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物质性

文本的物质性

研究六朝小说，首要任务不是归纳其叙事特征或分析其思想意涵，而是回到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信赖手头这些文本？今人阅读《搜神记》《世说新语》，所依据的通行本与东晋南朝的写本之间，隔着至少一千五百年的传播历程。抄写者的笔误、类书编者的删削、刊刻者的校改、评点者的批注，每一环节都可能叠加新的文字痕迹，也都可能抹去原有的文本信息。换言之，我们面对的不是干宝或刘义庆的直接言说，而是经过层累传播、不断重构的文本集合。辨认这些层累、评估其对原文的偏离程度，是展开任何深度分析的前提。

本章以《搜神记》为核心案例，系统梳理六朝小说文本的生成与传播过程。通过考察版本源流、目录归属、删改机制与接受史四个维度，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今人所见的六朝小说文本经历了怎样的生成路径？研究者应当依据什么标准判断某一文本的可靠性？

目录归属：六朝小说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理解六朝小说文本的传播命运，必须首先考察它们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归属。目录分类不仅是一种学术编排，更是后世认识这些文本性质的第一框架，深刻影响了它们被保存、被整理、被阅读的方式。

《隋书·经籍志》是考察六朝文献分类的起点。这部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史志目录，以“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统摄当时所见文献，其中“子部”之下设有“小说”类。《隋志》著录的小说类文献共计二十五部，合二百五十五卷，其中即可见到《搜神记》《幽明录》《世说》等六朝作品。《搜神记》二十卷见于《隋志》子部小说类，《世说新语》八卷则著录于同部“杂传”类之下，《隋志》编者的依据应当是刘向《世说》之名——这反映了早期目录分类的某种随意性。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隋志》设立“小说”类，并非专指今人所谓的虚构叙事作品。“小说”一词在传统目录学中有着特定内涵，其词源可追溯至《庄子·外物》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指的是浅薄琐碎的言说，与“大道”相对。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班固引用刘歆《七略》的分类，将“小说家”列为诸子十家之末，并注明“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一界定强调了小说来源的民间性与传闻性，但并未将其与叙事文类直接挂钩。

《隋志》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小说”类的收录范围相当宽泛。既包括《世说》《语林》等具有明显叙事特征的著作，也涵盖《器准图》《水饰》等类书性质的文献，还收入了《古今艺术图》《棋势》等与叙事文学相去甚远的作品。这种宽泛的收录标准表明，《隋志》编者判断“小说”的主要依据是文献来源与学术地位，而非文体特征或叙事性质。

从《隋志》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文献的收录范围基本沿袭未改。变化发生在宋代《崇文总目》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目录中。这些目录对“小说”的界定开始趋于严格，逐步将类书性质的作品剥离出去，留下的主要是具有叙事性的笔记小说。及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小说”类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为三个子类：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语之属。《搜神记》归入“异闻之属”，《世说新语》归入“杂事之属”，《幽明录》等则因其散佚状况难以确归。

目录归属的演变对文本传播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被归入经部、史部的文献往往得到更系统的整理与更精心的校勘，而子部小说类长期处于学术边缘，既缺乏官方的校定本，也缺乏持续的关注。这种边缘地位客观上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大量小说文本依赖私人传抄，版本系统混乱，错误累积严重；其二，小说文本较少经历严格的史部校勘程序，编者的主观删改不易被察觉和纠正。

以《搜神记》为例，《四库全书》并未将其收入《四库全书总目》，而仅在“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中著录了《搜神记》二十卷的提要。四库馆臣的按语指出：“此书所记，皆神怪之事，犹近《齐谐》《博物志》之余。然其中亦颇寓劝戒之旨，不尽无征不信也。”这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反映了传统学术对小说文本的基本立场：可以作为参考材料使用，但不宜作为可靠依据。这一立场深刻影响了后世学人对《搜神记》的处理方式——即使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也倾向于持保留态度，而非将其视为可直接引用的原始文献。

