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司马光相遇
第 1 章 与司马光相遇
一个现代读者打开浏览器,搜索"《资治通鉴》推荐",会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一种说"必读,治国理政的圣经";另一种说"过时了,帝王术早被现代管理学取代"。两种说法都对了一半,但都没回答真正的问题: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普通人,在一本讲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959)长达1362年历史的编年史里,究竟能找到什么? 这一章,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会从三个维度切入。第一,看人——司马光这个人,他的人生轨迹是怎样走到"必须写一部三百万字史书"这一步的。第二,看序——他自己写的《进书表》,字字斟酌,藏着他对这部书的所有期待。第三,看体裁——编年体与纪传体的方法论差异,会决定你读这本书时眼睛落在哪里。这三块讲完,你会得到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入门路径,而不是一个空泛的"经典永流传"。
司马光的人生轨迹:从书香门第到洛阳十五年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十八日,出生地在光州光山县(今河南潢川),名字中的"光"即取自此地。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为人刚正,《宋史·司马池传》说他"性严重,言不妄发"。母亲聂氏,出身博学之家。哥哥司马旦,后来做到提点京西刑狱,官位不低。这样的家庭背景,意味着他从小接触的不是科举八股,而是有传承的家学。
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甲科。这一年是范仲淹第一次被贬的前两年,朝廷党争的伏笔已经埋下。司马光步入仕途的第一站是奉礼郎、华州判官,这是北宋新科进士的常规路径:先到地方磨砺,再回中枢。
接下来二十多年,他的仕途整体平稳:从地方到馆阁,从知制诰到翰林学士,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北宋士大夫上升曲线。庆历八年(1048),母亲去世,他回乡守丧;至和元年(1054),父亲去世,再次守丧。两次守丧期间,他不只是守礼,更大量阅读正史杂书——这是他后来能够驾驭一千三百多年史料的关键积累期。
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出任谏官,开始密集发言。这一时期他写过《功名论》《论财利疏》等奏议,核心立场是守常而非变法。守常这个概念,是理解他政治主张的关键:他不是反对所有改革,而是反对在没有充分共识和准备的情况下急速推进改革。这个立场,在他与王安石的冲突中会看得更清楚。
真正的转折是熙宁二年(1069)。这一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司马光与王安石早年在馆阁共事时关系尚可,但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出台后,两人彻底决裂。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写信劝阻王安石,逐条反驳新法;王安石则回以《答司马谏议书》,其中一句写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这封回信的语气,实际上宣告了两人关系的终结。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升任宰相,新法推行进入高潮。同年,司马光以"西京留台"为名,退居洛阳。
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有现成的官舍、园林和藏书条件。但"西京留台"实际是一个闲差——名义上是陪都的留守机构负责人,实际上是没有实权的虚衔。司马光搬入洛阳崇德坊的私第,自号"迂叟","迂"是迂阔、不合时宜之意,他用这个号承认自己被边缘化的现实,也多少带着点自嘲。
这一住就是十五年。从熙宁四年(1071)到元丰七年(1084)进书,再到元祐元年(1086)回朝拜相,前后十五年有余。这十五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只有一件:编修《资治通鉴》。
协助他的人有三位:刘攽负责汉代长编,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及五代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长编。三人各有专攻,司马光自己统筹,通稿删定,遇到材料冲突时亲自查阅原始文献裁决。这种工作模式在宋代史学史上已经相当成熟,但能在十五年里完成三百多万字的统稿,需要的不只是学问,还有一种近乎苦行的纪律。洛阳城里的朋友劝他出去走走,他常以"书局事未毕"回绝。
洛阳十五年,是司马光政治生命的低谷,却是《资治通鉴》诞生的高地。这一点,对理解这部书的性质至关重要:它不是帝王下令的官修史书,而是一个失意文人在私人空间里、以私人身份完成的私修史书。尽管神宗赐书名、赐序,但整个编纂过程独立于官方史学体系之外。正因为如此,它才保持了编纂者本人的取舍判断,而没有沦为权力的工具。
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书成进呈。神宗亲制序文,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这一年六十六岁。回朝已是元祐元年(1086)九月的事。他回到汴京,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同年九月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图1:司马光关键时间节点(1019—1086)
