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百年的经典

一、一个被反复重提的问题

1890 年 5 月，距离《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正式付印还有几个月，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多家书店尚未听闻此书之名。四百多页的手稿从罗德岛纽波特海军学院的打字室发出，寄往波士顿的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 Co.），同时以油印讲义的形式在学院的小圈子里流传。递送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当时是美国海军的一名普通上校，服役二十余年，错失所有他曾期望的海上指挥岗位，正处在职业的低谷期。手稿能否出版，编辑是否愿意在没有现成学术声誉的情况下押注一位现役军官，事先毫无把握。

这一场景之所以值得在今天重新铺开，是因为它精确呈现了一种被反复误读的张力。一本取材全是三个世纪前欧洲旧战例的书，一本作者本人曾自嘲「我是一名在军中找不到位置的阅读者」的讲义体著作，最终成了十九世纪末重塑世界海军战略的三本奠基文本之一，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当时的思想市场上并列流通——这一事实本身就提示了某种被忽视的强度。问题不是它是否被阅读过，而是它在百年间被谁、以何种方式、带着怎样的预设去阅读。2026 年的中文读者，多数是从标签进入马汉的：美国海权主义者、航母决战论者、扩张主义先知、冷战工具、白人优越论鼓吹者，或近年才兴起的某种「中国威胁论的理论祖先」。这六个标签，没有一个完全错误，但每一个都把马汉改造成了一个他自己都不会认出的扁平人。

本章要做的事，是把这六个标签一个一个拆开，看清它们各自抓住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并最终指出一个被它们共同压住的核心命题：马汉真正贡献的不是「谁能打赢海战」，而是「为什么海洋是现代国家政治秩序得以成立的基础设施」。理解了这一点，2026 年重读马汉才不是怀旧，而是一项政治理论的补课。

二、三场塑造世界的阅读

一本书的影响力，最终要在它被如何使用上接受检验。马汉这本讲义体著作在出版后的二十多年里，至少在三个互不相关的历史场景中直接塑造了世界政治的走向。

1890 年，纽波特与波士顿之间。 马汉在斯蒂芬·卢斯（Stephen B. Luce）海军少将创办的海军学院讲授海军史与战略多年，却始终没有把这些讲义整理成体系。他的同事、后来的「白色舰队」指挥官威廉·桑普森（William T. Sampson）反复催促他把手稿写定。最终成书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采取了非常特殊的结构：它把 1660—1783 年间英、法、荷、西之间的海战，整理成一套以「集中」「交通线」「殖民地作为补给与基地节点」「国民性格与海洋取向」为骨架的解释框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史，而是把战史作为政治理论论证材料的反向写法。当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评议会、哥伦比亚大学、哈佛的相关学者确实收到了部分章节的预印本，并在学术会议上讨论。马汉后来回忆，那个阶段「我向学界询问的不是评价，而是这本书是否值得出版」。这种低姿态，反而让这本书在出版时几乎没有遭到学术批评——它被绕过，而非被反对。

1894 年，柏林，波茨坦。 德皇威廉二世在 1894 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接见了马汉，陪同者包括海军参谋长列奥·冯·卡佩里维（Leo von Caprivi）和海军办公厅主任霍尔曼多夫（Hollmann）。威廉二世那时正陷入一个公开的焦虑：俾斯麦下台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缺乏与其大陆强国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投射能力。他读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英文版之后，亲自下令将其译成德文，并要求帝国海军每一艘主力舰配发一册。德文版的发行量在三年内超过英美原版，被德国海军史家称为「在德国海军史上没有一本书产生过类似的回响」。这一阅读直接催生了提尔皮茨（Tirpitz）的「风险舰队」（Risikoflotte）理论：在不与英国主力舰队正面对决的前提下，建造足以让英国即使赢得胜利也要付出不可承受损失的舰队，从而迫使英国在海上与德国妥协。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话语中那些关键词——「阳光下的地盘」「海权即国运」「伟大民族必须走向海洋」——都可以在马汉的章节中找到直接对应的段落。马汉本人对此并不高兴，他后来写道：「威廉皇帝读我的书时，把我当成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作者。」

1905 年 5 月 27 日，对马海峡，旗舰三笠号。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在开战前向军官团分发了英文原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指定军官轮流朗读第三章关于「集中与决战」的段落，作为战前动员的一部分。日本海军省 1902 年已把马汉的六本主要著作列为联合舰队的必读书，并在江田岛海军兵学校设置了「海权论」专门课程。对马海战中，日方对波罗的海舰队的航线、补给、基地选择所做的判断，几乎是马汉关于「交通线」理论的实战演绎：切断俄舰从海参崴出发后的所有补给节点，迫使其在没有基地的情况下穿越没有中立港口可停靠的弧形航线，最终在决战时机、地点选择上获得压倒性主动。秋山真之（联合舰队参谋）后来承认：「我们对俄舰队的作战方案，是用马汉的框架写成的。」