版本源流：《搜神记》文本传播的复杂路径

目录归属提供了六朝小说文本定位的背景信息，但要具体评估某一文本的可靠性，必须深入版本源流。《搜神记》是六朝小说中版本问题最为复杂的作品之一，其文本传播路径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晋原本的编纂、唐代类书的引用、宋代以后的刊刻、明清及现代的辑佚整理。每一阶段都对文本形态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干宝编纂《搜神记》的确切时间难以考证。一般认为，此书成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前后，时干宝以佐著作郎领修国史，因感“鬼神之事，征应各异”，乃博采同异，编为此书。《晋书·干宝传》记载：“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官》凡数篇，又为古史考，凡百二十二篇。宝父子并为着名，而无火薪之传。永嘉丧乱，其书亡没。唯《搜神记》独存。”这段记载表明，《搜神记》在东晋末年即已单行流传，且在战乱中幸而保存。

然而，“独存”并不意味着文本完整。干宝原本究竟有多少卷，各条记载说法不一。《晋书》本传未明言卷数，《隋志》着录为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仍作三十卷，而《宋史·艺文志》则记为“干宝《搜神记》六卷”，显已大量散佚。从三十卷到六卷的缩减，反映的是唐宋之间文本散佚的严峻现实。

今本《搜神记》共二十卷，约四百余条。这一规模介乎《隋志》著录的三十卷与《宋史》所记六卷之间，暗示今本可能出自宋人的重新辑补而非直接传抄。那么，今本究竟从何而来？答案是《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是唐代道世法师奉敕编纂的佛教类书，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全书一百卷，以佛教立场分类汇编各类故事传说，其中大量引用了六朝小说。《搜神记》的内容在这部类书中保存甚多，据学者统计，《法苑珠林》引用的《搜神记》条目超过两百条，其中相当一部分不见于今本。换言之，《法苑珠林》是研究《搜神记》文本的重要参照系。

以“望夫石”条为例。今本《搜神记》卷十一载：

> 武都焉氏女为夫雠报仇，执羊氏子，将之苍伯。是解县，西去一里，邱亭之中。有丈夫，衣冠几而出自游，氏子促之，执诸座，数顾，以望其夫。夫亦自举，氏子杀之。氏子之父号“天故”，遂置之。夫死，亭死。

这段文字语义晦涩，“衣冠几而出自游”句尤其难解，不少研究者怀疑此处有严重脱误或衍文。对照《法苑珠林》卷七十一引《搜神记》同一故事：

> 武都女子苏吧，从夫戍边，经时不归。忽与客通，未婚而孕，恐夫归见知，杀其儿，夜煮儿汁内瓶中，啼不止。邻家小儿试取瓶饮之，汁入儿口中，儿叫一声，遍走入昇天而灭。母投井死。天与之誓，“汝何取我儿？我亦不取汝子。”因化为石。望夫之由也。

两相对照，今本文字舛误之严重显而易见。今本首句“武都焉氏女为夫雠报仇”不知所云，《法苑珠林》引作“武都女子苏吧，从夫戍边”，文义豁然贯通。“执羊氏子，将之苍伯”当为“与客通，未婚而孕”之误，“执诸座”当为“投井死”之误。一条原本完整的故事，在今本中已经支离破碎。

这类例证说明，今本《搜神记》并非干宝原本的直接传抄，而是经历严重损蚀后的残本。《法苑珠林》等唐代类书保存的引文，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原本面貌的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广记》是另一重要的文本参照。《太平广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是部类书性质的文献汇编，共五百卷，按主题分九十二大类。《搜神记》的内容大量见于此书引录，其中部分条目与今本互有详略，可资校勘。清代学人如胡震亨、钱瑞徽等，即以《太平广记》《法苑珠林》引文校正今本《搜神记》，取得了一批重要校勘成果。

