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其人与魏晋之际

干宝其人与魏晋之际

干宝以史官身份编纂志怪小说《搜神记》，这一选择本身便构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知识史悖论。按照常理，史官的职责在于据实直书、考辨真伪，而志怪书写则以离奇怪诞为能事，两者之间似乎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干宝恰恰以史家的笔法记录鬼神之事，使《搜神记》既具有文学想象的飞扬，又保留着史传叙事的严谨面貌。这一矛盾现象迫使我们追问：是什么样的个人际遇与时代语境，促使一位身居史职的官员转向“鬼史”书写？这一转向又如何折射出魏晋之际知识阶层的精神困境与思想转型？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干宝的个体生命置于更宏阔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剧烈震荡的转型期——八王之乱、永嘉南渡、五胡乱华，一系列政治灾难不仅摧毁了西晋王朝的政治秩序，更深刻动摇了士人群体对于天道秩序与人事因果的既有信念。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传统儒学的话语权威遭到质疑，而谶纬、符命、神仙信仰则获得了新的传播空间。干宝的志怪书写，正是这种知识转向的具体表征。本章将通过考索正史记载与《搜神记》本文的互证，还原干宝从史学到“鬼史”的知识历程，并分析其背后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动因。

干宝生平考：从史官到志怪作家的身份转换

干宝的生平事迹，见于《晋书》卷八十二本传，文字不长，却是研究其人最直接的史料依据。根据本传记载，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生年不详，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年）。其父干莹曾任吴国丹阳郡丞，孙吴灭亡后，干家作为亡国之余寓居江南。这一家族背景颇为关键：干宝生于亡国之家，自幼耳濡目染的，既有吴地固有的巫风淫祠传统，又有亡国之痛所催生的历史反思意识。

干宝入仕的契机与晋室平吴直接相关。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至太康元年（280年）灭吴，西晋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大批原属孙吴的官绅士族被迁往北方政治中心，干宝的父亲干莹亦在此列。干宝本人何时入仕，史书语焉不详，但据《晋书》本传所载，他因“才学闻名”而受朝廷征召，先后担任佐著作郎、太学博士等职。佐著作郎是秘书省属官，掌国史编纂；太学博士则是最高学府的教官，掌经学教授。这两个职位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干宝的知识背景与职业训练，始终围绕着史书编纂与经典诠释两大传统。

干宝仕途的重要转折发生在西晋末年。根据本传记载，他曾被华轶举荐为散骑常侍，但这一任命似乎未能落实。永嘉之乱（311年）前后，干宝避乱南渡，最终在东晋朝廷获得新的政治机遇。《晋书》本传明确记载：“宝以才器召为佐著作郎。”这是干宝第二次获得史官职位，足见其史学才干在乱世中仍获朝廷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干宝在东晋初年参与了多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其中包括受命编纂《晋纪》。

《晋纪》是东晋初年官方主持的史书项目，目标是记述司马炎建立西晋以来的历史。干宝受命主持此事，“自武帝至于慤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1】。这一编纂工作使干宝得以系统接触西晋一代的档案文献与传闻故事，为其日后编纂《搜神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晋纪》今已散佚，但从残存佚文来看，干宝的史学立场较为保守，倾向于以儒家正统观念评判历史人物与事件。这种史学取向，与《搜神记》中随处可见的因果报应、义犬报恩等道德主题形成了内在呼应。

然而，干宝最为后人熟知的身份，却是志怪小说《搜神记》的编纂者。关于《搜神记》的编纂动机，《晋书》本传提供了两条关键信息。其一，干宝之父干莹生前宠幸一名婢女，极为忌惮，将她活埋于墓中。十余年后干莹去世，开圹合葬时，发现此婢伏棺犹存，竟有气息，将其救出后婢女逐渐苏醒。干宝之母由此心生嫉妒，推导其夫宠婢之故，乃将其父生前诸多宠妾全部活埋于墓中。干宝自幼见此异事，深感“鬼神之事，故耳目详焉”。其二，干宝之兄曾因病气绝，复苏后自称见到死人魂魄游历地府，由此干宝对幽冥之事笃信不疑。这两条记载常被研究者引用，以说明干宝编纂《搜神记》的个人心理动因。

