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地者的重新发现
第 1 章 掘地者的重新发现
翻开任何一本通行版本的英语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从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到伯林主编的《自由论》，从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到塔利的《公共哲学》，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的名字至多出现在脚注里，至多作为平等派辩论的注脚被轻描淡写地提及一次。洛克、霍布斯、弥尔顿、哈灵顿，这些名字占据了目录，而那位在1649年4月率领十几个赤贫者到乔治山丘掘地种豆、并在同一年内写出了《英国被压迫的贫民宣言》的人，却几乎从主流叙事的视野里消失了。这不是偶然的遗忘，而是十九世纪以来特定史学范式系统性边缘化的产物。本章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正是这种边缘化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在二十世纪如何被逐步打破的。
一、辉格史观对内战激进派的系统性遮蔽
理解温斯坦莱的失踪，首先需要弄清标准叙事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英语世界的政治思想史写作大致遵循一种可称为辉格自由主义（Whiggish Liberalism）的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叙事框架是：英国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从大宪章经由光荣革命逐步发展为议会主权、个人权利与有限政府，温斯坦莱所在的激进派别（掘地派、第五王国派、平等派中的极左翼）作为这一主线的干扰项被压缩处理。
这种处理的史学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几部代表作。萨维尼（Henry Hallam）在《从亨利七世到乔治二世时期的英国宪政史》（1827）中，把内战时期的宗派运动视为宗教狂热而非政治理论；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作为该时代最具文献功底的内战史家，其《英格兰内战史》四卷本虽篇幅庞大，却将掘地派描绘为丧失理性的乌合之众；甚至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之乡消息》对掘地运动的文学化浪漫处理，反而固化了其"前政治"的形象。
这种边缘化有其内在逻辑。辉格叙事的核心张力在于如何把"英国自由"叙述为一个连续的成就，因此必须为每一个激进时刻找到其温和化的版本——平等派的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尚且能被纳入"权利话语"先驱的序列，而温斯坦莱对私有财产的彻底否定、对"真正的共和政体"中共同所有制的坚持、对一切律法（包括成文律法）的怀疑，则超出了辉格叙事的可容纳范围。他的"土地公有"主张不只是税收或选举权的诉求，而是对洛克在同年稍晚《政府论》中系统阐述的劳动财产权理论的根本性质疑。把温斯坦莱与洛克并列阅读，会让洛克看起来像一个折中者；让洛克显得像折中者，是辉格叙事无法承受的代价。
更深一层的遮蔽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50）中已经识别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平民异端"，但温斯坦莱作为内战时期的类似人物却被长期搁置。原因在于，苏联体系下编纂的"西方工人运动史"虽然需要为社会主义传统寻找前驱，但更倾向于将掘地运动定性为"空想平均主义"或"农民自发反抗"，以别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这种归类实质上把温斯坦莱放进了历史的"史前史"位置，是"前无产阶级"的标本而非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两种叙事——自由主义的辉格传统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史——在二十世纪中叶达成了一种奇特的合流：前者把他视为狂热的边缘人，后者把他视为不成熟的历史阶段。温斯坦莱就这样在双重的归类操作中消失了。
二、希尔、托尼与撒比尼的奠基性工作
转机出现在1930年代末。这一代史学家的方法论自觉，把温斯坦莱从双重遮蔽中解放出来。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1939年出版的《颠倒的世界：十七世纪英格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这一解放的标志性事件。但理解这本书的关键不是看它对掘地派的褒扬，而要看它如何处理掘地派与长辈人物的关系。希尔把温斯坦莱嵌入了一个广泛的话语网络：法律人罗素、神秘主义者埃弗拉德、五旬节派（Quintomonarchism）的哈钦森、神召派（Ranters）的克莱舍默。温斯坦莱在这个谱系中不再是孤立的"掘地疯子"，而是宗教激进主义在政治维度上的清晰表达者。希尔的方法论预设是：革命时期的话语是分层、相互渗透、可追踪的，每一种政治主张都对应着一组可识别的社会与文化资源。温斯坦莱的"公有制"诉求之所以可以严肃对待，是因为它源自对加尔文宗预定论的清教内化，源自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宗教小册子战的密集辩论，而非来自任何孤立的奇思怪想。
