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克的理论坐标

第 1 章 塔洛克的理论坐标

如何为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 1922—2014）定位？他在 1986 年看着合作三十年的伙伴布坎南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自己却从未等到相称的官方承认；罗纳德·科斯在不同场合多次称他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种评价在主流经济学界长期被作为堂·吉诃德式的玩笑对待；他从未在哈佛、MIT、芝加哥大学长期任职，却持续改写了现代经济学对"政治过程"的整套理解。这个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生物学之间反复跨越的人，恰好是公共选择学派最具破坏力也最不可被既有学科边界消化的成员。

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塔洛克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学思想版图上究竟代表何种立场，他的理论坐标应当如何标定？接下来的讨论分四个层次展开：先勾勒他的学术轨迹与公共选择学派的形成过程；再把他的研究纲领锚定到一组明确的坐标轴上；然后梳理等级、组织、生产结构三组议题的内在关系；最后用"塔洛克没有出生"这一思想实验反推他对经济学的不可替代贡献。

一、从驻外外交官到州立学院：双重视野如何塑造他的研究纲领

塔洛克从未走主流经济学家的训练轨道。他 1947 年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律学位，1950 年代初进入外交系统任职，先后在中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家工作；1956 年，他以法学讲师身份加入弗吉尼亚大学，正是在那里遇到了已经在政治学系任职的詹姆斯·布坎南。两人随之在 1958—1962 年间合著了奠定公共选择学派基石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1962—1965 年间两人一同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简称 Virginia Tech）任教。塔洛克直到 1965 年才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这段轨迹对后续研究纲领有两个决定性影响。第一，塔洛克的早期训练横跨法学、政治学与外交实务，他从未把经济学视为一套封闭自足的演绎系统；他观察中国时掌握的史料—帝制官僚、科举、皇权更替、军费汲取—在他后来的官僚等级分析中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他作为外交官看到的关税、配额、外汇管制，在他 1967 年的关税福利成本文献里再次出现。第二，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这种既非精英学术中心也不受主流学阀网络约束的环境下，他与布坎南得以建立一种无视学科边界的研究同盟。1963 年，两人召集一群持相似非正统立场的学者在 NIH 召开了后来被视作公共选择学派建制化标志的小型会议；1966 年，《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创刊，成为承载这一研究纲领的主要平台。

学派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常被忽视：塔洛克在 60 年代后期转到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并在此后近 30 年里始终留在这所不处于经济学科研中心地位的高校。乔治梅森大学在 70 年代因聚集了一批具有反凯恩斯主义共同立场的公共选择学者，逐渐演变为"凯恩斯主义之外"的堡垒；但塔洛克本人的研究风格远比特立独行的反凯恩斯阵营更具混杂性。他后来公开表示自己"对人比对模型更感兴趣"，并多次以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案例解释投票与联盟。这与传统经济学家所应持有的"理性人—一般均衡"形象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二、三个坐标轴上的非正统位置