但仅凭家世传闻尚不足以解释一位史官为何要系统编纂志怪故事。《晋书》本传接着记载，《搜神记》成书后，曾在朝中引起争议：“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后终于散骑常侍。”值得玩味的是，本传将《搜神记》的编纂与干宝的史官身份紧密联系：“其事取方之于史。”这意味着在干宝看来，志怪书写并非与史学截然对立，而是史学的必要补充——正史记载帝王将相的政治功业，志怪则记录幽冥世界的因果报应，两者共同构成对天人之际的完整叙述。

干宝晚年官至散骑常侍，这是侍从皇帝左右、掌规谏讽议的清要之职，标志着其仕途的最终归宿。关于其卒年与具体行迹，史书再无详载，今人只能依据有限材料推断其主要活动时间为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叶。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干宝生平与时代大事年表

section 西晋时期 约280-289年 : 干宝出生于新蔡 280年 : 晋灭吴，统一天下 290-306年 : 八王之乱 约300年前后 : 干宝入仕，任佐著作郎

section 永嘉南渡 311年 : 永嘉之乱，北方沦陷 317年 : 司马睿建康称帝，东晋建立 约317-320年 : 干宝二次入仕，编纂《晋纪》与《搜神记》 330年代 : 干宝任散骑常侍，晚年活动

section 身后 400年前后 : 《搜神记》在士林中流传 7世纪 : 《晋书》收录干宝本传 ```

从上述生平考察中可以提取几个关键要点。第一，干宝的史官身份并非偶然：他自幼受史学训练，两度担任佐著作郎，主持编纂《晋纪》，其知识背景与职业实践均以史学为中心。第二，干宝的家族背景——亡吴官员之后、江南寓居经历——使其兼具北方史学传统与江南巫风文化的双重影响。第三，《搜神记》的编纂时间，约在东晋初年干宝二次入仕期间，这正是一个需要重新整合知识体系、回应时代危机的历史节点。以下两节将分别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转向两个维度，深入分析这一历史节点的特殊性。

魏晋之际的政治动乱与生命无常意识

要理解干宝为何在东晋初年转向志怪书写，必须首先把握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特征与精神氛围。魏晋之际并非一个可以简单概括的历史阶段：从曹魏黄初年间（220-226年）到东晋中期的百余年里，政治格局经历了汉魏禅代、司马氏专权、西晋统一、八王之乱、永嘉南渡等一系列剧变。对于亲历这些事件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时期的体验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无常。

政治无常是魏晋之际最突出的历史特征。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两次禅代都以和平方式进行，却都伴随着血腥的政治清洗。曹爽、何晏、嵇康、张华、裴頠……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串又一串被屠戮的士人家族。司马氏以“禅让”为名行篡夺之实，却要求士人在“名教”与“忠节”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向秀、山涛选择应征出仕，嵇康则选择拒绝并最终付出生命代价；这种选择的困境，深刻折射出政治高压下士人精神的撕裂。

西晋统一后短暂的和平同样虚妄。从武帝晚年的储位之争，到惠帝即位后贾后专权，再到八王之乱中诸王轮番登场，中央政权的内耗为异族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怀帝，焚烧宫室，史称“永嘉之乱”。三年后（316年），刘曜再度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正式灭亡。北方士族纷纷南渡，在建康拥立司马睿为帝，是为东晋。

这一系列政治灾难对士人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在传统儒家话语体系中，政治秩序被视为天道运行的体现：明君圣主受命于天，臣子效忠君主是天经地义的伦理要求。然而魏晋之际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天道仿佛失灵，忠臣不得善终，奸佞反而飞黄腾达；王朝兴替如此迅速，今日的功臣可能就是明日的阶下囚。这种政治无常的体验，直接动摇了儒家天道观的可信度，引发了知识阶层对天人关系的新一轮反思。