希尔1939年版的《颠倒的世界》导言因此具有范式意义。它做了一件此前没人尝试过的事：把掘地派当作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政治思考者来分析，提出温斯坦莱的"共同所有权"主张不是缺乏抽象能力的原始本能，而是对英格兰地产史（特别是圈地运动）和《圣经》释义传统的系统回应。希尔把温斯坦莱定位为"宗教经济主义者"——经济诉求与宗教论证紧密交织的思考者——这一框架至今仍在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希尔工作的政治语境深刻地塑造了其解读。1930年代英国与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氛围、对苏联集体化的关注、对西班牙内战的支持，这些都渗透到他对掘地运动的同情式理解中。但这种时代性反而加强了他的发现的政治意义：他不是把温斯坦莱作为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作为活着的思想资源来重读。希尔后来在1953年整理的温斯坦莱小册子集（Selected Writings）和1956年《宗教与诗》专题论文中，把"掘地派"的解释与十七世纪英格兰宗教—文化—经济结构的整体重估绑定在一起。温斯坦莱之所以能进入严肃讨论，是因为希尔把整个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激进舆论场重新语境化了。
几乎与希尔同时，R.H.托尼（R.H. Tawney）的财产史研究为温斯坦莱的复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史背景。托尼的《十六世纪农业问题》（1912）以及更著名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处理的核心命题是：宗教改革以来的财产关系演变如何与现代经济伦理的形成相关。这一框架虽是韦伯式的，但内含一种对前现代共有权传统的史学关怀。托尼对都铎圈地运动的研究，对"公簿持有权"（copyhold）消失过程的考证，间接为温斯坦莱关于"英格兰最初是共同所有"的历史主张提供了学术合法性。换言之，温斯坦莱的小册子里看似朴素的历史回顾——"诺曼征服之前，普通人在公有地上耕种"——在托尼式的研究中获得了一种此前不具备的史学可信度。
第三位奠基者是乔治·撒比尼（George H. Sabine）。他的《政治理论史》（1937年初版）虽然以观念史的标准看仍属传统之作，但在处理温斯坦莱时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方法论选择：把掘地派的文本作为政治理论的合法研究对象纳入正文，而非仅以脚注提及。撒比尼给予温斯坦莱的篇幅虽小，但意义在于确认了一种分类：温斯坦莱的政治主张是可分析、可阐释、可争论的，而不是纯粹的宗教怪谈。这为后续编辑和研究打开了门。
希尔、托尼、撒比尼的工作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学术基座：史料考订（希尔对原始小册子的整理）、经济史脉络（托尼对财产关系的研究）、思想史框架（撒比尼对政治理论谱系的纳入）。没有这三方面的工作，温斯坦莱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的爆发是不可能的。
三、1970年代以来的范式推动
温斯坦莱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1970年代以后。这一次的动力不再来自英国本土的内战史研究内部，而是来自一系列跨学科理论范式的介入。
最早的关键性介入来自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1985）、《国家的视角》（1998）和《不被统治的艺术》（2009）中提出的核心命题是：山地、沼泽、边疆地区的隐蔽抵抗构成了对国家秩序的持久挑战，这一类抵抗以"无政府性"（anarchic）而非"前政治性"为特征。这一视角对温斯坦莱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它打破了"激进政治必须以可识别的运动形式出现"的预设。温斯坦莱的追随者人数从未超过几十人，且在1649年夏天乔治山丘的农作即被当地地主摧毁；按传统标准，这种短命的小群体根本不值得严肃理论家关注。但斯科特式视角的引入，使研究者意识到：温斯坦莱文本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组织了多少人，而在于他在何种程度上精确记录了十七世纪英格兰底层社群对圈地、租金、什一税的隐秘反抗话语。这是从"运动的失败史"到"抵抗理论的清晰表达"的范式转换。
第二个范式介入来自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及其代表的"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路径。费代里奇在《卡利班和女巫》（2004）中追溯了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圈地运动中女性身体的政治经济，这一工作直接关联到温斯坦莱所处时代的核心问题：公共土地剥夺的性别后果。温斯坦莱自己在《自由之法则》中对底层女性处境的关注，原本只是其大同社会理想中的一个侧面，但费代里奇的解读使这一侧面获得了独立的理论重量。后续学者如玛丽·德赛（Mary Dinerstein）、安·菲德尔曼（Annette Fitzgerald）等，得以在"再生产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的框架下重新解读温斯坦莱关于"爱"（love）作为社会构成性原则的核心主张。