```mermaid flowchart TD A["1019\n生于光州光山"] --> B["1038\n中进士甲科"] B --> C["1061\n任谏官"] C --> D["1069\n王安石变法"] D --> E["1071\n退居洛阳"] E --> F["1084\n通鉴书成进呈"] F --> G["1086\n回朝拜相病逝"] ```
这张时间轴看起来平淡,但与同时代的政治史对照,才能体会其分量。1069到1086这十七年,是北宋政治最撕裂的十七年:新法、旧法、台谏、党禁,各种力量在朝堂上反复较量。司马光在朝二十余年、在野十五年,正好覆盖了北宋中期党争从萌芽到爆发的全过程。他不是旁观者,他是当事人。当他在洛阳埋头编修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时,他自己的当代史,正是这部史书所要处理的那种"乱"。
《进书表》: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书
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资治通鉴》定稿,司马光随稿呈上一篇表文,即著名的《进资治通鉴表》。全文仅二百九十四字,但字字千金,是中国史学史上最短也最清晰的"作者自述"。这里需要逐句细读,因为后面读《通鉴》本身时,会反复回到表文里的几个判断。
表文开头,司马光先谢恩,提到自己"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需要说明的是,司马光最初着手编修时(1066年),确实是奉英宗之命——英宗想让他做一部"通志",给皇帝读。所以这部书的缘起是官方的、皇家委托的。但后来神宗即位,兴趣转向变法,实际上不再关注此书;司马光才在洛阳以私人之力继续编修。这一点,和后来"私修"的性质并不矛盾——早期的官方支持是缘起,后期的独立编纂是过程。
接下来一段,司马光写道:"伏蒙圣恩,赐名《资治通鉴》",并作序文。再往下,就是核心句子:
>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这是神宗赐名的依据,但司马光在表文中接受了这个命名,并围绕它展开论述。他的逻辑是这样:人主(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遍读群史;但群史之中,关于治乱兴衰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有人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治乱兴衰浓缩成一部书,人主只要翻阅一部,就能掌握历代治乱的关键。
再往下一句,是选材标准,也是今天读《通鉴》的人必须记住的:
>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十个词,讲了三个层次的取舍标准。"关国家兴衰"是政治标准,事件是否影响王朝命运;"系生民休戚"是民生标准,事件是否关系百姓疾苦;"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教育标准,事件是否能成为后人借鉴。
司马光在《通鉴释例》里进一步说明过他的取舍逻辑。他举过具体例子: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的几次战争,他只取影响大的几次,不一一胪列;同样,春秋诸国的灾异记录,他只取与人事直接相关的几条,其余"天变"则删去。这种取舍看起来细节,实则触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史料筛选的标准,决定了一部史书的气质。
《通鉴》选事的尺度,是"事系天下安危,不言一人臧否"。换言之,一个臣子的个人品德(善行、逸事、孝悌),如果不影响国家走向,他可能不取;但一项政策的失误,哪怕当事人品德无亏,他也会收进《通鉴》。这种取向,与《史记》《汉书》那种"为人物立传"的纪传体史书,差别很大。
举两个具体例子。汉文帝时期"缇萦救父"的故事,《汉书·刑法志》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都收入,因为它直接促成了废除肉刑的刑制改革——这是"系生民休戚"的典型事件。司马光在汉纪中也收了这个故事,他会花笔墨记述这场改革的来龙去脉。但文帝本人的"节俭""亲耕"逸事,《通鉴》只在记述整体政治风气时一笔带过,没有像《汉书·文帝纪》那样反复铺陈。这是编纂标准的自然结果,不是司马光刻意贬低文帝。
另一个例子。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通鉴》在唐纪中详细记载,因为这是一次直接关系政权稳定的政变;但太宗个人的文学才华、生平轶事,《通鉴》笔墨很少,而《新唐书·太宗纪》和《旧唐书·太宗纪》都用了相当篇幅写他的文治武功与个人特质。
理解了"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这十字标准,就能解释为什么《通鉴》是一部"政治家视角的历史",而不是"文学家视角的历史"。这是一部从决策者立场出发的书——司马光预设的读者是皇帝和辅政大臣,而不是文人或普通读者。后面第十四章、十五章还会回到这一标准,讨论它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
编年体与纪传体:方法论的选择
司马光为什么选择编年体?这是一个被反复讨论但常常被误解的问题。
一种常见说法是:"司马光选择编年体,是因为它比纪传体更客观、更科学。"这是错的。编年体和纪传体各有其方法论假设,不存在"哪个更科学"的问题。