要给出塔洛克的理论坐标，最好同时使用三组相互独立的判断尺度。下图把传统经济学家与塔洛克分别投射到这三个坐标系的同一象限上，可以使差异一目了然。

```mermaid flowchart TD A["经济学坐标系"] --> B["主流凯恩斯主义"] A --> C["新古典一般均衡"] A --> D["公共选择-塔洛克"] B --> B1["政府作为稳定器"] B --> B2["总量-经验分析"] C --> C1["市场均衡优先"] C --> C2["理论驱动,演绎式"] D --> D1["政府作为分析对象"] D --> D2["应用-理论路径"] D --> D3["直觉+案例+简约形式化"] D --> D4["组织与制度内生"] D --> D5["寻租与贿赂模型"] D --> D6["等级与官僚实证"] ```

这张图抓住的是塔洛克与其他两个经济学传统的相对位置。下面对每根轴做更细致的展开。

第一根轴是立场轴：面对政府、官僚、立法和选票，前述主流传统倾向于把政府当作一个待施加干预的外生变量,或把它当作市场失灵的潜在修补者；新古典经济学则倾向于把政府看作政治行为人,却很少由此出发展开制度内生分析。塔洛克的路径是把这套逻辑推到底：政府的任何一项介入都要追问"谁将从这个介入中获益，谁将承担成本",而不是默认干预本身能带来帕累托改进。这种立场之所以非正统，在于它不只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干预主张，而是对"政府在经济分析中的角色"这一前置假设提出了系统质疑。

第二根轴是博弈性质轴：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过程具有正和性质——自愿交换让双方境遇变得更好，把合作剩余留给参与者；塔洛克反复要求经济学家用同样的标准检视政治过程。在他和布坎南的视野里，选票交易、利益集团寻租、行政机构预算编制、立法联盟的形成，与市场交换相比往往更接近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因为政治过程常常要消耗真实的资源去分配他人劳动的果实。塔洛克的著名论文《关税、垄断与盗窃的福利成本》（*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1967）实际上在文献史上首次量化了这一视角的核算逻辑；后来他与布坎南在《民主的批判》（*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中确认的"达成一致同意成本不为零"也是同一思路的延伸。

第三根轴是方法论轴：这里的差异不只是形式化程度,而在于形式化本身的位置。在以 DSGE 模型为代表的主流宏观经济学里，理论驱动是默认的研究路径，先建立形式框架,再用数据匹配进行校准，案例与历史叙事只是辅助。塔洛克的工作方式更接近应用科学家：先有问题（关税管制为何未消失？既有规则下官僚为何膨胀？独裁为何在不同地区都能稳定出现？），再在已有案例中提炼抽象命题，必要时使用最简单的博弈或概率模型作为论证脊梁。他曾用一句话自嘲整个职业生态："经济学家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谈论政治市场的失灵，第一种是他们真的关心这个问题，第二种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塔洛克一生都坚守第一种立场。

第三个坐标轴其实浓缩了他最具特色的贡献：把组织与制度当作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主流框架里，"科层制"被作为黑箱给定，"立法联盟"被作为背景给定，"司法独立性"被作为前提给定；塔洛克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些"前提"重新打开：哪些立法会让官僚规模扩大？什么类型的产权安排会让寻租更容易？哪些文化因素让独裁在某些地区比民主更稳定?通过这一系列看似零散的研究，他实际上在推动一项志在重塑研究边界的工作纲领。

三、等级、组织、生产结构：三组议题的内在逻辑

塔洛克的核心文献看起来散落在官僚、寻租、独裁、动物行为、关税、法律等彼此相距遥远的主题上；但仔细梳理会发现三组议题紧紧相连:等级（hierarchy）、组织（organization）、生产结构（production structure）。它们是同一研究纲领的三种角度，而不是三块彼此独立的拼图。

等级方面的工作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狭义的科层研究：塔洛克在 1965 年《政治学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Entry Barriers in Politics"一文,实际上首次在经济学界明确讨论了科层作为一个内部"进入壁垒"的运作方式，揭示了为何既有科层会主动制造新的科层。这一文献也成为后来威廉·尼戈蓬等人在《官僚制经济学》里所强调的"委托代理异化"的鼻祖。其二是广义的社会等级研究，包括他对动物等级的研究（他与合作者以蜜蜂、鸟类等群居生物为例分析等级形成机制），以及独裁制的研究（其 1987 年出版的《独裁政治的民主化》（*Autocracy*）系统比较了不同地区独裁的稳定机制）。这两种等级研究共享同一组经济学方法论问题：自利行为人在何处会以服从换取稳定,这种换取的资源又是什么。