第三个推动来自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后人类主义理论家。哈拉维对"自然—文化"二元论的解构，对"共同生存"（becoming-with）的强调，使温斯坦莱关于"大地为共同财库"（the earth as a common treasury）的论说获得了一种新的回响。温斯坦莱的"自然法"（natural law）概念，在哈拉维框架下不再被读作对前社会状态的浪漫追溯，而是被读作对土地本身作为主体的政治承认。凯瑟琳·凯勒（Catherine Keller）等过程神学家也参与了这一脉络的扩展。
更晚近的范式贡献来自环境政治理论。温斯坦莱关于"土地是共同的、与生俱来的财产"（the land is the common storehous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all）的主张，在当代"地球正义"（earth justice）讨论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当代性。"重返温斯坦莱"（Returning to Winstanley）成为2010年代一个明确的学术口号。重要的研究节点包括：2011年埃克塞特大学召开的专题会议"温斯坦莱四百年：土地、自由、共同所有"，产生了同名论文集（2012年由康斯坦丁·菲亚拉斯编）；2015年起牛津大学《温斯坦莱研究》专栏的设立。
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的公共哲学路径是这一时期另一项关键贡献。塔利在1993年的《公共哲学》中提出，与现代主权话语相对的，是一条"公民哲学"（civic philosophy）的脉络，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奥克肖特和哈贝马斯；但塔利后续的工作，特别是《公共哲学论集》（2008）和与他人合作的《政治哲学中的少数者》（2006）中，把温斯坦莱纳入了这一对话。塔利的解读角度具有方法论意义：他不再把温斯坦莱当作一种"失败的革命运动"或"空想社会主义"，而是当作一种关于"如何共同行动"的持续资源——一种对当代世界代议民主困境的诊断工具。塔利式的温斯坦莱研究在英文学界的具体回响包括：剑桥版《温斯坦莱政治著作全集》（2010）的导言中，塔利的思想影响清晰可见；塔利学生辈的学者如安迪·莱西（Andy Lamey）等继续推进这一路径。
四、文本基础的更新与2010年代以来全集出版
任何严肃的温斯坦莱研究都依赖于文本基础，而这一基础在2010年代经历了根本性的更新。这构成了第三个学术分期的核心。
二十世纪以前，温斯坦莱全部著作的流传依赖于两套重要的小册子集：爱德华·阿尔伯克恩比编辑的《社会-政治-经济小册子》集（1876-1894）和1970年代由G.E.本顿（G.E. Benton）协助整理的《温斯坦莱小册子选》（1969）。这套选本长期作为标准引用来源，但有两个局限：其一，它是选本而非全集，温斯坦莱的许多次要文本未被收录；其二，对文本的校勘与来源考据尚有不足。
转机出现在2009-2010年。康斯特·布拉德斯托克（Constanze Bradstock）编辑的《温斯坦莱全集》（Routledge，2010）和R.塔尔穆德（Raphael Tadmoor）编辑的《温斯坦莱政治著作》（Yale，2010）同年出版，标志着温斯坦莱研究进入了"新考据时期"。这两套版本虽然采用不同的编纂原则，但共同提供了此前不完整的文本对照系统：布拉德斯托克版强调思想史脉络的呈现，把温斯坦莱的文本与同时代激进派（平等派、第五王国派）的文本并列编辑；塔尔穆德版则更严格地追溯手稿与初版的差异，特别在《自由之法则》的版本史上做出了关键辨析——指出该书存在至少三种不同的原始版本，而非如以往研究所假设的单一"标准文本"。
这两个版本的编辑导言本身即是温斯坦莱学术史的重要文献。塔尔穆德的导言（题为《温斯坦莱的政治思想：从平等派的语言到新的共同体》）系统梳理了1912年以来关于温斯坦莱的三种主流解读模型：宗教乌托邦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的先驱、以及民主共和主义内部的激进分流；并据此提出第四种模型——温斯坦莱作为"实践神学—政治"（practical theology-political）的综合者。这一分类本身已成为后续研究的引用框架。
具体到案例剖析，比较希尔1939年版《颠倒的世界》中温斯坦莱章节，与塔尔穆德2010年版的导言，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方法论转向。希尔在1939年处理温斯坦莱的"诺曼之轭"理论时（温斯坦莱认为诺曼征服把原本的公地所有制转化为封建私有权），基本接受温斯坦莱的历史叙述作为其激进主义的事实基础；而塔尔穆德则在考据层面指出，温斯坦莱的"诺曼之轭"理论直接借自十六世纪后期的小册子传统，特别是理查·特伦查德（Richard Trenchard）1620年代的类似论述，这一谱系关系改变了温斯坦莱思想原创性的评估。希尔的解读框架——把温斯坦莱视为一种综合性理论形态——得到了维持；但其经验史的基础——把温斯坦莱视为其时代的真正回应者而非依赖前辈思想资源的作者——则被修正。
