型。

这一隐喻性原型至少包含三层相互嵌套的结构。分类与社会群体的同构是其中最基本的一层：在图腾制度中，分类范畴的边界就是社会群体的边界，外部群体的存在方式在内部群体中以范畴化的形式重现。现代国家秩序中，国民身份、社会类别、行政区划都在不同程度上复制了这种同构关系。深入一层，分类与神圣性同样具有同构关系：在图腾制度中，每一个分类范畴都对应一个图腾，图腾既是范畴标记也是神圣对象。这一神圣性为分类提供了超验的合法性来源，现代国家秩序中国旗、国歌、国庆日、国家象征物都承担了类似功能，既标记了"国民"这一分类范畴，也提供了对该范畴的神圣化。再深入一层，分类与冲突之间也存在同构关系：在图腾制度中，相邻群体的分类范畴常常具有互补或敌对关系，这种关系既维护了群体内部凝聚力，也制造了群体之间的边界。现代国家秩序中，民族、宗教、种族、阶级等分类范畴同样承担着凝聚内部和划定边界的双重任务。

把这三层结构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原始分类》的政治理论维度：现代国家秩序并非凭空出现，它在原始分类中已经有了结构原型。涂尔干与莫斯对图腾制度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考古学"，通过分析最古老的分类形式，揭示现代国家秩序的深层结构。

这种政治维度在主流涂尔干研究中长期被遮蔽，与三方面因素相关。学科分工是首要因素：人类学研究图腾制度，社会学研究现代国家，二者很少在同一个研究框架下被同时处理。政治敏感性是第二个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原始民族分类方式的讨论在英语世界变得敏感，因为纳粹的种族分类工程曾经利用过类似的逻辑。学者们倾向于避免把图腾分类与现代国家秩序直接类比，以免被误读为某种"原始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暗示。莫斯著作的整理滞后是第三个因素：莫斯关于政治社会学的工作在1970年代才得到系统整理，错过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英美涂尔干研究的黄金时期。

《原始分类》的政治维度在1980年代以后得到重新发掘。这一发掘与三项工作密切相关。首先是1980年代后期"国家回归"研究的兴起，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人为代表。其次是1990年代以来"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的复兴，以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等人为代表。再次是2000年代以来"治理术"研究的兴起，以米歇尔·福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工作为代表。这三项工作都从不同角度触及了《原始分类》的政治维度。

蒂利关于"国家形成"的研究直接讨论了国家秩序如何通过分类技术（户籍、统计、登记）实现对人口的治理。曼关于"意识形态"的工作讨论了国家秩序的神圣化机制。史密斯关于"族群"的工作讨论了民族范畴的边界建构。斯科特1998年的《Seeing Like a State》则系统讨论了国家秩序如何通过分类、标准化、简化等手段实现对复杂社会的可治理性。这一工作直接呼应了《原始分类》关于"分类即社会群体投射"的核心命题，只不过斯科特把它推进到了"国家如何让社会变得可读"这一更高层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福柯的若干晚期讲座（1978-1979年关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讲座）也讨论了分类范畴的政治维度。福柯把"分类"视为现代治理术的核心技术之一，这与《原始分类》的核心命题具有惊人的同构性。但福柯从未明确引用涂尔干学派，他的这一立场更多是来自尼采和法国启蒙运动传统。这一交叉在没有明确谱系关系的情况下发生，本身就说明了《原始分类》所讨论的问题具有超越具体谱系的普遍性。

把《原始分类》读成现代国家秩序原型的分析工具，并不意味着涂尔干与莫斯在1903年就已经预见到了20世纪的国家治理实践。这一读法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组概念工具，让我们能够分析现代国家秩序中那些看似"自然"的分类范畴，实际上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国民"、"公民"、"纳税人"、"居民"、"个体"，这些看似天经地义的身份范畴，在《原始分类》的视角下都变成了可以追溯其社会起源的对象。这一追溯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批判：它揭示了现代国家秩序的"自然性"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神圣化。

四、当代回响：数字分类、算法治理与身份政治

以上三节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为这一节做好了准备。当我们把《原始分类》读成关于"分类范畴即社会群体投射"的文本，并把它推进到现代国家秩序分析时，自然就会面对一组当代问题：数字分类如何运作？算法治理如何重塑分类范畴？身份政治如何重新提出分类与承认的问题？这一节用三个具体案例说明这些问题如何与《原始分类》的核心命题发生直接对话。

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趣分类

数字平台的"兴趣分类"看起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算法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停留时长、互动模式，把用户归入"科技爱好者"、"育儿家庭"、"汽车发烧友"等标签。这一分类过程的技术细节是机器学习、协同过滤、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具体问题。但从《原始分类》的视角看，这一技术过程实际上承担了1903年文本讨论的核心机制：把一个庞大的、异质的用户群体分解成可治理的范畴。

微信视频号2021年公开的算法说明、抖音2020年的算法白皮书、Facebook 2019年的"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广告"功能更新，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这种分类机制：用户的每一次停留、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分享都被编码成维度标签，进而聚类成"兴趣标签"。这些标签一旦形成，就成了平台分配内容、广告、商品的依据。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被归入了一个由算法定义的社会类别，并且按照这个类别被对待。

这一过程与《原始分类》讨论的祖尼人方向分类、苏人氏族图腾具有惊人的结构同构性。在祖尼人那里，方向范畴不是按物理方位定义的，而是按氏族归属定义的；每个方向的色彩、神祇、植物、动物都是该氏族的延伸。在数字平台这里，"兴趣标签"不是按用户客观兴趣定义的，而是按算法可观测的行为模式定义的；每个标签对应的内容、广告、社群都是该标签群体的延伸。

这种同构性给了我们分析当代数字分类的具体抓手。1903年的涂尔干与莫斯在分析原始分类时，重点不在于指出分类是"错误的"，而在于指出分类机制如何运作、分类范畴如何被神圣化、分类边界如何被维护。把这一分析框架应用在数字平台上，我们就能提出一组具体的研究问题：哪些行为模式被算法识别为"用户偏好"？哪些行为模式被算法忽略？分类边界是如何被平台政策、商业利益和用户社群共同维护的？这些问题的回答方式与1903年文本对原始分类的分析方式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算法治理与社会信用

第二个具体场景是算法治理，表现为社会信用评分、城市大脑、智慧政务等具体形态。这些系统的核心机制是把人的行为数据（交通违章、缴费记录、网络发言、社交关系等）转化为综合评分，进而影响该主体在社会系统中的待遇（贷款额度、就业机会、子女入学、签证申请）。

社会信用系统的中国版本、印度的Aadhaar数据库、欧盟的数字身份钱包、美国的COMPAS风险评估系统，在具体技术细节上差异很大，但在分类机制上具有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