组织方面的工作是对科层研究的形式化延伸,其特点是借助最小化的形式工具分析组织成员间的协商成本。塔洛克与布坎南的《同意的计算》实际上是对组织—投票规则的事前成本分析；之后塔洛克在自己的文献里则越来越多地关注自愿组织的边界问题——俱乐部、共用资源、革命联盟乃至犯罪网络。在他看来，组织研究的命题是真命题：成员的收益和成本、组织界限的进入与退出、决策的内生性,这些都可以用同一套经济学语汇来描述,而无需引进特殊的"组织理论"。

生产结构方面的工作则把组织与等级研究再次与资源配置问题拉回同一框架。塔洛克关于寻租、关于关税、关于产权的研究,本质上是在问：当真实资源被政治过程吸纳,用以维系某种生产结构,这种维系本身的社会成本是什么？他给出的"租金消散"（rent dissipation）方案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结构核算：在零和博弈情境里,被用于争取特权和贿赂的资源最终以平衡点上访客净收益为零的方式被消耗完,这部分消耗原本本来可以在生产活动里转化为真实产出。租金消散命题不只解释了某种特定的浪费现象,更给出了衡量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边际成本的一致方法。

三组议题之所以能聚拢为同一研究纲领,而不是分成三套互相独立的文献,是因为它们共享一个研究姿态——经济学方法论可以被谨慎地移植到任何人类制度场景,在那里既能解释个体的动机,也能解释群体结构的演化。这种姿态使塔洛克能跨越官僚、寻租、独裁、产权、动物群体等多个研究领域而不失去内在一致性。

四、与布坎南的分工与互补

理解塔洛克的坐标,无法绕过他和布坎南长达三十年的合作。布坎南—塔洛克表面上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两块基石,实际分工相当分明：布坎南走的是从哲学出发的立宪经济学路径,关切的是契约、元规则、一致同意程序本身；塔洛克走的则是经验与应用路径,关切的是政治过程里具体的资源分配与组织边界。这种分工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两人不同的训练背景：布坎南受过正规的古典学派经济学训练并在芝加哥大学获有博士学位,塔洛克早期更贴近法学与外交实务,只在 1960 年代才正式转向经济学。两人相遇后,布坎南提供了一致同意理论这一具有哲学气质的框架,塔洛克则用一系列经验文献检验和修正了立宪框架的解释力。

分工的具体形态可以在四部代表性作品上清楚看到。1962 年的《同意的计算》是两人合作的产物,但立宪经济学和投票成本分析主要沿着布坎南的线索展开；1967 年的《关税、垄断与盗窃的福利成本》及随后的寻租文献则几乎完全由塔洛克独立完成,代表了他对企业—产业—政治过程资源分配的分析路径。1969 年的《立宪民主》(布坎南与 Tullock 合编,ECV 系列论文集)折射出立宪经济学向应用研究的渗透；1987 年的《独裁政治的民主化》从独裁这一极端案例反推民主制度中一系列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机制,这是塔洛克独立开辟并打开一片全新研究方向的作品。

这种分工对经济学界的长期影响是双重的。布坎南的"一致同意原则"提供了一套评价制度规范性的工具,而塔洛克的"租金消散"则把这套工具应用到日常的、未经立宪程序规定的现实制度中。如果没有塔洛克,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界恐怕只能停留在哲学层面难以经验化;如果没有布坎南,塔洛克的零散研究很可能被误读为对政府干预的简单厌倦而非一套系统的方法论。两人的协同形成了"规范—经验""哲学—案例"的双向牵引,使公共选择学派在 1960 年代后期到 1990 年代获得了远超群体规模的学科影响。

分工的另一面是相互张力。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布坎南单人,塔洛克未能共担此后整个学科圈对公共选择学派的象征性回馈。塔洛克在余生里多次以自嘲口吻谈及这点,但他从未改写过他认为需要研究的方向。这种独立姿态反过来又让公共选择学派保持了一种异于凯恩斯阵营内部人物等级体系之外的风气。

五、方法论风格：直觉、案例与简约形式化

塔洛克的方法论可以压缩为三句话。从问题出发到理论,而非从理论出发到问题。优先信任直觉与案例,只在成本-收益清晰时求助于简洁形式。对主流叙事保持永久怀疑,无论它来自哪个政治光谱。

第一条方法论在前述学术轨迹讨论中已经清晰呈现。塔洛克的大多数重要文献都从具体可观察的现实议题出发:长期管制的关税、长期难产的预算改革、不同地区独裁存续时间的差异、特定行业中行政机构的扩张规律。从这些议题出发,他再向理论维度推进,而不是把已有理论作为预设——理论是工具,不是目的。这一点在他和布坎南的分工里被进一步强化：塔洛克负责"看见现象",布坎南负责"提供框架"。

第二条方法论的具体形态要看几个例子。塔洛克关于官僚规模的实证讨论（比如他对美国联邦与各州行政机构规模随时间延展的经验研究）基本采用时间序列与跨国比较方法,没有采用复杂微观计量结构;他关于独裁稳定性的跨国研究则更接近质性比较政治学,辅以少量生存分析;他关于寻租的核心理论结果(用博弈论证明在完全竞争寻租情形下租金会完全消散)是一个没有任何复杂数学推导的简明结论。三个研究在方法上和风格上彼此不同,但在"以最小的形式成本到达最大的解释效果"这一原则上完全一致。

