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市的胡商与万国来朝的帝都

永徽二年的腊月清晨，长安西市的铜驼门刚推开一道缝，裹着贺兰山雪粒的北风先钻了进去，驮着巴格达商队的十五匹骆驼同时打了个响鼻，颈间的铜铃晃出一片细碎的金色，惊飞了城墙上栖息的几只寒鸦。风里裹着几种截然不同的味道：先是一股浓烈的乳香气，是波斯商人带来的也门乳香，用来祭祀祆教的圣火；接着是一股清苦的胡椒味，是印度商人运来的珍稀香料，够买长安城半亩上好田地；再混着中原特有的墨香与丝绸的脂粉气，是东市商贾刚运来的宣纸和蜀锦，还有脂粉坊刚调好的蔷薇硝。卖胡饼的摊子已经支了起来，炉子里烤着撒了芝麻的馕，波斯来的葡萄酒装在玻璃瓶里，摆在了摊子最显眼的位置。这是唐长安西市最寻常的清晨，也是整个丝绸之路最鲜活的东方注脚。

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人口估算在150万到200万之间，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大7倍，比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大近3倍。整座城按照《周易》的“天人合一”理念设计，棋盘式的布局里108个坊整齐排列，皇城与宫城居于北部正中，南北对称，东西两市分列皇城两侧，像两颗嵌入棋盘的商业明珠。东市靠近春明门，是通往中原腹地与江南的门户，聚集的多是中原本土商贾，经营丝绸、茶叶、瓷器、漆器这类内销商品，还有供贵族使用的金玉器、珍禽异兽，是中原精英阶层的消费场；而西市紧邻开远门——这正是唐朝官方划定的丝绸之路起点，所有从西域、中亚而来的商队，出了开远门的第一站就是西市，因此这里天然成了国际贸易的核心枢纽，被唐人直接称为“金市”。

西市的布局完全服务于国际贸易的需求：整体是标准的方形，四面各开三门，中间一条东西向的横街与一条南北向的纵街将其划分为九个大小相等的区块，每个区块里又细分出不同的“行肆”。靠近东门的区块是“波斯邸”与“珠宝行”，摆满了来自波斯、阿拉伯的琥珀、珊瑚、宝石、玻璃器，还有整袋的胡椒与乳香；靠近北门的区块是“胡马肆”，清一色是来自西域的大宛马、波斯马，高大健硕，鬃毛在风里闪着金光，一匹好马能换长安城的一进院子；西市最中间的位置是“邸店区”，是胡商们居住与存货的地方，一间间二层木楼里住着来自撒马尔罕、巴格达、波斯波利斯的商队首领，楼下是货栈，堆着还没来得及拆箱的丝绸与香料，楼上的窗子经常飘出胡旋舞的乐曲与葡萄酒的香气。西市的西南角是市署的衙门，唐代的市令带着十几个“捉事”的衙役在这里管理整个市场的秩序：核定物价、查验货品真伪、征收关税，还有专门的“牙人”负责为不同语言的商人做翻译，调解交易纠纷。<!-- 纸书格式：此处可配唐长安西市布局示意图，标注各行肆、邸店、寺庙与市署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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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市的关税税率极低，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市署征收的是“值百抽三”的关税，一百钱的货物仅征收三钱的税，远低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帝国的关税水平。这种开放的贸易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涌入长安，盛唐时期西市的外籍商人超过十万人，占长安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来自中亚的粟特、波斯，西亚的阿拉伯、大食，南亚的天竺、狮子国，甚至远在欧洲的拂菻（东罗马帝国）与北非的埃及，唐人统称他们为“胡商”，其中粟特人是绝对的主力。粟特人生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撒马尔罕与布哈拉是他们的核心城邦，地处中亚丝路的枢纽位置，从西汉时期开始，粟特人就世代以商队贸易为生，几乎每个粟特人都能说三四种语言，熟悉从长安到地中海的每一条商道、每一个驿站，他们不仅是商品的搬运工，更是丝路文明的传递者。