生命无常是魏晋之际的另一突出主题。与政治无常相互交织的是瘟疫、饥荒和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失。曹魏初期与西晋末年，都曾爆发大规模瘟疫，造成人口锐减。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洛阳化为灰烬”，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或内迁。这种普遍性的死亡体验，使得关于死后世界、灵魂归宿的讨论成为知识阶层的焦点议题。干宝本传所载其兄死而复苏的传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获得了特殊的传播价值——人们需要关于死亡的确定答案，需要相信善恶有报、魂灵不灭。

魏晋玄学的兴盛可以从上述背景中得到新的理解。正始年间（240-249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重新诠释《易》《论语》，开创了“正始玄风”。玄学清谈的核心议题——有无、本末、体用——表面上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实质上是对政治秩序崩解后人生意义问题的回应。当现实政治不可信、传统道德不可靠时，士人转向抽象的本体论追问，试图在“道”“无”“自然”等概念中重新确立人生的意义基点。竹林七贤的放达行为——饮酒、服药、裸裎——常被解释为对司马氏虚伪名教的反抗，但更深层的意涵在于：在无常的时代，只有个体的精神自由才是真实可靠的。

然而玄学并不能完全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清谈玄远固然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的纷扰，却无法提供关于死后世界、因果报应的具体答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志怪书写获得了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搜神记》以叙事的方式回答了儒家经典语焉不详的幽冥问题：人死后化为鬼魂，魂魄有知，能够显灵复仇或托梦求助；因果报应真实不虚，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故事俯拾皆是；神仙方术确实存在，得道者可以超脱生死。这些叙事在理性层面或许难以验证，却在情感层面回应了乱世士人的深层焦虑。

干宝的《搜神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以史家的叙事技法记录这些神异故事，使其具有正史的严肃面貌；同时，他又选取那些最能回应时代焦虑的故事——关于复仇、报恩、因果、死后世界的叙事——使其具有现实的精神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搜神记》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更是知识阶层应对时代危机的精神策略之一环。

谶纬之学与神仙信仰的时代语境

魏晋之际的知识转向不仅体现在玄学的兴盛，还表现为谶纬之学与神仙信仰的持续流播。这两种看似性质不同的知识形态，在干宝的时代形成了奇特的共生态势，共同为志怪书写提供了正当性与素材来源。

谶纬之学是流行于两汉的独特文化现象。“谶”是带有预言性质的隐语，常以图谶、符命的形式出现；“纬”则是相对于儒家经典（“经”）而言的阐释性著作，托名孔子所作，内容包含大量神学化的宇宙论与神秘主义的政治预言。西汉末年，谶纬开始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王莽利用图谶证明其代汉的合法性，刘秀也借助赤伏符等谶记起兵夺权，建立东汉。东汉一代，谶纬之学被确立为官方学问，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博士儒生必须兼通谶纬才能获得认可。

然而谶纬的合法性在东汉末年遭到挑战。郑玄、王充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批评谶纬的荒诞不经：郑玄以经学家的立场力图将纬书儒学化，去除其中的神学成分；王充则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彻底否定鬼神、符瑞的存在，“疾虚妄”是其《论衡》一书的总主题。这种批评在东汉末年形成了一股理性主义的潮流，动摇了谶纬的官方地位。

曹魏代汉后，谶纬的处境更加微妙。曹操父子尚刑名、崇法术，对谶纬持冷淡态度。魏文帝曹丕代汉时，甚至明令禁止图谶流行。然而谶纬并未因此消亡，而是在政治高压下转入民间与半地下的状态，继续在知识阶层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谶纬所代表的那套天人感应、符命受命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嵌入汉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不是一纸禁令所能清除的。司马氏代魏时重新启用谶纬为自己的篡权服务，便是明证。