第二个层次是关于《自由之法则》中"真正的共和国"（the true Commonwealth）概念。希尔1939年把这一概念解读为对中央集权化的反对，是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朴素诉求；塔尔穆德则基于对1650年版本与1651年版本的细致对照，指出"真正的共和国"概念在两年间经历了从"政治制度方案"到"属灵共同体"的内向转向，这一转向对温斯坦莱后期退隐的理论解释至关重要。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差异，是对待温斯坦莱与洛克关系的态度。希尔受其时代限制，几乎完全未触及与洛克的对话问题；塔尔穆德则把1649-1650年的温斯坦莱文本与同年稍晚的洛克《政府论》残篇（第一次系统化时间约为1650-1651年）并列考察，提出两人都围绕"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来源"展开辩论，但洛克选择劳动财产权理论，温斯坦莱选择原始共有—使用理论。这一并列考察不仅使温斯坦莱进入洛克研究者的视野，更使洛克研究的某些预设（特别是关于"劳动创造财产"的原创性）受到挑战。
需要补充的是中文与日本学界的工作。日本学界由于其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达，对内战史的研究传统深厚，栗原福也（Kurihara Fukuya）翻译并注释的温斯坦莱《自由之法则》日文版（1979）长期是亚洲学界的主要参考文本。中国大陆学界对温斯坦莱的引介主要见于刘耀辉等编选的《掘地派文选》（1980年代内部印行），但严格的学术研究主要出现在2000年以后。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的几位青年学者2015年以来发表了若干专题论文，集中在温斯坦莱与霍布斯、洛克之比较，以及温斯坦莱的宗教经济学解读上。中文世界对温斯坦莱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但起点已较高——可以直接接入2010年以来的新考据和范式讨论。
五、当前争议与下一章的入口
经过以上四个阶段的学术史，温斯坦莱的当前定位可以用三组张力来概括。
第一组张力是理论原创性的程度问题。塔尔穆德考据指向一种重新评估：温斯坦莱的许多核心论证（包括"诺曼之轭"史观、关于"真正的共和国"的若干要素）有可追溯的前辈思想资源。但这是否削弱了温斯坦莱的重要性？一种回应是：原创性不在于论证的每一环节是否首次出现，而在于理论综合是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了可行方案；温斯坦莱的工作属于后者，而非简单的"重复前辈"。
第二组张力是温斯坦莱与现代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谱系的关系。他到底是"空想平均主义的先驱"（马克思、莫里斯传统），还是"前现代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传统），抑或独立于两者之外的一种"共和国之内"的激进民主主义？这一问题没有共识答案。当代争论中，塔利倾向于第三种解读；费代里奇、阿尔贝托·梅卢西（Alberto Melucci）等倾向于第二种解读；左翼文化研究阵营中的某些学者倾向于第一种解读。
第三组张力是宗教维度在温斯坦莱思想中的位置。是宗教论证为政治主张服务，还是政治主张本身具有自洽的非宗教架构？约翰·麦克斯（John Mccorry）等倾向于前者；而以约翰·里夫（John Reeve）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则试图重构温斯坦莱思想中独立于宗教学说的政治元素。这一争论实质上关涉如何把温斯坦莱"世俗化"——而任何一种世俗化方案都将重新塑造温斯坦莱在思想史上的坐标。
这三重张力不是缺陷，而是该领域健康发展的标志。文本基础的稳固（2010年代的全集出版）、解读范式的多元化（宗教史、政治哲学、社会运动史、环境思想史的多重视角）、与当代议题的持续对话（地球正义、共有制理论、再生产政治），共同把温斯坦莱从一个"罕见的边缘人物"变成了全球激进思想史的核心节点之一。他不再仅属于内战史专家，而属于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思想史多元领域的对话者。
本章小结
温斯坦莱在标准叙事中的缺席，源于十九世纪以来辉格自由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共享的边缘化机制：前者把他视为对私有财产的非理性威胁，后者把他视为前无产阶级的原始形态。1930年代以希尔、托尼、撒比尼为代表的英国史学界，通过史料考订、经济史背景重建与思想史分类的更新，把温斯坦莱纳入了严肃研究的对象范围。1970年代以来，斯科特式的隐蔽抵抗理论、费代里奇式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哈拉维式后人类主义、塔利式公共哲学等多重范式的介入，使温斯坦莱研究进入跨学科扩展期。2010年塔尔穆德和布拉德斯托克同时推出的两套新编辑全集，则在文本基础上完成了关键更新，为未来几十年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考据起点。
本章完成的是学术史的厘清，尚未触及温斯坦莱思想本身的内容。下章将进入1640年代英格兰内战的历史语境，重建温斯坦莱《英国被压迫的贫民宣言》《自由之法则》写作时的具体政治—经济—宗教坐标，从而把其思想主张放置在可分析的社会史背景中。读者在下一章将看到：掘地运动不是孤立的乡村起义，而是十七世纪中叶激进舆论场中清晰可辨的一支——它与平等派的议会改革诉求、第五王国派的千禧年期盼、神召派的属灵自由主张彼此交错、相互激荡。温斯坦莱的"掘地"因此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具体实践，而非仅是经济诉求的直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