第三条方法论隐藏得较深,却是塔洛克最不易被复制的地方。他很少被某个意识形态立场所束缚：他对凯恩斯主义主流批评尖锐,对供给学派的支持却不无保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批判性观点保持开放态度,在他晚期的动物行为与独裁稳定性研究里还大量引用生物学的合作理论。这不是偶然,而是与他研究纲领在本质上具有的"价值无涉"姿态有关——他相信对政治过程的经济学分析能产生独立于政治家伦理立场的判断。在他看来,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对自己学科的根本贡献：它比任何派别的政治理论都更平等地对待市场上的自利行为和政治上的自利行为,而不是把政府默认为比市场更有道德优势的部门。

正是这套方法论风格,使塔洛克在主流经济学职业生态里成了异类:他写作拒绝与同行竞智炫技,偏好用散文与案例发布论点；他讲课偏好用类比和亲身经历,几乎不展示方程式；他对自己所属的学派其他成员维持批评传统,对最亲近的合作者（布坎南）也同样保持距离。但这种独立姿态在经济学职业化极盛的今天实际上越来越稀有,而这进一步强化了塔洛克在思想史上的辨识度。

六、思想实验：塔洛克没有出生

为了锁定塔洛克对经济学的不可替代贡献,值得做一次反向论证:如果他从未存在过,主流经济学今天将缺失什么?

首先,1967 年的关税福利成本论文几乎肯定要推迟若干年才能出现。这一文献用最小限度的博弈论模型说明政治过程分配特权的资源耗费大致等同于垄断哈伯格三角形所度量损失的数量级,从而拓展了福利经济学的边界。如果失去这一文献,寻租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合法化要等到 70 年代中后期;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将失去最直接的应用对照组;塔洛克后来的《官僚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Bureaucracy*)及对科层的政治解释将没有思想史上的直接前身。

其次,组织与制度内生化的研究纲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显化地提出。塔洛克在中国研究、动物群体研究、独裁稳定性研究之间反复穿梭,实际上在以案例为单位呈现"制度是历史与生态的内生产物"这一认识论立场。在没有塔洛克的情形下,经济学对组织的关注很可能继续停留在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的传统,不会主动跨越生物、社会、历史的边界。

最后,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风格本身面临被同化的命运。公共选择学派在 1980 年代后期随布坎南获奖而进入主流视野,但同化的代价是日益被纳入标准宏观经济学的指标驱动形态。塔洛克本人从诺贝尔奖争议之后始终有意识保持着"反同化"的姿态:他仍然在《公共选择》上以讥讽、自我拆解的语调写作,仍然援引人类学、动物学和法学案例。这种反同化姿态实际上让公共选择学派没有完全屈从于方法论一条腿走路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看,塔洛克不只是学派的一个成员,他还是学派与自己学科内部的一条永恒边界线。

如果从边际贡献的角度看,他最大的不可替代性集中于一处：他让经济学获得了分析政治过程而不为政治过程所吸纳的方法学层面的工具。这种能力是公共选择学派整个研究纲领的核心,也是他在思想史里的真正位置。

本章小结

塔洛克在 20 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思想谱系中的位置,可以通过三组坐标轴同时定位：在立场上,他是凯恩斯主流与新古典一般均衡之外对政府角色的系统性挑战者;在博弈性质上,他要求经济学把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用同一套正和—零和区分加以度量;在方法论上,他主张以问题驱动、用直觉与案例,辅以最简形式化,把组织与制度当作内生变量处理。等级、组织、生产结构三组议题是他的研究纲领的三个侧面,它们由"经济学方法的可移植性"这一共识连贯为整体。

他和布坎南的分工构成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双重引擎：立宪规范与经验分析的相互牵引,使这一学派的边际影响远超自身的学科规模。本章给出的坐标将在后续章节中被反复引用,读者可以把任何一篇塔洛克文献的关切嵌入这张参照系中加以判断。

下一章将进入第一个核心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起点。问题在于:经济学分析政治过程所需要的前置假设有哪些?对"个人主义—自利—成本收益"这些被公共选择学派挪用过来的传统假设,塔洛克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在多大程度上改写?这些前置设定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寻租、等级、组织这三组议题的分析边界,也将成为第二章展开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