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职研究的学术演进：从边缘到主流

父职研究的学术演进：从边缘到主流

引言：从缺席到在场

父爱如山，静默无言——这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俗语，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深刻的社会现实：父亲在儿童发展叙事中长期处于“静默”状态。追溯心理学与儿童发展研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尽管父亲与母亲一样，是每个孩子生命中最早接触的成年人之一，但学术界对父亲角色的系统关注，却晚至20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父亲在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中，几乎处于被忽视乃至刻意回避的边缘地带。

这一学术史的“盲点”并非偶然产生，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性别观念、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共同作用的结果。 Sigmund Freud）在其开创性的心理分析理论中，几乎将母亲视为儿童早期心理发展的唯一重要人物，父亲的功能被压缩为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禁止者”角色，其心理动力学意义远不及母亲。B.F. Skinner）的行为主义研究虽然在方法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其核心研究范式——特别是以白鼠和鸽子为被试的实验设计——从根本上排除了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研究可能。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变迁、理论反思与政策需求的多重推动下，父亲才真正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入学术视野，开启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学术旅程。

理解这一学术演进历程，对于把握当代父职研究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取向与实践应用方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正如科学社会学家 Thomas Kuhn）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揭示的，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累积的过程，而是在特定“范式”（paradigm）主导下的阶段性演进。父职研究领域同样经历了范式转换、方法论革命与理论整合的复杂过程。本章将系统梳理这一百年演变的关键节点，分析推动研究转向的社会历史因素，并对经典研究与核心理论进行深入评述，为读者理解后续各章的具体议题奠定必要的历史与理论基础。

一、心理分析时代：父亲的边缘化（1900-1950年代）

1.1 Freud的俄狄浦斯叙事与父亲的工具性功能

要理解父职研究何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必须回溯至心理分析学派的奠基性贡献及其理论局限。 Sigmund Freud）在20世纪初构建的心理分析理论体系，为理解儿童心理发展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框架，但这一框架在本质上是围绕母婴关系（mother-infant relationship）组织起来的。

Freud的心理性欲发展阶段理论（psychosexual stages of development）将口唇期、肛门期、潜伏期与生殖器期串联为一个发展序列，其中每一个阶段的动力核心都指向儿童与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之间的原欲（libido）关系。在Freud看来，父亲在儿童心理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具有明显的次级性质：父亲主要是作为一个“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的来源，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终结者进入理论视野的。在《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30）等晚期著作中，Freud进一步将父亲抽象化为“超我”（superego）形成的道德权威象征，但其具体的养育功能——情感支持、认知刺激、社会化引导——在理论体系中几乎付之阙如。

这一理论取向对后续近半个世纪的临床心理学与儿童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Freud之后的心理分析传统——无论是Anna Freud的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Donald Winnicott的客体关系理论，还是Melanie Klein的客体关系学派——虽然对母婴关系进行了更为精细的理论建构，但父亲角色的理论化程度仍然极为有限。Winnicott著名的“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概念将母亲理想化为儿童发展的核心照护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理学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对“够好的父亲”的系统论述。

1.2 发展心理学的行为主义路径与方法论困境

与心理分析的理论取向相平行，行为主义传统（behaviorism）为20世纪上半叶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另一套主导性的方法论框架。John B. Watson）在1913年发表的《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标志着行为主义运动的兴起，而B.F. Skinner在1938年出版的《有机体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以及1953年的《科学与人类行为》（*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则将这一范式推向了新的高度。

行为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可控性与可重复性，但其研究范式与家庭情境中的父职研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张力。首先，行为主义的核心研究对象是有机体（organism）对环境刺激的条件反射，而这一范式在应用到人类社会行为时，往往倾向于将复杂的家庭互动简化为刺激-反应联结，忽视了父亲角色的情感性、关系性与意义建构维度。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行为主义时代的经典实验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动物被试或实验室情境，这与家庭中自然发生的父子互动相去甚远。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虽然Harry Harlow对恒河猴的依恋研究（1950s-1960s）揭示了接触安慰（contact comfort）与情感纽带的重要性，但这类研究同样聚焦于母婴关系模式，而非父亲角色。发展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大量关于母亲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早期分离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知识，但对父亲缺失（father absence）的系统研究却极为稀少。即便偶尔涉及父亲议题，研究设计也往往是将被试按照“父亲在场”与“父亲缺失”进行二元分类，缺乏对父亲参与质量（quality of father involvement）的精细测量。

1.3 社会文化背景：父权的合法性与“自然化”