这三个场景分别位于美国、德国、日本，覆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三支海上力量。它们共同说明一个事实：这部讲义体著作曾直接改写过世界历史的轨迹。然而这种曾经改写历史的影响力，恰恰是后来百年间各种扁平化误读得以扎根的温床——因为任何真正有影响力的文本，都会被各种后来者按自己的需要去征用。

三、六个扁平标签与一个被遮蔽的思想家

二十世纪以来，对马汉的扁平化阅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六个相互重叠但各有侧重的「典型误读」。每一个误读都抓到了马汉文本中的某个真实侧面，但每一个又都把这些侧面从他的整体框架中剥离出来使用，从而制造出一个马汉自己也不会完全同意的形象。

误读之一：「马汉主义」（Mahanism）。 这个词本身是二十世纪初英美评论界首先铸造的简化标签，用来指代「大海军＝强国」这一等式。它的源头是一篇 1902 年《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文章，把马汉与当时正在扩张的德意志海军政策绑在一起，作为一个「主义」来批判。这个标签一旦被发明，便不再属于任何具体作者。马汉本人在 1900 年之后多次公开反对将自己的著作简化为政策口号，他在给英国海军部的信中写道：「制海权不是一个教条，而是一种需要根据不同国家处境具体分析的能力。」然而「马汉主义」这一术语已成为海军史写作中的标准词汇，至今仍被反复使用。它的误导在于：把一个需要历史分析才能使用的概念，压缩成一个可以贴在任何海军扩张政策上的形容词。

误读之二：「海权决定论」。 这是更学理化的批评版本，主要来自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科学家，例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和 Fernand Braudel 的某些追随者。他们认为马汉把历史简化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单因解释，从而忽视了陆地、陆战、人口、技术等其他变量。这种批评本身有道理——马汉确实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开篇就坦承，他要从「海洋因素」这一单一视角切入，而非穷尽所有因果。但批评者往往跳过这一自我限定，把马汉当成一个他认为不是的人来反驳。马汉的真正问题不是「是不是决定论」，而是「在他设定的视角里，海洋因素如何在不同的政治体中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

误读之三：「白人优越论」。 后殖民批评在 1980 年代之后开始集中处理马汉文本中那些令人不适的种族表述：他确实写过「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海洋的偏好非其他种族可比」这样的话，也确实把殖民地居民和被征服民族描写为「缺乏自治能力的群体」。这些表述不能被绕过，必须被承认。但把它们作为对马汉的总体定性，是另一种简化。马汉在同一部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十七、十八世纪荷兰共和国的海权——而那是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且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非典型欧洲」的政治体。他还讨论了俄国的彼得大帝如何把一个内陆帝国改造为海洋帝国，瑞典的卡罗吕斯如何建立短命的波罗的海帝国。这些讨论指向一个比「白人优越论」更复杂的命题：海洋取向是一种可以通过国家政策、地理工程、政治制度设计而被创造出来的政治能力，而非某种种族天赋。把马汉简化为白人优越论者，等于反过来用一种本质主义读解他批判的本质主义。

误读之四：「扩张主义圣经」。 这是马汉在德意志第二帝国被使用的方式，也是后来在美国国内被左翼和孤立主义传统反复批判的方式。马汉确实写过类似「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对一个伟大国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话，但他具体所说的「积极进取」在不同语境下有截然不同的指向：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他指的是英国如何通过海上优势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全球秩序；在《美国现在对外政策中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1910）中，他指的是美国应当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保持稳定的海上存在，而非领土扩张。马汉与同时代的主流扩张主义者（比如亨利·卡伯·洛奇、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之间的差异，被这一误读完全抹平了。

误读之五：「冷战工具」。 这是冷战期间美国海军学院、海军分析中心、兰德公司一系列战略报告的产物。冷战战略家——尤其是那些提出「前沿部署」「制海权对抗苏联」概念的人——在 1950 年代之后大量引用马汉，把他塑造为一个「海洋民主国家对抗陆上极权国家」的原型理论家。这一塑造有其历史原因：冷战本身需要历史叙事来支撑其全球部署的正当性，而马汉关于「海洋自由对陆上专制的优越性」的话语确实可以被这样使用。但冷战框架下使用的马汉，已经是一个被严重剪裁过的版本。马汉本人对「民主 vs 专制」的二分法并不感冒，他对政体类型的关心远远低于他对政体与海洋取向之间关系的关心。冷战版本把马汉改造成了一个自由国际主义者，而马汉自己其实更接近一个保守制度主义者。