这些粟特胡商大多有着鲜明的外貌特征：深目高鼻，发色偏黄，头戴尖顶毡帽，脚穿长筒皮靴，说话带着卷舌音，说汉语时也带着浓重的异域腔调。他们大多聚居在西市周边的义宁坊、醴泉坊、普宁坊，在这些坊里不仅住着胡商，还建有多座符合他们信仰的宗教寺庙：祆教（拜火教）的祆祠建在义宁坊，是粟特人与波斯商人的精神中心，他们崇拜火与光明，祆祠里常年燃着不灭的圣火，胡商每天做生意前都要去祆祠拜祭；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大秦寺建在醴泉坊，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就是从丝路来到长安，被太宗允许在义宁坊建寺传教，很多胡商都是景教的信徒；还有摩尼教寺庙建在普宁坊，武则天时期从波斯传入，很多粟特胡商都信摩尼教。这些寺庙的存在，让远离故土的胡商在西市周边找到了精神归属，也成了不同文明在长安交汇的见证。

西市的贸易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流通，进来的商品与出去的商品同样丰富，甚至出去的商品的利润远高于进来的商品。从西域、中亚运进来的商品里，最受欢迎的是香料：也门运来的乳香是祭祀与制药的珍品，印度运来的胡椒价比黄金，只有皇室与贵族才能偶尔尝到，还有没药、龙涎香、苏合香，都是中原宫廷与贵族争相购买的奢侈品；其次是珠宝：波罗的海运来的琥珀、地中海运来的珊瑚、阿富汗运来的青金石、斯里兰卡运来的宝石，还有萨珊波斯铸造的银币、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银币，都是胡商交易的硬通货；还有波斯的吹制玻璃器，比中原传统的铅钡玻璃更透亮、更耐摔，贵族们用来当花瓶、酒器，甚至当窗户纸；还有西域的骏马，唐代的骑兵部队有近一半的战马来自西域，民间也流行养波斯马作为坐骑。而胡商从长安带出去的货物里，最核心的是丝绸：中原的丝绸质地轻软、色泽鲜艳，在西方被视为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一件普通的素色丝绸袍子就能换三匹骆驼，一匹织着花纹的锦缎能换半座城里的豪宅；其次是瓷器：邢窑的白瓷“类银类雪”，越窑的青瓷“类玉类冰”，在阿拉伯与波斯宫廷里是最高级的装饰品，甚至被用来盛放贵重的香料；还有茶叶、纸张、漆器、铜铁器，中原的纸张比西方的羊皮纸轻便太多，铜铁器的质量远高于西域本地产品，都是胡商抢着收购的货品。<!-- 纸书格式：此处可配丝路贸易商品流向示意图，标注从西市出去的商品与进来的商品的种类与来源地 -->

这种双向贸易的规模在盛唐时期达到了顶峰，有学者估算，西市年贸易额最高时占唐朝年度财政收入的3%到5%，仅每年运往西方的丝绸就超过十万匹，瓷器超过二十万件。西市的繁荣甚至吸引了周边国家的商人前来贸易，新罗（朝鲜半岛）的商人带着人参、金器来换丝绸，日本的遣唐使每次来长安都要在西市采购大量丝绸、瓷器带回日本，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的商人带着象牙、犀角、沉香来换中原的茶叶与瓷器。

关于西市胡商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玄奘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从天竺取经回到长安，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当时有很多西域胡商“献金缕宝装袈裟，及珊瑚、琥珀、琉璃、砗磲等宝”，都对玄奘说：“闻法师从天竺来，愿得供养，求福灭罪。”还有胡商专门来找玄奘求取天竺的贝叶经，玄奘就从自己带回的经卷里抄了几十卷给他们。这段记载不仅证明了长安的胡商不仅做贸易，还普遍信仰佛教，也证明了玄奘取经的成果在当时已经通过胡商传到了中亚。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太平广记》里记载了一个叫韦生的读书人，晚上在西市夜市遇到一个胡商，卖一块不起眼的石头，韦生花了一千钱买下，后来请人鉴定，才知道是价值连城的祖母绿（瑟瑟），胡商早就知道石头的价值，只是看韦生有缘，特意低价卖给他。