魏晋之际神仙信仰的流行，同样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秦皇汉武追求长生的故事广为流传，方士、道士活跃于宫廷与民间。道教在东汉末年形成系统化的宗教形态，以张道陵为首的天师道在巴蜀地区传播，曹操父子笼络方士、炼制丹药的故事在《三国志》中多有记载。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传播与本土化，至魏晋时期已经在知识阶层中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轮回、报应等观念开始与本土思想融合。

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魏晋士人普遍对神仙之事持开放态度乃至积极追求。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虽然以清谈玄理著称，但嵇康本人也“好服食”，即服用丹药以期延年益寿。葛洪稍后于干宝而活跃于东晋，其《抱朴子内篇》系统总结了神仙信仰的理论基础与修炼方法，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著名命题【2】。这些都说明，神仙信仰在魏晋时期并非边缘性的迷信，而是知识阶层普遍接受的一种人生选项。

干宝的《搜神记》正是在上述知识语境中诞生的。全书以“搜神”为名，所收录的故事涵盖神灵、鬼魂、妖怪、术士、卜筮、符瑞等多种类型，折射出作者对超自然力量的全面关注。其中大量涉及因果报应的故事，如“东海孝妇”“望夫石”等，明显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而关于彭祖长寿、介子推封神的记载，则与神仙信仰的叙事传统密切相关。

更重要的是，干宝对志怪素材的处理方式本身便带有两汉谶纬传统的印记。《搜神记》开篇即以“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能言之于口哉”【3】开宗明义，交代其材料来源包括“载籍”记载与“遗逸”传闻。这与汉代史官记录符瑞、灾异的传统如出一辙——史官虽未亲见，却依据官方档案与地方奏报加以记录。干宝将这种史学方法移植到志怪书写中，使神异故事获得了类似正史记载的权威性。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干宝的志怪书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知识整合的尝试：在传统经史知识不足以回应时代危机的情况下，将谶纬、仙道、巫术等多种知识形态纳入统一的叙事框架，为乱世中的人们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完整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逻辑是因果报应与天人感应：人间祸福自有其冥冥中的因由，而那些神异事件——无论是祥瑞还是灾异、鬼魂显灵还是妖怪作祟——都是天意的显示，值得记录并引以为戒。干宝的史学训练使他相信，只有将这些事件纳入历史叙述，才能构成对天人之际的完整把握。

《搜神记》的版本流传与今本结构

在讨论了干宝其人与其时代之后，有必要对《搜神记》的文献面貌做一番梳理，以为其后的深入研读奠定基础。《搜神记》的流传史本身便是中国古典文献命运的一个缩影：原书在唐代尚有完本流传，至宋代开始散佚，今本《搜神记》实为后人所辑，已非干宝原书面貌。

关于《搜神记》的原书卷数，《晋书》本传明确记载“凡三十卷”，这一说法为历代目录学著作所沿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搜神记》三十卷”，可见原书在唐代尚为完帙。北宋李昉编纂《太平广记》时，大量征引《搜神记》原文，可见北宋前期原书仍然完整。然而南宋以后，原书逐渐散佚，今本《搜神记》主要来源于两种明代辑本：一是万历年间胡震亨《搜神记》二十卷本，二是近人李剑国辑校的《搜神记》八卷本【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代以后还有一部托名干宝的《搜神记》广为流传，即《四库全书》所收的二十卷本。这个本子并非干宝原作，而是明人根据《太平广记》《法苑珠华》等类书重新拼凑的通俗读本，其中混杂了大量后人增益的内容，与干宝原书已有相当距离。研究者使用《搜神记》时，必须注意区分干宝原作与明人辑本的不同层次。