误读之六：「中国威胁论依据」。 这是最晚出现、也最具当下政治性的一种误读。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部分中文评论（无论立场如何）开始把马汉的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上：一种使用方式是把马汉作为「中国崛起论」的理论支撑，认为中国注定要走向海洋；另一种使用方式是把马汉作为「中国威胁论」的西方源头，认为西方用马汉来论证必须遏制中国。这两种使用方式都假设马汉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崛起—制海权」模型，而中国或美国只是模型的不同执行者。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马汉的全部分析都是建立在具体的国家处境之上的，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分析指向的是不同的政治路径。把马汉当作一个脱离具体历史处境的「模型」来使用，本身就已经偏离了他写作时最基本的学术纪律。

把这六种误读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结构：每一个误读都从马汉的文本中抽取出某个他认为重要的命题，然后把这个命题孤立化、去语境化、普遍化。当一个原本需要历史分析才能使用的概念被普遍化为「模型」或「主义」时，它就丧失了对具体政治体的诊断能力。马汉文本的真正雄心，恰恰在于他对这种孤立化的拒绝。

四、海洋作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设施

马汉文本中被六种误读共同遮蔽的部分，是他对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这一概念所做的体系性重构。要理解这一重构，必须从他对「集中」「交通线」「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这三个核心概念的特定用法入手。

马汉意义上的「集中」，不是简单的兵力集结，而是「把分散于全球节点的海洋能力，按战略目的重新配置」的能力。这一概念的核心在 1892 年出版的《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中被展开：英国之所以能在 1793—1815 年长达二十二年的大革命战争中最终击败法国，不是因为它在任何单一时刻拥有比法国更多的舰船，而是因为它能把全球分散的海军基地、补给点、商船队、殖民地驻军，整合为一个可以根据战略需要而集中调用的体系。法国海军虽然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各有可观存在，却始终不能把这些分散力量转化为战略上的合力。马汉用「集中」一词命名这一能力时，他实际上是在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海洋不是战争的舞台，而是现代国家能力得以重新分配的基础设施。

交通线（lines of communication）是这一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马汉不是把交通线理解为军事后勤意义上的运输线，而是把它理解为现代国家与全球市场、与殖民地、与公民社会之间持续不断的物质交换通道。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七章中详细讨论了十七世纪英国如何通过《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将原本分散的私人航运整合为一套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运输体系。这套体系不仅把货物从殖民地运回本土，还把殖民地居民、原材料、信贷、情报、移民整合进一个跨大西洋的政治经济体。失去对这一交通线的控制，意味着国家在战时丧失补给，在平时丧失税收，在长期丧失维系公民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这就把海战从一个军事问题改写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谁掌握了海洋，谁就掌握了现代国家赖以成立的物质循环。

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是马汉理论中争议最大、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马汉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反复强调，「海洋取向」（maritime character）不是一个民族的天赋，而是可以通过法律、税收、教育、贸易政策、移民政策等具体制度设计被培育出来的政治能力。他在《美国现在对外政策中的利益》中对美国国内那些反对海外参与的孤立主义者提出反驳：孤立主义不是一种保守的审慎，而是一种政治能力的丧失。一个不能在全球交通线上有所作为的共和国，最终会丧失维系其公民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和国际声望，从而在内部也无法维系其共和政体。这一论点后来被冷战时期的自由国际主义者拿来使用，但马汉原本的意思远比这复杂：他关心的不是美国要不要「领导世界」，而是一个现代共和国如何在不成为帝国的情况下，维系其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连接。

把这三个概念放在一起看，马汉的真正命题就清楚了：制海权不是一种军事优势，而是一种政治能力的集中表达。一个国家能否在全球交通线上稳定维持其政治经济的运行，能否把分散的能力整合为可调用的集中力量，能否在公民社会中持续培育出与海洋取向相匹配的制度、法律与习惯——这些共同构成了制海权的真正内容。当代读者熟悉的「谁能打赢海战」这一框架，其实只是这一更深层政治问题的一个表征。