考古发现更是为西市的繁华提供了实锤证据。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处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270多件，其中既有中原的银器、金器、玉器，也有12枚萨珊波斯的银币、1枚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银币，还有一件粟特风格的银盘，盘面上錾刻着胡商牵驼的图案，骆驼背上驮着满满的货物，胡商戴着尖顶帽，牵着骆驼走在丝路上，和我们在新疆出土的丝路壁画里的图案一模一样。这些文物显然都是胡商存放在西市的货品，还没来得及出手就埋入了地下，直接把盛唐时期西市的贸易场景摆在了我们面前。

更有说服力的是粟特人的墓葬。2000年，西安北郊出土了北周时期的安伽墓，墓主安伽是粟特人，担任北周的“凉州萨保”，就是专门管理凉州（今甘肃武威）聚居胡商的官员，他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粟特风格的壁画：有宴饮图，胡商们围坐在一起喝酒、弹琴、跳胡旋舞；有牵驼图，骆驼背上驮着满满的货物，旁边站着深目高鼻的胡商；还有祆教祭祀图，祭司站在圣火前，举着酒杯祭祀。墓志里记载安伽“本出于西域，代为商主，来入中原，家居京邑”，他的祖辈就是从撒马尔罕来的粟特商队首领，世代做丝路贸易，最后他在长安做了管理胡商的官员，死后葬在长安。2011年，西安又出土了史君墓，墓主史君也是粟特人，墓志里直接写着：“君讳君，字某

2011年，西安又出土了史君墓，墓主史君也是粟特人，墓志里直接写着：“君讳史，字某，其先西域中原子也，代为萨薄，世货殖，赀产巨万。弱冠入朝，解褐左亲卫队正，寻迁凉州萨保，后授右翊卫中郎将，使持节会稽郡诸军事、会稽郡守，卒于官，葬于长安。”这份双语墓志用粟特文与汉文各刻一遍，连史君的官职都做了双语对照，既保留着撒马尔罕先民的传统，又完全融入了唐朝的官僚体系。他的墓室壁画比安伽墓更为丰富：祆教祭祀图里，祭司手持 Barsom 神杖站在圣火坛前，火焰被特意画成象征光明的金色；牵驼出行图里，十二匹骆驼驮着丝绸、香料、玻璃器，排成一列走在丝路上，领头的胡商戴着尖顶毡帽，怀里抱着一个装着银币的皮囊；宴饮图里，胡商们围坐在胡床上，面前摆着葡萄酒、胡饼、烤全羊，旁边的乐伎吹着筚篥、弹着琵琶，跳着胡旋舞，连侍女都是深目高鼻的胡人模样。这些壁画和安伽墓的记载互相印证：粟特胡商不是过路的逐利者，而是真正把长安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做贸易、做官、娶妻生子、建寺庙，甚至死后也要葬在长安的北郊洪庆原，和中原的贵族埋在一起。

这种胡商与中原的深度融合，在唐朝的官制里得到了制度性的确认。唐朝在中央设置了“互市监”，专门管理边境和都城的对外贸易，西市的贸易由互市监派驻的市署直接管理；而在胡商聚居的凉州、并州、长安、洛阳等地，唐朝还设置了“萨保府”，“萨保”是粟特语里“商队首领”的音译，萨保府的官员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胡商担任，负责管理胡商的户籍、税收、纠纷调解，甚至代表胡商和唐朝政府谈判。安伽和史君都担任过凉州萨保，后来还做了唐朝的官员，说明唐朝对胡商的管理不是压制的，而是采取“以胡治胡”的自治模式，既减少了管理成本，也让胡商有了归属感。这种制度创新是唐朝能够在欧亚大陆吸引大量外商的核心原因之一：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虽然也鼓励贸易，但对非穆斯林商人征收高达10%的“吉兹亚税”（人头税），拜占庭帝国更是对异族商人征收重税、限制其活动范围，只有唐朝真正做到了“华夷一家”，对胡商一视同仁，甚至允许他们进入官僚体系，这种开放度在7到8世纪的欧亚大陆是独一份的。