另一种说法是:"编年体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体裁,《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司马光延续传统。"这种说法对了一半。编年体确实源远流长,但司马光在《通鉴释例》里明确说过,他对前代编年体并不完全满意——那些书往往是按年抄录,缺乏"贯穿事势"的全局眼光。他要做的是一种升级版的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在时间轴上呈现多方博弈的过程。
这种方法论选择带来了一个独特的价值:同一时间能看到多个行动者的反应。
举个例子,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208)。如果你读《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你会分别看到周瑜和诸葛亮的谋划,孙权的决策,但时间线是分裂的——你必须自己把三个传记拼起来,还原"208年那个冬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如果你读《通鉴》建安十三年这段,司马光会按月按日排好时间轴:曹操南下、孙权犹豫、周瑜力主抗曹、诸葛亮游说孙权、孙刘联军成立、赤壁火攻、曹操北还——所有行动者同时出现在同一条时间线上。
这不是简单的换了一种写法。这是读者获取历史信息的认知结构发生了变化:从"看人物"变成"看事件",从"看结果"变成"看过程"。
编年体的代价是什么?它难以追踪一个长跨度人物一生的命运。如果你想看诸葛亮从躬耕南阳到五丈原之死,《通鉴》会按年月给你一千多段诸葛亮的相关记载,分散在二十多年间;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是一篇完整的传记,前后连贯。同样,如果你想看唐代中期藩镇割据的全貌,《通鉴》会按时间给你几百段事件,但要你自己拼合。
这是编年体的"读者的负担":它要求你在心里维持一个多线程的叙事,自己跟踪每个人物、每条线索。纪传体把这个负担交给了作者(传记作者已经把人物命运串好了),编年体把这个负担交给了读者。
这对今天的读者有什么直接影响?如果你习惯了电影或电视连续剧这种线性叙事,编年体会显得乱;如果你能接受群像小说或剧本杀那种多视角并行,编年体会成为优势。
进一步说,编年体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样态。真实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同一时间多件事交织。司马光选择编年体,本质上是在做一种复现,试图把读者带回到事件发生的那个时间现场,而不是事后的整理者视角。
这里还有一个《通鉴》特有的标志:司马光选择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开始写起。这一年发生的事是"三家分晋",即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通鉴》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宏大叙事的起点,放在"天子封诸侯"这件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在司马光看来,礼法秩序的崩坏是一切乱象的起点。这个选择,与他"守常"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这是理解《通鉴》价值的关键。如果你的兴趣在于"帝王将相的故事",纪传体更适合你;如果你的兴趣在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编年体更适合你。司马光选择编年体,是因为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不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通鉴入门工具书与版本:一份可直接使用的清单
读《资治通鉴》之前,先要解决"用什么版本"的问题。三百万字的古文,如果版本不对、注释不全,读起来会事倍功半。我把常用工具按"必备—推荐—选注—进阶"四档列出来,并附上使用顺序。
必备: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
这是今天最通行的版本,由顾颉刚、聂崇岐等十二位学者点校,以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为底本,参校多种版本,1956年出版,后又经修订重印。这是任何严肃读者的起步版本,所有页码、标点都已被后人反复引用,你做的笔记、引用的位置都能和学界对话。
这个版本的特点:文字校勘扎实,但注释极少,几乎没有通俗的注解。换言之,如果你只买这一本,你会发现字都认识,事都看不懂。所以它必须配注释本使用。
推荐: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胡三省(1230—1302),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家,生活在蒙古灭金的动荡年代。他花了三十多年为《通鉴》做注释,内容包括:注音、地名考证、制度沿革、史事补正、版本异文。这部注是中国史学注释的巅峰之作,至今无人超越。中华书局点校本已经把胡注完整收入,你买一册就能同时拿到原文和胡注。
读胡注时,要理解他的处境。他写《音注》时,南宋刚刚灭亡,他本人是南宋遗民。读《通鉴》读到"国破家亡"的段落,他常会有附注式的感慨。这种私人情绪,既是他注释的特色,也提醒我们:严肃的史注,往往带着时代的痕迹。