然而，校勘《搜神记》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确定唐代类书引文是否经过删改。《法苑珠林》编纂者道世是佛教僧人，其引用六朝小说，主要目的是为佛教教义服务。涉及因果报应、鬼神显灵的故事被完整抄录，而与佛教主题无关的条目则可能被省略或简化。更关键的是，道世引用的《搜神记》本身是否就是干宝原本的面貌，还是已经经历了此前的传抄删改，这些都是无法确知的问题。

以下流程图展示了《搜神记》文本传播的主要路径及其与关键参照系统的关系：

```mermaid flowchart TD A["干宝原本<br/>东晋 317年前后<br/>约三十卷"] --> B["写本流传期<br/>东晋至唐初"] B --> C["类书引用期<br/>唐高宗时期"] C --> D["《法苑珠林》<br/>道世 668年<br/>保存引文200+条"] C --> E["《太平广记》<br/>李昉等 978年<br/>按类编排引文"] F["宋元刊刻期<br/>十一世纪起"] --> G["今本《搜神记》<br/>二十卷 约400条<br/>残本性质"] B --> F D --> G E --> G G --> H["明清辑佚校勘<br/>胡震亨 钱瑞徽等"] H --> I["现代整理本<br/>中华书局 汪绍楹校注<br/>1959年"] ```

从图中可见，今本《搜神记》是多条文本线索汇聚的结果：原本写本的断续传抄、类书引文的直接保存、刊刻者的校改整理、明清学人的辑佚校勘，共同构成了今本的文本底层。这意味着，今本《搜神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经过不止一层的转手与改动。研究者引用这些文本时，必须意识到所依据的并非干宝的直接言说，而是一个层累形成的文本集合。

文本生成机制：口传、抄写与刊刻中的删改

版本源流的梳理揭示了《搜神记》文本传播的复杂路径，但要深入理解文本形态的成因，还需考察具体的删改机制。口传传统的介入、抄写者的介入、刊刻者的校改，是三个最值得关注的环节。

六朝时期，口传与书面写作之间的边界并不像现代文学观念中那样清晰。许多被记录在《搜神记》中的故事，本身就是在口传过程中被采录的。《搜神记序》明确表示，干宝编纂此书的方法是“采访近世之事，苟有错杂，宜纠其真伪”。所谓“采访”，就是向各种消息来源搜集故事，这些消息来源传递的已经是经过口传加工的叙事。干宝的工作是对这些二手甚至三手的材料进行整理编订，而非现场记录第一手口述。

口传的特点是变异性。同一故事在口耳相传过程中，会因讲述者的取舍、听者的误记、再讲述时的润色而不断变化。干宝采录的版本，不过是口传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即便干宝忠实记录了当时的讲述内容，这些内容在随后的传抄过程中又会经历新的变异。因此，《搜神记》的文本可靠性问题，从其生成阶段就已经存在。

抄写是文本变异的主要渠道。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传播依赖手抄。传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类型包括：形近而误、音近而误、脱落、衍文、颠倒、乙乱等。这些问题在任何抄本文献中都普遍存在，但在小说类文献中尤为严重。原因在于，小说的学术地位较低，抄写者往往文化水平有限，校勘意识薄弱，抄写态度不如对待经史文献那样严谨。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意删改。抄写者并非被动的文字搬运工，他们有自己的文学趣味和价值判断。在抄写过程中，抄写者可能会删去认为冗长或重复的内容，修改认为粗俗或不当的表述，补入认为必要的过渡或说明，甚至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组织叙事段落。这些改动往往不着痕迹，难以通过版本比对发现。

以《搜神记》中的鬼故事为例。今本中部分鬼故事具有鲜明的戏剧性，叙事曲折，人物对话生动；而另一些条目则相当简略，只是干巴巴的记录。这一差异固然可能反映了干宝原文的面貌，但也可能是抄写者删削的结果。明代胡震亨曾指出，《搜神记》部分条目“文采鄙倍，疑出后人窜入”，即怀疑某些文字不是干宝原作，而是后人添加或改写的。

刊刻是文本变异的另一重要节点。与抄写相比，刊刻具有标准化生产的优势，同一版本的大量印本可以保证文本的一致性。但刊刻同样可能引入新的错误或改动。刻工误刻、书商擅自校改、编者有意删节，都是常见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刊刻往往伴随着重新编辑。宋代以后，《搜神记》主要以丛书的形式刊印，如《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四库全书》等。这些丛书在收录《搜神记》时，通常会请人校勘整理，校勘者可能对文本进行程度不等的改动。某些改动有据可查，如依据《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的引文进行校补；但更多的改动缺乏依据，是校勘者的主观推断。