西市的贸易从来不是单向的商品输入，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流通，甚至这种流通直接改变了中原社会的消费结构。从天宝二年（743年）敦煌文书《西州图经》残卷里的市估记录来看，一匹普通的生绢在西域的于阗可以换两头骆驼，在安西都护府可以换三头牛，而在长安西市，一匹生绢的价格仅三百文，相当于一个普通工匠半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胡商从长安买一匹生绢带到

2011年，西安又出土了史君墓，墓主史君也是粟特人，墓志里直接写着：“君讳史，字某，其先西域中原子也，代为萨薄，世货殖，赀产巨万。弱冠入朝，解褐左亲卫队正，寻迁凉州萨保，后授右翊卫中郎将，使持节会稽郡诸军事、会稽郡守，卒于官，葬于长安。”这份双语墓志用粟特文与汉文各刻一遍，连史君的官职都做了双语对照，既保留着撒马尔罕先民的传统，又完全融入了唐朝的官僚体系。他的墓室壁画比安伽墓更为丰富：祆教祭祀图里，祭司手持 Barsom[^4] 神杖站在圣火坛前，火焰被特意画成象征光明的金色；牵驼出行图里，十二匹骆驼驮着丝绸、香料、玻璃器，排成一列走在丝路上，领头的胡商戴着尖顶毡帽，怀里抱着一个装着银币的皮囊；宴饮图里，胡商们围坐在胡床上，面前摆着葡萄酒、胡饼、烤全羊，旁边的乐伎吹着筚篥、弹着琵琶，跳着胡旋舞，连侍女都是深目高鼻的胡人模样。这些壁画和安伽墓的记载互相印证：粟特胡商不是过路的逐利者，而是真正把长安当成了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做贸易、做官、娶妻生子、建寺庙，甚至死后也要葬在长安的北郊洪庆原，和中原的贵族埋在一起。

这种胡商与中原的深度融合，在唐朝的官制里得到了制度性的确认。唐朝在中央设置了“互市监”，专门管理边境和都城的对外贸易，西市的贸易由互市监派驻的市署直接管理；而在胡商聚居的凉州、并州、长安、洛阳等地，唐朝还设置了“萨保府”，“萨保”是粟特语里“商队首领”的音译，萨保府的官员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胡商担任，负责管理胡商的户籍、税收、纠纷调解，甚至代表胡商和唐朝政府谈判。安伽和史君都担任过凉州萨保，后来还做了唐朝的官员，说明唐朝对胡商的管理不是压制的，而是采取“以胡治胡”的自治模式，既减少了管理成本，也让胡商有了归属感。这种制度创新是唐朝能够在欧亚大陆吸引大量外商的核心原因之一：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虽然也鼓励贸易，但对非穆斯林商人征收高达10%的“吉兹亚税”（人头税），拜占庭帝国更是对异族商人征收重税、限制其活动范围，只有唐朝真正做到了“华夷一家”，对胡商一视同仁，甚至允许他们进入官僚体系，这种开放度在7到8世纪的欧亚大陆是独一份的。

西市的贸易从来不是单向的商品输入，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流通，甚至这种流通直接改变了中原社会的消费结构。从天宝二年（743年）敦煌文书《西州图经》残卷里的市估记录来看，一匹普通的生绢在西域的于阗可以换两头骆驼，在安西都护府可以换三头牛，而在长安西市，一匹生绢的价格仅三百文，相当于一个普通工匠半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胡商从长安买一匹生绢带到撒马尔罕可以换三匹骆驼，利润超过十倍；一匹织着宝相花的锦缎在西市卖一贯钱，到了巴格达能换十枚金币，够买一座带花园的小别墅。这种暴利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商队从撒马尔罕、布哈拉、巴格达、波斯波利斯出发，沿着丝路向东，翻过帕米尔高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艰险，最终抵达长安西市，把西域的香料、珠宝、骏马卸下来，再装上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踏上归途。