今本《搜神记》的结构相对清晰。全书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为“感应篇”，收录关于因果报应、积德获福的故事；其二为“神化篇”，收录关于神灵显验、祭祀灵应的故事；其三为“鬼魂篇”，收录关于死后有知、魂灵复仇的故事；其四为“妖怪篇”，收录关于异物化人、妖祥灾异的故；其五为“记梦篇”，收录关于梦中预言、神人交会的故事。这种分类方式虽非干宝原书所固有，却有助于把握今本《搜神记》的内容全貌。

从叙事模式来看，《搜神记》中的故事大多遵循相对固定的程式：先交代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然后叙述事件经过，最后交代结果或附以评论。这种程式化的叙事风格，与干宝的史官训练密切相关——他习惯于按照史传文学的规范组织材料，使每一个故事都具有相对完整的叙事要素。同时，《搜神记》的叙事语言简洁凝练，较少使用修饰性的形容词，这与魏晋时期骈体文尚简的文风是一致的。

在具体的文本层面，研究者已经对《搜神记》的许多篇目进行了细致的考辨。例如“东海孝妇”一篇，记述孝妇被冤杀后郡中大旱三年，后因验尸而天降大雨的故事，这一故事后被收入《汉书·于定国传》，成为干宝编纂《搜神记》所依据的重要史料之一。又如“干将莫邪”一篇，记载楚人干将为其王铸剑反被杀害，其子赤鼻后为父报仇的故事，这一故事在《太平广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比对的版本。通过这些具体的考辨工作，研究者得以逐步还原干宝编纂《搜神记》时所依据的材料来源与编纂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搜神记》虽以“记”为名，却并非简单的素材汇编。干宝在编纂过程中进行了明显的取舍与编排，这种取舍本身就体现了他的知识立场与价值取向。研究者发现，《搜神记》中大量收录了关于冤魂复仇、义犬救主、道士法术等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正义虽然迟到，但终将到来。这种执拗的因果报应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中的不公与缺失，回应了乱世民众渴望正义实现的心理需求。

对于欲深入研究《搜神记》的读者而言，以下几个版本的校勘成果值得参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汪绍楹校注本，是目前最为通行的整理本；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李剑国辑校本，则在校勘之外增加了大量的辑佚与考证内容；至于日本学者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一书，则从民俗学与神话学的角度对《搜神记》的若干重要篇目进行了专题研究，是理解干宝叙事方式的极佳参考【5】。

本章小结

本章从干宝的生平事迹出发，将其个体生命置于魏晋之际的政治动乱与知识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了这位史官转向志怪书写的历史逻辑。干宝之所以在两度担任史官之后编纂《搜神记》，并非简单的个人爱好或家世传闻所能解释，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史官身份使他对神异事件抱有与普通文人不同的关注视角；其家族背景使其兼具北方史学传统与江南巫风文化的双重素养；其亲历的乱世经验——八王之乱、永嘉南渡——深刻动摇了儒家天道观的权威性，使因果报应、魂灵不灭的叙事获得了新的合理性；其时代语境中谶纬之学与神仙信仰的持续流播，则为志怪书写提供了正当性的文化资源与丰富的素材库。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干宝的志怪书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知识整合的尝试：在传统儒学不足以回应时代危机的情况下，将多种知识形态纳入统一的叙事框架，为乱世中的人们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完整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因果报应、天人感应——并非干宝的独创，而是两汉以来知识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但干宝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以史家的严谨态度对待这些神异叙事，使志怪书写获得了类似正史记载的权威性。

下一章将以本章建立的文献基础为出发点，进入《搜神记》本文的细读。我们将从具体的篇目分析入手，考察干宝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故事素材，分析其叙事策略与价值取向，并追问这些叙事在当时与后世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影响。干宝的“鬼史”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他在史学的严谨与志怪的奇幻之间达成了怎样的平衡？这些问题，将引导我们逐步深入《搜神记》的文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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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干宝《晋纪》的具体卷数，各书记载略有出入，《史通·古今正史》记为“二十二卷”，与《晋书》本传所记一致。

【2】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