《搜神记》的明清刊本以《津逮秘书》本为最早，约刊于万历年间。这个版本成为后来多个版本的底本，流传最广。然而，《津逮秘书》本的问题在于，它所依据的底本本身已经是残缺的本子，校勘者既无法看到干宝原书的全貌，也缺乏足够的参校本进行对校。校勘者能做的工作，主要是理顺文字、校改明显的错误、补入少量见于类书引用的条文。这种校勘方式可以称为“理校”，其局限在于校勘者的主观判断主导了文本形态的确定，而主观判断难免出错。

现代整理本在版本校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整理本，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以《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引文参校，吸收了明清学人的校勘成果，校正了大量文字错误，补充了一批佚文。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整理本，也是学界引用《搜神记》的主要依据。

然而，即便如此精良的整理本，也无法恢复干宝原书的原貌。整理本所做的工作，是在众多残缺、混乱、矛盾的版本中选择一个相对可读的文本呈现给读者，同时在校注中说明各版本的异同。这一工作有价值，但研究者必须明白，整理本呈现的终究是经过整理者判断选择的文本，并非干宝原文的直接呈现。

接受史重构：宋明评点与文本的经典化

文本的可靠性问题不仅涉及文本生成与传播中的删改机制，还与文本的接受史密切相关。宋明时期，六朝小说经历了从边缘文献到文学经典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中，评点者的介入、出版业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迁，共同重塑了六朝小说的文本面貌与学术地位。

《世说新语》是接受史重构的典型案例。这部刘宋时期刘义庆主持编纂的笔记小说，以记述魏晋名士的言行轶事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魏晋文学与思想的重要文献。《世说新语》在唐代已经受到关注，《旧唐书》《新唐书》均有着录，但真正使其获得经典地位的是宋代以后的整理与评点。

宋代是《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关键时期。高似孙《纬略》记载，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商务书楼曾刊刻《世说新语》，是为现存最早的刊本。这个刊本已经亡佚，但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董弅据此本重刻，是为绍兴本。董弅在跋文中说明了他的校勘原则：“弅家所藏《世说》，昨叔父补转入官，文字舛误，为正经之学，悉校正之。”董弅的校正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改正明显的文字错误，二是统一用字规范，使之符合“正经”的标准。

这种“校正”在今天看来是有问题的。“正经”标准意味着按照儒家经典的标准来规范《世说新语》的文字，这可能导致某些不符合“正经”标准的异文被改动或删除。更重要的是，董弅“悉校正之”的态度反映了一种强势的校勘立场，即校勘者有权依据自己的判断修改文本，而非仅作异文罗列。

明代是《世说新语》评点史的繁荣期。何良俊《语怪》、王世贞《世说新语补》、李贽《墨客挥犀》等着作都对《世说新语》进行了评点。这些评点的工作方式，是在正文之上或之下添加批语，对内容进行解释、评论或发挥。评点者的关注点往往不是校勘文本，而是文学鉴赏与义理阐发。

王世贞《世说新语补》是明代最具影响力的《世说》评点本。王世贞是嘉靖万历时期的文坛领袖，以“后七子”盟主的身份倡导复古文学观。他编辑《世说新语补》的目的，是将《世说新语》纳入复古文学的资源体系，从中汲取可供模拟的叙事技法与语言风格。《世说新语补》在《世说新语》原有条目之外，增补了大量内容，包括刘向的《说苑》《新序》以及六朝其他笔记小说的条目，共计三千余条。

增补行为对《世说新语》文本造成了严重后果。原本界限分明的《世说新语》文本被混入大量来源不明的增补内容，原有的叙事框架被打乱。更关键的是，增补条目是否经过与原书相同的校勘处理，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世说新语补》的流行使得原书与增补内容的边界变得模糊，后世引用《世说新语》时，常常难以分辨某条内容是出于刘义庆原书还是出于王世贞的增补。