心理分析理论与行为主义研究在父亲议题上的边缘化，并非纯粹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而是深深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在家庭结构与性别角色分工方面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模式：以男性养家者（male breadwinner）为核心的家庭经济模式将父亲定位为家庭的经济提供者（provider），而日常养育任务则被视为母亲的天然职责。这种社会性别分工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化（naturalized），被视为“天性”或“生物学必然”的表达，而非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此背景下，父亲在儿童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父亲通过其养家功能为儿童提供物质保障，而这一功能的重要性已经足以确保父亲的“存在”具有发展心理学意义，至于父亲作为情感提供者、社会化引导者或游戏伙伴的潜在角色，则不在当时学术关注的视野之内。换言之，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在此形成了某种共谋关系：既有的社会观念认为父亲的主要职责在于经济供给，而学术研究也恰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一相对窄化的功能维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父亲角色的刻板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并非完全没有关于父亲的研究，只是这些研究数量稀少且影响力有限。例如，1928年，Leonard Cottrell对新生儿父亲的探视行为进行了观察研究，这是早期为数不多的以父亲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之一。然而，这类先驱性研究的学术影响极为有限，未能撼动母亲作为儿童发展研究核心对象的主导格局。

二、第一波研究浪潮：父亲的“再发现”（1960-1970年代）

2.1 社会变迁与研究转向的历史语境

1960年代标志着父职研究的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多重社会历史因素的汇聚共同推动了父亲角色的“再发现”（rediscovery），使得父亲从一个被忽视的研究对象一跃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

家庭结构的深刻变革是这一转变的重要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经历了持续的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以及非婚生育增加的社会变迁。1960年，美国的离婚率约为每1000名已婚女性中9.2人离婚；到1975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20.3人。与此同时，非婚生育率也从1960年的5%上升至1975年的约14%。这些数据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父亲缺失或父亲角色弱化的情境，从而引发学术界与政策界对父亲缺席的潜在影响的关注。

女性主义运动的冲击是另一关键因素。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1960s-1980s）在全球范围内深刻挑战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揭示了家庭主妇角色的困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英译本在1949年出版，法文原版1949年）在1960年代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以及Betty Friedan、Gloria Steinem等活动家的持续倡导，共同推动了社会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审视。在这一语境下，“父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功能与参与方式开始成为可以质疑和重新协商的对象。

公共政策与福利国家的危机同样为父职研究提供了制度性动力。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西方国家福利国家的扩张，使得政策制定者日益关注家庭政策与儿童发展的关联。政府在设计相关政策时，需要更为精确的知识基础来理解家庭结构变化对儿童福祉的影响，而父亲作为家庭中的重要角色，其作用自然进入了政策研究的视野。

2.2 Rossi的家庭系统理论与角色研究路径

在这一研究转向中，社会学家Alice Rossi）的学术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Rossi在1968年发表的《父亲角色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综述》（*Transition to Parenthood*）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它系统评估了当时关于父亲角色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指出了这一领域的严重不足，并提出了理解父职的新框架。

Rossi的核心论点在于：与母亲角色相比，父亲角色在学术研究中被系统性地忽视了。她指出，尽管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在儿童发展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母亲视为儿童的主要照护者和情感纽带形成的主要来源。Rossi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具有明显的“母亲中心主义”（mother-centered）偏见，并呼吁学术界将父亲角色的研究提升到与母亲角色同等重要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Rossi提出了理解父亲角色的“角色获取”（role acquisition）理论框架。她认为，从成年男性到父亲的转变是一个需要经历的心理与社会的适应过程，这一过程与母亲角色的获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与复杂性。Rossi的论述为后续的父亲角色获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研究者开始关注男性在成为父亲过程中的心理调适、身份转变与技能习得。

Rossi的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她指出，当时关于父亲角色的实证研究极为稀少，且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论设计存在严重缺陷——例如，仅以小样本临床观察或回顾性自陈报告为依据，缺乏对照设计或纵向追踪。Rossi的批评为后续更为严格的经验研究确立了方法论标准。

2.3 父亲缺失研究：流行病学视角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父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对“父亲缺失”（father absence）现象的系统研究。这一研究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社会对贫困家庭、特别是非裔美国家庭中父亲缺位问题关注的影响。

Michael Rutter在英国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Rutter及其同事对英国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儿童进行了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对比了来自完整家庭与单亲家庭（主要由母亲抚养）的儿童在心理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研究积累了大量证据，表明父亲缺失与一系列负面发展结果之间存在统计关联，包括学业成就下降、行为问题增加、以及青少年犯罪风险上升。

然而，这一时期的父亲缺失研究在方法论与理论解释方面存在显著局限。在方法论层面，许多研究未能控制可能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s）——例如，贫困、家庭压力、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使得父亲缺失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在理论解释层面，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将父亲缺失本身视为负面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忽视了父亲缺失背后的社会、经济与心理机制。

此外，父亲缺失研究存在一个隐含的理论假设：父亲的功能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工具性的、替代性的角色，即父亲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存在”本身，而非其“参与”的质量与方式。这一假设在后续的研究中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的，但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父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学界对父亲角色复杂性的深入理解。

2.4 生态学视角的萌芽：Bronfenbrenner的系统理论

Urie Bronfenbrenner）在1979年出版的《人类生态学》（*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为理解父亲在儿童发展中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尽管Bronfenbrenren的系统理论对父职研究的直接影响在1980年代才充分显现，但其1970年代末的理论工作为理解父亲角色的生态学定位奠定了基础。