这种贸易的利润不仅流进了胡商的腰包，也深刻改变了中原社会的消费习惯。在盛唐之前，胡椒、乳香这类西域香料只有皇室和顶级贵族才能享用，一斛胡椒的价格能买长安城的一处豪宅，宰相元载被抄家的时候，家里抄出了八百斛胡椒，相当于现在的几十吨，是当时顶级财富的象征。但到了天宝年间，随着西市贸易的规模扩大，胡椒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也能偶尔买一点炖肉用，乳香也从祭祀专用变成了贵族家里常见的熏香。波斯的吹制玻璃器也进入了中原贵族的生活，之前中原的玻璃器都是铅钡玻璃，颜色发乌，容易摔碎，波斯的钠钙玻璃透亮如水晶，贵族们用它做花瓶、酒盏、甚至窗户纸，何家村窖藏里出土的波斯玻璃瓶、玻璃杯有十几件，很多还带着原装的木盒，显然是刚运到长安还没来得及拆封。中原的工匠也很快学会了波斯的玻璃吹制技术，到了中唐时期，中原已经能烧制出和波斯品质相当的钠钙玻璃，还加上了中原的刻花、描金工艺，成了出口到西域的新商品。

这种双向流通不止体现在商品上，更体现在生活方式的全面互鉴上，这也是丝路贸易最核心的价值——它不是冰冷的商品交换，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塑造。中原社会最先接纳的是胡人的饮食与服饰。唐人把来自西域的面食统称为“胡饼”，其实就是现在常见的芝麻烧饼，撒了芝麻烤得外酥里软，长安西市到处都有卖，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往蜀中，途中经过咸阳的一个村庄，当地百姓献上胡饼，玄宗吃后赞不绝口，说“如此贫家亦有此物”，足见胡饼已经成了中原人的日常食物。除了胡饼，还有“毕罗”——也就是现在新疆的抓饭，用羊肉、胡萝卜、葡萄干和米饭焖制而成，是粟特商人的日常主食，后来也成了长安城流行的美食，甚至有了专门的“毕罗行肆”；还有“浑羊殁忽”，就是把整只羊的肉掏空，填上米饭、蘑菇、香料烤制，是当时胡商酒肆里的招牌菜，贵族们宴客时经常点。在服饰上，唐代的女子流行穿“胡服”：窄袖、翻领、束腰、长筒皮靴，方便骑马出行，比中原传统的宽袖襦裙实用得多，甚至很多男子也穿胡服，唐太宗时期的壁画里，就有很多穿胡服的男子牵着骆驼走在西市街头，和胡商几乎没有区别。更有意思的是，原本从中原传出去的琵琶，到了西域后被改造成了“曲项琵琶”，比中原传统的直项琵琶音色更丰富，后来又传回中原，成了唐代最流行的乐器，《霓裳羽衣曲》的伴奏里就有四支曲项琵琶，玄宗本人就是弹琵琶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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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背后是大量胡商长期定居中原的结果。之前提到的安伽、史君都是粟特商人的上层代表，更多普通粟特商人也在长安落地生根。1999年，西安出土了《苏谅妻马氏墓志》，墓主苏谅是粟特人，担任唐朝的“昭武校尉”，他的妻子马氏是汉人，墓志用汉文和婆罗钵文（粟特文的一种）双语刻写，苏谅的官职是唐朝授予的，妻子的姓氏是中原传统的“马氏”，但墓志里特意提到苏谅“其先康国人也”，保留了对撒马尔罕先辈的记忆。这种双语墓志在长安出土了十几方，说明粟特商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群：对外用汉文和中原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