把这六个误读逐一拆开之后，可以看清一个共同点：每一个误读都把马汉从「体系性思考者」降格为「某一种特定政策口号的提供者」。马汉主义把他降格为扩张主义者；海权决定论把他降格为地理决定论者；白人优越论把他降格为种族主义者；扩张主义圣经把他降格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冷战工具把他降格为自由国际主义者；中国威胁论依据把他降格为现实政治预言家。每一个降格都让马汉变得更容易被引用、被反对、被站台、被消费，但同时也让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工作变得不再可见。

本章要恢复的，正是这一被遮蔽的工作。马汉真正在做的事情，是把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海战史重新解读为一个关于「现代政治秩序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文本。他问的不是「英国为什么赢了」，而是「为什么现代国家需要海洋才能成立」。这个问题的当代相关性，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海上优势的延续、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加速、欧洲内部关于「战略自主」的争论、印度洋上中美博弈的加剧，到北极航道开通对全球贸易路线的潜在重组，都没有任何减损。

五、带着这些问题进入马汉

前面四个小节已经勾勒了本章的核心论点。在进入下一章——回到马汉本人的成长轨迹与文本生成过程——之前，有必要先为读者提供一个「问题清单」。这个清单不是要给出答案，而是要让读者带着具体问题进入重读，而不是带着既有的扁平标签。

第一个问题：马汉写作时具体面对的政治体是哪些？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不是英帝国，也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更不是日本帝国。他为美国海军学院讲课、面向美国读者写作，却选择了 1660—1783 年的欧洲战例作为材料。这种跨越大西洋、跨越两个世纪的取材，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政治判断：他要论证的不是美国可以复制英国，而是美国必须理解英国所走过的路，从而为美国选择自己的路径提供历史参照。把马汉简单读作「美国扩张主义圣经」的人，往往跳过这一历史语境。

第二个问题：制海权在他那里究竟是一个军事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概念？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英文标题用的是 *sea power*，不是 *command of the sea*。但他在正文里反复使用的，是「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的具体能力。从标题到正文的这一术语滑动，提示了马汉真正要做的事：把一个通常被理解为军事能力的东西，重新概念化为一种政治能力。

第三个问题：交通线在他那里是补给线，还是政治经济的物质循环？ 这两个理解不是互斥的，但侧重截然不同。把交通线理解为补给线，会让马汉变成一个军事战略家；把交通线理解为政治经济的物质循环，会让马汉变成一个政治哲学家。这两种读法在马汉自己的文本中都有支撑，但权重不同。

第四个问题：他对殖民地与种族问题的处理，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一个需要被承认的盲点？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回避它会让马汉被理想化；把它当成核心又会遮蔽他真正的体系性贡献。一个负责任的重读，必须同时处理这两面。

第五个问题：他对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取向」的强调，是种族本质主义的表述，还是对一种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被培育出来的政治能力的描述？ 这两个解释不是非此即彼的。马汉文本中两者并存，他的具体表述在不同的段落、不同语境下指向不同含义。这正是为什么对他的引用必须回到原文语境，而不是从二手文献中去抓取标语。

第六个问题：他的「集中」概念究竟在反对什么？ 它表面上在反对「分散使用海军力量」的军事错误，但更深层它在反对的是「把海洋视为国家之间相互隔绝的空间」这一传统政治观念。马汉的「集中」是对全球互联的政治体的命名。

带着这六个问题进入下一章，读者就不会把马汉当成一个历史博物馆里的展品，也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被随意征用的当代论辩工具。下一章要做的事，是回到这位思想家本身的成长轨迹：他何以从一位被海军忽视的阅读者，转变为改写世界海军战略的作者；他的文本究竟是在怎样的学术与制度环境中生成的；以及他的核心命题——海洋是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设施——在他后来的几部著作中是如何被展开、被修正、被他自己反复追问的。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三组历史场景（1890 年纽波特与波士顿的出版时刻、1894 年柏林威廉二世的接见、1905 年对马海峡三笠号上的战前朗读）证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直接塑造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军扩建、日本帝国的海战规划与美国的全球大战略。这种改写历史轨迹的强度，恰恰是后来百年间各种扁平化误读得以扎根的温床。

随后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六种典型误读——「马汉主义」「海权决定论」「白人优越论」「扩张主义圣经」「冷战工具」「中国威胁论依据」——并指出这六种误读共同的结构性缺陷：它们都把马汉的体系性思考降格为某一种特定政策口号，从而让马汉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工作变得不再可见。

本章最后提出本书的核心论点：马汉的真正贡献不是「谁能打赢海战」，而是「为什么海洋是现代国家政治秩序得以成立的基础设施」。这一论点