胡注的特点是"学术性强,通俗性弱"。他对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的考证极其精细,但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解释不多——他默认读者已经熟悉基本史实。这是宋元学者的常规做法,今天的读者会觉得有点不友好。碰到这种情况,可以暂时跳过胡注,先读下文。
入门辅助:柏杨版现代汉语译本
柏杨(1920—2008),台湾作家、史学家。他在1983年到1995年间把《通鉴》全部译成现代汉语,共72册。这套书的特点:每段原文后都有柏杨的注释,内容涉及"司马光想到而读者未必知道"的历史背景、典故、人物评价。柏杨的注释风格独特,带有明显的个人立场,有时会直接批评古人。
柏杨版的优劣:优势是把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大幅降低了阅读门槛;劣势是柏杨的个人解读占了相当篇幅,与胡注相比学术性弱了很多。建议:把柏杨版作为入门辅助,读到关键段落时翻一下,但不要把它当作《通鉴》本身。原文永远是主体,译本只是拐杖。
选注本:王仲荦《资治通鉴选》与瞿蜕园《通鉴选》
王仲荦(1913—1986),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他从《通鉴》中选了若干段重要内容,加上详细注释,出版了《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的特点是"段落精挑细选,注释简明扼要",特别适合课堂教学。如果你只想读《通鉴》的精华而不是全部,这是首选。
瞿蜕园(1894—1973),文史大家。他的选注本《通鉴选》(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王仲荦的选注本侧重不同:王选偏重政治军事,瞿选偏重文化文学。两本合用,能对《通鉴》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
进阶工具: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考异》是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做的"史料对照笔记",记录同一事件在不同史料中的差异以及他的取舍理由,共三十卷。这部书是研究《通鉴》编纂方法和史料学的必备工具,但对一般读者来说信息密度过高,不必通读,只在碰到疑惑时查阅。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的作品,把《通鉴》按事件重新组织,写成二百三十九篇纪事本末。这是"纪事本末体"的开创之作,如果你想看"一个事件从头到尾"的完整叙事,可以把它当作《通鉴》的辅助读物。
推荐阅读顺序
第一步,先读一本《通鉴选》(王仲荦本或瞿蜕园本均可),用三到四周时间,熟悉《通鉴》的文字风格和叙事节奏。这一步不要急于读完,要慢读,把每一段的事件、人物、年代都记清楚。
第二步,选《通鉴》中某一段(比如"赤壁之战"前后十年)通读,使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带胡注)。读到不懂的地方,先查《通鉴选》的相应段落是否讲过;再查《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工具书;最后回到胡注,看司马光的助手们当年是怎么考证这个问题的。
第三步,通读《通鉴》中你最感兴趣的一个时间段(比如汉武帝时期、安史之乱前后、五代十国),完整阅读,建立"这一段时间"的全貌。这个阶段你会发现,《通鉴选》里省略掉的"次要"段落,恰恰是理解事件背景的重要部分。
第四步,遇到具体问题时,翻柏杨版或《通鉴纪事本末》,用现代汉语或重组叙事的方式,加深理解。
按这个顺序走,一个具备高中文言文基础的读者,可以在半年内通读完《通鉴》中的一段(约二十到三十卷),并具备继续扩展阅读的能力。
本章小结
回答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现代人需要读《资治通鉴》? 三句话可以总结。
第一,因为它是一个人用十五年的孤独写成的。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被边缘化的处境,反而让他获得了编纂一部贯通千年的史书所需要的距离感和时间。他的失意,是这部书诞生的必要条件。如果他仕途顺遂,他可能写出另一部完全不同气质的东西,但不会是《通鉴》。
第二,因为它有一套清晰的选材标准。"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十字标准,意味着《通鉴》是一部关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史书,而不是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史书。理解这一点,你才能正确使用它——它给的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件的过程与逻辑。
第三,因为编年体有它独特的方法论价值。它强制要求读者在时间轴上观察多个行动者同时博弈的过程,这种视角是纪传体给不了的。代价是读者的阅读负担更重,收益是对历史过程的理解更立体、更接近历史发生时的真实样态。
把"为什么读"的问题回答清楚之后,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读者真正带进《通鉴》的文本。下一章进入编年体的文体肌理——具体而言,司马光是怎样把零散的史料编织成"以年为纲、以事为纬"的叙事?怎样处理同一年里多件事件的先后顺序?怎样处理一日之内多个地点同时发生的事?编年体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套精细的技术。这正是下一章要拆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