Bronfenbrenren提出，儿童的健康发展不能仅仅从儿童个体或家庭内部来理解，而需要置于多层次生态系统的框架中加以把握。他区分了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部系统（exosystem）与宏观系统（macrosystem）四个分析层次。家庭作为儿童发展的微观系统之一，其内部动态——包括父母关系、亲子互动模式、家庭氛围——对儿童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而父亲的参与模式——作为家庭微观系统的重要维度——也与家庭外部的宏观系统（社会文化价值观、性别意识形态）与中间系统（家庭与工作场所的联结）相互关联。

这一生态学视角的重要启示在于：父亲角色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实体，而是嵌套于多层次社会系统之中的复杂社会角色。父亲参与儿童发展的程度与方式，不仅取决于个体层面的因素（父亲的动机、人格特质、养育技能），还受到家庭层面的因素（婚姻质量、母亲的期望与支持）、社区层面的因素（日托设施的可及性、工作弹性政策）以及宏观社会层面的因素（性别角色规范、公共政策框架）的共同制约。

三、第二波研究浪潮：精细化与多元化（1980-1990年代）

3.1 方法论革命：从描述到测量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父职研究领域经历了深刻的方法论变革。在此之前的研究中，一个核心的方法论困境在于：研究者缺乏可靠、有效的工具来测量父亲参与的具体行为与体验。与母亲角色研究中使用的大量标准化量表——如养育压力指数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养育方式问卷（Parenting Style Questionnaire）等——相比，父亲研究领域的测量工具极为匮乏。

这一状况在1980年代开始得到根本性改观。1983年，William Marsiglio等学者开发了“父亲投入量表”（Father Involvement Scale），这是早期系统测量父亲参与行为的工具之一。该量表涵盖了父亲在日常照护、教育参与、情感支持与游戏互动等多个维度的参与行为，为后续研究的可比性奠定了基础。

1991年，Alan Sroufe与Elizabeth Carlson等学者发起的明尼苏达纵向研究（Minnesot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isk and Adaptation）引入了更为精细的父亲参与测量方案。这项研究对被试家庭进行了从儿童出生到成年的长期追踪，系统收集了父亲在儿童不同发展阶段参与行为的纵向数据，为理解父亲参与的动态发展轨迹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93年，Ross Parke及其同事开发了“父亲参与观察编码系统”（Father Involvement Observation Coding System），这是首个专门用于观察研究中直接编码父亲互动行为的系统工具。与以往主要依赖父亲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相比，这一观察编码系统能够在实验室或家庭自然情境中对父亲的实际行为进行实时编码，从而克服了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的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与回忆偏差（recall bias）。

3.2 父亲参与的多维模型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父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进展是确立了父亲参与的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认识。早期的研究往往将父亲参与视为一个单一维度的变量——要么“参与”要么“不参与”——而这一简化假设在经验研究与理论反思的双重推动下逐渐被扬弃。

1992年，Jeffrey Shapiro与其合作者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父亲参与多维模型。该模型区分了父亲参与的三个核心维度：

直接照护维度（direct caregiving）涵盖父亲直接参与儿童日常照护活动的所有行为，包括喂养、洗澡、穿衣、就寝安排等生活照料任务。这一维度在传统上被视为“母亲领域”的工作，父亲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但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互动维度（interaction）指父亲与儿童进行直接社会交往的所有活动，包括言语交流、游戏玩耍、阅读讲故事、户外活动等。与直接照护相比，互动维度被研究者认为更能体现父亲的独特风格与功能。发展心理学文献中有大量证据表明，父亲的互动风格——通常被描述为更具身体性、更倾向于挑战性游戏（challenging play）——与母亲的互动风格存在系统性差异。

责任维度（responsibility）指父亲在儿童养育相关事务中承担管理性任务的行为，包括日程安排、医疗预约、衣物采购、学校联络等。这一维度在传统上较少受到研究关注，但其对父亲角色认同与实际参与经验的重要性在后续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1995年，Lamb及其合作者在综述性文献中进一步整合了这一多维框架，提出了被后续研究广泛采用的“父亲参与ABC模型”：A=Accessibility（可及性，父亲在身体与心理上的可接近程度）、B=Engagement（投入，父亲与儿童直接互动的程度）、C=Responsibility（责任，父亲承担养育相关责任的程度）。这一模型因其简洁性与操作性而被广泛引用，成为1990年代至2000年代父职研究领域的主导性概念框架。

3.3 依恋理论的拓展：父亲作为依恋对象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父职研究的另一重要进展，是将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拓展应用到父亲-儿童关系领域。John Bowlby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创建的依恋理论最初聚焦于母婴依恋关系，将母亲视为儿童形成安全依恋（secure attachment）的核心对象。尽管Bowlby本人在后期也承认父亲可以成为儿童重要的依恋对象，但这一论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得到系统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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