李贽的评点则代表了另一种倾向。李贽以“童心说”为核心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世说新语》中名士的任诞言行持欣赏态度。他的评点强调文本的趣味性与思想性，而非校勘的精确性。李贽本人在万历年间因“敢倡乱道”之罪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评点的书籍在清代被列为禁书，这使得李贽本《世说新语》的流传受到限制。

清代以后，《世说新语》的整理工作趋于审慎。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以绍兴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编成《四库全书》本《世说新语》。四库馆臣的校勘态度相对保守，较少改动底本文字，而是将异文收入注文之中。这一做法保存了底本的面貌，也为后人提供了版本比对的依据。

与《世说新语》相比，《搜神记》的评点传统较为薄弱。这与两部书的内容性质有关：《世说新语》记述名士言行，与士大夫的文学趣味更为切近；《搜神记》专记神怪之事，在传统观念中属于“猥杂”之作，难以进入士大夫的核心阅读视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搜神记》没有接受史。恰恰相反，正因其边缘地位，《搜神记》的文本命运更为坎坷，更依赖于偶然的保存与个别的校勘。

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绀珠集》等都大量引用《搜神记》。这些引用是《搜神记》文本保存的重要渠道，但其引用方式往往不是原文照录，而是摘录要点、删减枝蔓，或改写文字以适应类书的编纂体例。研究者使用这些引文时，必须意识到类书引用的特殊性质：类书引文不是原文的可靠副本，而是经过摘编的二次文献。

明代嘉靖年间，顾元庆刊刻《顾氏文房小说》，收录《搜神记》六卷本。这是现存最早的《搜神记》刊本之一。顾元庆自称依据家藏宋本刊刻，但这个宋本的来源与可靠性难以查证。顾本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明代以前的《搜神记》面貌，但其文本是否忠实于宋代传本，仍有待研究。

清初钱塘人胡震亨是《搜神记》校勘史上的重要人物。胡震亨以《太平广记》《法苑珠林》《绀珠集》等类书引文为依据，对今本《搜神记》进行校勘，补入了大量不见于今本的条文。胡震亨的校勘工作代表了乾嘉学风兴起之前的校勘水平，其方法以对校为主，参以理校，态度较为审慎。然而，胡震亨所见的参校本有限，其校勘结论仍有可以商榷之处。

《搜神记》文本接受史的另一个重要节点是鲁迅的工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章论述六朝小说，对《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等作品的内容与价值进行了系统评价。鲁迅的工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校勘，但他对六朝小说的重视，使得这些原本处于学术边缘的文献获得了新的关注度。更重要的是，鲁迅将六朝小说纳入中国小说史的叙事框架，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定位了这些文本的价值，这一视角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研究。

本章小结

本章以《搜神记》为核心案例，系统考察了六朝小说文本的生成与传播过程。通过对目录归属、版本源流、删改机制与接受史四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关于文本生成路径：今人所见的六朝小说文本并非原作的直接呈现，而是层累形成的文本集合。口传环节的变异性、抄写环节的错误与改动、刊刻环节的校改与删削、评点环节的增补与重构，每一环节都可能改变文本的面貌。以《搜神记》为例，干宝原本约三十卷，今本仅二十卷、约四百条，大量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散佚或被删略。幸而《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唐代类书保存了部分引文，使后人得以窥见原本的部分面貌，但这些引文本身是否经过删改，也是无法确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